家族组织和亲属制度的发展带来了更多义务，必须听从长辈对自己婚姻的安排，在纠纷和对抗中必须为亲属提供援助，举办宴席时必须邀请他们，他们收割或盖房子缺人手时必须帮忙，成年礼、婚礼、生育、死亡等人生重大节点的仪式必须参加、帮忙操办或赠送礼物，他们生病或挨饿时必须接济，他们的孩子不幸沦为孤儿时必须收养，如果是被谋杀的必须为他们复仇，有生意或工作机会时须优先考虑他们，如果你特别富有，或掌握某些专业知识，或身居权位，他们来求助时必须提供帮助……
对神灵的信仰将许多私事变成了集体事务，因为人们相信冒犯神灵所惹来的灾祸会降临到整个群体头上，而冒犯神灵的事情是那么多，吃某些食物、和异性同胞说话、不割包皮、不按规定程序处理亲人遗体、不在规定日子斋戒、屠宰牲畜的方法不对、摆出某些手势、说出某些话……
以恩主—门客关系或庇护—效忠关系为基础的专业武装组织是义务的另一大来源，恩主/领主要让门客/附庸有肉吃、有酒喝，最好还要娶上老婆，要保护他们不被别人欺负，门客要服从恩主命令，舍命执行任务，附庸要维持自己的武力和装备，随时响应领主召唤，参加他发动或卷入的战争，替他决斗，在婚姻、继承和财产分割等事情上征得领主同意；反过来，领主也须在这些事情上取得附庸谅解，因为这些安排都会影响双方履行义务的能力。
集体组织的发展，使得传统社会的个人生活中充斥着义务。狩猎或战斗伙伴召唤时必须加入他们的队伍；猎手将猎获物扛回村子时必须按习俗分给众人；丈夫必须为妻子和孩子们带去肉食；长辈必须教育和管束晚辈；晚辈必须服从管束；狩猎或放牧路线、转移牧场或开始播种的时间，必须遵从集体决定；战友或猎友受伤时必须将他们抬回家，照料他们，他们要是死了，就必须照顾其妻儿……
这种种义务，极大束缚了个人的自由行动空间，让他们在许多重要事情上的选择变得极为有限，而他们之所以不得不接受这些束缚，无非是因为世界过于险恶，陌生人太难相信，必须与一些人紧紧抱团才能取得安全与信任，这种紧密而持久的强结合关系自然会要求他们相互承担许多义务。
有了这样的生理与心理基础，人类的集体化组织就变得潜力无穷。从狩猎团队到战斗团队，从宗族到部落，从年龄组到僧侣团，从修道院到集体农庄，从步兵方阵到骑兵冲锋队，从广场舞到巨型团体操，从节庆狂欢到街头抗议，这些集体活动和组织，尽管目标和功能各有不同，也不乏现实利益的考虑，但或多或少都借助了蜂巢开关，后者为解决群体合作中的搭便车难题创造了机会。
不过，在社会大型化的历史中，义务和集体性并非线性增长，而是经历了一个松紧起伏的曲折过程。在不足百人的游团中，安全和信任更多地靠相互熟识、非常近的血缘和错综复杂的亲属关系来保证，较少由集体强加的义务，而且狩猎采集游团普遍奉行原始平等主义，因而缺乏必要的组织机制向个人强加义务，此时的集体性主要是一种由自然亲情和明显的日常合作需要（或许借助了蜂巢开关）所激发的自发性集体主义。
这一策略成功实施的关键是抑制团队成员的恐惧，而这正是催产素的效果之一。在哺乳动物中，这种激素被用于激发母爱，促使其哺育幼仔，在人类也被用于触发对性伴侣的依恋和信赖，或许正是我们祖先狮口夺食的需要，又赋予了它抑制恐惧、舒缓焦虑和阻断痛觉的功能，并且让身体能够被音乐和舞蹈等特定类型的节律性活动所激发而大量分泌这种激素。
从数百人到上千人，部落的规模大大超出了熟人社会，需要更多组织和制度安排来约束其成员，提高群体的凝聚力和忠诚度，以追求共同目标。正是在缔造部落的过程中，禁忌和仪式变得繁多而严格，家长和长老的权威得到提升，长老会议获得处理公共事务和决定集体行动的权力，成人礼和年龄组被用来训练战士和组织战斗团队，氏族间通婚关系被改造得更为均衡对称、井然有序，以成为凝聚部落的更有效黏结剂……
人类的身体装饰（特别是头部装饰）也可起类似作用，有时仅仅将一件斗篷高高挑起便可吓阻对手。夸大体型的一种奇妙方法，是让一群人紧密排列，行动协调一致得像单一个体一样，同时发出响亮而节奏整齐的声音——许多部落社会的战舞正是如此，它让一个狩猎团队看上去像一个巨大怪物，吼叫着踏步向对手迫近。
部落，以及酋邦和城邦等早期形态的国家，都是强共同体，其成员不仅要消极的遵守规范和服从集体安排，还被要求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所有成年男子都是战士，每次集体行动都是全体动员，任何战争都会将每个家庭卷入其中；同时，每个家庭和个体的利益和机会都会得到照顾，在集体议事中都有发言权，无论通过直接民主还是由家长所代表。这样的共同体更像是参与生存竞争的单位，而不是展开生存竞争的舞台。
进化音乐学家约瑟夫·乔丹尼亚（Joseph Jordania）认为，蜂巢开关的起源与早期人类的捕猎方式有关，最初来到草原的人类祖先可能不是直接猎杀动物，而是从其他食肉或食腐动物口中夺食。吓退野兽的一种常用方法是夸大体型，因为动物在遭遇对手时决定进攻还是逃跑的主要指标便是体型，有些动物的鬃毛、气囊、凤冠都是派这用场的，进入战斗状态时竖起或膨胀这些器官会让身体看起来比实际大很多。
然而，更成熟形态的广域国家改变了这一点，广域国家的安全和秩序由掌握权力的专业武士集团维护，公共事务由政府机构处理，平民只需缴纳贡赋或租税，免除了大量集体义务，同时也被剥夺了参与这些事务的机会；这样，武士集团成了更加紧密的小集体，而平民的集体主义则退缩回了家族和地方社区的界线之内。
看起来，人类心理系统已经获得了一个十分专门的适应器，让我们在某些条件下（比如通过大量分泌催产素）强行压制自利动机，进入一种痴醉、恍惚、忘我的状态，像蜂巢中的工蜂那样全身心地服务于集体目标。许多集体娱乐、宗教布道、军事化训练和励志式营销正是利用了这个蜂巢开关才取得神奇的效果，有人甚至会借助药物来打开开关。
大型帝国的出现加剧了这一趋势，帝国更加依赖由财政供养的文职官僚系统和从平民中招募的军队来实施统治，对于这些人，打仗和公务只是谋生的职业，而不是他们作为共同体成员的义务。与此同时，由于国家很大程度上遏制了地方群体之间的冲突，因而家族和地方社区对其成员的束缚也放松了，而且国家垄断暴力和司法权的倾向也将削弱这些小共同体执行规范的能力，在部落和城邦，规范偏离者可能被惩罚、驱逐、杀死，而在广域国家的地方社区，他们更可能只是被非议和孤立。
用社会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的话说，人类头脑里似乎有一个蜂巢开关（hive switch），一旦被打开，就会立即像蜂巢中的工蜂那样丧失自我，无私、执着甚至狂热的服务于集体目标，被同一个外部刺激同时打开蜂巢开关的一群人，哪怕是陌生人，也会着魔般地突然变得无比友爱团结、步调一致、激情高涨。
假如国家创造的和平与秩序持续得足够长久，（我在本书第二部分中讨论的）各种促成人口与资源流动的文化和制度设施便会发育起来，于是地方小共同体施加于个人的束缚就会被继续拉松，因为高度流动性的市场社会让个人有了更多选择。
不过，假如对协调和纪律的要求仅限于此，人类恐怕不会如我们所见到的具有这么强的集体性，不会为节奏强烈的进行曲和正步方阵热血沸腾，不会如痴如醉地在迪斯科舞厅集体蹦跳，在音乐会上热泪满面地挥舞荧光棒齐声歌唱，顶着烈日在足球场掀起阵阵人浪和欢潮，冒着弹雨列队向敌阵踏步行进……
掌握一门通用语，可以让他敢于在该语言通行的广大地域内旅行和选择交往对象，便利的交通不仅让普通人也能负担得起长途旅行，而且可以降低出门和移居之前的顾虑，因为一次错误决定的代价不再那么致命，便利的通信也有同样效果，假如在旅途上和客居地能与家乡保持联络，他就更敢跨出家门，通信也能让尚未离家者从同乡那里得知远方的机会，将外面花花世界的诱惑传进村庄。
团队狩猎需要高度的协调和纪律，并且压制（无论是自我克制还是权威压制）团队成员的私心，如果像黑猩猩抓捕猴子那样，奉行“谁得手就归谁的”的游戏规则，精心策划的计谋和圈套便无法实施，虽然一群黑猩猩各自把守一棵树枝的行动（这无须指挥，因为尚无人把守的树枝是明显的逃路）的集合效果有时恰好让猴子无路可逃，但这种程度的协调对于人类的专业狩猎是远远不够的（狩猎对黑猩猩只是副业）。
对于没有大笔财产的人，劳动市场是摆脱传统义务的最佳机会，向一位雇主出租劳力，再以工资收入换来所有生活条件，极大简化了社会关系。不像农民，必须处理与四邻的关系。和地主或领主或他们的代理人打交道。应付税务官。农忙时相互帮忙或雇佣短工。设法将剩余产品弄到市场上卖掉。为在附近树林里采薪伐木放猪而征得他人同意。为社区修路办学祭祀节宴出钱出力。与乡邻商量抗灾防盗……
人类的集体性可能源自狩猎大型动物的需要，大型猎物既要求在狩猎时更紧密、更大规模的合作，也让分享肉食成为更有效率的安排。对于黑猩猩，髯猴已经是非常大的猎物了，但人类走出森林来到草原之后，面对的是比自己体型大许多倍的猎物，往往一头可提供数百公斤肉食，猛犸象更可一次提供数吨肉食。与同以这些猎物为食的食肉动物相比，人类猎手在生理上几乎没有优势（唯一例外是长跑能力），狩猎能力更多依靠团队合作，长途追逐、围捕、设陷围堵、向绝境驱赶等常用方法，都需要团队合作。
仅靠工资的生活要行得通，还需要一个成熟的消费品市场，就近花钱便可买到各种生活所需，否则雇工就只能作为一种副业在离家不远的地方从事。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有个大前提：起码的治安和司法保障，只有当人们对陌生世界抱有足够安全感时才会出来寻找机会，否则他们宁可承受传统社会的沉重义务，以换取安全与信任。
人类的食物分享方式则完全不同，无论由猎获者本人还是由群体内权威人物实施，猎获物的分享都遵循着特定的规范，分享活动被视为一种集体安排而非基于两两关系或一时算计。除了食物分享，人类的狩猎、战争、迁移、聚宴、节庆、舞蹈、丰产巫术、神灵祭祀，都是有组织的集体事务，几乎充斥生活的所有方面。
从国家创造的和平秩序到法治保障下的自由市场，将个体从部落、家族和村社的集体主义中解放了出来，令其重返生活舞台的中心，成为首要的行动主体，而扩大后的共同体则成了竞技场而非参赛者，人类天性中个人主义的一面重新有了充分施展的机会，我们这个物种总算逃脱了沦为另一种蜜蜂或裸鼹的命运。
从基于自利的合作互惠关系到要求个人服从集体决定，为集体而牺牲自我利益的集体主义，经历了漫长的进化过程。最初的互惠关系只存在于两两之间，灵长类学家在贡贝保护区记录了一次黑猩猩的食物分享事件：雄一号麦克抓到一只20公斤的髯猴，在接下去的9个小时里，在场的17只黑猩猩轮番向他乞讨，在总共40次乞求中，麦克给出了大小不同的19块肉，其中较大块的又成为下一轮乞讨和分赠的目标，乞求是否成功完全取决于双方关系，其间伴随着不少威胁和争抢，最终有13只黑猩猩分到了肉。[8]
和黑猩猩不同，我们重新获得的独立性并不意味着我们无须依靠他人，正相反，在市场中，我们几乎在每件事情上都依靠他人。重要的是，在什么事情上依靠谁，如今由个人自主决定，并且随时可以改变主意，选择吃哪家馆子、看哪个频道、读谁的书、做谁的粉丝、给谁打工、跟谁结婚、与谁为邻、和谁共事。
幸好，这几步还没有跨出。
和黑猩猩不同，我们的个人主义并不意味着个人不再对他人承担义务，尽管多数传统义务已经解除，但余下的变得更强了；比如在人际交往和公共场合的举止方面，现代社会对其成员施加了更严格的规范，如何与人保持适当距离，不表现出过度好奇心，不给人添麻烦，避免冒犯他人，不制造敌意和紧张。在熟人社会，大家知根知底，而且共享着一套习俗，所以这些很自然可以做到，但在流动性社会，由于文化背景不同，你不容易知道什么距离是适当的，何种举动会冒犯对方或产生敌意，因而需要更多的审慎与克制。
人类却是货真价实的社会性动物，而且在社会性的进化道路上已走得很远，我们有两性分工、双亲合作抚养孩子、亲属相互照顾孩子、兄弟姐妹亲情、多代同堂的家族组织、姻亲关系、家长权威、近亲间的互助和复仇义务、食物分享习惯、层级化的政治结构、权力等级、政治与道德共同体、职业分工，还有弟弟们留在家里帮助哥哥的所谓一妻多夫制家庭，以及类似于蚂蚁饲养蚜虫的奴役制度，甚至通过阉割将一些个体变成职虫的阉奴制度，再多跨出几步，我们就符合威尔逊为判别真社会性（eusociality）所设定的全部标准了。
现代社会在诚实、遵守承诺和守规矩方面也对个人提出了更高要求，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有关守时的规范，约会、预约、日程安排、工作流程、截止期，这些东西都是流动性社会中高度独立的个体之间为让分工合作得以进行而创造出来的，在人们天天见面、有大量时间混在一起的熟人社会是根本不需要的。
很多群居或成群出没的动物其实都没有多少社会性，看似协调一致的集体行动只不过是简单自利行为的集合效果，比如鱼群、鸟群或牛群的有序运动中，个体只需遵循几条规则——1.尽量靠近行进中的其他同类（这样至少从它们那个方向过来的捕食者会优先挑中它们）；2.如果已经有一集群，尽量往集群中央靠（被一群替罪羊围着最安全）；3.和身边其他个体保持适当距离以免撞上；4.跟随前方个体的运动方向——蔚为壮观的群舞便自发产生了，没有领导与服从，没有合作，更没有集体目标，只有自利。
更进一步说，市场让个人变得更独立、更自由，但支撑市场制度的宪政法治不是自动存续的，它需要人们努力去维护，市场社会虽然是弱共同体，但仍然是一个共同体，并且时刻面临着外部和内部的威胁，需要其成员履行维护它的义务：应召出席陪审团，以免对正义的阐释被垄断在一小撮专家手里；积极参与地方公共事务，以免地方自治丧失根基；积极履行自卫权和参与邻里守望，以免过度依赖国家权力的保护；对政府侵蚀个人自由、走向专制的任何细微苗头保持警惕并随时予以反击；积极参加民兵组织，以免真正需要抵抗时却发现毫无还手之力；还有一项虽很遥远却最为沉重的终极义务：必要时为共同体去打仗，为它去死。
黑猩猩是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者，虽然他们也是社会性的群居动物，但群体对个体行动没有多少约束力，除了母亲对孩子的照顾，它们从不对其他个体承担义务，合作与服从关系都是高度机会主义的，完全基于即时功利算计，没有强利他行为，没有长期伙伴关系，没有基于正义感的规范执行，只有一对一的报复。
虽然人类已摆脱了蜜蜂的命运，但这或许只是一时的幸运，并没有永久性的担保，就在过去一百多年里，我们已经历了一轮集体主义的回潮，借现代传媒之利，部落情感在民族国家的规模上得以复活，经过数十年血战才被遏制，但只要我们的蜂巢开关还在，就没人能保证它不会卷土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