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市场分工中，中间产品的生产者是自负盈亏的独立企业，有着自己的商业模式，出于可持续经营的考虑，他们倾向于避免将自己的产品与特定的最终用途过度绑定；而同时，他们又要尽可能满足各种差异化的需求，两相权衡加上行业内协调的结果，往往是由一套离散化规格参数限定的标准系列。
一旦某种商品的流通形成规模，容易买到，人们就会为它找出新用途。纸张最初用于书写，当它普及之后，转而被用于裱糊、衬垫、包装、贴窗、扎制玩具和明器。假如零星的移用成为常规，具备规模，它们就会针对不同用途发生特化，比如从最初的纸张辐射进化出信签纸、印刷纸、包装纸、墙纸、油纸、皱彩纸。
通过标准化，将规格变化限制在少数型号之内，可实现组件生产的规模经济，而标准化组件的规模化供给，极大便利了新产品的开发，大量采用标准化组件，可免除众多设计与制造负担，让制造者专注于自己所面对的特有问题，特别是在原型开发和小规模试制阶段，这尤为必要。
最初从成品生产中分离出来的是一些基础材料，冶炼或提炼者将金属块、桐油、生漆、颜料等卖给各种器具制造者；随着纺织品市场扩大，纺纱、织布、染色、缝纫、刺绣等环节发生分离，因为每个阶段的半成品都有不同用途：同样的纱线用不同织法可织成不同花样的布，染成不同颜色，可以先染再织，也可先织再染，同样的布可缝制成不同款式衣服，刺上不同图案。
从产业生态的角度看，标准组件和接口规范的出现，进一步降低了分工合作链条上各环节之间的耦合度，使得复杂产品和工艺在其结构的每个层次上都容易被局部替换。这样，当任何层次上出现重大创新时，新元素便可突破产品和行业边界，横跨整棵技术进化树而广泛传播。
这一改变意义深远，他让设计者在面临类似问题时不需要一次次重新发明轮子。在生物界，重新发明轮子被称为趋同进化，十分普遍，眼睛被发明了几十次，翅膀至少四次，回声定位系统十几次，毒液更是无数次，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分子层面上，蛋白酶的催化三联体（catalytic triad）被重新发明了至少二十次。
正如我们在工业史中所看到，短短数十年间，蒸汽机在绝大多数交通应用中被内燃机取代。在工厂应用中被电动机取代；水泥取代砖石，液晶屏取代阴极射线管，LED取代氖气灯，锂电池取代镍氢电池，所用时间都更短，渗透范围更加广泛。这样的替换若发生在生物界，就相当于在鹦鹉羽毛中植入叶绿体，给松鼠装上麻雀翅膀，为蜥蜴换上兔子心脏，为马换上鸟肺。
市场分工让生产者能够在技术演化树的两个遥远分支之间横向挪用组件，就像把麻雀的翅膀挪来装在松鼠身上，不必同时掌握有关该组件制造的任何知识，他也不必考虑制造这个组件有多难，需要投入多少人工，材料有多稀罕，凑齐它们有多麻烦，制成后运到他这儿要费多少周折……所有这些信息中他所关心的部分都包含在价格信号里。
同样的情况也存在于业务链中，通过合约承包关系，经营一门生意所涉及的各业务环节可以由一条松耦合的合作链条组织在一起，餐馆可以把洗碗工作外包出去，甚至把整个后厨包给厨师团队，制造企业可以把物流仓储外包给专业公司，会计、广告、法律事务、呼叫中心、保修业务、员工招聘，都可以外包。
鱼叉后面那根绳子如果是用肌腱做的，他可能会调整绳子长度、纤维粗细、股数、搓制方法等参数，但他极不可能把它换成麻绳，因为处理麻纤维和制作麻绳的一整套工艺需要从头学起，工具也要重新制备；当然更不可能换成尼龙绳，因为那样他就需要从头建立一套石油化工，但是假如存在市场，能买到各种绳子，这样的替换就很容易发生。
这些专业服务的存在，大大方便了新企业的创办，同时，模块化的松耦合结构也让各模块可以独立替换或升级，比如当物流公司引入新的自动化仓储系统时，他们的全部外包客户的物流业务就都升级了，而且除了可感知的价格与效率变化之外，升级过程对客户完全透明，就像加工链条上某个中间品制造商的工艺改进对成品制造商透明一样。
此类改进受制于个体的认知局限。因为没有分工，当产品过于复杂时，生产者无法掌握整套工艺和技能，甚至无法凑齐全部材料和工具；另一个问题是，这种演变方式（和生物进化一样）会出现路径锁入，由于生产者积累的所有经验和技能都高度特化于当前工艺，因而他做出的每次改进都是从当前工艺出发的小步游走，而不会是大步跳跃，否则就会掉进他的知识盲区。
松耦合的另一个好处是：当一个结构（产品、组织、商业模式）被市场淘汰时，其构成元素（材料、组件、工艺、知识、设计元素）不会全部随之一起消亡；相反，一个生物物种的灭绝则会将数十万年积累的新元素全部抹去。煤油灯被电灯取代后，煤油工业虽规模缩减，但并未消失，胶卷相机消亡后，镜头快门等部件仍得以延续，未来假如报纸不复存在，新闻编辑的技能和职业传统仍可在新媒体派上用场，这一特点让文化系统比生物系统更具可积累性，一个元素在丧失其全部用途之前，不会从文化基因库里消失。
没有市场，文化进化也会发生，比如器物的制作会在观察模仿过程中得到改进，或随用途不同而被改造，有时会变得更复杂。把匕首装在木棍上可得到一根矛，将矛头换成带倒刺的骨刀就成了一把鱼叉，在叉尾系上根长绳便是投掷型鱼叉，将矛头改成活动型的，让它在刺入鱼身后发生扭转——每一步改变都让鱼叉变得更复杂了，因纽特人的鱼叉常有七八个部件组成。
市场不仅是产品与服务的进化环境，也是企业结构的进化环境。起初，企业在业主的财力限度内直接经受盈亏法则的选择，盈利者生存、壮大、被模仿，持续亏损者倒闭；然而在有了信托、法人企业、股权、可流通股票等制度设施，进而形成资本市场之后，企业面临的是一种多阶段选择：创业者就其商业计划和团队能力经受初级投资者的选择，等企业初步成型之后，又以其经营表现和商业前景经受次级投资者的选择，最后，羽翼丰满的成熟企业才开始直接受盈亏法则的选择。
市场的出现是文化进化史上的头等大事，它引入了一条创造复杂结构的新途径，市场交易让众多生产者能够在没有集中计划、指挥和控制的情况下，自发组织成一个分工合作网络，生产出空前复杂的产品，而且每个产品都可以成为构造更复杂产品的工具或组件，正是沿着这条途径，人类创造出了像喷气客机、航空母舰、核电站、UNIX操作系统这样极度复杂的东西。
在企业结构的进化上，市场同样表现出其松耦合特征；吞并（但不消化掉）其他细胞来获得新的细胞器这样的事情（即内共生），生物界可能只发生过几次或十几次，经由逆转录而从其他物种那里获得遗传编码片段的事情，也只是偶尔发生，有机体的某个器官分化成独立物种（出芽生殖是另一码事，产生的还是同物种个体）则闻所未闻，近乎不可能，但企业间的并购、重组、分拆，却每天都在发生。
当相邻的若干城邦，通过通婚和联盟关系或霸权控制，建立起一定程度的和平秩序，贸易线路将作为消费和生产中心的各城邦连接起来，一个区域性市场便形成了。地区间贸易最初由一些关键资源（盐、黑曜石、铜、锡……）的分布不均衡推动，继而由权势阶层对武器、工具和奢侈品的需求推动，最后，当面向贸易的生产长期持续，各地在不同商品生产上积累的知识、技能和组织经验出现分化，于是比较优势成为推动贸易的主要力量。
如上所述，市场是由一系列制度元素构成的人工环境，产品和企业在其中经受选择，经由分化与组合而进化。不过，当市场达到一定的广度，跨越众多制度各不相同的国家时，它反过来也会经受企业的选择，那些能够为企业创造更适宜的局部环境的国家，将吸引或孕育更多、更优秀的企业；反之则会赶跑或抑制企业。假如企业的兴旺与共同体本身的竞争优势密切关联，那么这一选择机制便会导致市场制度的持续改进。
早期国家的兴起伴随着众多专业化分工。首先是武士，他们专以战争为业，武士的专业化有时以游动部落征服定居部落的方式发生；继而，当大酋长或小国王们积聚起财富，便开始供养厨师、酿酒师和裁缝，雇佣工匠为其制造武器和奢侈品，修建车船与宫室，赞助说唱艺人，控制原料产地和贸易路线，庇护工商业者。
但这些条件并不容易满足。首先，运输与通信成本越高，企业对地理位置就越敏感，因而越难为寻找适宜制度而搬迁，假如跨国贸易和可能搬迁的企业都太少，就难以对制度改良构成激励，这正是古代多数时期的情况；其次，这里存在一对矛盾，如果国家很大，那就很少有贸易能够跨越多国，但如果小国林立且征战不休，远途贸易就很难得到安全保障，沿途的重重壁垒和关卡将带来高昂交易成本，足以将多数贸易扼杀于摇篮。
通过战争抓俘虏来吃，在人类历史上并不鲜见，黑猩猩偶尔也会从同类雌性怀里抢夺幼仔并吃掉，开始定居生活后，将俘虏变成奴隶的做法十分普遍，如果男性奴隶被用来做家务，还可能被阉割；战争中处于弱势的部落可能向强势部落纳贡以换取生存，有时强弱部落之间会形成一种女性单向流动的婚姻安排，其实就是用性资源纳贡。
较为理想的是林立小国之间由条约或霸权维持大致的和平秩序，许多古代文明繁荣期——苏美尔、希腊城邦、先秦华夏、玛雅、墨西哥高原——都符合这一模式；但这种均势通常都十分脆弱，条约联盟很容易被内部纷争撕裂，或因其中一强崛起而合并，或因外强介入而打破均势。
凝聚部落的需要让长老和家长们获得了更多权威，有时这会上升为高度压制性的老人政治，此时老人们便利用权力为自己谋利，首先是控制家族财富，然后凭借财力娶尽可能多的妻子。在较为极端的案例中，这些部落的男性40岁之前基本没有娶妻的可能，考虑到他们的寿命，这实际上剥夺了大部分男性结婚生育的机会。
中世纪后期欧洲的繁荣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大批自由城市的独立存在，而这又是因为欧洲在政治上分裂，君主们之所以容许城市自治，是因为若不然，工商业者就会逃走，带走他们的税源，当这些自由城市联合起来一致行动时——比如14—17世纪的汉萨同盟——他们在捍卫自治权和迫使各国降低关税壁垒、接受亲商制度方面就尤为有效。
狩猎采集游团大致局限于辐射进化，群体内部虽有合作，却没多少专业分工（除了性别分工）；部落社会出现了更多分工与控制结构。在简单社会，巫术咒语是人人都会的生活技能，而随着巫术、仪式、传说、习俗等知识系统变得日益复杂，巫师和祭司成为专门职业，有些农牧混业社会有专业的牧羊人，纺织和陶器制作则往往伴随着群体间贸易。
然而在古代其他地区，区域统一市场的形成往往伴随着集权帝国的兴起，因为有利于统一市场的条件——交通、通信、通用语、共同宗教、文化同质性——也都有利于创建帝国，而一旦帝国建成，权力之手便开始向私人领域伸去，对私人企业的压榨和对工商业的垄断控制不断强化，支撑市场的制度则逐渐僵化、腐化和退化。
人类进化史的神奇之处在于，创造多样性和复杂性的所有这三条途径——平行的辐射分化、剥削性的捕食与寄生关系、基于分工合作的互惠共生——全都在单一物种内部出现过，甚至还零星出现了一些向真社会性发展的苗头。然而，最终将文明与社会的复杂性推向极致的，则是另一条全新的进化途径。
形成制度竞争的另一个条件同样困难，企业兴衰和迁移若要对制度构成选择压力，需要经济繁荣能够转变为国家竞争力。这看似理所当然，实则非常可疑。历史上，经济繁荣并不能保证军事优势和国家安全，繁荣的定居文明被蛮族征服或摧毁的事情屡屡发生。
有时这种结构性关系会发展得非常紧密、特化和排他，比如考拉只吃桉树叶，有些虱子只寄生在人类毛发中，有些微生物只在牛胃里与牛互惠共生。当互惠共生关系的紧密程度达到共享同一条遗传通道时，共生各方便“合众为一”，成为一个新的有机体了，由内共生创造的真核细胞，由同源细胞聚团共生、功能分化而产生的多细胞生物，以及品级分化、后虫专事繁殖的真社会性昆虫巢群，皆循此路径进化而来。
长期和平会削弱国民的战斗力，为便于统治，国家会刻意压制民间的武力和尚武传统，统治者在想出办法牢牢控制军队之前，也不希望军队变得过于强大，定居国家实施全面防御的难度和开销，都远远超出择机而动的劫掠和突袭；而且经济繁荣不一定能为国家安全提供稳固的财政基础，税源可能被人口压力挤干，也可能被官僚系统消耗，或用于满足个人野心，或耗费在各种铺张工程上。
但辐射进化只能带来横向的多样性，而不是结构上的复杂性，后者只有当生存策略上的分化和地理上的共处同时存在时才会发生。假如生活在一个大湖里，本属同一物种的一群鱼，其中一些开始以另一些为食，或体型缩小后寄生在其他鱼身上，或以为其他鱼清理口腔为生，那么，捕食—被捕食、寄生、互惠共生等生态结构便出现了。
这种种原因，使得市场制度总是起伏跌宕、时好时坏，直到宪政法治在一些国家得到稳固，代议制和国债市场健全了财政体系，职业军人的荣誉感和国家忠诚变得可靠（因为宪政程序清除了私人效忠和军人干政的土壤），快捷通信强化了政府对军队的控制，重型武器装备提升了财力对军事优势的重要性……直到此时，企业和工商业活动才对制度构成持续的选择压力，令其不断改进并创造出支持市场的新元素。
专业化可以带来多样性，当一个物种散布到广大地域，进入千差万别的生态位，各种群发展出适应各自生态位的特性，便发生了辐射进化而成为不同物种。类似的，当人类走出东非草原，散布全球，适应各自生态位而发展出不同生计模式，同样经历了辐射进化；不同的是，人类的辐射进化主要表现在文化上，虽然环境也改变了遗传特性，而且文化差异也会经由鲍德温效应而内化，但种群间差异还没大到让他们成为不同物种。
最初在西欧各国之间展开的制度竞争，随西方势力的扩张而蔓延至全球，所到之处群起效仿，到19世纪，终于在大英帝国的主导下建立了全球市场。全球市场所创造的繁荣已有目共睹，但远非安然无恙，维持它的制度结构和全球秩序并没有自动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