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中间形态是包工队，建筑业中尤为流行；包工队一方面为雇主免除了团队协调、工人激励和人员后勤等方面的麻烦，在工业文化尚不成熟的地方，处理这些事情十分棘手，会面临语言障碍、文化隔阂、信任缺乏等种种问题，而包工头作为工人的同乡老大，在这些事情上有着天然的文化和社会关系上的优势。
工业革命之前，规模化手工业的流行模式是分散外包，商人将大订单拆散后分包给众多中间商、小作坊或个体工匠，把相应原料卖给或赊给承包者，并承诺以某个价格回购制成品；这种情况下，许多工人仍可住在原先的社区，依靠家庭农业保障基本生计，并且仍然保持着原有的社会关系，明清江南纺织业大多以这种方式组织。
另一方面，初来城市的工人也希望有人能为他们在陌生文化环境中提供一个立足之地，一个能为他们带来安全感的庇护者；在工业化早期，像城中村和贫民窟这样的同乡移民飞地，也在传统文化和工业文化之间扮演着中介、缓冲和过渡地带的角色，帮助城市新移民逐渐融入工业文化和城市生活，20世纪初纽约市犹太人和意大利移民社区中的服装业，起初便是由贫民窟中的众多家庭小作坊以分包形式组织的。
不过，早期雇工市场并未像后来的大型工厂那样，将大部分青壮年人口拉离传统社区，从而彻底打破原有社会结构，这是因为：首先，在大量采用昂贵设备和复杂工艺流程之前，没有必要将大批工人集中在一起；其次，大型工厂面临着众多棘手的激励、监督和协调问题，历代企业家经历了漫长的探索过程才逐步解决这些问题，在此之前，大型工厂是无效率的。
将众多工人集中在一起，按固定流程和作息节奏进行规模化连续生产的工厂模式，发端于大型动力设施的引入，最初是水力磨坊，这一原本用来磨面的设施，在添加适当的动力转换与分配机械后，被用于纺织、造纸、木材切割和金属加工等多种制造业；早在工业革命之前的18世纪，劳动力日益昂贵的英格兰便已涌现了数万个水力磨坊，在欣欣向荣的制造业中代替人力，在人力更为稀缺的北美，水力磨坊发展得更复杂、规模更大。
假如劳动力持续短缺，工资持续增长，那么外出打工者便可打消顾虑，不怕找不到工作，八十年战争期间的荷兰便是如此。从1568年低地七省脱离西班牙到1648年明斯特和约签订之间，荷兰工商业持续繁荣，从农业部门及外国吸引了大批工匠和雇工，非农劳动力年均增长3％，农业劳动力比例降至40％以下，非熟练工名义工资率增长了将近五倍，按生活成本调整后仍增长一倍多，最终创造出了一个大规模高流动性的雇佣劳动市场。[7]
大型水力磨坊的采用，催生了集中式连续生产，因为：首先，水力资源并非均匀分布，要利用它就必须将工厂放在水力丰沛的地方，即在选址上，让工人迁就磨坊，而非像家庭作坊那样，让原料迁就工人；其次，水动力设施的建造需要高额投资，只有规模化连续生产才具有成本优势。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封建依附关系和庄园经济结构开始遭受冲击，劳动者更自信而从容地挑选工作，许多农民被高工资吸引而离开庄园，领主为留住他们不得不提供更宽厚的条件；由于工资提升长期持续，劳动者为新机会所吸引而更换东家的事情也变得更频繁，整个劳动市场因而也变得更具流动性。
蒸汽机的出现延续并放大了这一趋势，因为和水力磨坊一样，基于蒸汽机的动力系统也是中心式的：一间厂房内的所有机械运动都由一部中央引擎推动，动力经由齿轮、皮带和连杆等传动装置传输至每个工位，这种中心式系统直到后来小型电动机普及之后，才被分散式系统所取代。
自由劳工的最佳机会出现在人口骤减或某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快速增长的时期；14世纪40年代开始的黑死病消灭了英格兰1/2到2/3的人口，瘟疫在此后一个多世纪中反复流行，长期抑制人口增长，在此期间，英格兰工资率大幅提升，建筑工的实际工资率150年间提高了130％，农庄雇工更提高了210％。[6]
不同的是：首先，蒸汽机对选址要求不高，只要能保障煤的供应即可，因而极大拓展了适用范围；其次，蒸汽动力也不像风力和水力那样易受自然条件干扰，因而更能保障连续生产；最后，蒸汽机在提升规模效率方面潜力更大，能量效率和功率随技术创新而不断提升，推动着工厂规模越来越大，并将越来越多的产业卷入工厂模式之中。
依附关系是以全面服从换取生存套餐的一揽子长期交易：东主可以任意使唤仆佣，同时承诺无论丰歉忙闲都有吃有穿有住，甚至还有机会结婚生子，并将依附关系传承下去；相比之下，雇佣劳动虽然自由，雇佣机会零散分布的特点和数量上的不稳定，使得很少人能够将生计建立在此之上。
这一改变对社会结构的影响是革命性的，它将大批工人真正拉出了传统社区，使之脱离家庭农庄、封建庄园、手工作坊，以及各种依附关系和熟人社会，也离开了由这些关系所提供的社会安全网和生计保障，变成高度流动性的、以工资为生的自由受薪群体，即所谓城市无产阶级。
假如他愿意放弃一些自由，生存机会就会好得多，比如找一家寺院落发为僧，如果没有寺院肯收留，或者他不愿放弃娶妻生子的机会，还可以找一位牙婆帮他物色个东家好让他卖身为奴；确实，在没有成规模的、高流动性的劳动市场的年代，牺牲部分自由，委身于某位东家，与之建立长期依附关系，是缺乏土地资本的穷人更稳当的选择。
不过，正如阿尔弗雷德·钱德勒在《看得见的手》中所指出，这一模式普及至大部分制造产业，进而将劳动人口的大部分转变为全日制受薪雇工，还须等待更多技术和组织上的创新；第一个障碍是运费，一种商品运费越高，有效市场半径就越小，其需求所能支撑的生产规模也越小，近代以前的运费（尤其是内陆运费）极其高昂，因而能够支撑规模化生产的商品很少。
如果这条路走不通，他可以拿根扁担站在街头碰碰运气，但作为外来者，他很可能遭遇本地苦力的驱逐，即便有幸凭借社交技能而立稳脚跟，这份活也很难带来稳定收入；没活干时或许可以考虑乞讨，但乞讨业同样存在行会垄断，像寺庙和闹市这样乞讨机会充裕的地段，往往为帮会所盘踞，留给散户的只有沿街游乞的机会，收入同样没有保障。
在古代早期，只有像丝绸香料等奢侈品，贵族用来彰显身份的炫耀性商品，以及盐、金属、武器等重要战略物资，才能在承担高昂运费后仍然有利可图，粮食、木材、纤维等大宗物资只有在水路特别便利的情况下才被长途贩运，而制成品则绝大部分在靠近消费市场的地方生产。
现在我们不妨设想一位古代年轻人，出于某种原因（比如逃难、寻亲、躲避仇家，或负罪逃亡）而孤身来到一座陌生城市，盘缠只够花一个多月，有哪些机会可以让他生存下去呢？假如他来到的是像汉口、苏州这样的繁华商业城市，他可以通过贿赂某个码头的帮派头目而得到一份较为稳定的搬运工作。
到古代后期，随着内河航道的疏通，盗匪的肃清，运河大量修建，还有地理大发现时代航运技术的改进，许多商品逐渐被添加进长途贸易的清单中。工业革命前夕，英格兰和北美掀起了开挖运河的热潮，大幅拓展了这份清单；然而，真正将种类繁多的大批制成品拉进数千万人口大市场的，是铁路。
可即便是苦力活也并非人人可入的机会之门，因为对苦力的需求量往往很不稳定，很可能在街边站上几天也揽不到一桩活，这就很难成为生活依靠，通常只是附近土地不足的农民利用闲暇时间从事的副业，所以从事者离家不会太远，只有一些商业中心和繁忙商路，才能提供一些可赖以为生的稳定业务，而这种情况下，苦力业务又会被帮派组织所控制，因而同样形成行会式的准入门槛。
结果，以往市场半径只有几十上百公里，只配在手工作坊里生产的商品，突然变得适合机器化大生产了；随着铁路网扩张，新式工厂成群涌现，规模越来越大，传统手工业一个个被消灭，大量积淀在农业中的非充分就业劳动力被吸入新兴工业城市，最终受薪雇工成为人口多数。
在古代，外来者最容易找到工作的地方，是那些不需要多少技能，也无须昂贵设备的行当，最典型的是交通运输业和土木建筑业里的搬运工、挑夫、轿夫等低技能工作，这些职业在近古中国被统称为苦力，只需一根扁担几根绳子，你就可以站在码头、集市、街口、桥堍揽活了。
铁路还促发了一场供应链革命，在此之前，一种商品从原料到成品的各道环节是由市场交易串起来的，参与其中的每位商人视野中只有一两个环节，对于规模化制造，这是很危险的，市场中的各种随机波动随时可能让企业中的材料或能源供应中断，或生产链条在某个位置卡住，或分销渠道因库存积压而发生堵塞。
城市对外来者相对开放一些，但传统市镇手工业大多处于行会的严密控制之下，职业机会也严格受限于学徒制，新入行者首先要找到一位愿意收其为徒的师傅，而师傅们一般只在亲戚熟人的子弟中收徒，找到师傅后，还要熬上许多年才能获得完整的执业资格；行会为保障其垄断地位，对收徒数量和学徒年限都会施加严格控制。
由于早期工厂无法保证供应链平稳连续，生产经常发生停顿，所以雇佣的劳动力多数是童工和未婚女工，因为他们不是家庭的主劳力，也较少家务负担，当生产停顿，几周数月没活干时，也不至于影响全家生计，但这样一来，雇工来源便在地理上大为受限；同时，频繁停产也降低了库存周转速度和设备利用率，从而拉低资本收益率。
封建庄园经济则更为封闭，农民世代依附于领主，尽管也有一些自由承租人，但承租关系往往世代相袭，庄园领地内的非农业劳动者，诸如铁匠、皮匠、屠夫、磨坊工、牧羊人，同样依附于领主，不能随便雇佣外人。
为解决这一问题，保障连续生产，同时将库存维持在合理水平，规模化制造商不得不着手控制整条供应链，通过并购上下游资源实现垂直一体化，引入专业管理者，用企业内部计划部分取代市场机制，经过这番组织改造之后，这些企业才得以说服大量成年劳力——特别是已婚男性——放心大胆离开传统产业，彻底转变为全日制受薪工人。
传统社会的各种经济模式中，雇佣关系并不重要，工资也不是为劳动支付报酬的主要手段；在家庭农业中，主要劳动力都是家庭成员，农忙季节的劳力不足一般通过亲戚友邻间的互助解决，报酬以宴席和礼物的形式支付，或者根本不支付，而仅仅依靠长期互惠关系得以平衡。
二战期间的劳力极度紧缺（加上爱国热情）又吸引了大量已婚女性也进入雇佣市场。战后，洗衣机、吸尘器和快餐业的发展，帮助妻子们摆脱了大部分家务负担，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90年代末，美国女性劳动市场参与率大约从33％上升到了60％，将整体劳动参与率从58％拉高到了67％[8]；与此同时，童工则完全退出市场。
在现代社会，一个偏僻乡村的年轻人大可买张车票，背起行囊，揣上一两个月的生活费，就去往大城市寻找机会；这种事情在古代是无法想象的，姑且不论其他方面的种种不便，要在陌生城市找份工作养活自己，也绝非易事，因为那时候不存在一个独立于社会关系网络的劳动市场，也没有众多不关心雇员来自何方的雇主。
一个开放的、非人格化的、容量巨大的雇佣劳动市场极大促进了人口流动，每个健康人都拥有一份天赋的人力资产，对于缺少其他资产的迁居者，这是最好的盘缠，“天生我材必有用”这句话，再也不是只有少数精英分子才敢说出口的狂放之辞了——由此也可见，“无产阶级”的概念是多么不得要领，它是对人类天赋的无知蔑视。
妨碍人口流动的一个因素，是个人在陌生地方独立谋生的可能性，假如这么做的希望很渺茫，那么人们从一开始就不会冒出“出去闯一闯”这种念头，除非迫不得已（比如遭遇饥荒和战乱时），那不会成为被认真考虑的选项。
在五六十年代的美国，这种天地广阔任我行的精神达到顶峰，许多人在当地产业不景气时，就卷起细软，把家当装上拖车，甚至拖上整栋木屋，去遥远的陌生城市寻找新机会。那个年代，每年有1/5的美国人更换住所，2/3以上成年人至少更换过一个居住城市，经常搬家，追逐机会，择良木而栖，已成了美国文化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