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是理解地位的关键。如果军方没有或被认为没有拥有权力，他们就无法在文官中获取地位。如今，权力和权力的形象都是相对的：一个人的权力是另一个人的弱点。削弱军队在国内地位的权力是资本和资本家的权力，是文官政客凌驾于军事机构的权力。
军人追求地位，这本身并没有对军事优势构成威胁。事实上，常备军确实获得了地位，地位是军人放弃冒险追求政治权力的回报。只要对地位的追求局限于军队内部的等级制度中，对地位的追求就是军纪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无疑是许多军人获得满足感的主要途径。当这一诉求延伸到军队等级制度以外，并倾向于成为军事政策的基础时就构成了威胁，并暗示当下军事精英的权力在不断增加。
因此，美国的"军国主义"是关于军方企图增加他们的权力，提升他们在企业家和政客中的相对地位。为了获得这种权力，他们必须摆脱为政治家和资本家所利用的形象。不能被视为纯粹被政治家和资本家利用的手段，他们绝不能被视为经济的寄生虫，或位于那些通常被军界称为"肮脏的政客"的监督之下。相反，他们的目的必须与国家的目的和荣誉一致；经济必须为他们服务；他们以国家、家庭和上帝的名义，利用政治在现代战争中管理国家。"参与战争意味着什幺？"1917年，伍德罗·威尔逊(15)受到了这样的诘问。他回复道："这意味着试图用战争标准重建一个和平时期的文明，在战争结束时，将没有足够的和平标准可以让未受影响的人继续遵从，将会只有战争标准......"[61]如果美国的军国主义得到了充分发展，那将意味着军事哲学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内获胜，所有其他生活方式会因此处于从属地位。
如果没有工业经济，就没有美国现代化的军队----一支机械化的军队。专业经济学家通常认为军事机构完全依赖于生产方式。然而现在，这些军事机构开始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美国的经济生活。宗教几乎无一例外地为战争中的军队祷告，在军官中招募牧师，他们穿着军服劝导、安慰军人，并在战时鼓舞军队士气。根据宪法给出的解释，军队从属于政治权威，并且军队被普遍认为是文官政客的服务者和顾问，总的来说，一直以来事实的确如此；但是，现在军事领袖正在进入这些圈子，用他们自己对现实的定义影响文官政客的决定。美国家庭将最精壮的男性家庭成员送到军队，并且，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教育和科学也正成为军队实现目的的手段。
毫无疑问，在过去的十年中，华盛顿的军事领袖与他们位于政治高层和企业精英中的朋友确实揭示了军国主义的倾向。那幺，美国高层里是否存在一个军事集团？对此有争论的人----最高法院法官威廉姆·O.道格拉斯（William O．Douglas）和陆军上将奥马尔·布拉德利将军最近讨论的[62]----通常辩论的唯一话题是职业军人的影响力增强了。这就是为什幺他们关于精英结构的辩论不是很明确，而且通常互不相干。当完全理解了军事集团的概念，就会发现这不仅仅涉及军队地位的上升，还涉及到经济、政治和军事因素之间利益的一致性和目标之间的协调。
军人被简单地认为是组织和使用暴力的专家，与之相反，为了增强军队威望和权力的"军国主义"被定义为"手段超过目的"的做法。[60]这无疑是出自文官立场的概念，他们认为军队在严格意义上是文官实现政治目的的一种手段。这一定义指出了军人倾向于不再作为一种手段，而是追求他们自身的目的，把其他机构领域变为成就他们自己的手段。
对于"现在是否存在军事集团"这个问题，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确实存在军事集团，但对它更准确的称呼是"权力精英"，因为它是由经济、政治和军事领域内利益越来越一致的人组成的。要了解军队在权力精英中扮演的角色，我们必须了解企业家和政治家在权力精英中扮演的角色，也必须了解美国政治领域内正在发生的事情。
七
注释
军事宣传的范围广且缺少反对声音，意味着不仅是一个建议或观点受到极力推崇。在缺少反对意见的情况下，宣传战的最高形式可能会出现：对现实情况的定义中可能只存在某几个有限的观点。正在不断宣传和强化的是军方形而上学的哲学观----它以基本的军事思维定义国际事务。有军方地位优势的公关人员不需要向大人物们极力灌输军方的哲学观，因为他们已经接受了。
[1]例如，John K．Galbraith，关于John W．Wheeler Bennett的评论，The Nemesis of Power：The German Army in Politics in The Reporter，27 April 1954，pp．54 ff.。
一方面，这意味着在军事政策或军事相关政策方面，没有自由而广泛的辩论。但是，当然这与专业士兵接受指挥和服从方面的训练是一致的，符合军人气质，当然不是一个把决策付诸表决的辩论社会。这也符合大众社会中操控代替明确讨论的权威性趋势，以及在全面战争中军人和平民间界限模糊的事实。军队操纵民间舆论和干预民众思维是军事领袖稳定行使权力的重要途径。
[2]"The U.S．Military Mind，"Fortune，February 1952，p．91.
这是军事公关们面临的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但有一个不可争辩的事实可以助其成功：在多元的美国，没有利益----也没有潜在的利益组合----在时间、金钱和人力方面能与军方媲美，对所涉事件发表意见，与军事领袖和雇用的工作人员日夜提出的观点进行有效争辩。[59]
[3]Time，18 August 1952，p．14.
1951年，参议员哈里·F.伯德（Harry F．Byrd）的估算（估计有2235名军人和787名文职官员参与宣传、广告和公关工作）也没能准确地揭示该项目的规模。因为至少在工作之余不难利用军人进行公关宣传。当然，高级将领有自己的公关人员。1948年，麦克阿瑟将军的指挥部有135名陆军军官和40名文职官员被分配到宣传部门。艾森豪威尔在当总参谋长时，麾下有44名军官和113名文职官员为他进行公关宣传。[57]而且，军事领袖们也一直在学习宣传之道。最近，退休的空军参谋长霍伊特·S.范登堡（Hoyt S．Vandenberg）将军告诉一个空军基地的毕业生们"地球上最伟大的兄弟会是长着翅膀的人......你们不只是飞行员......要承担起更大的责任理解和宣传空军的作用......那些不愿面对真相的人......必须给予反复、真诚、在理的叮嘱，空军会确保世界免于毁灭......"[58]
[4]Hanson W．Baldwin，The New York Times，21 February 1954，p.2；另参见James Reston的文章，同上一条文献 p．1。
这一计划的成本每年都在变化，但对此感兴趣的参议员们估计该成本在500万至1200万美元之间。这一估值根本不算什幺，军队凭借自身地位，每年可以享有价值约3000万美元的电影资金，供他们协力制作电影；获得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免费电视宣传，美国权威电影杂志《综艺》估计他们获得的免费广播宣传价值约600万美元。
[5]Time，7 July 1954，p．22.
对一切出现在报纸或电视广播中有关军事的内容进行总结和分析，他们发布的一切内容，包括退休军事领袖的文章，都要经过审核和审查。
[6]Hanson W．Baldwin，"Army Men in High Posts，"The New York Times，12 January 1947.
为了实现这些目的，华盛顿的军事领袖们掌握着大量的沟通和公关手段。不论是战争还是和平时期，他们每天都向媒体和五角大楼新闻中心的三四十名记者们发布新闻和报道。他们为电台和电视台准备脚本、制作录音及拍照；他们拥有东部最大的电影工作室，是1942年从派拉蒙影业公司购买的。他们乐意为杂志编辑奉上准备好的新闻副本。他们组织军队人员的报告会并提供演讲稿。他们与重要的国家机构建立联系，并为他们的领导人安排介绍会和实地考察，对企业、教育界、宗教界和娱乐界的管理者和关键人物也是如此。他们在大约600个社区中设立了"咨询委员会"，为群众提供信息，对令他们不愉快的反应给予建议。[56]
[7]The New York Times，15 November 1954 and 9 November 1954.
军方付出的巨大努力揭示了它的根本目的：用军事方式界定国际关系现状，以对文职官员有吸引力的方式描述武装力量，从而强调扩建军事设施的必要性。其目的是为军事机构树立威望，为军人赢得尊敬，从而为军方批准的政策打好群众基础，并使国会乐于为他们买单。当然还有，让公众做好随时迎接战争的准备。
[8]参见社论"The Army in Politics，"The New Leader，11 March 1944，p．1。
"二战"期间，军事领袖的支持者公开为军国主义代言。譬如，弗兰克·诺克斯（Frank Knox）、查尔斯·欧文·威尔逊，和詹姆斯·福莱斯特（James Forrestal）发表的战时演讲，多次提到未来由关键掌权者控制的军队形象，而且那些形象绝不会褪色。事实上，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军事领袖已经密集开展了大规模的公共关系项目。为了让公众和国会接受他们的观点，军事领袖花费数百万美元，在军界内外雇用了数千名公关专家。
[9]Hanson W．Baldwin，The New York Times，2 April 1952.
军界地位的上升，不仅体现在政治、经济、科学和教育领域的高层圈。军事领袖及其追随者和代言人都在试图将他们的哲学观点灌输给广大人民群众，并根植于他们的内心深处。
[10]The New York Times，15 November 1954.
六
[11]麦克阿瑟将军，1953年在纽约的演讲和1951年在波士顿的演讲，引自The Reporter，16 December 1954，p．3。
现在，许多学院和大学都渴望在他们的校园中设立军事培训和研究项目，这既能带来声望又能确保良好的财务状况。而且，大多数军人没有任何特定的教育资格和其他执教能力，开始担任大学管理人员，这实在令人印象深刻。当然，艾森豪威尔将军在当选为总统之前，曾是哥伦比亚大学的负责人和美国教育协会政策委员会的成员。即使是一个偶然的调查，也能发现十几个军人处在教育岗位上(14)。学校和军队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比如，在武装部队学院----一所现役军人函授学校----和军队签署的合同中，其中一个条款规定军方可以直接干预大学人事----以防政府"不认可"他们；截至1953年8月，28所大学签署了这项合约，14所大学拒绝签署，还有5所大学没有做出决定。[55]但总的来说，在没有这些误解的情况下，教育工作者会接受军队并签署合同，在战争期间和战后完成了合同的签订工作，因为许多学校需要资金支持；文职官员控制下的联邦政府没有为大学提供资金，但是军方做到了。
[12]Mark Skinner Watson，The War De#ch13ah-back">[13]Edward L．Katzenbach，Jr.，"Information as a Limitation on Military Legislation：A Problem in National Security，"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III，No．21954，pp．196 ff.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军队已经开始利用学院和大学进行专家培训，对参与加速课程的学生进行军事训练。专家培训和繁重的科研项目一直持续到战后。
[14]Robert Bendiner，The Riddle of the State De#ch15ah-back">[15]根据对1899年20名获得1万美元或更多工资的顶尖大使的职业生涯的研究。关于其中两个人（Hart和Townsend），我们找不到足够的信息。包括20个男人和23个国家如下：阿根廷--William I．Buchanan；奥地利--Addison C．Harris；比利时--Lawrence Townsend；智利--Henry L．Wilson；巴西--Charles Page Bryan；中国--Edwin H．Conger；哥伦比亚--Charles Burdett Hart；哥斯达黎加，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William L．Merry；法国--Horace Porter；德国--Andrew D．White；大不列颠--Joseph H．Choate；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W．Godfrey Hunter；意大利--William F．Draper；日本--Alfred E．Buck；墨西哥--Powell Clayton；秘鲁--Irving B．Dudley；苏联--Charlemagne Tower；西班牙--Bellamy Storer；土耳其--Oscar S．Straus；委内瑞拉--Francis Loomis。我要感谢弗里德曼先生在这个项目上做的研究。
在教育机构中，追求知识已与为现代社会的各个领域培养特殊人才紧密联系在一起。除军校以外，军队开始越来越多地利用私立和公立教育机构的教育资源。截至1953年，372所高校的男学生中，约40％参加了陆军、海军或空军的军官培训课程。相关文科院校开设的军事课程占学校总课程的16％。就整个国家来说，有五分之一的学生参加了预备役军官训练团，在正常的和平年代，这一比例是前所未有的。(13)[53]
[16]在1893年至1930年的53名英国大使中，76％来自外交部。参见D．A．Hartman，"British and American Ambassadors：1893-1930，"Economica，vol．XI，August 1931，pp．328 ff.，特别是p．340。
这些资深科学家已经深入参与到军方决定的政治事务中，也参与到政治生活的军事化之中。在过去的十五年里，他们已经进入了军事理论研究的真空地带，其中战略和政策几乎合二为一。之所以说这是一个真空地带，是因为美国军事领袖历来不关心这方面，正如白修德(12)曾指出的那样，比起"理论"，军事领袖们更关心"技术"。因此，随着军事地位的上升，军事领袖开始觉得需要重视理论、科学的军事化和现在为军事领袖服务的科学家们低落的士气。[52]
[17]美国国务院汇编的数据，外交部的清单是依据1943年春天，西尔维娅·费尔德曼（Sylvia Feldman）和哈罗德·谢波德（Harold Sheppard）在马里兰大学的"职业社会学"课程。
虽然美国大概有60万名工程师和科学家，但只有约12.5万人活跃在研究领域，约7.5万人为企业开发新商品做研究，另有4万人在做开发工程学方面的研究。仅有1万名科学家从事各个领域的基础研究工作，据可靠消息，一流发明家的数量不超过一两千名。[51]
[18]The New York Times，7 February 1954，p．27.
军队"风险系统"造成的混乱局势，突出体现了军事机构在科学界的地位得到提升。到1954年10月，局势已经进一步恶化，万尼瓦尔·布什博士（Vannevar Bush）是"二战"时期科学研究与发展局的局长，他认为必须明确指出科学界"士气低落"的现象，"你不会发现任何罢工......"他说，"但现在的科学家们灰心丧气，觉得自己被剥夺了独立性，事实的确如此。"[49]在充满质疑的氛围中，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一样优秀的科学家公开表示："如果时光倒流，重新选择如何度过一生，我不会努力成为一名科学家、学者或教师，我宁可去做一名水管工或小贩，有望在当前情况下仍可保有些许独立。"[50]
[19]Walter H．Waggoner，The New York Times，3 December 1952，p．12.
科研军事化的总体趋势一直持续到和平年代。国家科学基金会明确表示，这一事实是"基础科学"没有得到相应重视的原因。1955年，在20亿美元的科学预算中，仅有1.2亿美元（6％）用于基础研究，也就是说，85％拨给了军事技术方面的研究。[48]
[20]我们选择研究25个国家的男子，这些国家被认为是世界上比较强大的国家，或者是利益中心，因为它们的地理位置或自然资源使其能够成为更强大的国家。这些选择是：希腊--Cavendish W．Cannon；南斯拉夫--James W．Riddleberger；埃及--Jefferson Caffrey；印度尼西亚-- Hugh S．Comming Jr.；葡萄牙--Robert M．Guggenheim；英格兰-- Winthrop W．Aldrich；西班牙--James Clement Dunn；墨西哥--Francis White；苏联--Charles E．Bohlen；印度--George V．Allen；加拿大--R．Douglas Stuart；法国--C．Douglas Dillon；（前）捷克斯洛伐克--George Wadsworth；南非联邦--Waldemar J．Gullman；意大利--Clare Booth Luce；朝鲜--Ellis O．Briggs；台湾--Karl L．Rankin；伊朗-- Loy W．Henderson；以色列--Monnett B．Davis；日本--John M．Allison；奥地利--Llewellyn E．Thompson；波兰--Joseph Flack；澳大利亚--Amos J．Peaslee；越南--Donald R．Heath；土耳其--Aura M．Warren。在仍然拥有最令人垂涎的外交职位的英格兰，温思罗普·W.奥尔德里奇是一位银行家、百万富翁，是小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John D．Rockefeller II）的姐夫。在法国，C.道格拉斯·狄龙（C．Douglas Dillon）和奥尔德里奇一样，毕业于马萨诸塞州的哈佛大学，是狄龙瑞德公司（Dillon，Read＆Co.）创始人的儿子。在加拿大中西部的银行和商业利益由R.道格拉斯·斯图尔特（R．Douglas Stuart）代理；阿莫斯·J.皮斯利（Amos J．Peaslee）是驻澳大利亚的大使，一位国际法专家，杰出的共和党人，银行家之子和旧殖民地家族的后裔；葡萄牙的罗伯特·M.古根海姆（Robert M．Guggenheim）是古根海姆财富创办人的儿子；在意大利，则是克莱尔·布思·鲁斯（Clare Booth Luce）夫人。任命职业外交官的国家和地区是：日本，朝鲜，以色列，波兰，南非联邦，越南，印度，希腊，埃及，土耳其，台湾，（前）捷克斯洛伐克，墨西哥，印度尼西亚，伊朗，南斯拉夫，西班牙和奥地利。仅仅在一个重要的国家，苏联----有一个职业外交官，查尔斯·波伦（Charles E．Bohlen）----他的任命几乎没有被参议院确认。像外交部的大多数职业外交家一样，波伦来自一个上层阶级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知名的运动员"。波伦在圣保罗学校接受教育，并且是哈佛坡斯廉俱乐部的成员。参见The New York Post，8 March 1953。
到1954年，政府投入的研究经费约为20亿美元（是"二战"前的20倍），85％用于"国家安全"方面的研究。[47]在私营行业和规模较大的大学中，进行理论科学研究的资金支持主要来源于军事机构。事实上，一些大学是军事机构的财政分支部门，军事机构给予的资金支持，是他们从其他渠道获得的资金之和的三到四倍。在战争期间，4家卓越的教育机构签订了超过2亿美元的研究合同，合同不包括原子弹研究的费用，原子弹研究的具体经费不详。
[21]Marquis Childs，The New York Post，16 January 1955；参见William V．Shannon，The New York Post，13 March 1955，pp．5，8。
美国在基础研究方面从来都不是领头者，美国的基础研究是从欧洲引进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基础科学研究被投入了约4000万美元，其中的大部分资金来源于美国的工业；但是，有2.27亿美元花费在应用研究和"产品研发和工程学"上。[46]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理论科学家们非常繁忙，但不是忙于基础研究方面。当时，政府的原子弹计划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工程学上的问题，但这些技术上的发展表明世界各国正在进行科学和军备竞赛。科研方面缺乏政府的政策支持，军队----首先是海军部队，其次是陆军部队----开始指导和支持理论和应用科学。军队跨界到科学领域，得到了企业家的邀请或允许，因为企业家希望由军队控制政府的科研项目，而非由文职官员来掌控，担心文职官员认为科研是他们的专利，是出于对平民将这些研究看作专利的"意识形态"的担忧。
[22]被C．L．Sulzberger引用，"Foreign Affairs，"The New York Times，8 November 1954。
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曾经取决于经济，现在已越来越成为军事秩序的一部分，实际上，军队现在是科学研究的最大支持者和管理者，军方给予的资助相当于美国其他研究的经费之和。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军事考虑决定着纯科学研究的总体方向，其主要资金来自于军事基金，几乎所有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人都为军队工作。
[23]Charlotte Knight，"What Price Security，"Colliers，9 July 1954，p．65.
五
[24]Theodore H．White，Fire in the Ashes（New York：William Sloane Associates，1953），p．375.
"相比漫漫无期的朝鲜战争，官员更害怕的，"阿瑟·克罗克（Arthur Krock）在1953年4月的报告中写道，"是和平......"对和平的畅想会使整个世界放低警惕，摧毁西欧正在斥巨资缓慢建设的集体安全机制，而苏联正在继续保持并加强军事实力，这足以使官员变得犹豫不决。克里姆林宫突然提议调停，股票市场出现抛售，证明了这个国家的繁荣离不开战争经济，同时也暗示了（战争）后方可能出现严峻的经济问题。"[45]
[25]参见The New York Times，7 November 1954，p．31，1954年12月13日和14日的报道；参见The Manchester Guardian，11 November 1954，p．2。
对于19世纪乐观的自由主义者来说，现在的一切像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事实。当时，大部分自由主义的代表都认为，工业主义的发展会使军国主义在现代事务中沦为极不起眼的小角色。在工业化社会友善的原则下，军事国家中那种英雄式的暴力将会消失。工业主义的发展和19世纪的长期和平不正是如此吗？但是，像赫伯特·斯宾塞(10)一样对典型自由的期望却被证明大错特错。20世纪的主流趋势展现出，随着经济的集中化，经济融入庞大的阶层中，军队开始发展壮大，并对整个经济结构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更重要的是，经济似乎已经变成永久性战争经济，在这种情形下，经济和军队已经在结构上进行了深度融合，军人和相关政策不断渗透到企业经济中(11)。
[26]Louis J．Halle，在给《纽约时报》编辑的一封信中，The New York Times，14 November 1954，p．8E。
在一代人的时间跨度中，美国成为了世界上领先的工业化国家，同时也是领先的军事强国。年轻的军人无疑成长于经济和军事联盟的环境中，但是比这更重要的是，他们被明确和反复地教育要把这种联盟传承下去。武装部队工业学院（The Industrial College of the Armed Forces）是军事教育体系中的权威，涉及到经济和战争的依存关系。[44]
[27]George F．Kennan，引用自The New York Post，16 March 1954。
但是，军界和企业圈之间的人员流动率持续增加，这作为了解美国结构性事实的线索，比作为处理战时合同的权宜之计更有意义。高层转变就职领域，军队赖以生存的预算增加，这背后暗含着重大结构性转变----美国现代资本主义转向永久战争经济。
[28]在正文和脚注中关于军官的信息和引证来自Hanson W．Baldwin，"Army Intelligence-I，"The New York Times，13 April 1952，p．12。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军队需求继续影响和促进企业经济的发展。因此在过去的十年中，很多将军没有选择退休，而是加入企业董事会，这种情况十分普。很难让人不做这样的推断：在名利交易中，企业执行官们发现军界领袖对他们十分有益，企业执行官看重军界领袖，主要是因为军界领袖在军中有人脉，对军队的规矩和行事方式十分了解，而不是他们的金融和行业知识。考虑到主要合同都是由军队和私人企业签订的，很容易理解为什幺商业记者公开宣称："迈克奈米比任何人都了解康维尔公司最优质的客户是五角大楼，康维尔公司的主席弗洛伊德·奥德姆是迈克奈米的朋友，他对此事也是再清楚不过了。"因此，"在商界这样的话已经传开了：交个将军朋友。哪个政府部门的开支最大？当然是军队！除了掮客，谁是繁文缛节方面的专家？将军和上将都是。那幺选择他们担任董事会主席。"遍(9)[43]
[29]Burton M．Sapin和Richard C．Snyder，"The Role of the Military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New York：Doubleday＆Co.，1954），pp．33-4.
企业和军队商定的"转型"时间和规则，充分显示出企业和军队将会携手合作。军队可能会丢掉权力；企业已经签订的生产合同将会失效；如果不谨慎处理转型，战时生产开始前盛行的垄断模式很可能会被打破，将军和象征性领取工资的执行官们设法使这种情况不会成真。[41]
[30]The Economist，22 November 1952.
当然在以前，军队机构和企业由文官政客掌控。作为美国最大企业团体的管理者，"军队设立了董事会......成员有总统、秘书和国会军事委员会成员。但是董事会中很多成员，如国会议员，仅仅是表达一下自己对管理是否有信心。即使最有影响力的董事会成员，如总统和国防部长，他们与管理层之间的辩论，犹如门外汉与职业人士之间的辩论，这与企业管理层和董事会之间的关系有天壤之别"。[40]
[31]Edgar Kemler，"No．1 Strong Man，"The Nation，17 July 1954，pp．45 ff.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企业经济与军队官僚的结合开始产生堪比当前的深远影响。单单是"后勤供应"的规模便使得其在经济上具有决定性话语权：《财富》杂志1942年将后勤部比作一个庞大的控股公司。事实上，供应部今年被指出花掉了约320亿美元，占美国军费总支出的42％。这使得美国钢铁公司看起来像个唯利是图的奸商，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像个乡村酒店的电话总机，杰西·琼斯（Jesse Jones）的复兴金融公司（RFC）和其他政府机关像小城镇的摆设。在整个华盛顿，几乎只有一扇门----从哈里·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的军火分配委员会----布里恩·萨默维尔将军（Brehon Somervell）和他的中尉不用乞求、租借或者偷窃。"[38]战时经济组织使经济大鳄和军队领导产生了利益和政治交往："军械所所长的顾问团由约翰斯·曼维尔公司的伯纳德·巴鲁克（Bernard M．Baruch）、刘易斯·布朗（Lewis H．Brown）、克莱斯勒集团的考夫曼·凯勒（K．T．Keller）以及美国钢铁公司的本杰明·费尔利斯组成。军械所的合同由其四个主要的分部签订......每个分部的主管......都有一个工业顾问团辅助，顾问团由与分部打交道的大型武器生产商代理人组成"。[39]
[32]Time，23 August 1954，p．9.
我们需要时刻谨记，军队地位上升发生的时间距离现在有多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军队只在"紧急情况下"暂时进入经济和政治圈高层；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才以一种决定性的方式介入。现代战争的属性迫使他们这样去做，不管他们愿不愿意，就如他们需要拉拢在经济上有权力的人进入军队一样。一方面，军方只有参与企业的决策制定，才能确保自己的项目能顺利实施；另一方面，企业领导必须对战争计划了解一二，否则他们无法制定战时生产计划。因此，将军们为企业总裁出谋划策，企业总裁也为将军们建言献策。莱文·坎贝尔中将（Levin H．Campbell）曾经说道："我在1942年6月1日成为军械所所长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成立私人顾问团，顾问团由4位杰出的商业和工业领袖组成，他们对批量生产的各个环节都了如指掌。"[37]
[33]Thomas J．Hamilton，The New York Times，15 August 1954，p．E3.
但现在军事机构与经济的关系已经发了质的变化(8)。随着国家预算的增加，军队占据的预算比例也增加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军费预算在政府总预算中的占比从未低于30％，平均占比已超过50％。事实上，在1955年公布的预算中，每3美元中就有2美元被划拨为军事安全方面的预算。[36]同时，政府在经济中发挥的作用增加，军队在政府中发挥的作用也随之增加。
[34]Arthur Maass，Muddy Waters：The Army Engineers and the Nation's Rivers（New York：Harper，1951），p．6。另参见他和Robert de Roos写的文章，"The Lobby That Can't Be Licked，"Harpers，August 1949。
当然，军事机构长期以来一直与经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美国陆军工程兵团----有史以来一直是由西点军校的精英组成的----在和平时期一直掌控着河流和港口的建筑工事。当地的利益集团和国会都知道有望获得拨款分肥，以及让兵团反对美国垦务局计划建设多用途河谷的机会。阿瑟·马斯（Arthur Maass）在游说不能被打败的论述中告诉我们："实际上，到1925年兵团开支占政府普通支出的12％"。[34]
[35]C．E．Merriam和 R．E．Merriam，The American Government（New York：Ginn＆Co.，1954），pp．774，775.
四
[36]埃里克·塞瓦雷德（Eric Sevareid）1955年2月10日在记者报中的专栏。参见1954年2月14日的《纽约时报》。到1954年，战略空军司令部的"直接固定资本投资达到85亿美元，这主要包括其飞机和基地的费用。就资产来说，美国最大的工业公司是新泽西州的标准石油公司，其资产约为54亿美元。而SAC的17.5万名'员工'与新泽西标准石油11.9万名员工的资产比率相差并不太远。像石油商一样，SAC的人经营很多昂贵的设备（其中很特别的一个例子是，三个B-47船员占用了超过200万美元）。然而，资产比较不能被压得太远，但是，85亿美元的数字只是SAC真正成本的一部分，完整的账目会包括按比例分摊的设备和其他指令的配备费用（在欧洲的美国空军，军用航空运输，空军物资指挥、研究和开发，等等），这有助于SAC的运转。真正的数据远远超过100亿美元。"John McDonald，"General LeMay's Management Problem"，Fortune，May 1954，p．102.
在美国，外交从未被能力卓越、训练有素的职业人员成功培育成一门充满学问的艺术，那些从事外交工作的人至今也无法看到担任最高外交职位的曙光，因为这些职位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根据政治和商业意图决定的。最近的调查和人员解聘毁掉了美国如今的职业外交军团，以及在未来建立这样外交军团的机会。与此同时，军界已经并且正在进入外交高层。
[37]Levin H．Campbell，The Industry-Ordnance Team（New York：Whittlesey House，1946），pp．3-4.
海军上将雷德福曾告知国会委员会，即使要进行一场长达50年的战役，也必须消灭红色政权，身为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主席，他主张在奠边府（越南奠边省省会）陷落前，用500架飞机向越南军队投射战术性原子弹。我们曾被私下告知，如果中国公开介入越战，北京将会遭受原子弹待遇。[31]这种政治形势被海军上将雷德福定义为军事事件，因此在这件事情上，他与文职上司国防部部长和国务卿享有同等话语权。1954年8月，马克·克拉克将军公开宣称应将苏联驱逐出联合国，并与其断绝外交关系。时任总统艾森豪威尔将军没有同意这位密友的观点，但总统的话并未让詹姆斯·范佛里特将军停止公开支持克拉克将军的言论。[32]并不是说这是一件太重要的事情，因为一直以来，在重大决策和秘密会议上，联合国经常被直接忽视掉。比如联合国没有组织日内瓦会议；联合国没有考虑过美国在危地马拉的行动。[33]联合国在最重要的东西方冲突中被忽视，以及联合国总体的政治力量在不断弱化。这是外交在战后时代衰败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军队人员和军队观点在地位上的提升。
[38]"The S.O.S.，"Fortune，September 1942，p．67.
在板门店（朝鲜半岛中西部的一个村庄），出席朝鲜战争停战谈判的不是外交家，而是一位衣领敞开、未系领带的将军。伦敦《经济学人》杂志写道："美国文官已经形成了这种固化的观点，即有些事情属于纯粹的军事事务，所涉及的问题文官是无法进行充分评估的。但是，英国的理论和经历否认了这两种理念......"[30]
[39]少将卢修斯·克莱，参谋团的物资助理参谋长，"The Army Supply Program，"Fortune，February 1943，p．96.
然而，问题远非这种低级别的紧张关系。正如我们所见，军人已经变成大使和特使了。在很多重大国际决策中，高级军官和政治人员组成的派系绕过职业外交家，直接制定决策。在1953年9月美国和西班牙签订的国防协议中，军队没有听从外交家的建议或直接反其道而行之，就制定了与外交相关的政策，与1945年至1946年间处理日本占领的西太平洋岛事件如出一辙。美国与日本签订的和平条约不是由外交家而是由将军制定的；与德国根本没有签订和平条约，只是在军队层面建立联盟并签订了协议。[29]
[40]"The U.S．Military Mind，"Fortune，February 1952，p．91.
3．当然多年来陆军军官们一直有外派岗位，他们在那里理应担任情报部门的纽带以及大使的助手，但是"在战后时代，他们中很多人几乎毫不掩饰对外交部和国务院的蔑视，并且划清自己与大使的关系，而他们本应该效力于大使(7)。"
[41]关于军事和经济观点再现的一致性的细节，参见Bruce Catton，The Warlords of Washington（New York：Harcourt，Brace，1948），esp．pp．245-88.
在许多人因为忠诚而被解雇后，1954年秋，有23年工作经验的职业外交家约翰·佩顿·大卫斯（John Paton Davies）被解雇了，不是因为忠诚原因，而是由于"缺少判断力、谨慎和可靠性"；他十年前在对华政策上所持的观点与当今政府的政策不一致。[25]职业外交家们对此事的评论反应了他们的心声，国务院政策规划部门的一名最新成员写道："希望美国民众最终能够明白'安全'已经变成了一个委婉语，它包含了过去五年中最原始的政治动机，即排除政府部门中德才兼备的人，然后安插那些不会恃才傲物的政治好伙伴。例如，在外交部重组后，明确降低了聘用人员的学历要求，这样一来好像那些愚钝的平庸之辈成了最佳人选"。[26]经验丰富的外交家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是外交事务方面的杰出研究家，他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时，建议自己班上学生不要选择从事外交工作。换句话说："国务院内士气低迷，内部的顶尖人才纷纷逃离，并劝告其他人离开"。[27]
[42]"Generals--Then and Now，"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7 March 1954，pp．78-79；U.S．Atomic Energy Commission，In the Matter of J．Robert Oppenheimer：Transcript of Hearing Before Personnel Security Board，12 April 1954 through 6 May 1954（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54），pp．163 and 176；The New York Times，20 August 1954 and 15 February 1955；Business Week，19 December 1953，9 October 1954，27 June 1955；对于很多其他的名称和职位，参见"The Military Businessmen，"Fortune，September 1952，p．128 ff.。
2．甚至在政府换届之前，职业外交家的士气和能力就被相关调查和人员解聘大大削弱了。斯科特·麦克劳德（Scott McLeod）作为时任议员麦卡锡的副手，从美国联邦调查局调任至国务院担任安全和人事部门的负责人。斯科特·麦克劳德坚信"安全"是外交工作的一项基本标准，在检查完所有其他方面的资格条件后，他也强调了这一点，他问自己："我有多愿意在枪林弹雨中和他躲在同一棵树后？当你这样思考问题时，你的标准就会提得很高。我在调查中常常这样思考。"[22]有很多人无法与麦克劳德在同一棵树后共存，对于许多仍然在任的外交官来说，他们越来越认为当外交情形与华盛顿那边的预想不同时，将该事实上报华盛顿是不安全的(6)。[23]
[43]参见同上，以及Business Week，9 August 1952。
此时，从事外交工作已经成为担任大使的可靠保障，因为艾森豪威尔总统任命的25名高级大使中，有19名是职业外交官出身。但是也可以说，到1953年，对着名商人、律师或政客来说，被任命为美国驻派到小国家的大使已不再是一种"荣幸"，因为所有小国家的大使职位都由职业外交家担任。[20]但是，在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任职后期，他开始将失败的政客和政治助手外派到此前一直是职业外交家任职的小国家。因此，约翰·戴维斯·洛奇（John D．Lodge）因为竞选康涅狄格州州长失败而被外派到马德里，代替外交经验丰富的詹姆斯·克莱芒·邓恩（James C．Dunn）。滑雪专家和"艾森豪威尔（竞选时的）拥护者"部门的负责人约翰·塔平（John L．Tappin）被派往利比亚取代职业外交家亨利·维拉德（Henry S．Villard）。[21]一些代表美国形象、更令人垂涎的外交职位，则由身价百万的银行家、大富豪或大富豪的亲属和顾问、高级企业律师和女性继承人的丈夫担任。
[44]"The U.S．Military Mind，"同上。
1953年，共和党执政时，外交部总共有1305名官员任职于98个领事馆以及72个外交使团（整个国务院当时共有19405名官员）。[18]在这72个出访的外交使团中，有40个使团的团长曾是职业外交家，或许他们的职位是由总统任命，但他们在外交部的任期不受政府更迭的影响。[19]职业外交家一般有两种选择：一是退休，二是从现任职位辞职，在新政府中担任其他职位。
[45]Arthur Krock，The New York Times，5 April 1953，周新闻板块。
在民主党漫长的执政期间，建立了一种以上流阶层为招聘对象的职业服务。1942年的32位大使和高级部长中，近一半毕业于私立预科学校，这些学校的学生通常是都市400强的子女；外交部118位高级官员中，有51位毕业于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或耶鲁大学。[17]
[46]约翰·布莱尔及其他人，Economic Concentration and World War II（Washington：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46），pp．51 ff.；另参见"Special Report to Executives：Science Dons a Uniform，"Business Week，14 September 1946，pp．19 ff；和"The New World of Research，"Business Week，28 May 1954，pp．105 ff.。
但是到了1930年，外交部门的工作再也无法保证人们获得大使的头衔(5)。1893年至1930年间的86位美国大使中，只有四分之一在被任命为大使前就职于外交部。哈特曼（D．A．Hartman）曾经说过："在英国，大使职位是你在外交部清晰规划的职业生涯的最后一站，而美国的大使职位只不过是商业、政治或律师生涯中迟到的一个插曲。"[16]
[47]The New York Times，5 October 1954.
1．只有当社会生活与政治意图之间的细微差别和谐共处时，曾经作为一门政治工具和社交艺术的"外交"才能发挥作用。社交艺术需要社交风度（礼仪），而这通常是那些受过高等教育和过着上流生活的人所具备的。事实上，那些职业外交家已经成为富裕阶层的代表(4)。
[48]"Government and Science，"The New York Times，18 October 1954，p．24.
关于美国外交和外交家的三组事实对于理解当下实况至关重要：职业外交部门的相对弱势；"调查"和"安全"措施进一步削弱了外交部门的实力；掌控外交部门的人越来越信奉军方观点。
[49]引自The New York Times，19 October 1954，p．12。
战争一度被认为是士兵的事情，国际关系是外交家的事情。但现在，战争趋于全面化和永久化，作为国王的免费游戏，它已经成为迫使民众互相伤害的事情，国家间的外交荣誉准则也已经彻底崩塌。和平不再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只有战争才是。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不是朋友就是敌人，敌对意识变得机械化、大众化且不带任何真情实感。当所有为和平而展开的谈判可能被视为绥靖主义甚至是叛国时，外交家的积极参与就变得毫无意义了，因为外交已经成为纯粹的战争前奏或是战争之间的插曲，在这样的背景下，外交官就被军事领袖代替了。
[50]给《记者报》编辑的一封信中，The Reporter，18 November 1954，p．8。
与其他任何领域的决策相比，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领域的决策受到军事领袖及其军事观念的影响最大。在这些领域中，军队地位的上升与其他力量不谋而合，这些力量使文官外交成为一门正在衰落的艺术，使汇集杰出人才的外交部门也因此衰落。军队地位上升和外交地位下降，两者发生之际，正值国际事务首次成为美国重大决策的中心，并逐渐变得几乎与所有重大决策密切相关。精英阶层接受了军界对现实世界的定义，职业外交家因此在高层完全丧失了话语权，就如我们认识的某些外交家一样，或至少我们可以猜想到。
[51]参见Theodore H．White，"U.S．Science：The Troubled Quest--II，"The Reporter，23 September 1954，pp．26 ff.。与苏联科学家的数量进行的比较，The New York Times，8 November 1954。
三
[52]参见Theodore H．White，"U.S．Science：The Troubled Quest-II，"在所引用的书中，同上 pp．27 ff；和Philip Rieff，"The Case of Dr．Oppenheimer，"The Twentieth Century，August and September 1954。
根据宪法规定，国会应该负责管理国家武装力量并对其给予支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和平时期，国会的职业政客的确与军队讨论军旅生活细节，为他们做决定，辩论战略甚至是制定战术。在"二战"时，国会议员为曼哈顿计划"投"了赞成票，他们完全不知道这项计划会增加多少军队预算，有谣言称，杜鲁门参议员认为将会有大事发生，作战部长的一句话使他停止了所有调查。战争结束后，国会根本无法获取有关军队事务的任何消息，更别说有时间和经验去对这些消息进行评估了。军队高层身为"安全"和"权威"专家，在这层身份下，他们的基本政治、经济决策权大大增加。他们决策权的扩大更多是由于文官在政治上失职----考虑到国会的组织和人事架构，这或许属于必然情况----而不是任何军队的夺权。[13]
[53]Benjamin Fine，"Education in Review，"The New York Times，8 March 1953，周新闻板块。
从40年代早期开始，国会对军队的传统敌意已经转变为类似"友好的和信任的"顺从。除了对约翰·埃德加·胡佛(3)外，参议员们对任何人都不如对高级军官那样尊重与顺从。在政府的一项正式发文里，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文字："战争期间，无论做什幺或者拒绝做什幺，国会几乎都是毫无条件地遵循参谋长的意见和要求"。[12]在战略联盟时期，虽然是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在"做决策"，但是实际上，那些决策是由军队批准的，或由军队事先组织和提出多个备选决策，总统和首相再从中做出选择。
[54]John M．Swomley Jr.，"Militarism in Education"（Washing-ton，D.C.：National Council Against Conscription，February 1950），pp．65-7.
但是，比军人直接担任政治职位、给予私人意见和公开演讲更重要的，是另外一种更为复杂的军队影响：高级军官作为权威人士处理传统军事领域以外的事务，已经得到了政治、经济精英的其他成员以及广大公众的认可。
[55]The New York Times，22 August 1953，p．7.
1954年，已退休的空军中将乔治·爱德华·斯特拉特迈耶（George E．Stratemeyer）和已退休的海军少将约翰·克罗姆林（John G．Crommelin），后者曾担任过参谋长，他们带领一大群着名的高级军官，为了麦克阿瑟将军的请愿书，[10]主动募集1000万个签名。当时正值军队地位攀升之际，老兵麦克阿瑟的讲话尚在回响："我们军人应该永远服从命令，但是如果这个国家想要继续生存下去，在政治家们无法维护和平时，我们必须要信任士兵。"（1953年）"我意识到有一个一直存在，以前不为人知但充满危险的事情----我们的武装部队主要效忠于政府行政部门的当权者，而非他们宣誓要保护的国家和国家宪法。没有什幺比这更危险了。"（1951年）[11]
[56]John M．Swomley Jr.，"Press Agents of the Pentagon"（Washington，D.C.：National Council Against Conscription，July 1953），pp．16-18.
在1952年的总统选举中，麦克阿瑟将军在一次公开演讲中直接违反了美国陆军第600-10条规定，他攻击了现任政府的政策，在共和党大会上发表主旨演讲，并且明确表示自己会参与总统竞选。但是成功当选总统的却是当时的另外一位在职将军----艾森豪威尔。这些将军和他们制定的所谓的政治政策都获得了其他军人的支持。无疑，现在有的将军支持共和党，有的支持民主党，还有支持或反对个人议员的军官，比如麦卡锡。还有选择支持某一方，从而揭示或者掩饰自己政治倾向的军官。
[57]John M．Swomley Jr.，"Press Agents of the Pentagon"（Washington，D.C.：National Council Against Conscription，July 1953），pp．13和9。
布拉德利将军曾经发表了无数演讲，而这些演讲的内容很快就被塔夫脱和汉森·鲍德温等参议员理解为影射1952年的总统选举。汉森·鲍德温曾经写道："演讲将布拉德利将军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置于与他们毫无相干的政治选举之中"。[9]参议员塔夫脱曾指控参谋长联席会议受到政府的控制，并指控该会议只对政策进行附和，而不是提出纯粹的专业意见，塔夫脱的这一指控得到了麦克阿瑟将军和阿尔伯特·魏德迈将军的支持。另外一名将军邦纳·费勒斯（Bonner Fellers）则是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成员。
[58]引自Time，29 June 1953。
更重要的是，不管是否以军人身份，高级军官都卷入了政策辩论中。对于军队过度影响文官所做的决策，奥马尔·布拉德利（Omar Bradley）将军曾是立场最明确的反对者之一。他曾在国会委员会和广大民众面前，公开支持经济、政治以及严格意义上的军事政策。再例如，马歇尔将军对《瓦格纳--塔夫脱议案》进行过驳斥，该议案同意巴勒斯坦增加接纳移民的数量，并作为犹太人自治领地继续发展。[8]当共和党攻击杜鲁门政府的远东政策，并要求将远东司令麦克阿瑟将军撤职时，马歇尔将军与谢尔曼上将、布拉德利将军、范登堡将军以及陆军参谋长柯林斯一起在国会委员会前进行过抗辩。
[59]关于军事宣传家为成功而努力的因素，参见Swomley Jr.，"Press Agents of the Pentagon，"前面所引的书中，同上pp．53-4。
1942年，克拉克将军在北非与达尔朗上将和吉罗将军打过交道，接着在意大利掌管第八集团军，然后在奥地利担任占领区指挥官，1952年他成为美国远东司令部总司令、驻朝鲜的联合国军司令，同时也担任"二战"后美军驻日本的指挥官。乔治·马歇尔将军在担任美国总统私人访华代表后，1947年至1949年担任美国国务卿，并在1950年至1951年担任美国国防部长。海军中将艾伦·柯克（Alan G．Kirk）在20世纪40年代末曾担任过美国驻比利时大使，接着担任驻苏联大使。1947年约翰·希尔德林（John H．Hildring）担任占领区助理国务卿，直接与负责德国、奥地利、日本和朝鲜政策执行的军队指挥官打交道。[6]美国准将弗兰克·托马斯·海因斯（Frank T．Hines）曾担任驻巴拿马大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Walter Bedell Smith）曾担任美国驻苏联大使。后来，史密斯将军在1950年至1953年间担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接着在1953年到1954年担任副国务卿。美国陆军上将卢修斯·克莱曾担任过德国占领区司令；麦克阿瑟将军担任过日本占领区司令。1954年，前往中南半岛"恢复秩序"的不是任何一个外交家，而是前陆军参谋长约瑟夫·劳顿·柯林斯（J．Lawton Collins）。他曾形容中南半岛"对东南亚乃至整个世界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和经济意义"。[7]
[60]Alfred Vagts，The History of Militarism（New York：Norton，1937）.
随着美国成为世界强国，军事机构得到了扩张，军队高官直接进入了外交圈和政治圈。比如，陆军司令马克·克拉克（Mark Clark）拥有的政治经验是美国任何其他现任军界领袖都无法比拟的，他坚信自己所称的"兄弟系统"，即政客与军人携手合作。对此他曾经说过："以前很多美国将军对于政治的态度是'去你的政治，我们待会再谈它'，但是现在他们不能这样做了。"[5]
[61]引自Samuel E．Morison和Henry S．Commager，Growth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第4版（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1），vol．2，p．468。
二
[62]Wm．O．Douglas和Omar N．Bradley，"Should We Fear the Military？"Look，II March 1952.
正是由于情形如此，我们必须明白军界领袖的政治手段，而且现在军人在权力精英中的影响力更甚。军人被认为仅仅是政客的工具，但他们面对的问题越来越需要他们做出政治决策。如果把这种政治决策看成是"军事必需"，那必然是把文官的职责----如果不是决策权的话----让渡给军事精英。如果现在文官精英坚持的这种形而上学的军事概念为大众所接受，那幺按照这种概念，战争是唯一的现实，也就是说战争是我们时代的必需品。
(1) "从那些军队管理者进入西点军校起，到他们死后在阿灵顿国家公墓举行军葬礼为止，他们接收大量的教育，期间会被反复告知他们应该远离所有看起来像政治决定的事情，他们应该坚守自己的职责，将其与民权分开。海军上将莱希曾写道：我实在是缺乏政治运动的经验，因此无法形成自己的观点，所以罗斯福跟我开玩笑说，'比尔，在政治方面，你仍停留在中世纪。'"[2]
同时需要谨记：职业军人们接受过训练，拥有经验，非常坚信从军事角度给予的现实世界的定义，同时也要记住，他们拥有各种新的暴力手段，加之文官在外交上令人不安的失职行为，他们发自肺腑地为自己的国家感到担忧。当他们沦为无政治倾向的施暴工具时，那些信念最为坚定----或用他们的话来说----能力最强的人会感到沮丧。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或由于职位太高，或由于卷入太深，而无法实现具有军人风度的退出。
军人们并没有掌握一切实况，或者十分信任自己貌似特别专业的军队知识，他们习惯发号施令，所以在受到批评时反应特别僵化。在军事书中，没有反击参议员的"标准操作程序"。当时似乎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实地指挥，严格服从命令，不做任何政治层面上的怀疑，尤其是在战争期间。换句话说，履行士兵该履行的前进或者后退职责，将自己的尊严置之一旁；另一种选择就是，完全从政治角度出发予以全力反击，可以依照传统的方法与政客联盟，如果他们拥有行政职位的话，或许还有其他的新方法。因为只要他们保留军官身份，他们就无法公开明确地选择政治党派----虽然他们中部分军人已经这样做了。但是总体上来说，他们需要在幕后小心运作----简而言之，他们会乐于与其他军人、企业行政官、政治事务局成员和国会议员一起组成或加入亲军派系的高层。
(3) 约翰·埃德加·胡佛（J．Edgar Hoover，1895--1972），美国联邦调查局改制后的第一任局长。----译注
就如政治渗透到军队一样，军队也会渗透到政治中去。军队已经并且将会继续被政治化，一方面是由于文官失职，另一方面是由于军队决策受文官诟病。
(4) 外交家的低工资政策使得他们无法在国外的岗位生存下去，除非他们拥有其他私人收入，这一事实让上文提到的两种选择成为必然。40年代早期，身居要职的大使每年估计要花费7.5万至10万美元才能过上与自己职位相匹配的生活，而一名大使的最高年薪才2.5万美元。[14]
军人一旦登上政治舞台，不管是自愿地、勉强地抑或是不知不觉地，他们都会受到批判；他们在政治上开始具有争议性，就如同其他政客一样会被攻击，即使他们没有明确地涉及政治，也会受到政治攻击。在文官不被信任的背景下，军队在政治方面常常饱受诟病。但是现在事态更加严重。汉森·鲍德温（Hanson Baldwin）曾说："1953年，参议员麦卡锡为了夺取军队的掌控权，带队攻击了一批忠心耿耿的官员，因为他们......服从了自己合法上司的命令。"[4]麦卡锡因此挤进了指挥系统，连入职仪式也省了。军界领袖看到了这种攻击如何毁掉了公众的信任，以及国务院内部员工的士气，担心自己的组织也会这样被掏空。而且，他拥有可以影响经济事务的权力，占据了多半财政预算的份额，很容易受到行政部门新领导们的攻击，这些领导对他一半依赖一半打击，同时，还容易受到来自蛊惑人心的政客们的攻击，这些政客很会利用他犯下的"错误"，或者帮他制造"错误"。
(5) 1899年18位高级大使中，没人可以称得上是"职业外交家"，因为他们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外交部门内部工作。他们中有10人在成为大使前从未担任过外交职位；有6人到1899年时担任外交工作不超过9年。只有两人在十多年前就开始从事外交工作：驻土耳其大使奥斯卡·施特劳斯（Oscar S．Straus）和驻德国大使安德鲁·迪克森·怀特（Andrew D．White）。这些大使中的大部分似乎是因为他们对党派的忠诚才得到任命的。他们中有11人曾在政界十分活跃；有一半从事过律师职业；有一人曾是教授，一人曾是记者；剩下的5人曾经是商人，并且往往从事过律师职业。1899年的那些大使来自于生活优越的家庭，并且他们往往家境富裕，在商界和政界占据要职，他们在美国和欧洲最好的学校接受教育，其中有6人毕业于常春藤盟校。[15]
因此，政客们躲在所谓的军事专家背后，而不去履行自己辩论政策的职责，躲在军人的背后，利用他们的专业技能；行政官员们工作失职，没有为人民提供真正的职业服务。由于这些文官工作失职，职业军人的地位获得提升。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军队精英----很可能既不是出于政治任命，也不必负任何政治责任----被卷入到高层的政治决策中。
(6) 当然，这对于外交部门来说并不完全是新鲜事。比如："对于驻中国部门来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该部门有22名成员，在1952年只有两名人员留下来在华盛顿国务院工作，剩下的大部分仍然在美国政府工作，但是，并不是在朝鲜战争中，在那儿或许他们对中国的详细了解还可以在这场绝望的战争中派上用场。"[24]
从行政官员的角度来说，之所以认为军人是有用武之地的人，是因为他们都接受过执行技能培训，而且没有被贴上谋私利的标签。缺少专门的甄选、培训和鼓舞职员的文官队伍（Civil Service）(2)，利用军队就变成了更好的选择。
(7) 1954年4月，在全世界发现驻派莫斯科的军官格罗少将在日记中写道他支持攻打苏联，表达了他对大使的反感，不喜欢他身边的熟人时，军队禁止了驻外官兵保留日记。在访问德国的法兰克福时，他的日记落在了一家旅馆，很快被人从旅馆中偷走，拍下照片，然后还了回去。苏联进行了大肆宣传。从情报工作来说，格罗少将显然是不幸的类型，或许比起将他置于莫斯科的军队情报体系的"破坏体系"，他更不应该受到指责。格罗少将的这种不称职无独有偶。战后最重要的军官位置由铁人迈克·奥丹尼尔（Mike O'Daniel）将军担任，他左右开弓的作战方式似乎是让他担任要职的唯一理由。当战争变得"臭名昭着时，在东欧的两位军官，一个热情友好，一个在黑市倒卖他采购过剩的服装"。另一位将军----在战争时是G2的首领，涉嫌从事黑市交易，从伦敦召回进行调查。[28]
从政党的角度来说，训练有素的海陆军上将是将政策合法化的优秀人选，因为他们的手段精明，能将政策提升到"政治之上"，也就是说政策将免于政治辩论，直接进入行政部门，如艾森豪威尔将军竞选总统时，政客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发布支持言论称，我们需要有能力"制定伟大决策"的人。[3]
(8) 在1789年至1917年间，美国政府花费了295亿美元；但在1952年这一年，仅军费拨款就达到400亿美元。1913年，军事设施人均开支为2.25美元；1952年，军事设施人均开支近250美元。[35]
过去十五年间，军队高层一直在"政治化"，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作为职业军官，一些军人在军队扩张的过程中获得了既得利益，包括个人、机构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利益。作为官僚，有些军人疯狂地扩张自己的领地。作为权贵，有些军人异常傲慢，还有一些则非常精明，他们寻求影响力，认为行使权力具有很高的价值，十分享受行使权力之乐。但是并非所有的军人都是出于这样的动机(1)。职业军人没有争取政治权力的天性，或者说，至少我们不能归于争取政治权力这个动机。因为即使他们对政治权力没有欲望，但是权力本身对政治至关重要，在文官默认的情况下，可能或事实上已经将权力强加给了他们；无论他们愿意与否，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文官利用，以达成文官们自己的政治目的。
(9) 卢修斯·克莱将军在德国指挥军队，后来作为职业指挥官进入政界，现在是美国大陆罐头公司（Continental Can Company）的董事会主席。詹姆斯·杜利特尔将军（James H．Doolittle）在日本投降前夕是第8航空军的统帅，现在是壳牌石油公司（Shell Oil）的副总裁。奥马尔·布拉德利将军以前在柏林指挥第12集团军，随后坐上了高级参谋的位子，后来成为布洛瓦研究实验室（Bulova Research Laboratories）的董事会主席；在1955年2月，布拉德利主席允许将他的名字----"奥马尔·布拉德利将军"----用于整版广告上，支持对瑞士手表机芯增加关税，理由是为了军事需要。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在日本和朝鲜是政治将领，现在是雷明顿兰德公司（Remington Rand，Inc.）的副总裁。阿尔伯特·魏德迈将军是中国战区的美方指挥官，现在是AVCO企业的副总裁。海军上将本·莫里尔（Ben Moreell）现在是琼斯与劳克林钢铁公司（Jones＆Laughlin Steel Corp）的主席。雅各布·埃弗斯（Jacob Evers）将军现在是费尔柴尔德飞机公司（Fairchild Aircraft Corp）的技术顾问。伊拉·伊克（Ira Eaker）将军是休斯工具公司（Hughes Tool Co.）的副总裁。萨默维尔将军曾经主管军队采购，成为了科佩斯公司（Koppers Co.）的主席和总裁，直至1955年过世。海军上将艾伦·柯尔克在卸任驻苏联大使以后，成为了梅尔卡斯特股份有限公司（Mercast，Inc.）的董事会主席和首席执行官，该公司主要从事高精度的冶金工作。莱斯利·理查德·格罗夫斯（Leslie R．Groves）将军是曼哈顿计划的负责人，现在是雷明顿兰德公司负责高级研究的副总裁；克萨达（E．R．Quesada）将军是氢弹测试的负责人，现在是洛克希德公司（Lockheed Aircraft Corporation）的副总裁，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将军现在是美国机器和铸造厂（American Machine and Foundry Company）的董事会副主席，海军总参谋马修·B.里奇韦将军明确拒绝凯泽入侵阿根廷的命令，成为梅隆工业研究所（Mellon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Research）的董事会主席。[42]
另一方面，我们不要忘了军队训练和军旅生涯给他们灌输的自信心。那些在军旅生涯上取得成功的人通常都拥有十足的信心，并且能随时将这种信心运用到政治和经济领域中。跟其他人一样，他们当然也会接受老朋友的帮助和精神支持，这些老朋友主要也是来自于军队，因为军人职业在历史上还是相对孤立的。个人层面如何我们暂且不提，但是在团队层面，目前军人团结一致，在处理国家政策方面的能力可能是最为突出的。没有其他任何团队在协调经济、政治和军事事务上接受过训练；没有其他任何团队具有持续做决定的经验；没有其他任何团队能够如此容易地吸收其他团队的技能，或者如此迅速地运用自己的技能；也没有其他任何团队，能够如此稳定地获取世界各地的信息。更重要的是，政治和经济事实的军事定义在文职政客中十分盛行，但这并不意味着削弱了军界领袖的信心、制定政策的渴望或在上流社会制定政策的能力。
(10) 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英国哲学家，社会学家。----译注
据说，军人出身的官员，譬如国防部长，实际上对自己所从事领域的了解，可能还比不上一些对军事或军队人事知之甚少的平民，他很容易被身边的陆海军上将蒙蔽。人们也常常认为，政界中的军人没有坚定、新颖、果决的政策路线，甚至在平民政治领域中，也由于缺乏专业知识和具体目标变得漫无目的，甚至软弱无力。[1]
(11) 对这些趋势的详细讨论，参见下面第十二章：权力精英。
虽然陆海军上将在政治、经济决策上的参与度逐步提高，但并没有摆脱军事训练对他们造成的影响，这些训练塑造了他们的性格和世界观。但从更高层次上说，在新职业上取得成功的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细致观察就会发现，一些将领和人们脑海中典型的企业高管的形象并无太大出入，而另一些将领看上去似乎更像古怪的政客而非传统的军人。
(12) 白修德（Theodore H．White，1915--1986），原名西奥多·哈罗德·怀特，美国新闻记者。----译注
一
(13) 内战时期，美国各州都设立了赠地大学（Land Grant Colleges），还开设了军训课程。在一些学院中，在内战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个培训是自愿参与的；在其他一些学院中，在大学的各个阶段是必须参与的。在1916年，在赠地大学，陆军部将军事训练设为大一、大二的必修课。但在1923年，威斯康星州议会成功挑战了大学的这项安排，一所赠地大学和其他几所学校也纷纷效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所大学都成立了预备役军官训练军团。这项预备役军官训练军团项目扩展到了高校校园中。大学军训----由军队稳步推进----毫无疑问，意味着所有年轻人在军事技巧和良好态度方面的进步，大学四年的学习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许多这种争议中，军界领袖们都得到了他们想要的结果；在其他的争议中，他们阻止那些自己不赞同的行动和决定。在一些决定中，他们拥有极大的话语权；在其他的决定中，他们与人产生了分歧，并以失败告终。但如今他们是美国精英阶层有史以来最有权威的人。现在，他们在许多生活领域行使权力的方式更加多样，而这些领域以前属于平民；现在他们的人脉更广；在他们生活的时代，精英阶层和普通民众都已经接受了从军事角度定义的"事实"。历史上，军界领袖们一直都处于不安的状态，在美国精英阶层中人缘很差，而现在他们首先是表亲，不久之后可能会成为嫡长兄的关系了。
(14) 例如，海军少将赫伯特·J.格拉西（Herbert J．Grassie），是路易斯科学与技术学院（Lewis Colle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的校长；海军上将切斯特·尼米兹（Chester Nimitz）是位于伯克利的加利福尼亚大学的评议员；空军少将弗兰克·基廷（Frank Keating）是伊萨卡学院的董事会成员；海军少将科尔克拉夫（Oswald Colcough）是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律学院的院长。梅尔文·卡斯伯格（Melvin A．Casburg）上校是圣路易斯医学院的院长；海军上将查尔斯· M.库克（Charles M．Cook）是加利福尼亚州立教育董事会的成员。[54]
在珍珠港事件后，那些掌控了大规模暴力手段的人开始享有极大的自主权，同时在同事们中间拥有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实力。一些职业士兵放弃了军人身份，享受军队外的高层生活。有权势的人在经济、政治以及教育和科学方面建言献策、提供信息、做出决策判断，这些都影响着其他依然保留士兵身份的人。在有争议的政策上，海陆军上将无论在工作上还是在生活中，或公开或隐蔽地利用自己的权威，尝试左右底层群众的观点。
(15) 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1856--1924），美国第28任总统。----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