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同样涉及阻断耳虫产生的工作记忆。只是，与看电视、听歌、背单词相比，嚼口香糖要省事得多。咀嚼的动作会用到嘴巴、舌头、牙齿等发声器官，这些能产生语言的器官动起来，就能有效抑制大脑的声音记忆与循环。所以说，别在背课文时嚼口香糖，容易忘记内容。
3.咀嚼口香糖。有研究显示，咀嚼口香糖不但能帮你缓解耳虫效应，甚至还能让你暂时不去回想那些你不愿意回忆的恶语。
4.给自己一个强度适中的认知任务。例如想想这周的日程，早上吃什么、中午吃什么、晚上吃什么等。
不过，在这里不建议你听另一首“洗脑”的歌，因为这可能会让你从单曲循环，变成列表循环。
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个认知任务不能太简单也不能太难。当事情太过简单，例如刷牙、洗脸、洗澡、走路、骑车时耳虫是最容易乘虚而入的。但当事情太难时，效果可能也不好。例如让你思考人生的终极意义等太深太广、且无法获得及时反馈的难题，反而会适得其反。
与耳虫相关的工作记忆组件，叫作语音循环（Phonologicalloop），包括短期语音存储和发音循环。你与人交谈、看电视节目、听歌、唱歌，甚至是背元素周期表和圆周率时，都会占用到该工作记忆组件，耳虫自然也得靠边站。
另外，剑桥大学的研究人员，也设计出了一个行之有效的耳虫驱散法。那就是以每秒一次的速度，在大脑中生成随机数，注意数字不能重复出现。
2.分散注意力。大脑认知能力是有限的。这也就是俗话说的，一心不能二用。如果我们通过另外一些活动，激活了与耳虫产生相关的工作记忆组件，魔音就会被驱赶出大脑。
5.让耳虫再飞一会儿。这种放任自流的做法，刚好与前面几种积极的应对方法相反。从耳虫的认知瘙痒理论可知，我们几乎无法靠意识去克服某种意识的产生，因为这会让自己陷入越克制越忍不住去想它的困局。
所以说，这种脑内循环的碎片化音乐记忆，寿命也更长更顽固。这时，你只需要静下心来，掏出耳机把整首歌听完，或许就能暂时摆脱耳虫了。
倘若耳虫来势汹汹，我们在想方设法地消除它们，但很多人在采取措施后还会去检验这种方法到底有没有效果。这样做的后果是，耳虫很可能就卷土重来了。所以此时，想阻止一种意识产生的最有效方法，就是不采取任何积极的应对方法，什么都别干。
事实上，耳虫都是高度碎片化的，一般会卡在某句或某几句重复歌词上。我们记忆未完成或被打断的任务，会比记忆完成的任务记得更加牢靠。这在心理学上也被称为“蔡格尼克效应”（Zeigornikeffect）。
参考资料
1.正面对抗。有一派科学家认为，耳虫之所以会产生，是因为你没能把歌听完，或者没能把歌记下来。
◎Earworm: Wikipedia[DB/OL]. [2020-05-24].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arworm.
那么，有什么有效的“驱虫”方法吗？根据过去的研究，研究员也给出了一些理论上可行的方法。
◎ FARRUGIA N, JAKUBOWSKI K, CUSACK R, Stewart L. Tunes stuck in your brain: The frequency and affective evaluation of involuntary musical imagery correlate with cortical structure.[J]Consciousness and Cognition,2015,35:66-77.
幸好，一般来说耳虫是无害的。有相当一部分的人甚至觉得，耳虫能让他们感到轻松和愉悦。只是更多时候，不断重复的旋律也会让人产生焦虑和烦躁的情绪，特别是在一些关键时刻，阴魂不散的耳虫是真的要把人逼疯。
◎ PAPPAS S, Why Do Songs Get Stuck in Your Head?: Live Science[EB/OL]. [2017-03-05]. https://www.livescience.com/58120-whysongs-get-stuck-in-head.html.
而在未来，已经尝到甜头的商家也只会加大力度制造耳虫。大家应该也能明显感到，这些“洗脑”神曲更新换代的速度是越来越快了。
◎ BROWN H. How Do You Solve a Problem Like an Earworm?.Scientific American[EB/OL]. [2015-09-01] https://www.scientificamerican.com/article/how-do- you-solve-a-problem-like-an-earworm/.
所以，很多广告内容本身，就自带触发耳虫的属性。结构简单且大量重复的关键字，让人想忘都忘不了。
◎ BEAMAN P, POWELL K, RAPLEY E. Want to Block Earworms From Conscious Awareness? B(u)y Gum!.[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2015.
而广告行业，更是将耳虫效应运用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对商家来说，他们巴不得自己的产品和品牌在消费者脑海中永远回荡。
03 他揭开了迷信的心理机制， 却无法破除自己被传虐童的谣言迷信
此外，耳虫的长度一般为15~30秒，而这与一些短视频平台的策略不谋而合。在社群媒体发达的今日，这类短平快的病毒式音乐，早已杀出了一条血路。
不可否认，断章取义是现代人容易犯的通病。人们往往在尚未了解事实前，就被情绪牵引着站好了队。即便最后真相并非人们所想，大众的看法也难以彻底扭转。至今仍有人坚信斯金纳（20世纪最具有影响力的心理学家）将亲生女儿虐待至死便是典型的例子。这个天大的误会来自1945年斯金纳发表在《妇女家庭》（TheLadies’HomeJournal）杂志的一篇报道。大概是为了博人眼球，这篇文章被命名为“箱子里的孩子”，并且附上了配图。不少人一看到文章题目和图片，就立马联想到他是在拿自己的亲闺女做人体实验。
6.意想不到的冲击力也很重要。在相似的音乐结构中，“洗脑”歌曲往往会加入一些不寻常的旋律。
无独有偶，斯金纳还将这项发明命名为“子女控制机”。有人便想当然地认为这是冷冰冰的箱子，孩子在里面长大势必会身心受到摧残。不知什么原因，一则关于斯金纳拿女儿做实验，女儿长大后成精神病并自杀身亡的流言在街头巷尾传开了。之后，舆论如千斤重的巨石压在这位颇负盛名的心理学家身上，差点儿使斯金纳身败名裂。
5.简单的旋律模式，在反复的小节中先升调再降调。例如我们最熟悉的“一闪一闪，亮晶晶”。
但事实上，那个箱子里的女儿成长过程很顺利，还成了伦敦街头的艺术家。为了帮父亲澄清，她不得不一再地在各种场合露面，证明自己活得很好。在那篇被人们误解的文章里，斯金纳其实是在向广大父母分享自己的育儿经验。出于方便照顾孩子的目的，他和妻子才设置了这么一个婴儿箱。相应地，他们也从未想过要拿小孩进行实验。与人们所想象的冷冰冰的箱子不同，斯金纳的这个婴儿箱和普通的婴儿床区别并不大。为了让女儿健康成长，他们还在里面额外设置了温度调节器，吊上许多玩具。这样一来，当他们无暇照顾女儿时，女儿也可以自己玩耍。至于斯金纳的女儿，则从小到大都十分敬爱自己的父亲。
4.音符较长且音程较短，更有利于记忆与传唱也就更容易“洗脑”。
可谣言一旦形成之后，就很难被消灭了。
3.歌词较简单，重复乐句较多就越容易“洗脑”。
即便他的女儿一再出面发文澄清，但很多人以她的“死亡”为由，拼命谴责斯金纳。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声讨斯金纳的文章以及他女儿的“死讯”就会再次出现。这令斯金纳的女儿十分愤怒。毕竟明明还在这世上活得好好的，谁乐意整天被人说死了。
2.有歌词的音乐，比没歌词的音乐更容易“洗脑”。据统计，73.7%的耳虫都是有歌词的。
不过，斯金纳本人对人们的做法倒也习以为常。他深知人们一旦对谣言信以为真后，便不会在乎真相究竟是什么了。除了热衷于轻信谣言之外，人们还常常迷信他人。我们知道纵使科学再进步，总会存在一些愚昧迷信的人。他们会盲目相信某个所谓“大神”的话。明明一眼就看出是两件毫无相关的事情，偏偏要硬扯在一起。
1.节奏更快的歌曲，比节奏更慢的歌曲更容易让人长耳虫。
那么，为什么人类会如此热衷于迷信和盲从呢？斯金纳也早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用一系列实验揭开了迷信产生的核心机制。不过在讲述这个机制前，还得先了解家喻户晓的斯金纳箱以及老鼠实验。过去，人们一直认为动物与生俱来的本能是无法改变的。巴甫洛夫流口水的狗，就颠覆了这一传统观念。他用实验证实了动物的本能行为其实具有很高的可塑性。斯金纳心想，既然本能行为能控制的话，那有意识的非本能行为能否被控制？要是有这种可能的话，迷信是否与此有关呢？
事情当然没那么简单，如果我们能准确地找到具体方法，那许多流行曲作家就都得失业了。不过，这类歌曲倒也有一些共同特征。
为了解答这些问题，他打造了这个“斯金纳箱”。这个箱内设有一个控制杆，只要这个杆子被按压，就会有食物被投递进箱子里。当一只饥肠辘辘的老鼠无意中碰到控制杆，老鼠便会获得食物的奖励。若干次之后，老鼠就学会了有目的性地按压控制杆来获取食物。类似地，当给不按控制杆的小鼠电击，它们也会获得按压控制杆的条件反射，以此来逃避电击的痛苦。通过这个实验，他成功验证了动物的非反射行为是可以控制的。
流行歌曲千千万，总有一首能让你难以忘记。正因为这种感觉是相通的，才诞生了无数的“神曲”。那么，要如何打造一首让人疯狂长耳虫的歌曲？
值得一提的是，实验过程中发生了一次美丽的意外：
例如，在几百年前，莫扎特的孩子就已经懂得利用耳虫来入侵莫扎特的大脑了。他们会在楼下弹奏某段旋律，以激怒楼上的莫扎特。而莫扎特很快就会忍受不了冲下楼，将这段旋律编写成曲。
当实验室的老鼠食物快不够用了，斯金纳便临时改变了箱子的策略。它不再是当老鼠按压控制杆就给奖励，而是每一分钟只给一次奖励。这也意味着，老鼠可能按一次就能获得食物，也有可能需要按几十次才能获得食物。结果斯金纳发现这种随机的奖励，非但没有减少老鼠按压控制杆的次数，反而增加了按压次数。在后期的既有行为消除过程中，奖励不规则的情况下需要的时间也更长了。由此可见，随机的奖励结果，才能激起最强烈的反应。
所以说，对一些音乐人而言，这种“魔音”入脑的困扰比对普通人也要大得多。因为如果脑内一直回旋着一段自己不想听的音乐，那将影响到他们的正常工作。
在这些实验的基础上，斯金纳提出了“操作条件作用”这一概念。在斯金纳看来，在人和动物的各种行为中，更多的是操作性行为。也就是说，我们哪些行为会持续保持，哪些行为最终会消失，只取决于做出这些行为后得到的是何种强化（奖励or惩罚）。其中，间歇性的奖励还能使动物的行为更加持久。这也就是现在我们生活中常用的各种间歇制奖惩制度的原型。比如老虎机，则像极了专门为人类设计的“斯金纳箱”。
另外，对音乐更为敏感，或受过音乐训练的人群，耳虫效应也来得更加频繁、明显，也更难消除。
有了老鼠实验的基础，斯金纳便想，人相信某些迷信的行为是否跟某些被强化的刺激存在联系，即便这两者情况毫不相关？于是，斯金纳将老鼠换成了鸽子，并对实验进行了改进。这一次，不管鸽子在箱子里面做什么，他都设定每隔15秒落下食物。换句话说，鸽子每隔15秒就能轻而易举地得到一份奖励。若干次之后，他发现每只鸽子居然在进食前会重复出现某种怪异又有规律的行为。斯金纳在报告中写道，8只鸽子中的6只产生了非常明显的反应。
但这种被音乐“洗脑”的现象也存在着较大的个体差异，与一些人格特质相关。例如，平时更容易犯强迫症，又或者更神经质的人群，也更容易被耳虫入侵。而相对来说，女性被耳虫困扰的周期往往更长更持久。
“它们有的会拿头去撞箱子，有的会不断地仰起脑袋，有的用头去撞装置，有的不停地轻啄地面，有的逆时针转圈，还有的在摇头。”
耳虫，可以说是人皆有之。一项以12000人为样本的调查就显示：99%以上的人偶尔会遭到耳虫入侵；还有92%的人，每周就至少有一次耳虫入侵。
要知道，这6只鸽子的行为都是在此前从未被观测到的。这也反映了这些新的行为和鸽子得到食物其实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可偏偏它们表现得却更像是认为做出这些行为就会产生食物似的，简单来说，它们变得“迷信”了。
是的，“耳虫效应”也具有同样的性质。我们越是用意志力克服，想让自己不去想它，它就越难以消除。因为当你试图不去想一件事情时，你就已经在反复检查自己是否在想着它了，而这反而会让人陷入死循环。
那么，如果两次强化之间的间隔被拉长了，又会发生什么呢？斯金纳便选了那只摇头的鸽子继续实验。斯金纳特意将食物掉落的间隔时间从15秒慢慢扩大到1分钟。结果发现那只鸽子一直不停地摇头，像在跳一种怪异的舞蹈。这也就意味，这只鸽子确实认为毫不相关的摇头与获得食物产生了关系。这就好比古人前去拜神下雨。当偶然几次成功之后，他们便会把拜神与下雨这两件毫不相关的事联系在一起。之后，一到想要求雨的时候，便会去拜神祈福。
想象一下，你的手臂被蚊子叮肿了，是不是很想挠？但千万别冲动，因为你一旦开始给自己挠痒痒，就会陷入越挠越痒、越痒越想挠的无限恶性循环。
那我们要怎样消除鸽子这种类似迷信的行为呢？斯金纳想出的方法很简单，无论它摇多少次头，都坚决不再给它食物。猜猜看，它会不会放弃这种行为？果不其然，鸽子的热情慢慢退却，类似迷信的行为逐渐消退，最后完全消失。然而可怕的是，这只“跳舞”的鸽子在这种反应完全消退前，反复试探了一万多次。可以想象，迷信行为一旦建立之后，要想彻底消除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
其实，这条在你脑子里钻来钻去的“耳虫”，也可以用认知瘙痒（Cognitiveitch）的理论来解释。
而关于斯金纳女儿的谣言，也不是一两天就能在人们印象中根深蒂固的。早在斯金纳声名鹊起时，民间也不乏对他的恶意中伤，声称他借着斯金纳箱虐待小动物等。很自然地，当婴儿箱的图片出来之后，人们也很快就迷信他虐待女儿的谣言了。但事实上，斯金纳是一个好父亲。
而在学术界，耳虫则有个更正式的名称，叫作“不自主的音乐想象”（involuntarymusicalimagery，简称INMI）。从字面意思就可以看出，这属于一种非自愿记忆，我们根本无法自己操控。这有点儿类似于神游和做白日梦，你无缘无故地就想起了某件事或某个人。
而他的斯金纳箱并非拿来虐待动物，而是通过对它们的研究将行为心理学推向了顶峰。他创造的新行为心理学理论，至今仍影响着很多人。要知道，在那个年代，心理学研究尚处在初步发展阶段。
别怕，此虫非彼虫。“耳虫”一词最早源于德语中的“Ohrwurm”，指的是记忆中突然弹出，并且不断循环的一段声音。而作为一种记忆，这段音频可以是一段小曲，是经典游戏《超级玛丽》的背景音乐，甚至可以是一声奇怪的叫卖。
一方面，以弗洛伊德为主的精神分析仍处在重要的统治地位。他们对待精神病患者要么采取“心诚则灵”的方式，要么不断地让患者回忆过去，揭开伤疤。这些主观臆测的方式几乎对患者的病情没有任何帮助。
那这挥之不去的魔音，到底从哪里来？其实，是你耳朵里长了耳虫（Earworm）。
另一方面，行为主义先驱华生掀起过一场以实验为基础的行为心理学革命。但是由于他拿婴儿做实验的方式太过激进，很快就遭到人们的谴责和唾弃。眼看心理学走向科学的道路即将覆灭之时，正是斯金纳的出现挽救了这一局面。他改革了激进的行为主义，创造了自己的操作主义理论，重新将行为主义拉回正轨。
即便逃离了现场，但魔音已经牢牢地印在你的脑海里，就等待一个机会爆发了。于是，当你开始认真学习、工作、吃饭、散步、洗澡、睡觉，这段旋律就会冷不丁地入侵，并在你脑内不断循环，简直是魔音绕耳、烦不胜烦。
斯金纳是一个积极的社会实践家，将自己的理论推广到生活中的许多方面。首先是矫正精神病人的行为。他提出可以不断通过对精神病人的奖励，改善他们各种不适的行为。这种方法被证明是有效的，至今仍广泛应用于心理治疗领域。与此同时，斯金纳还将其推广到教学教育领域。
就算你不看短视频，甚至彻底“戒网”，那些喜欢音乐外放的朋友，也分分钟给你强行科普。广场、超市、百货商场、地铁，随处充斥的“魔音”根本没有人能摆脱。
在斯金纳箱的基础上，他设计制造了风靡一时的程序教学机器。使用这种机器的学生，可以按照自己的能力设定适合自己的学习进度；而机器可以及时反馈学习情况，学生可以此调整自己的学习活动。这也是今天计算机教学的雏形。由于他的设计在实践应用中颇有成效，他在学术界获得了崇高的声誉。美国心理学会也先后于1971年和1990年授予他金质奖章和毕生贡献奖。
几乎所有人，都有过被某段音频“洗脑”的经历。而随着短视频越来越火，这些“上头”的旋律更是让人欲罢不能。
2002年6月，一项心理学界调查将斯金纳列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心理学家。迄今为止，他的思想仍在心理学研究、教育和心理治疗等众多领域中被广泛应用。不过，斯金纳也同样遭受到广泛的争议。出于种种原因，有人对斯金纳顶礼膜拜，也有人对斯金纳不屑一顾，但那些仅凭虐待女儿的谣言就将斯金纳视为恶魔的做法是完全不可取的。
02 甩不掉的“魔音”，人类的本质是一台复读机？
然而现实就是如此，揭开迷信真相的大心理学家，却无法摆脱人们迷信他虐女的谣言。
◎ MCFADDEN R D, MOSELEY W. WhoKilled Kitty Genovese, Dies in Prison at 81: The New York Times[EB/OL]. [2016-04-04]. https://www.nytimes.com/2016/04/05/ nyregion/winston-moseley-81-killer-of-kittygenovese-dies-in-prison.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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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从某种意义上说，吉诺维斯案为美国社会带来了一定的正面影响，这个假新闻在人群中的传播产生了某些积极的反响，但这顶多算是一场幸运的巧合，并不能因此赞扬假新闻。媒体的报道一旦出现偏差则会错误地引导舆论方向，所以新闻报道一定要真实，符合客观实际。
04 这些心理实验告诉你， 为何关系不好毕业时还要痛哭一场？
由于写旁观者漠视或许更能吸引读者，于是记者对文章内容做出了虚假的调整。他缔造了根本不存在的目击者对当时场景的描述，打造出冷漠的旁观者形象。而对于施予救援的旁观者，却几乎是选择性地忽略。片面的新闻报道把舆论引至错误的深渊。迟来的真相总算拨开了乌云。比尔释然了，那些目击者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不堪，而有失严谨的新闻报道错误地给人性铐上了一道冰冷的枷锁。
你有没有经历过军训结束后，大伙对教官依依不舍，哭得不能自已的场面？又或者是在毕业晚宴上，同学们抱头痛哭，恍如经历一场生离死别的情景？那一刻，你若是看到某个人无动于衷，可能还会认为对方冷血。可如今，同学大多不再联系，也早就忘记了教官长啥样。仔细回想，你当时之所以会哭可能并不是因为感情深厚，而是因为周围的人都哭了。如果真是如此，那么恭喜你，那时的你已经陷入“刻奇”（kitsch）的陷阱中去了。
其中最关键的“37名旁观者”的信息，就是严重的谬误。他找到当时撰写那篇文章的记者，了解具体情况。然而他却惊讶地发现，这个数字只是记者听警察局局长在饭桌上随口说出的。按照警方的记录，真正目睹了案件的目击者只有寥寥几人。而且目击者并不都像文章中描述的那样，冷漠地在旁观望。当时大多数人已经熟睡，对外面的惨案一无所知。但凡知道吉诺维斯正在受害的人，多少都做出了力所能及的救援举措。其中只有一位，确实出于恐惧，没有立即拿起电话报警，而是爬墙溜到邻居家里，打了报警电话。
所谓“刻奇”，原义指的是美学范畴的低俗品味，后著名作家米兰·昆德拉将其引申为人性中软弱的自我欺骗。它指的是廉价的、不真实的情感体现，目的是感动和讨好自己。比如，你哭不是真的伤心，而是因为你认为自己应该要伤心，并通过伤心来取悦自己。“刻奇”过去是指类似于个人的矫情，如今逐渐演变成了集体无意识的情感膨胀。我们在感伤的同时，会把它打造成某种崇高的情感，并借此来“绑架”别人。
年迈的索菲口述还原当时她所知道的场景。当她看到吉诺维斯被袭击时，她第一时间安抚好当时12岁的孩子。然后火急火燎地从家里冲出来，跑到吉诺维斯身边。但是当时凶手已经逃跑，吉诺维斯也已经奄奄一息。这幅画面显然与多年前的文章内容有明显的出入。索菲的证词与新闻报道之间有差异，到底应该相信哪一方？比尔继续展开调查，终于发现了当中的问题。原来曾经火遍全国的那篇文章，是一篇假新闻。
比如“今夜我们是××人”等众口一词的表达就是集体“刻奇”的体现。
在案件发生时，比尔才十几岁。几年后，他参加了越南战争。在战场上，比尔保住了性命，却失去了双腿。比尔如今已年过半百，但他对于姐姐的死仍然耿耿于怀。为什么这37位旁观者没有对姐姐伸出援手？既然自己的人生已经落到这个地步，他觉得是时候弄清楚姐姐死亡的真相了。于是他到处走访，尽量找回那37位旁观者，听听他们的说辞。毕竟时隔多年，大多数目击者可能都已经不在人世。比尔首先找到了姐姐生前的好友索菲·法拉。
这一切背后更多的是我们的从众心理在作怪。
被埋藏了多年的真相，怎么突然一览无遗地暴露在大众面前呢？揭开这场误会面纱的主力是吉诺维斯的弟弟，比尔·吉诺维斯。
“从众”几乎可以被用在我们生活中的各个方面。消费、恋爱、就业、投资，等等都能搭上从众的顺风车。如果你心里清楚做某件事对自己意义不大，且在你的圈子里做这件事的只有你一个人，那你绝不会去做这件事。比如考某个含金量低的证书、报某个技能培训班，等等。一旦周围人都跑去做时，你也下意识跟着去做了。没错，从众现象在生活中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可人类对从众的认识却始终停留在云里雾里的状态。从众跟生物的进化有何关系？它是一种自主选择的行为吗？刻意抵制从众就不是从众了吗？对此，科学家们也在不断进行着研究，并取得了新的突破。为了更清晰地认识从众现象，让我们先来重温历史上最经典的从众研究——阿希实验（AschExperiment）。
可谁又能想到，在30多年后，案件竟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惊天转折。原来饱受骂名的37位旁观者根本不存在，当时现场的目击者也只有两三人。而当年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那篇文章也被扣上“假新闻”的帽子。
20世纪5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所罗门·阿希设计了一项知觉判断的实验。他邀请了一群在校大学生充当被试者。实验的操作非常简单，他会给被试者两张画有竖线的纸片。要求被试者大声说出右边3条线段中哪条跟左边的线段一样长。显然，连小学生都能很快看出正确答案。
参与者分为独处和处在群体中两种情况，他们同样见证了一位女士遇害的场景。独处的参与者中有70%选择打电话求助，而群体中的参与者只有40%提供帮助。实验结果显示，旁观者效应不仅存在，而且在场人数越多，人们会越倾向于不提供帮助。而美国当局也反省，当时不完善的法制体系也是这一案件的一大诱因。如今全美国通用的911国家紧急报警电话，也在吉诺维斯案发生4年后推出使用。不仅如此，美国还出台了一部《见义勇为法》。这部法律专门用来规范旁观群众的行为，鼓励旁观群众在暴行面前给予救援。数十年过去了，吉诺维斯案也本该尘埃落定。
不过，阿希在实验的过程中耍了点儿小手段。他安排6个研究助手和被试者同时参加测试，并重复18次。在前两次测试中，助手们和被试者会给出统一的正确答案。从第三次测试开始，这6个研究助手便开始从中作梗。他们会故意在被试者回答前说出一个统一的错误答案。剩下的15次实验中，助手们会选11次实验上演同样的戏码。那么，想象一下如果面临这样的情况，你会怎么做？是始终坚持自己的判断，还是说出和其他人同样的答案？也许你会想，这还用问吗？肯定是果断地选择前者。接下来的实验结果却着实令人大吃一惊。研究发现，有37%的人会跟随大流说出错误的答案。78%的人至少出现了一次从众。只有大约25%的人能自始至终保持独立，从未有过一次从众选择。
他们据此还开展了一场实验。
事后进行调查回访时，不少被试者表示自己清楚答案是错误的，但脑袋里却会有一种声音迫使自己要跟其他人一样。阿希实验表明，个人容易受到他人决策的影响，就算明知是错误的，一个人仍可能做出和多数人一样的选择。为了了解群体人数对个体从众的影响，阿希还改变了实验变量。结果发现当只有一到两名假被试者时，被试者基本不会受其影响，但一旦有三名或是更多的假被试者时，则会使被试者个人产生一定的从众倾向。因此，人类生活中无所不在的从众也就不足为奇了。实际上，不只是人类，动物界从众行为也并不罕见。比如我们熟知的行动非常统一的鱼群。
随着报道的进一步传播，痛斥冷漠旁观者的舆论风暴席卷全美。这起事件也引发了社会心理学家对旁观者心理的研究。比布·拉泰和约翰·达利两人由此提出了著名的“旁观者效应”——当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在场时，个体会倾向于不对受害者提供帮助。
科学发现，它们一起游动并不全是为了觅食或调节水温，更多的不过是随大流而已。因为如果特立独行的话，就容易置身于危险的境地，甚至丧失性命。类似的例子，还有鸟群、蜂群、蚁群等。从某种意义上说，动物的从众是出于生存压力的一种本能行为。
于是他洋洋洒洒地写了一篇文章，详细描述这起案件以及37双注视死亡的眼，全文充斥着对旁观者见死不救的行为的批判与愤慨。这篇文章刊载于《纽约时报》的头版。《纽约时报》在全美一向拥有广泛的读者。读者们的情绪显然被文章所渲染的氛围调动了起来。于是这起事件逐渐扩散、发酵，在美国引发了不小的震动。而人们讨论的焦点自然也是对案件中旁观者心理的揣测。
那么，我们人类又为什么喜欢从众呢？一直以来，人们普遍认为从众主要是群体压力导致的。当处在一个集体中，做出与众不同的行为容易招致他人的排挤，甚至是孤立。要知道，很少人能在自己的团队中长期忍受厌恶而无动于衷。为了得到群体中其他成员的喜欢和认可，我们往往会自主地选择从众。此外，从众还可能是因为群体会提供有用的价值。这也反映了我们容易受到周围信息的暗示，并热衷于将他人的言行作为行动的参照。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人群暗示还可能会以集体妄想的荒诞形式出现，也就是，自发地散播错误信念，甚至表现为“群体癔症”。
罗森塔尔顺着这个思路得出了一个“细思恐极”的结论。他认为，旁观者的人性冷漠才是造成吉诺维斯悲剧的真正原因。在他看来，这起案件的“凶手”不止一个。这群冷漠的旁观者对吉诺维斯造成的伤害一点儿也不比凶手小。
比如中世纪的欧洲，修道院流传着“人是由动物所附身”的谣言。于是，一个信以为真的修女某天开始像猫一样喵喵叫。后来演变成了每天在特定的时间里所有的修女都像猫一样叫。更加荒谬的是，当修道院里的某个修女开始咬她的同伴后，那里所有修女都开始互相啃咬。之后，啃咬的狂热还扩散到了其他修道院，实在令人哭笑不得。
这个细节让罗森塔尔浑身起了鸡皮疙瘩。37双眼睛注视着弱小的吉诺维斯惨遭欺凌、杀害，却没有给予任何救援。
又比如说当学校、军队等集体场合中，人们纷纷说自己患上了某种疾病。当一个人说自己恶心胸闷时，其他人跟着说自己也出现了类似的症状，但仔细检查后，却没有任何人发生器质性的病变。无论是修女们学猫叫，还是集体患病，这都是群体性妄想的一种。而这些现象便是由人群暗示引起的，并在行动上进行了模仿。显然，这些暗示是人的一种不自主行为。
吉诺维斯当时已经进入了住宅区，撕心裂肺的呼救难道没有吵醒附近居民吗？结果他发现，不仅有居民透过家里的窗户看到了这桩惨案，可怕的是他们对此完全视若无睹。安倍·罗森塔尔是《纽约时报》（TheNewYorkTimes）的一位编辑。他一直密切关注着这起案件的进展。凶手的人性之恶并没有让他感到太惊讶，反而另外一个小细节引起了他的关注。他从负责此案的纽约市警察局局长口中得知，案发当时附近的目击者多达37人。
那么，由人群暗示导致的从众是否也是一种不自主的选择呢？
在当时那个不安定的社会里，这甚至算不上一起轰动的案件。警方关注凶手犯罪情节，媒体却对案件背后的人性进行了深度挖掘。在一位新闻嗅觉敏锐的记者看来，这起案件实在是不寻常。
2005年6月，美国精神病学家格雷戈里·伯恩斯发表在《生物精神病学》（BiologicalPsychiatry）的最新论文给了我们肯定的答案。他在阿希实验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将判断竖线换成了三维物体。与此同时，他们会将被试者放置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机器中，以此来跟踪被试者大脑的活动变化。实验时，他也重新上演了阿希实验同样的戏码。群体中的其他人会故意给出错误的答案来误导被试者。果不其然，被试者也有41%的次数与群体所给出的错误答案保持一致。
29岁的凶手莫斯利其实并不认识吉诺维斯。6天前的那个晚上，莫斯利在家睡不着觉，才到外面开车兜风。当发现深夜独自一人的吉诺维斯时，有恋尸癖的莫斯利才起了杀心。他还承认在吉诺维斯之前，也以同样的手法杀害和性侵了两名女性。不光如此，他还犯下几十起入室盗窃案。
当其他人都说这两个三维图形一样时，被试者该做何选择？实验过后，伯恩斯便着手分析大脑活动的变化。如果从众是自主选择的话，那么管理意识决策区域将会发生改变。结果却显示，当他们做出从众选择时，前脑并无变化，而是右侧顶内沟的活动增加了。要知道，那里正是一个致力于空间知觉意识的区域。也就是说，从众时大脑没有进行决策，而是经历了感知的转变。就好比他听到别人说三维形状是正方体，那么他的大脑就自动“看到”一个正方体。
6天后，警方在调查一起抢劫案时拦截了一辆车。在这辆车的后备厢里，他们发现了一台可疑的电视机。经查证，这人作案几十起，是个不折不扣的盗窃犯。不仅如此，警方还从这个盗窃犯身上得到了意外收获。警方发现他驾驶的白色雪佛兰轿车与6天前在凶杀案现场目击者描述的车型一致。而这个盗窃犯手上一个不寻常的伤口结痂，也引起了警方的怀疑。经过深入调查发现，这正是杀害吉诺维斯的凶手——温斯特·莫斯利。这起抢劫案意外地让警方抓到了凶手。
那些违背群体做出独立判断的被试者，其意识决策区域也没有发生变化。他们做出抉择时显示与情绪逻辑有关的右侧杏仁核和尾状核区域被激活了。对此，伯恩斯认为他们需要坚持继续采用逻辑面对强大的压力。这也是为什么多数派的答案看上去会比我们自己的看法更有吸引力。不过，如果这种社会压力非常明显，人们常常会进行反抗。
凶手的杀人手法极其残忍。整个过程持续了大约30分钟，直到3点50分，警察局才接到了一通报警电话。4点15分，一辆救护车到达现场。而吉诺维斯却在送往医院的途中离开了人世。
这种感觉在生活中也并不陌生。为了维护自己的独特性，有时我们还会特意寻求与别人迥然不同的观点。比如当被强制要求做某一件事的时候，我们往往更倾向于反抗。当我们和其他人太不一样时会感觉不舒服，但一旦我们和周围的人完全一样的话，也同样会产生不适感。这种不适感容易将我们推向另一个极端：只是为了反对而反对。比如对于开头提到的“刻奇”，当下也有许多人举起了反刻奇的大旗。但如果这种做法不是出于客观看法与评价，而是用反对来标榜自己的独特，那么，反刻奇其实也是一种“刻奇”。
凯蒂·吉诺维斯是一家酒吧的经理。1964年3月13日凌晨3点左右，她和往常一样下班回家。如此稀松平常的一天，砸在时间的长河里不会激起一点儿水花。但这一天对吉诺维斯来说，却是难以想象的噩梦。还有大约100步就能回家，然后瘫倒在舒服的软床上。然而这100步不是吉诺维斯与家的距离，而是生与死的距离。空气中弥漫着危险的气息，一个尾随者突然扑向吉诺维斯。吉诺维斯撒腿就跑，却跑不过对方手中的猎刀。吉诺维斯忍受着剧烈的疼痛一边逃跑，一边哭着呼喊救命。在这场实力悬殊的对决中，吉诺维斯的反抗逐渐失效。凶手对她实施了残暴的性侵，拿走她身上的现金逃走了。倒在血泊中的吉诺维斯，绝望地等待着不知道是否存在的救援。
如果从众是大脑不自主的选择，那么避免从众也是我们挑战本能的表现了。前提是这样的挑战还得建立在我们保持独立思考的基础上。
然而，近半个世纪后，人们才发现这起案件原来是假新闻。
参考资料
美国的911国家紧急电话也是在这起案件的推动下才诞生的。
◎ BERNS G S, CHAPPELOW J, IINK C, etal. Neurobiological Correlates of Social Conformity and Independence During Mental Rotation[J].biol psychiatry,.2005,58(3):245-253.
50多年前，美国就发生了这样一件惨案。不只是作案手法残忍，更有37位旁观者冷漠地视而不见。这起案件当时瞬间点燃人们对人性冷漠的愤慨。于是社会心理学家据此得出了著名的“旁观者效应”。
◎ Asch conformity experiments：Wikipedia[DB/OL]. [2020-05-26].https://en.wikipedia.org/wiki/Asch_conformity_experiments.
如果你在路上恰好目睹了一桩奸杀案，你会怎么做？是冲上去与凶手搏斗，躲起来悄悄打电话报警，还是明哲保身匆忙绕路走？
◎ 景凯旋.关于“刻奇”[J]. 书屋,2001,(12):56-60.
01 凶杀现场37人旁观却见死不救，不是人性扭曲而是媒体作假作恶
◎ 王文捷.论 80 后的“刻奇”与反“刻奇”[J].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 2015(04):1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