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她冲着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说道。“他纯粹是在撒谎，他会因此惹来更大的麻烦。”
一天上午，一位在看守所度过周末的年轻妇女来到了药剂师商店。她与自己的丈夫发生争执，后者报了警；科罗拉多州的法律要求，只要出面协调家庭纠纷，警察就应该逮捕肇事者。该法律意在保护妇女免于被迫撤诉，但本案中的丈夫声明，受到攻击的人恰恰是他。在药剂师商店，在本地报纸上看过逮捕案报道的五六个人围在了那位妇女身边。
“你要跟他分手吗？”
金克斯在盐湖城长大，可他大多数的工作时间都在小城镇度过。“也许应该这么说，”他说道。“我喜欢下象棋。我搬到小城镇之后，当地没有人下象棋，可有一个家伙提出与我下跳棋。我总觉得那是小菜一碟，不过还是接受了挑战。可他一连赢了我八九盘。这就像小镇的生活，虽然简单，但水平更高。”金克斯说，他被迫与当地的冰毒吸食者建立一种“工作关系”，以提高他们戒掉毒瘾的信心。他说，人们也许觉得小镇上的人思想保守，但实际上他们常常不会以个人的好恶妄下评判，因为大家相互之间的接触十分紧密。“也许某天我正走在路边，让我搭车的人碰巧就是一个冰毒吸食者，”金克斯说。“这里的圈子紧密得多。”他相信，小镇上的流言比人们想象的要少，因为很多事情大家都已经心知肚明。
“是的。”
纳彻里塔最后一位医生死于十五年前。镇上只有一间小诊所，最近与科罗拉多其他地方的一个医生签订合同，让他每个星期来镇上出诊两天。不过，打主力的还是肯·金克斯，他是一位内科医生的助理，每天二十四小时应诊。金克斯在科罗拉多的乡下生活了十多年，在此期间他知道，撕开伤口上的绝缘胶带比一般的胶带更难。有两次他遇到病人颈椎骨折之后，自己开着车来到诊所，并走了进来，实际上这些病人应该在受伤地点就地固定。“如果移动的方式不对，他们很可能送命，或者在轮椅上度过余生，”他说道。违背医嘱强行出院的人并不罕见。有好几次，金克斯告诉心脏病人需要用直升机转院，结果病人们纷纷表示拒绝，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有更便宜的转院方式。金克斯签好表格，取下静脉输液器，病人们钻进自己的皮卡，开上两个小时转到其他医院。“他们竟然做到了，”金克斯说。“所以他们是对的！”
他们围着柜台站在一起。“我的店里有犯罪分子，好可怕，”多恩开着玩笑。那位年轻妇女在商店的前厅拿到一份报纸，读起了警事报道。“还有比这更胡扯的吗？”她说道。“报纸上说是二级攻击，算是重罪。但他们把它降格为轻罪。”
带着母亲和年幼的妹妹，多恩把吉姆的骨灰撒在了圣米格尔河和多洛莱斯河的汇流处。多洛莱斯河自南向北流淌，从帕拉多克斯峡谷一个充满盐碱的小山包中间穿过，河水含盐发涩，没有鱼儿。去那里游泳的人会浮在水面上，仿佛到了一千六百多公里之外的太平洋。
“我跟朋友们说，你没有出手伤人。”
吉姆死后，他的一位同事打来了电话。她寄来了骨灰盒，同时附带有他的一份遗嘱、工作奖金，以及几张照片。其中一张照片拍摄于瑞格里球场，照片上的吉姆和自己的男友站在一块写着“小熊队，加油”的牌子跟前。多恩细看那张照片的时候才明白，他实际上根本不了解自己的哥哥。他在过去十多年间跟吉姆只有四天的时间相处，他甚至不知道哥哥的男友叫什么名字。他终于明白了自己一直未能前往芝加哥的真正原因。“我是在生自己的气，一想到两个大男人同处一室我就自在不起来，”他这样说道。“我不愿意看见两个大男人接吻。我现在倒没什么，可当时真的无法接受。我真后悔。”
“他说我用煎锅袭击他。他说我打到了他的手臂。我如果用煎锅打他，应该打在他的头部啊。”
那一年，他们每个星期都在电话里长谈。可一说到芝加哥之行，多恩总有脱不开身的理由。店里太忙，儿子和女儿的学校活动太多。克瑞莎一直劝说他踏上旅程，但他总是无法成行。
“让我来告诉你应该怎么做，”那位老太太说道。她七十多岁，留着一头卷曲的白发，脸上带着慈祥的微笑。“你去找一瓶黄蜂喷雾剂，”她说道。“不弄瞎他的眼睛才怪。”
次年，吉姆回到纽克拉住了四天。他陪着母亲开了好长一段距离的车，母亲告诉他，她老早就知道他是个同性恋，她深感抱歉的是一直没能改变他父亲的态度。那几天，吉姆和多恩聊到很晚才睡。一天晚上，吉姆告诉多恩，自己感染了艾滋病，还说医生告诉他，他的病情很可能已经恶化了。吉姆告诉多恩他想把自己的骨灰撒在什么地方。他还请求多恩前去芝加哥，看望他和他长期共同生活的男友。
“我连球棒都不能用，因为那是武器啊。”
十八岁时，多恩跟自己高中时期的女朋友克瑞莎结了婚，并同住于他正在念书的博尔德。后来，他们定居在纽克拉，经营这家药剂师商店。1983年，多恩的父亲去世，他的遗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雇请一名私人侦探。这位侦探在芝加哥找到了吉姆，他是县法院的职员。他说自己之前有预感，家里肯定出了什么事情。
还是老太太年高智长，她解释说，黄蜂喷雾剂不算是武器，所以即便是取保候审的人也可以买到。“比辣椒喷雾剂好多了，”她说道。“保准弄瞎他的眼睛。”
吉姆比多恩年长三岁，在家里个子最高。他身高一米九，体格魁梧，但对于运动和打猎丝毫没有兴趣。多恩学打棒球和步枪射击，吉姆则喜欢钓鱼。他大部分时间独来独往。上中学之后，他的学习成绩非常优秀，喜欢参加辩论队的活动。他常常令自己的父亲深感失望，后者教训他举止要像个正常的男孩子。1972年，也就是吉姆离家前往大学两三年后，他给家里人写来一封信，说自己是同性恋，还说他知道父亲永远都无法接受这一点。他叫家人不要去找他，他将永远离开科罗拉多。接下来的十二年，谁也没有收到过吉姆的只言片语。
过了一会儿，我看见那位年轻的女子用一把剪刀剪下了逮捕名单。当我问她怎么会剪下这个时，她丝毫没有显得难堪。“假如我傻到想让他重返家门的时候，我就会看看这个玩意儿，”她说道。“我会把它保留在剪贴簿里。”（后来，所有的指控都被驳回，他们离了婚。）
“是的，”吉姆回答道，他一点儿也没有觉得难堪。他收回了杂志，之后两个人再也没有提起过这件事。
多恩从不在商店与他人谈论某个人的病情，却会时不时地提起自己的健康问题。二十年前，克瑞莎被诊断患有罕见的脊柱裂，病情不断恶化，已经到了很少离家出门的地步。曾经有一年，因为这种病，全家人都无法享受医疗保险。他们的大儿子在空军部队驾驶F-16战斗机，女儿却因为酗酒一直在勉力寻找比较稳定的工作。因为她无力照顾自己的儿子盖文，多恩和克瑞莎只得接过了孩子的监护权。多恩经常向一个顾客提起这件事儿。“如果我治疗的病人家里有酗酒者，让他们知道我女儿的情况会有一定的帮助，”他说道。“在小镇上，什么东西都藏不住。一个人无法假装自己的家庭很完美。我的女儿不完美，但她一直在努力。”他接着说：“小镇上差不多所有的瘾君子都有自己的故事。每个人都是这个社区的一分子。没有谁更好些，也没有谁更坏些。我们全都一样。”
“这本杂志是你的吗？”哥哥回到家里的时候，他这样问道。
星期三是纽克拉镇的保龄球协会之夜。本地的保龄球道早已不对公众开放，因为镇上留下来的人不多，不过每周会向本地的社区协会开放两次。球道建于1962年，所有设备至今保持原样，钢材的大量使用现在绝无仅有： 修长而闪亮的布伦瑞克回球架、桌腿厚重而外展的餐桌。墙上是有着五十年历史的可口可乐挂钟，指针凝固在六点零几分。记分牌上显示着退出历史舞台十余年的企业广告： 神奇屋顶及通风公司、快速先生及时打印中心。（“无论份数，立等可取！”）多恩是该协会的主席，他每年都要对球道进行质量认证。为了有资格使用保龄球道千分尺，他专门去蒙特罗斯培训过。
当时，多恩在他和哥哥吉姆合住的房间里找东西，碰巧找到一本藏在床底下的杂志。杂志上全是裸体男人的图片。多年后，多恩仍旧感到惊奇，1960年代中期居住在科罗拉多偏僻之地的小孩子怎么会得到这样的杂志，但他当时却没有这样的想法。他只觉得这是自己见过的最怪的东西。
为了满足当地的某些需要，他一直在不停地考证书。他修读过心脑复苏课程CPR，有资格使用电击除颤器。他拥有烟花表演证书。他负责对一百六十公里半径内多家小诊所的配药室定期行使州级检查。他有飞行执照，驾驶的是一架已有五十年历史的塞斯纳飞机，经常外出检查工作。他听说加利福尼亚有人开办激素疗法的培训课程，径直飞过去上了两天的课；他现在为分散居住于西部各地的四位变性人配置药方。他觉得这件事情很有趣。病人们每三个月给他打一次药品预订电话；他很同情他们，陪他们在电话里聊医疗保险方面的烦心事儿，因为变性人几乎无法享受医疗保险。
多恩·科尔柯德八岁的时候便知道，自己将来想成为一名药剂师。他出生在距离纽克拉镇并不算远的铀旯湾镇，他的母亲是当地一家药房的职员。放学后，多恩会在药房一连待上数个小时，心满意足地看着药剂师们忙前忙后。十多岁的时候，他悄悄潜入了药店。他跟几个朋友一起，偷了啤酒、《花花公子》杂志和避孕套。（“避孕套被当做废物扔掉了。”）铀旯湾镇是个小型社区，没过多久几个孩子就被逮住了。他们不能用钱赔付损失，而是以每小时二十五美分的报酬替店铺做事，直至偿清债务。“我们要做清洁、整理货架。大家都知道你为什么会在那儿。对于我而言，那也许是件好事。”
秋季的星期五晚上，他会宣布纽克拉高中橄榄球赛开幕。橄榄球赛实行八人制，不过如果有人数较多的学校前来比赛，他们会在每次控球时转换规则： 逢纽克拉进攻，实行八人制，如果另一方球队获得球权，又转回十一人制。这样双方都能按照自己的习惯发起进攻。偶尔有人会犯迷糊，扬声器里响彻了多恩的声音：“场上有十一名白衣队员，只有八名蓝衣队员。这不算数。”橄榄球比赛可能算不上一流，但队员们的名字却是小说家笔下的梦之队。纽克拉队有门把手赛斯、投石器查德和谜语谢尔顿。鸽子溪队有一个队员名叫狂怒的汤米。布兰丁队有利爪杰克、黑色英镑、铁疙瘩汤姆和癞蛤蟆赫舍尔。斯洛·斯坦利、泰伦斯·泰特、戴伦·戴维斯： 如果有球队需要姓名首字母押韵的进攻队员，挑选工作应该首先从科罗拉多州和犹他州的边界地区做起。
她笑着说道：“我们只有野格利口酒。”
纽克拉队的教练名叫吉姆·艾普莱特，他也是当地小学的校长。我前往他的办公室拜访，他与我闲聊了一会儿便告诉我，他生长在纽克拉，在外地住过几年，随后又搬了回来。“我之所以回来，是因为这个小镇养育了我，”他说道。“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这里的很多人看着我挺了过来。只要还是这个社区的一分子，我就对此感到十分骄傲。”
“你们这里有什么？”
我问他，“困难”是指什么。他个头很大，友善的红脸上闪着一双冷峻的蓝眼睛。犹豫一会儿之后，他看着我的眼睛。
“只要你不碰它，问题不算严重。石棉很耐用。”她靠在木质吧台上说道。“你要喝点什么？”
“我母亲近距离击中了我的父亲，”他说道。“他回家的时候烂醉如泥，母亲不让他进屋，他硬要闯进去。他破门而入，她朝他开了枪。我站在三米开外。两个弟弟都在另外的房间。爸爸被抬上了救生直升机，妈妈进了监狱。在这里没有社工服务。我带着两个弟弟住进了锐意汽车旅馆，一个星期还没住满钱就用光了。”
“问题严重吗？”
我们坐在他的办公室里，四周都是孩子们的画作和诗句。他又讲了一个故事： 十四岁时，他搬到了一位“帮助其他迷途者的好太太”家里，这位太太资助他读完了高中。每逢周末，他都会到加油站干活。也许他是纽克拉镇有史以来最好的棒球球员，获得过一等奖学金。他进了大学，但只坚持了不到半年： 他把所有的钱都用在了吃喝玩乐上。“很多人对我失望透顶，”他说道。
“唯一的问题是，房屋的壁板是石棉瓦，”她说道。
他回到家乡的矿上工作，后来又成为了学校设备的维护人员。三十岁那年，他的上司鼓励他再试一试大学生活，于是他举家搬到新墨西哥州，终于获得了教育学方面的学位。他先后在纽克拉和纳彻里塔教了十五年书。这所小学有七个年级，共有一百五十名学生，每年差不多流失十五个学生。每流失一名学生，来自州政府的预算就减少大约一万美元。学校最近削减了约百分之八的经费预算。教师的起薪不足二万九千美元。
纽克拉镇的粗野远近闻名。这样的粗野兴起于1950年代和1960年代，当时的铀矿开采及加工迅猛发展。不过，1979年发生三里岛事件后，铀矿市场迅速萎缩，前来投奔纽克拉镇以及六公里外的姊妹小镇纳彻里塔的人口持续减少。除了放牧，唯一稳定的工作就来源于当地一家毗邻煤矿的发电厂和教育系统，此外很少能找到工作机会。这两个小镇的人均年收入都低于一万四千美元，只比全州水平的一半略高一点，接受大学教育的人口比例仅有百分之八。由于资金匮乏，学校董事会最近决定实行每周四天工作制。纽克拉镇只有一家餐馆，纳彻里塔镇有一家汉堡店，两个镇共有一个酒吧。这家酒吧名叫“141沙龙”，取自从纳彻里塔穿城而过的141号高速公路。星期四晚上，我是酒吧里唯一的顾客，酒吧招待员告诉我，她刚以五万三千美元的价格在纽克拉镇买了一套三居室。每个月归还按揭贷款二百五十美元。她叫凯西。
“我想到了‘命悬一线’这个词，”艾普莱特说。他上一次对学生进行家访时发现，四分之一的孩子没有与亲生父亲一同生活。很多孩子像多恩的外孙那样与祖辈同住，还有的孩子与亲戚朋友同住。不过，艾普莱特说，人们有的是办法，孩子们自我照顾的效果令他铭记在心。“在我们看来，非传统的方法反而成了传统，”他说道。“我们可没有你们大城市那么优越的看护体系。”
最终，他们放弃共同劳动的原则，并将工程外包给私人工作队。1904年，渠水终于从完工的水渠里哗哗流过；六年后，他们重新取名纽克拉（Nucla），意为“中心之城”。社会主义的梦想一直未能实现，不过那条水渠直至今天还在发挥作用。科罗拉多合作公司至今仍然存在，由它雇用的全职“渠道员”负责这一水利设施的运行。渠道员名叫迪恩·纳斯朗德，他的父亲和祖父都参与过水渠的开凿。跟纽克拉镇的大多数居民一样，纳斯朗德谈论父辈时从不涉及他们的社会主义政治理论。（“人们叫他乔伊老爹。他算是个牛仔。他喜欢四处闲逛。可能玩上一个星期的纸牌，然后又开始找点活儿干。”）当地一家董事会负责监管水利系统的运行，但股份仍为私有制，争执往往令人恼怒，创立之初的合作精神似乎早已在这干燥的气候里蒸发殆尽。“威士忌是用来喝的，水是用来挑起争斗的，”纳斯朗德告诉我。“我曾经见过好多人用铲子相互殴打。”
上暑期课程时，艾普莱特往往没有报酬。他经常修剪学校的草坪，如果哪里需要油漆粉刷，他也会拿起刷子。去年，校园内的一批树木需要砍伐，招标价为一万美元，艾普莱特租来一辆斗式铲车，带着自己的女儿干了起来。当地有一个自发组成的群体，勉力维护社区的完整，他是二十个群体成员之一。很少听到有人提及作用并不明显的当地政府，纽克拉甚至找不到足够的成员组成市议会。艾普莱特告诉我，至关重要的是学校老师、校董会成员，以及多恩这样的本地经商人士。“正是他们这样的人让一切得以苟延残喘，”他说道。
他们在一年时间内进行了第一轮整肃。有十名成员因为共产主义色彩过于浓厚而被逐出团体；《利他主义者》报道，水渠将实行股份制，其他财产继续保持私有。无论头一阶段的情形多么不如人意，该报纸一如既往地坚持使用格言警句。（“共产主义可能实行合作制度，但合作制度未必就是共产主义。”）到1898年冬季，定居者们耗尽了所有的食物。次年，一半的董事会成员提出辞职。（“竞争是地狱的产物，合作将创造人间天堂。”）1901年，秘书宣布该团体破产。一位前董事会主席自杀身亡。（“只要你只顾着自己，那你就不可能成为好的合作者。”）
当离群索居者和流浪者来到小镇之后，他们总会循路找到多恩。多年前，一个名为蒂姆·布瑞克的七十岁老人搬到纳彻里塔租了一套活动屋。他在药剂师商店提交了一份特别订单： 紫锥菊、白毛茛、甘菊茶。他信不过医生，时常让多恩替他量血压。他的血压很高，多恩终于说服他定期接受药物治疗。没过多久，他便每隔四五天拜访多恩一次，主要目的是找他闲聊。
科罗拉多合作拓荒队选了一处蛮荒之地，取名为太比瓜彻公园。这个地方极度干旱，但不到九十多米之下的山谷里就有圣米格尔河汩汩流过，定居者们经过线路勘察，决定修一条近三十公里的灌溉水渠。全体成员于1895年开始挖凿。他们在全国范围内出售股份，还在布鲁克林、芝加哥、圣保罗和丹佛等地成立了科罗拉多合作拓荒队俱乐部。他们出版了一份名为《利他主义者》的报纸，报纸上经常用到“同志”这个词，并对合作组织和社会主义等内容进行理论阐述。他们计划废除债务、利息和租金，并禁止赌博和售酒行为。他们梦想着灿烂的未来：“如果一个由逃犯和难民组成的微小团体都能够建成罗马并维持国家状态长达十二个世纪，谁又能料想到由美国知识分子精心组织的拓荒团体将会取得怎样的成就。”
多恩称他为布瑞克先生。他在本地没有其他朋友，他对自己的过去闪烁其词，尽管随着时间推移总有诸多细节不时出现。他出生时名为彭罗斯·布瑞克——是来自费城、并靠着跛子溪的矿业所有权大发其财的彭罗斯家族的后裔。不过，不知何故，布瑞克先生已有十余年疏远于家人和亲戚。他改了名，一辈子大多数时间从事汽车修理。
19世纪末期，社会主义性质的社区在美国西部并不鲜见。卡尔·马克思认为城市工人阶级是共产主义最大的希望所在，但在美国，常常是偏远地区成为了合作组织和社会主义的试验田。1877年颁布的《沙漠土地法案》是原因之一，它规定定居者只要有办法实行灌溉，便能以低价获得土地。为了修建水利设施，集体力量势在必行，很多早期社区都以共同劳动的原则得以成立。摩门教尤其成功——他们在犹他州所实施的一些项目为美国西部其他各州树立了榜样。不过，多数社区并不具备宗教特性，更多是受了马克思或者罗伯特·欧文这样的知识分子思想的影响。加利福尼亚阿纳海姆市的人们因为合作修建水利项目而定居于此，离它不远的河滨市同样如此。其他地方虽以失败告终，但在地图上留下了一个个充满理想主义的地名： 平等镇、自由地镇、利他镇。
一天，他的活动屋被人破门而入，盗贼们拿走了一摞股票证书。布瑞克先生从不雇用经纪人——在他看来，股票经纪人跟医生一样不值得信任——于是他来到药剂师商店求助。多恩便数次开车穿行于失望峡谷，来去一趟要两个小时，只为前往科特斯的银行对某些文件进行认证。后来，他整理出了布瑞克先生的财务报表，但老人的身体已经每况愈下。多恩负责照料工作，在不同的住处把他搬进搬出；有好几次，布瑞克先生在多恩的家里一住就是很长时间。九十一岁时，布瑞克先生病情严重，前往蒙特罗斯看了一次医生。医生说他的前列腺癌已经扩散至胃部，如果接受手术，他还能再活六个月。布瑞克先生说，自己从没做过手术，现在也不想做。
当初定居者之所以来到如此偏远的地方，是因为他们期望在此实验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替代品。1890年代，一个名为科罗拉多合作拓荒队的团体打算在该地区建立一个乌托邦社区。其颁布的《原则宣言》大肆抨击以市场为导向的激烈竞争：“［我们］相信，在现行竞争制度下，只有强大者和狡诈者能够取得‘成功’；［我们］认为，无论男女，正直者均无法过上舒心的生活；如果妥善实施，该合作制度能创造最好的机遇，释放人性的优良和高贵。”（怀俄明大学的帕梅拉·J·克拉克曾经在2001年的一篇论文中对该团体的历史和作用进行过描述。）
第二天，多恩在老人的病床前过了一夜。夜晚的某个时刻，布瑞克先生突然神志清醒，能聊天了。“我觉得你就要死了，”多恩说道。
“这就是在小城镇做生意的代价，”他说道。“我无法想象，一个人可以看着他邻居的眼睛这样说：‘我知道你有麻烦，但我帮不了你，你的孩子也无法好转。’这是药店生意衰败的首要原因，也是我读大学时，会计学第一课的内容。”
“我死不了，”布瑞克先生说。“但我想做个祷告。”
从严格的意义上讲，他是个不合格的商人。商店的电话响起，他语气友善地交流了五分钟，挂上电话之后说道：“她甜言蜜语了一番，还让我给她赊账。”打电话的人来要尿片，多恩的回答是可以。每次遇到有人赊账，他就把收据粘贴在柜台里侧的墙壁上。“这个人说他的花费可以用保险支付，但这一部分保险支付不了，”他指了指其中一张收据解释道。“这个人说他星期二要过来一趟。这个病人外出度假了，需要延期。”他数了数： 二十三张收据。“大多拿不出钱，”他说道。每年他都要勾掉一两万美元的坏账，这么多年的坏账，估计总共有三十万美元。他每年的收入为六万五千美元。我在药剂师商店驻留的几天时间里，从没看过走进店里而多恩叫不出名字的顾客。
“好的，你最好用心祷告，”多恩说道。“不过我还是觉得你就要死了。”他问布瑞克先生要不要见律师。老人拒绝了，他说自己的后事早已做了安排。
他的柜台后面放着维修工具。他经常用到这些工具，一如他经常抱怨沃尔玛、保险公司和医疗保险D项目。自2006年以来，该项目开始向老年人和残疾人提供处方药物，以确保数百万人能获得药物治疗。不过，该项目也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让乡村药店无事可干。美国政府未能像其他很多国家那样建立标准药价的国家处方集，而是允许私有保险公司自行与药物供应商进行协商。大型连锁企业和邮购药房因为订货量大，所拿到的价格远优于个体药店。该项目实施的两年之内，超过五百家的乡村药店停业。多恩举了一位本地顾客的例子，这个人因为类风湿关节炎需要用到阿达木单抗。保险公司每个月报销1721.83美元，而多恩的进价为1765.23美元。“我每个月损失43.40美元，”他说道。邮购药房的价格更加优惠，但多恩的这位顾客不喜欢；他担心送货延误，并喜欢与药剂师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他这个人我很喜欢，”多恩说道。“所以我一直替他做这样的事情。”自从D项目生效之后，多恩的盈利变得十分微薄，他先后三次拿出自己的积蓄才能让药剂师商店照常营业。
多恩找了一位临终关怀护士，不到两天，布瑞克先生去世了。多恩替他安排了葬礼弥撒，接着开始整理他那几大箱财产。有一堆高速公路旧地图、一部古董摇椅电话机，以及一只天主教祷告支架。也有很多裸体男人的照片。多恩找到一本有四个化名的支票簿。还有几封信，签名人是布瑞克先生，他请求朋友们给他介绍“与我同类的”男人。不过，他一定缺乏勇气，因为这些信全都不曾邮寄出去。多恩还发现了布瑞克的母亲半个多世纪前寄来的几封一直未曾拆开的信。其中一封装有一张十美元的钞票，信件内容是要求自己的儿子跟她取得联系。钞票的年份回溯至1940年代，看上去依然崭新如初，这张柔软的钞票不禁让多恩感到一丝悲哀。多年以前，他就感觉布瑞克先生是个同性恋，并觉得那是他与家人们疏远的主要原因，不过从未提及。多恩琢磨，如果他愿意聊一聊，老人可能会有所提及。
多恩在药剂师店铺里从不穿白大褂。他经常给人们量血压和注射；如果需要臀部注射，他会把病人带到浴室以保障私密。上了年纪的人称他为“多恩医生”，尽管他并没有医学学位，并劝阻大家不要使用这样的称谓。他也没戴工作牌。“我喜欢穿老式的李维斯牌牛仔裤，”他说道。“人们希望跟自己说话的人穿戴相似、说话相似、住在同一个社区。我知道，很多医生都要穿白大褂，这会让你看起来更专业。但我们这里不是那么回事儿。”他更愿意大家称他为药店老板。“药店老板嘛，既可以帮你修钟表也可以修眼镜，”他解释道。“药剂师呢，就是沃尔玛里面那些家伙。”
布瑞克先生在遗嘱中给药剂师留下了五十来万美元的现金和股票。除去税收和其他开支，总额还有三十万美元，差不多正好是社区赊欠多恩·科尔柯德的数字。不过，多恩似乎并不觉得这一连串事情中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他所谈过的三个主题——对自己垂死的哥哥置若罔闻、赊账给小镇居民、帮助布瑞克先生并获得馈赠——出现在长达一年的不同谈话中。他自己也许不会提及别人赊欠他的钱财，但纽克拉镇有人告诉我，我便过问了。在我看来，很有必要用到道德的微积分不断累加出一个在前乌托邦社区的关于救赎和回报的美好故事。他看到了另一种类型的联系： 这些人和事更像是轮子上的辐条。它们互不接触，但总跟更大的事物相关联，而他的角色便是让所有事物以最好的方式不断运转。
沉着冷静是他在该社区具有如此影响力的原因之一。他身材矮小，戴着一副略显斯文的眼镜，无论男女，跟谁说起话来都十分自如。“只要多恩看着你的眼睛，世上的烦恼就仿佛消失了，”一位当地人告诉我。大家对多恩绝对信任。人们有时候会在深夜两点钟给他打电话描述症状，询问应该前往位于纳彻里塔的小诊所，还是应该叫救护车把自己送到最近也要两小时车程才能到达的大医院。人们有时会到他的家里拜访。几年前，一个墨西哥移民家庭八岁大的儿子生了病；全家人两次前往邻近社区的小诊所，均诊断小男孩为身体脱水。但孩子的病情没有起色，于是一天夜里，一家大小八口人全出现在了多恩家的车道上。他快速进行了诊断——小男孩的肚子肿胀，伴有热感。他告诉父母亲，孩子需要急救。于是他们赶到了离得最近的蒙特罗斯的医院，医务人员确诊为布鲁氏菌病，并立即用飞机把孩子送到了丹佛市。孩子在ICU病房住了两个星期才彻底恢复。丹佛市的一位医生告诉多恩，如果再晚一点送医院，孩子必死无疑。
7月4日是多恩·科尔柯德的生日。这也是纽克拉镇一年一度的“水节”，以纪念该镇终于建成水利工程。每一年都会在主大街举行游行活动，多恩通过大喇叭宣布彩车仪式开始，并评出最佳彩车装饰。获胜者能得到七十五美元。人们用消防水龙带打水仗，在当地一家公园举行烧烤会，这个公园还有一项习俗，那就是请一位女士走上舞台，为多恩高唱“祝你生日快乐！”夜幕降临，他开始忙活焰火晚会，因为他是镇上唯一取得过执照的人。
多恩·科尔柯德出生在纽克拉镇，在科罗拉多度过了整整五十九年时光，这个地区浓厚的社区意识所形成的一些品质，往往让外来者感到自相矛盾。多恩的店铺有香烟出售，因为他认为大家有权利做一些并不符合健康的事情。他投票支持在该地区属于少数派的民主党。他喜欢波切利的音乐，开一辆雷克萨斯。复活节的时候，科尔柯德家族有涂彩蛋的传统，涂好的彩蛋依次摆放在草场上，再用25-06型雷明顿步枪挨个打爆。作为全国步枪协会的忠实成员，多恩说起射击活动时显得语气平静。“呼吸的时候，手臂会一上一下移动，所以你得控制自己的呼吸，”他说道。“跟打坐差不多吧。”他曾经获得过科罗拉多州立大学步枪队神枪手的称号，在美国空军学院保持了多年的立射射程记录。
今年的天气很好。傍晚时分，我和多恩把车开到了纽克拉镇背后的山顶。面向小镇的石壁刷成了白色，上面隐隐约约有一个歪扭的字母N。我们身后，太阳正下落到黛青色的拉萨拉山后。多恩带上了他的外孙盖文，他说今年的游行活动规模最小。今年的主题是“过去与未来交汇”，焰火晚会跟其他项目一样由“狮子俱乐部”负责。1978年加入该俱乐部时，多恩是最年轻的成员；三十多年过去了，他依旧是最年轻的成员。本周末，他即将年满五十九岁。只剩下六头狮子，他们决定于明年解散本地的分会。
其他人只是顺道进来闲聊而已。作为唯一的药剂师，多恩也许是方圆一万平方公里内最健谈最友善的人。我第一次前往他的店铺拜访时，他问起我的家庭情况，我向他提到了自己刚出生的双胞胎女儿。他用一只小杯子装了些他最近配制的药膏。“这是安息香酊剂，”他说道。“参加竞技的牛仔无论骑牛还是骑野马都会用这个东西。用来涂在手上，手才不会起皮。这是一种呼吸促进剂，主要用于创伤治疗。治疗尿布皮疹，这东西最管用。”
几个志愿消防员坐着卡车跟了上来，两个农场主随意地说起了干草收成。
接着，一位妇女聊起了自己的儿子。她儿子是一名空军军官，负责从伊拉克护送阵亡士兵的遗体回国。另一位妇女咨询解充血剂。第三位妇女问，服用胶原蛋白促生物会造成什么样的生育缺陷风险。那一天的早些时候，充实生命教堂的一位布道者前来咨询治疗声带麻痹的药物。（“每次布道，我都要说上三十分钟的话。”）还有一个人给多恩医生扔下一盒重新装上弹药的点222弹壳。“这是新的铜质弹壳，”那个人一边说，一边把子弹放在了柜台上——这药还真够厉害的。
“今年你的灌溉用水怎么样？”
“我给你推荐一种玻尿酸吧。这东西有点贵，每个月要花二十五美元。但有些人服了很管用。是从公鸡鸡冠中提取的。”
“我觉得还行。”
“你真行，谢谢。”
“干草已经割过第一轮了吗？”
“这个法子有人用过，叫做蜜蜂蜇刺渐进疗法，”多恩回答道。“被蜜蜂蜇刺之后，人的身体会产生可的松。可的松能够消肿，但不会留在体内。不过，你不知道人体什么时候作出这样的反应，也可能因为过敏性休克倒地而死。风险很大。你不知道蜇你的蜜蜂去过什么地方。你也就不知道它采到的是哪一种蛋白质。”
“对。”
“把脑袋伸进蜂窝，你觉得怎么样？”当时是星期二下午，问话的是一个身材魁梧的男子，因为罹患关节炎而急于找到费用低廉的治疗方法。
他们指了指远方的纽克拉水渠——一根细长的线条，略微上翘，沿途覆盖着荫翳蔽日的杨树。其中一位消防员名叫马特·魏玛，他的祖先是纽克拉最早的定居者，现在还经营着一片农场。他说，有人不久前在水渠边发现了一把老式的火帽弹头手枪，手枪位于壁架上，仿佛是某位开路先锋昨天才遗忘在那里的。
多恩·科尔柯德在纽克拉镇经营药剂师商店已有三十年。以往，这样的商店在美国的农村卫生保健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里曾经有过另外三家药店，但全都已经关门歇业。有些人开车行驶一百三十来公里的路程，只是为了光顾这家药剂师商店。店铺里有几排货架、一个明信片支架、一个百事可乐饮料机，以及一个标着“糖尿病用品”的区域——这个区域挂着几颗装饰用的动物头颅，分别是两只长耳鹿和一只羚羊。头颅边上便是药剂师的工作台。顾客们不像城里人排队时那样小心地保持着距离，纽克拉镇的人们挤在柜台跟前，大声地谈论着各种健康问题，或许是基于人们乘坐皮卡时紧挨在一起的本能，也或许因为多恩（当地人通常这样直呼其名）似乎总能做到有问必答。
卡车和轿车纷纷驶出小镇，停在山脚观看焰火表演。随着夜幕降临，狮子们把焰火装进金属管。紧接着，多恩挨个点燃。他们为今年的焰火晚会筹集到一千七百美元，算是很少的金额。不过，周围的地势令焰火的效果非常耐看： 红色、蓝色、绿色，纷纷爆开在高高的山顶之上。焰火结束，我看着成对的车头灯有序地返回主大街，接着纷纷散开，转入各自的回家路。我们抬头仰望——爆开的焰火和车头灯已经散去，成串的星星显得更加璀璨，仿佛某座城市遥远的街灯。多恩取出几瓶啤酒。“我不在乎这里是不是小城镇，焰火很好看，”多恩说道。他呷了一口啤酒，仰头凝视着银河。“从这里看，星星们好像离得很近，”他说道。“很难相信，它们彼此相距数百万公里。”
在科罗拉多西南角，安肯帕格里高原顺着一片云杉林和灌木林逐渐降至犹他州的边界，在这里有一片宽达一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既没有医院也没有百货商场，只有一家小药店。店主是多恩·科尔柯德，他居住的小镇名叫纽克拉。一个多世纪前，纽克拉镇之所以得名，是因为一批理想主义者希望，他们居住的社区将会成为“世界社会主义政府的中心”。不过，这里现在更像是地球的边缘。97号公路走到主大街的顶端便断头了；总人口七百左右，并在日渐减少。开上一个半小时才能看到距离最近的交通信号灯。农场主老夫妇开着皮卡前往纽克拉镇的时候，妻子们往往会从靠门的位置挪到前座中间，近得足可以触碰开车的丈夫们。仿佛此地的地形——群山无尽、四野辽阔——让人更珍惜福特F-150狭小驾驶室给人的亲密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