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香烟其实并不适合用作货币，只有像监狱（或战后经济崩溃期间的德国）这种极端环境中才会被选中。历史上，能够凝聚起上述集体信念因而成为货币的媒介物，通常具备这样一些特性：适度且较稳定的稀缺性、良好的识别度、稳定的化学性质、充分的可分割性（当不完全可分割时，应有较细的颗粒度），黄金和白银因其独特的比重、色泽、硬度，适当的丰度，超级稳定的化学性质，而成了最为流行的自然货币。
一阶价值是货币形成的启动条件，就像发动机的点火器，一旦启动成功，就不再是必需的，监狱里的香烟即便发霉变质，仍可扮演货币角色；甚至可以设想，随着囚犯进进出出，吸烟的越来越少，最终所有囚犯都不吸烟，但香烟仍可能作为货币继续流通，此时香烟便脱离了与特定消费需求的关系，成为纯粹的货币；因为其产生过程是自发而非人工设计的，不妨称之为自然货币。
连续可分割性使得金银适合于任意比率和数额的交易，但也让计数变得麻烦，所以古代商人往往随身带着一部小称，这对普通人就太麻烦了，在这一点上，贝壳、珍珠、箭镞之类的离散型货币反倒更方便；解决这问题的办法是铸币，将连续量格式化成离散量；历史上的铸币者大多是君主和国家，因为其庞大的采购量能够让官方铸币渗透到整个市场体系，从而让大众熟悉并接受它。
正是“相信用它可以换来我想要的东西”这一集体信念，赋予了这些媒介以特殊地位，而人们以此信念为基础对它所做出的估价，被我称为二阶价值；这种集体信念会自我强化：越多人相信它，就会发生越多以之为媒介的交易，从而让更多人相信它，最终少数几种媒介脱颖而出，成为一个社会广为接受的货币。
除了铸币，国家的财政和司法系统也在确立特定货币的市场地位上起着重要作用，它可以某种货币作为计量单位来规定税率，要求纳税人用这种货币缴纳，并用它来偿付各种开销；司法系统也可用这种货币单位来规定各种侵权赔偿标准，罚金数额，以及在所有涉及财产性责任的诉讼中据以量化责任。
比如以香烟为媒介进行交易的监狱囚徒们，若其对此媒介的接受仅仅基于一阶价值，那么，只有吸烟者才会参与其中，因为一旦交易停止，留在不吸烟者手里的香烟就失去了价值；但实际上，只要以香烟为媒介的交易流行足够长时间，不吸烟者也很快会接受其为对价物，因为他们相信，用它可以换来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
国家在确立货币地位上的能力，使得它在一定限度内能够收取铸币税，由于铸币的便利性，并且大众对货币的接受度存在网络效应（越多人接受就越流行因而更多人接受），即便略微降低成色（令所含金属量低于面额），交易者仍会继续接受它，只要降低速度足够缓慢，国家便可持续获得铸币税，这实际上是官方铸币之市场地位的租金。
不过，商品货币未必是真正的货币，要从普通的交易媒介变成真正的货币，还需经历一次价值跃迁，即，促使人们接受这一媒介的动机，须从一阶价值跳升至二阶价值；所谓一阶价值，是指直接或原初的需要，假如卖方以此为理由接受一种媒介作为对价，那么即便此后他不再有机会用它换来其他物品，他也不会为当初那笔交易后悔。
货币的普及和货币经济的繁荣，极大促进了商业、贸易和借贷活动，这些活动进而催生了许多货币衍生物，其中一些衍生物甚至取代自然货币而成为主要的交易媒介，最终发展为新型货币。
这种充当交易媒介，被用来为待售物标价的物品，被称为商品货币（commodity money）。经验表明，每当出现旺盛的交易需求而又缺乏可用货币的场合，人们总是能创造出此类商品货币：谷物、牛羊、奶酪、盐块、茶砖、胡椒、布匹、羊皮、鱼干、可可豆、箭镞、斧头、北美殖民地的烟草、监狱里的香烟，只是其中少数例子。
在条件多样的现实交易中，常常难以做到即时钱货两清，出于资金周转、现金安全和风险控制等方面的考虑，双方可能会选择现金之外的替代支付方式，比如延期支付、异地支付、委托第三方支付、附带条件的支付等；此时，为有据可凭，付款人会开具诸如欠条、未来支付承诺或指令第三方支付的凭证或票据。
但是，假如存在这样一种物品，几乎每个人都对它有经常性的需求，而且其数量可任意分割，因而它会出现在每条可能的等优曲线中，这样一来，事情就简单多了，卖家只需标明待售物与这种物品的交换比率即可，而无须罗列一份长长的清单，尽管这么做理论上会错失一些交易机会，但重要的是，它让余下的机会在成本上变得可行了。
设想一群季节性工人为某农场主摘棉花，每天收工后，工人按工作量收到一张欠条，上面承诺两个月后付款若干，因为只有到那时，雇主才有足够现金支付工资；假如这样的事情频繁发生且规模甚大，农场主们可能会设计一种标准的、格式化的，甚至固定面额的欠条，那就是所谓的本票。
若要提高达成交易的机会，甲可以公布比上述更多的信息，比如：本人有一壶酒出售，可接受换取：一只鹅，或三只鸡，或10磅面粉，或120个鸡蛋……（这份清单所描绘的关系即为经济学家所称之等优曲线[2]），得到这一消息的其他人将其与自己的等优曲线比对，若匹配成功则发起交易。很明显，这一过程的信息交换成本和算法复杂度都非常高。
拿到本票的工人可能急于将其换成现金，因为在这两个月里有许多急迫开销需要应付；假如那位农场主的信誉足够好，附近镇上的饭店、酒馆、商店老板们可能乐意接受以这些票据付账，当然要打些折扣以补偿风险；同时，假如镇上有一些手头有现金的投机者，愿意折价收购这些票据，那对工人就更方便了。
物物交换之所以困难，是因为它需要交易双方按各自的价值排序，恰好都认为对方的待售物品比自己的更有价值，比如甲有一壶酒，并认为一只鹅比一壶酒更有价值，他必须碰到某个恰好拥有一只鹅并认为一壶酒比一只鹅更有价值的人，并且双方了解对方的意愿，交易才可能达成。
此类票据的采用，使得一些原本需要大笔现金的生意在没有足够现金的条件下也可以做了，因而同样数量的现金支撑了更多的生产与交易活动；但票据还可做得更多，假设那些为摘棉工提供服务而收到本票的商家中有一些恰好需要向农场主付款，比如兼营棉被制造的裁缝、分别向农场主采购大麦和生猪的酿酒商和肉铺、租用了农场主土地的旅馆，他们自然乐意用这些票据抵偿应付的货款和租金。
当人们越出熟人社会和本地互惠网，生活在更大型也更具流动性的社会，与陌生或远方的人做交易时，对货币的需求便产生了。因为离开互惠网和人情账，没有货币做中介的物物交换是很难进行的，只能作为主业的补充，而无法成为生计之依靠。所以，在社会走向复杂化的过程中，货币一次又一次独立发展出来，就像眼睛一次次独立进化出来一样。
如此便形成了一些封闭的交易回路，在其中现金完全被票据所取代；当然，在一个大型复杂经济体中，找出这样由一种票据贯通的封闭回路并不容易（意味着回路上的全部交易者都接受它），但银行可以帮助克服这个障碍，假如一条回路上的交易者都委托同一家银行处理支付业务，银行便可将他们之间开的欠条相互抵销，假如多家银行合作建立一种清算机制，更可将众多交易链条拼接成封闭回路。
以谷物收取的地租可兑换性相对较好，但前提是存在一个发达的谷物交易市场，而且最好是定额地租。若采用分成地租，地主至少需要在收获前后亲临现场，以便评估产量，监督收获与称量，否则很容易被代理人所蒙骗；明中期之后，由于白银大量流入，市场货币充足，加上漕运需求和江南与湖广的地区分工促成了一个繁荣的谷物市场，定额货币地租遂成为主流，许多江南乡居地主随之转为城居。
在创造货币替代品方面，银行所做的远不止于此，除了为交易者提供票据贴现、承兑、透支授信等替代流通手段之外，凭借其雄厚资本和良好信誉，他们也发行自己的票据，尤其是一种特殊的可转让的、匿名的、见票即付的、无期限的、零利率的本票，即钞票；人们之所以愿意持有零利率的钞票，是因为其便利性所免除的交易成本超出了与其风险相称的利息。
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如此，有形资产也是，实物地租盛行时，地主多为乡居地主，城居地主是货币经济发达的结果。西欧封建时代早期，领主们经常携大批随从轮流巡视领地，巡视期间消费的食物和服务构成了地租的很大一部分，这些领主与附庸的封建义务中往往详细列明了在接待领主时附庸应提供多少猪羊鸡鸭和酒类水果，还有些地租是以让妻儿到领主家中做仆佣的方式支付，显然，这样的地租只能现场收取，就地消费。
随着钞票在流通中逐渐取代其所承兑的自然货币，它本身变成了一种货币。在作为货币的地位足够巩固之后，甚至当它的兑现承诺因诸如战争等重大社会事件而被撤销时，仍可能被交易者广泛接受。正如美元在二战后的历史所展示的那样，因为此时它已经（和当初自然货币形成时一样）在公众心目中建立了“用它可以买到我需要的东西”的集体信念。
这些互惠和依附关系是高度人格化的，无法兑换并移动到其他地方，比如你在亲友婚丧嫁娶时送出的礼物，只能在未来类似事件中收回，你不可能在某一天宣布：我要搬家了，请你们把欠我的人情换成现金付给我；类似的，你在人际交往中逐渐积累起来的，你从长辈继承来的，通过婚姻而获得的种种社会资本，都是无法兑换和移动的，所以当你来到一个陌生地方，一切都要从头开始。
货币和货币经济深刻改变了社会结构及私人生活，最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种将交易关系一笔结清的手段，从而将个人和资源从以往种种紧耦合关系中解脱出来，变成松耦合的市场关系：有了货币地租，封建关系就不再需要。要知道，在这种高度束缚性的关系中，为确保对方履行封建契约，领主和附庸都不得不干预对方的婚姻和财产继承。
在缺乏货币的社会，各种交易常在对称的互惠关系或非对称的依附关系中发生。要素报酬以直接满足对方消费需求的方式支付，物品交换以赠礼、赊借、人情债、彩礼嫁妆、贡献、赏赐等方式进行，雇佣关系则被主仆、师徒、恩主—门客关系所代替，劳动报酬以包吃包住、宴飨、安全庇护、婚姻或政治上的恩惠等形式支付，土地租金则以军役、实物贡奉、招待服务等支付，而宴席成为清偿各种债务的工具。
有了学费明码标价的职业学校，年轻人无须再为学一门手艺而为师父做五年十年苦力、设法娶他女儿、在他生病时伺奉汤药、在他跟人打架时不得不冒死助阵；有了雇佣市场，大人物无须供养一批门客也能获得各种专业服务；有了旅馆饭店，旅行者无须准备厚厚一叠介绍信以便沿路投亲靠友也敢出远门了。
这一切能够发生，都离不开货币：什么都能换成钱，而钱又能买来一切——金钱万能，这句话确实抓住了现代市场社会的核心特征，正是经济的深度商品化和货币化，带来了现代社会的流动性。
货币化也简化了个人的社会关系，只要有一份工作，便可用工资换来所需的一切，而不必像传统社会的人们那样办任何事情都需要找关系托人情，这些人情关系一旦建立就让人陷入千丝万缕、相互纠缠、难以摆脱的长期义务之中。
在当今全球产业体系中，企业搬迁之所以能够经常发生，是因为存在一个发达的要素市场，生产过程所需各种资源（在无数市场制度元素支持下）已成为可交易商品，因而企业家可以将组合在一种生产中的要素全部卖掉，变成货币，然后在新地点再买回（或租来）这套要素，从而将企业重建起来。
然而，也正是货币经济的松耦合特性，让它长期以来遭受诟病、痛恨和唾弃，人人都想得到金钱，同时却又深知它并非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而只是换取其他东西的工具，正是一阶价值与二阶价值这一分离让人既爱又恨，以金钱为媒介的松耦合从人类互惠合作关系中剥离了人情和长期承诺。
这一过程难免会有困难和损失：假如工人不是雇佣的，而是和你建立了终身依附——效忠关系的附庸（有些日本企业近乎于此）；假如土地自有而非租来的，并且不存在一个土地流通市场；假如厂房不是标准化的，而是定制的因而卖不了几个钱；假如设备维修所需技师只有当地才能找到；假如你的销售渠道高度依赖与当地政府的关系……那么，搬迁的损失就会很大，甚至会损失掉资产价值的绝大部分。
但我们也要明白，金钱虽让一些关系变得冷漠，却也带给了我们自由，前者是我们为这一自由而必须付出的代价。况且，在摆脱了旧式关系之后，我们可以更加从容自主的建立其他关系，这些关系因更少利益牵扯而更加超脱和轻松，相比之下，将生活的所有方面都纠缠在一起的那种旧关系往往充斥着钩心斗角和相互算计，远非怀旧人士所描绘的那么美好。
为理解这一点，我们不妨考虑一家打算搬迁的制造企业，在全球化带来的产业转移中，这样的搬迁经常发生：辞退雇佣的工人，退掉租来的土地和厂房，卖掉库存，搬走设备……然后在另一个地方进行相反的交易。
而对于社会，松耦合的市场关系让资源能够快速灵活的转移到新的生产模式中，从而加速创新和优化资源配置，并使得越出熟人社会的大规模分工合作成为可能，而正是这一可能性，支撑着大型现代社会和高度繁荣的现代文明。
现代社会之流动性意味着[1]：个人不再像传统社会那么牢固地被束缚于特定地理位置，而之所以存在这样的束缚，是因为在以往，个人赖以谋生的资源通常都是本地化且不可互换的，其产出往往也是不可存储或难以移动的。换句话说，由于资源及其产出缺乏流动性，以之为生的人们便难以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