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千年前的亚述商人所留下的大量楔形文泥板中，包括了很多商业书信；经营跨托罗斯山脉长途贸易的卡内什商人留下了数千块泥板书信，从事地中海贸易的希腊商人则将书信写在铅板上，古代地中海世界和近东地区更为流行的书写材料可能是莎草纸，尽管易腐性使它较少得到保存，但幸存于埃及沙漠中的纸草档案中仍可见到数以万计的商业文书，包括书信，类似气候条件也让中亚粟特商人的一批书信在敦煌遗址中保存了下来。
通信也是长途贸易得以开展的前提，早在国家建立邮驿系统之前很久，商人们便已开始用书信协调贸易活动了，甚至最早的文字很可能就是商人为处理商业文书而发明的，最早的字母文字则几乎肯定是腓尼基商人为商业用途而发明；通常，合作经营一条商路的贸易伙伴（往往来自同一家族）会定期从商路两端向对方发送当地的需求、价格信息及业务指示，以方便对方决定如何备货和发货。
商路的建立为无缘利用官邮的平民大众提供了另一种与远方通信的机会，这一点乍看起来有些不可思议：每条商路只能覆盖少数几个地点，除非寄信者的投递线路恰好与其中某条重合，否则如何确保寄出的信件辗转多条商路后顺利到达收件人？事实上，尽管效率很低，可靠性也较差，委托商家捎带书信的做法不仅行得通，也很普遍。
所以东西方精英同样基于通信建立了高度同质化的知识阶层，只是两者的特性因为政治结构所造成的激励方向的不同而大异其趣。
虽然每条商路覆盖点有限，但各条线路往往会在一些中心都市相交，并且经营不同商路的商家通过设于都市的同乡会馆和行会组织有着紧密联系，这就为书信转寄创造了条件；一份私人信件的典型寄送过程是：寄信人首先了解到哪个城市有收信人家乡的同乡会馆，然后在自己的关系网中找到一条通往该城市的商路，最后按所选路线在信封上写明如何转寄和递送，并交给不久将前往该城市的商人（这一步常需要通过中间人）。
知识精英之间通过频繁往来的书信交换思想也是推动欧洲文艺复兴的一股主要力量，由此联结而成的欧洲知识界被历史学家称为“书信共和国（Republic of Letters）”，他们平时以书信联络，有机会则聚在私人沙龙里高谈阔论，在印刷出版业兴起之后，他们又迅速利用这个新平台发行期刊，这些期刊实际上是一种广播式通信，主要订户就是原来通信圈里的人，也正是这些圈子和他们的期刊孕育了后来的科学社区。
乾隆年间一位名叫姜炳璋的浙江学官留下的一份通讯录中有这么一条：
单一化的集权帝国意识形态，使得争雄战中一旦某方取得明显优势，整个士大夫群体便毫无道德负担的争相归附，忠诚与独立在天命所归的名义下被轻易抛弃，在这样的政治传统中，多方共存的均衡难以长久维系。
李宪荣士台，住福建建宁县北乡巧洋，如有信可寄至杭州生漆行，有建宁卖漆客，即可寄信。或往苏州到郡武会馆可寄信至建宁。[1]
三国时期，群雄蜂起，士子奔走四方，投靠自己心目中的潜力股，在选择主公和盟友时，地域归属从未列入重要考虑，甚至家族纽带也退居其后，往往同门兄弟各效其主，诸葛家族的亮、瑾、诞各自为蜀、吴、魏效力，然而混战和割据并未撕裂这个士大夫共同体，他们不仅跨越边境频繁往来，更始终保持着密切的通信关系。
如果收信人在当地名气足够大，可以通过任何途径寄到所在县城后，让送信人在当地士绅中打听即可：
频繁的私人通信逐渐在士大夫之间孕育了一种高度内聚的共同文化，有关道德与政治的儒家主流意识形态从此牢固确立，两千年内未受挑战（这当然也离不开集权帝国的长期推行和对异端的压制）；这个同质化精英集团是凝聚帝国的最强大力量，即便在分裂时期，统一集权帝国永远是士大夫的最高政治理想，地方主义和封建传统再无存身之所。
鲁仕骥絜非，住江西新城县十九都中田里，其父字汉漪，凡有新城人，祈可寄书，须书伊父之字。或寄至江西省城寺步门内致和典陈宅转寄。[2]
帝制时代那个高度同质化的士大夫群体，崛起于东汉，也正是纸张开始普及，私人通信变得流行起来的时候，这并非巧合；邮驿系统在东汉已臻成熟，而此时法令也早已不如帝国早期那么严苛，对权势日盛的士族门阀私用公器不再构成约束，凭借其官职、门阀地位和关系网络，士人之间在全国范围内经常互通书信俨然成为常规，书法也是在这一时期发展成了一门高雅艺术。
沿商路递送信件的末端一般是县城，对于精英来说，此时信件已肯定进入收信人的熟人圈（其规模受限于邓巴数）活动半径之中，因而有着种种机会最终送到他手里——或由熟人捎带，或由本人进城时自取；假如捎信者社会地位低于收信人，按习俗他通常可以拿到酬劳，这一激励确保了总会有人殷勤的帮助书信走完这最后一段旅程。
通信也在中国士大夫阶层的形成中起了关键作用，先秦士子游走于列国之间，促成了华夏认同的产生，但这一认同仅限于文化层面，在有关政体该如何组织，政府、司法和道德在社会秩序中各自扮演何种角色，君主、贵族和平民应以何种关系相处等意识形态问题上，各家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
有些情况下，收信人未能在最近的城市指定一个代收点，或者信件性质要求它由本人亲收（比如要求送信人立等回复的信件），那么寄信人就必须在信封上写清楚如何找到收信者本人，这一点在古代并不容易做到，因为对区划、地名、路名的规范化是近代邮政发展的结果，门牌号和城市地图的出现则更晚。
若没有良好的通信条件，基督教从众说纷纭向少数信条的教义收敛过程或许就不会发生，像罗马教会这样中心化的层级组织更难以建立，那样的话，基督教会将和众多佛教流派一样处于松散和各自流变的状态，因而无法成为独立于国家的另一个权力中心。
不妨看两个例子，其一来自前引姜炳璋的通讯录：
这些使徒书信中有些保存了下来，并被奉为正典，编入经籍，它们构成了《新约》35％的篇幅；罗马教会的领袖们延续了这一使徒传统，格里高利一世在其14年教皇任期中给各地教会和传教使团写了大量书信，保存下来的就有854封。
秦君宜相芳，住常州无锡县后联元街，进西门则在无锡县治由左向北，走过铸钟桥便是，进南门则直街走过大市桥，往北过胡桥，转西便是，水路自苏至无锡南门外跨塘桥，进南水关，经胡桥泊岸，城外行船，则自西码头泊岸亦可。[3]
书信在基督教的早期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使徒时代的教会领袖们广泛使用书信与其追随信徒建立联系，阐明自己的观点、解答他们的疑问、反驳对立的观点；保罗在地中海各地创建了众多教会，并严重依赖书信与这些教会保持关系，据某些学者认为，他在被囚禁于罗马期间发出的多封书信可能还利用了帝国的邮驿系统。
其二是一位罗马士兵写给送信人的寻址指示：
这样的系统一旦建立，总是（和其他公共设施一样）不可避免地被用于私人目的，于是客观上至少为社会的上层精英提供了一种普遍可用的通信手段；同时，它也在精英阶层和文化中心之外培育了一批能读会写的书吏，这样，即便那些不会读写的人，在必要时也往往能在其社会关系网络中找到某位能帮他写信和寄信的人。
从月门朝谷仓方向走，过公共浴室后第一个路口向左转，到××【此处缺字】后向西，下台阶再上台阶……过神庙地界后向右转，那里右手有座七层楼，一座门楼顶上有尊幸运女神雕像，对面是家编篮铺，在那里打听一下，或向看门人询问，或大声呼叫，有人就会告诉你。[4]
波斯、罗马、秦汉等古代帝国，都曾出于行政和军事的需要而建立了大型邮驿系统；统治辽阔疆域所带来的好处，以及帝国的庞大资源，让他们既有意愿也有能力将通信效率提升至当时技术条件所允许的极限；这些系统覆盖了帝国境内的所有行政中心和军事据点，从而首次将原先自发形成的零星线路连接成一张四通八达的通信网络。
对于熟人小社会，一旦信件到达村、里、街坊社区这一级，社会关系网便可确保它最终被送到收信人手里，所以像门牌号这样的精确地址编码并非必需；可是在流动性较高、邻里之间未必那么熟识的城市，特别是在居住密度很高、存在大量出租屋的中下阶层社区，仅靠社会关系找到一个人就没那么方便了。
这样一来，通信双方的对话线索就被打散了，这就要求对话者记住以往的交流内容，并在头脑中重建其时间序列和通话上下文，在阅读信件时，须随时意识到对方是在已经收到哪些信息的情况下做出回应的；为方便这样的线索重建，避免差错，那些通信任务较繁重的官员和商人，会将寄出的每封信及其收发状况誊抄下来以备查对。
在门牌出现之前，欧洲城市的地址标识问题一般通过对建筑物命名来解决，上层家庭会在住宅门口悬挂类似于店铺招牌的宅名牌，而有着众多住户的公寓楼则会在外墙上钉一块楼名牌子，但是在大城市，宅名和楼名也无法解决重名问题，因为用作宅名的家族姓氏同名率很高，大楼命名同样缺乏消除重名的机制，18世纪90年代的维也纳有29栋楼被命名为“金鹰”，仅仅市中心就有6栋。[5]
在龟速通信的古代要是也这么做，一年也通不了几次信，那样仗没法打，生意没法做，行政管理也无从进行；那些其工作有赖于频繁通信的古人，一般的做法是：只要条件允许，就按固定间隔给通信伙伴发信，而不管对方是否回复或何时能回复，在条件较差的情况下，这往往意味着抓住每一次发信机会。
随着商业繁荣，城市人口膨胀，寻址问题日益突出，欧洲各国在18世纪纷纷推行了门牌制度；不过，门牌系统最初并不是用来方便陌生访客和送信人的，而是用来方便政府官员——特别是征兵官、税务官和警察的，各国政府推行它的动机和东方帝国建立里甲户籍制度一样，都是为了强化人口统计和控制，所以在时间上，也和欧洲民族国家的兴起，以及普遍兵役制、警察制度和直接税制度的发展相吻合。
既然如此，快节奏通信又是如何实现的呢？答案是异步通信，或者用业界黑话，叫非阻塞式通信；如今享受着廉价高速通信的人们已习惯于把同步（即阻塞式）通信视为理所当然：甲向乙发一条消息，等待乙响应，收到回复后再发下一条，如此往复；我们在打电报、讲电话、发电邮时，莫不如此。
门牌号的便利性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它甫一出现便很快被用于名片、广告和书信，此后现代邮政业所提供的邮政信箱，进一步剥离了通信与熟人社会的关系：你无须知道某人住在哪里即可与他通信。
为实现快节奏通信，人们发明了很多传输方法，烽烟、锣鼓、信鸽、旗语，乃至拿破仑时代风靡一时的臂板信号塔（semaphore tower），但这些方法要么传输的信息量极少，要么只能沿个别线路传输，而且都极其昂贵，所以在电报和铁路出现之前，绝大多数信息仍然靠人携带，因而其绝对移动速度并不比旅行速度更快。
如同姓名、电话号码、电子邮箱、银行账号等个人地址（它们恰好都是经常出现在名片上的信息）一样，这些精确的个人地址拉松了个人与所在社区之间的关系，让他们可以直接与外部世界打交道，因而让社会关系变得更具流动性。
事实上，经常性的流动群体一旦存在，便对通信有了强烈需求；仅仅出于履行基本职能（无论行政的、军事的、商业的，还是宗教的）的需要，他们也必须借助某些通信手段，而不能将所有信息传递都推迟到下一次见面，若不然，协调、合作、干预、控制等组织功能便无从实现，超越小社会的上层社会结构也就不会出现。
方便的通信让个人能够超越空间限制而扩展社会关系网，发展出基于阶层、职业、旨趣和共同利益的跨地域文化；中国士大夫借助书信吟咏唱和清议时政，欧洲沙龙更有当众朗诵未出席者来信的习俗，启蒙时代的科学家高度依赖书信交换思想，利益集团通过书信来协调游说活动。
然而正如前面已经讲到的，古代长途旅行动辄耗时数月，出门一次往往要在异乡待上几年，假如他们与家乡（或他们由此出发的那个据点）之间的信息流动也遵循这样的节奏，那么这些群体既难以保持其文化特质，也无法在更高层次上创造一种共同文化；这样的话，他们要么像历史上那些散居于避难地的战争或饥荒难民那样，很快被溶解在当地文化的汪洋大海中，要么像东欧吉普赛人那样，成为游离于当地社会的边缘群体。
突破空间限制也意味着个人更有机会建立多维度的社会关系，在家庭、邻里、职业、娱乐、宗教和政治等方面，可以发展各自独立甚至相互隔离的社交圈，不同方面的关系不再像过去的小社会那样全部纠缠在一起，无从选择也难以逃离，退出其中一个也不必影响其他；而从整体上看，正是无数个这样相互交错的圈子，将亿万个体编织成了一个大社会。
在多数人都生活于小型熟人社会的年代，那些因职业需要而时常旅行于各地或寄居于他乡的少数人，便成了联结众多小社会的纽带；这一纽带作用得以发挥，有赖于这些流动群体的成员之间，以及他们与家乡之间存在足够频繁的信息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