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媒体开始报道斯诺登的泄密事件时，米尔斯突然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她在自己的博客上写道：“我的世界突然敞开，又突然关闭。我像是迷失在海上，身边没有指南针。我流着泪水，一边打着字，一边回想一路陪我走过的人，那些和我一起欢笑、一起牵手的人，那个我最深爱的人以及那些我来不及说再见的人。”很显然，米尔斯对斯诺登的突然离开感到非常痛苦，由于泄密事件，他们的婚事也没有希望了。
在只身前往香港之前，斯诺登对米尔斯说，他需要离开几周。对于在情报领域工作了近十年的人来说，这是件稀松平常的事，米尔斯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他没有向任何人透露他的计划，无论是家人还是女友，因此，他们像世界上的所有人一样，都是通过媒体才知道斯诺登泄密的消息。
斯诺登之所以会选择藏身香港，一方面，香港法制完善，承诺保障言论自由，而且，香港人一直有街头游行、表达自己观点的传统，网络、媒体也非常自由。某种程度上，香港特区政府和许多西方国家政府的关系是独立的，他相信，香港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能够并愿意违抗美国命令的地区。
按理来说，斯诺登年薪20万美元，生活舒适，爱情甜蜜，即使觉得在国家安全局的工作不合适，也可以在其他地方找到合适的工作。可是，美国政府的监控项目让他感到良心不安，在看到奥巴马政府一点改变计划的意图都没有的情况下，斯诺登决定将所掌握的真相说出来。在国家安全局的办公室里，斯诺登拷贝了最后一批文件，并且告知管理人员，他需要离开几周，治疗癫痫病。
公开材料后，斯诺登藏身在香港的一家豪华酒店——尖沙咀的美丽华酒店（The Mira Hotel），抵港之后，他只外出过三次，连吃饭都在房间里，不过，酒店的费用让他身上的现金所剩无几。没过几天，他就收到了一张大额催款单，这些只是房费和餐费的数额。由于担心美国的情报人员对他进行窥探，斯诺登用枕头堵着酒店房间的门缝，防止被窃听，他还用一个红色的罩子罩在他的头和笔记本电脑上，然后再输入自己的密码，以防止任何隐藏的摄像头拍摄到它们。
在斯诺登决定泄密之前，他们一起去了香港，亲戚朋友都以为，他们会在香港结婚。米尔斯的父亲也见过斯诺登，他觉得斯诺登人非常好，害羞，不善言辞，但是非常稳重，更重要的是，斯诺登具有非常强烈的是非观念。这或许可以解释，他为什么决定抛下一切，将所掌握的秘密公之于众。
滞留酒店期间，斯诺登陷入了极度焦虑不安的状态，即使是酒店的火警响了，他都躲在房间里不敢出去，害怕是情报人员为了抓他制造的陷阱。在常人看来，斯诺登的行为有些像妄想狂，只有他自己知道，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政府和拥有最庞大监视网络的国家安全局，想要找到他并非难事。在此之前，国家安全局的官员已经两次前往他在夏威夷的住处，并且和他的女友联系，尽管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是他旷工而不是文件泄密。
除了工作之外，在生活上，斯诺登有一名做钢管舞演员的女友，两人交往四年多，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斯诺登的女友名叫林赛·米尔斯，今年28岁，曾经是一名芭蕾舞演员，现在是钢管舞演员，住在夏威夷斯诺登租住的公寓里。他们彼此非常相爱，感情非常稳定，还一起游览了世界上许多地方。
当他公开的文件成为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电视、网络、报纸上都是关于他的信息时，相信特工们的工作效率会更高。相比自己的安危，他更担心自己的家人。斯诺登说：“我的家人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最大的担心就是他们会跟踪我的家人、朋友、我的合作者，任何与我有一点点关系的人……我将带着这种担忧度过我的余生。”
2009年，斯诺登离开中情局，为戴尔计算机公司工作，随后供职于美国国家安全局的一家合同承包公司，职务是在夏威夷的国家安全局设施内担任系统管理员。在离开夏威夷之前，他在那里工作了不到三个月，虽然工作时间不长，但是他的安全级别很高，按照斯诺登个人的说法，他有权限看国家安全局所有工作人员的值勤表、整个情报圈、世界各地的卧底干员、我们拥有的每个工作站的位置、目前有哪些行动计划等。
担心归担心，从斯诺登决定向公众披露绝密文件的那天起，他就决定要公开自己的身份，他说：“我没有想要隐匿自己的身份，因为我没有做错。”这一公开也让斯诺登的名字加入了丹尼尔·艾尔斯伯格、布拉德利·曼宁等美国历史上的告密者行列。为此，斯诺登表示，“如果联邦政府的秘密法律、不公平的赦免和不可阻挡的行政权力被公之于众，我就满足了”。
不过，中情局中的秘密大多是关于个人，一旦揭发出来，就会有具体的人受到伤害，这并不是斯诺登想见到的，于是他决定放弃。此外，奥巴马在选举中获胜也让他看到了一些希望。斯诺登曾对奥巴马的政策抱有一线希望，他希望新政府能够做出改革，如果那样的话，就不需要非得披露出来。可惜，奥巴马并没有试图约束那些项目，而是继承了他前任的运作方式。
斯诺登曾经认为，互联网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发明，当他还是青少年时，曾经花数天的时间向人们描述自己从未经历过的各种情况。当他了解了互联网的本质，看到国家安全局在监听项目上所做的费时又费力的工作时，他觉得互联网的价值、基本的隐私因为监听而受到破坏。斯诺登说：“我不认为自己是一个英雄，因为我所做的是维护自身利益：我不想生活在一个没有隐私的世界，不想生活在一个不给知识探索和创造力留空间的世界。”曾经有人问他，为什么要放弃高薪的工作和舒适的生活？斯诺登说：“有比金钱更重要的事情。如果我是为了钱，我可以把这些文件出售给任何国家，得到非常多的钱。”
他亲眼看到，中情局的特工用制造事故的方式招募一位瑞士银行家，目的是从他身上获取银行的秘密信息。当时，特工故意让这位银行家喝醉，然后怂恿他自己开车回家，当他因为醉驾被捕之后，另外一名卧底特工便以交朋友的名义帮他摆平了官司，银行家对其感恩戴德，于是，招募成功。中情局的这些行为，让斯诺登觉得不寒而栗，那时，他就曾考虑公开那些秘密监视项目。
就在外界舆论炒得沸沸扬扬时，维基百科的网友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儿。斯诺登在维基百科中的描述从“持不同政见者”变为“卖国贼”，词条修改者的IP地址来自美国参议院，但是维基百科无法确认修改者是参议员、普通工作人员还是实习生。根据维基百科的规定，任何用户都可以修改词条，但是修改者的IP地址会被自动记录，以便识别修改者身份。针对参议院的这一行为，民众普遍持反对的态度，一名美国网友甚至愤慨地说：“他在帮我们，而不是害我们。”针对关于他到底是英雄还是叛徒的讨论，斯诺登说：“我既不是叛徒，也不是英雄。我只是个美国人。”
2007年，斯诺登被中情局派到瑞士的日内瓦负责维护计算机网络安全方面的工作，并且用外交身份进行掩护。在三年的时间里，斯诺登一直在中情局官员身边工作，同时，他有机会接触一些机密的文件。工作中接触到的一切让他对美国政府和它对世界造成的影响感到幻灭，他开始怀疑这份工作的正当性，甚至严重怀疑自己也是作恶者之一。
尽管斯诺登一再肯定自己行为的正义性，他还是非常担忧自己的未来。6月21日，美国联邦检察官对斯诺登提起三项罪名的诉讼，分别是“盗窃政府财产”、“偷窃未经授权的国防资料”和“蓄意向未经授权之人透露机密资料”罪。按照《反间谍法》的规定，这三项指控每项都可能判处最长达10年的刑期，三项加起来就是30年。
巧的是，在几个月后的训练中，斯诺登折断了双腿，随即被解除兵役。后来，他曾经在美国国家安全局设置在马里兰大学的一处隐蔽设施担任警卫。他虽然没有学历，在计算机方面却非常有天赋，凭借这一点，他得以进入中央情报局工作，担任和信息技术安全有关的职务。凭借卓越的网络知识和电脑技能，斯诺登获得破格晋升，在中情局占据了一席之地。
与此同时，斯诺登的护照被吊销，虽然他的美国公民身份没有受到影响。美国政府向香港发出临时拘捕令，要求拘捕斯诺登，还要求其他国家不要让斯诺登入境。此时，斯诺登也下了“绝不回美国”的决心，他曾经表示，冰岛或许是他的理想选择，因为冰岛是世界上互联网最自由的国家。冰岛一家言论自由倡导组织——国际现代媒体协会（IMMI）也发表声明，愿意为斯诺登提供法律建议和获得政治庇护的援助。然而，冰岛驻华大使却说，冰岛无法为斯诺登提供庇护，按照法律要求，庇护申请人必须身处冰岛境内。
2004年，斯诺登加入美国陆军，希望能够参加特种部队，参加伊拉克战争，斯诺登觉得自己“有责任解放那些受压迫的人”。不过，军队中的培训让他对美国参与战争的目的产生了怀疑，教官们每天鼓励他们杀戮阿拉伯人，而不是帮助别人，这完全颠覆了斯诺登原本的战争信仰。
此外，身处厄瓜多尔驻英国使馆的维基解密创始人阿桑奇也给斯诺登支招，建议他申请去坚持反美的拉美国家避难，也可以去经常和美国唱对台戏的俄罗斯。阿桑奇在电话记者会上说，维基解密正在协助斯诺登前往冰岛避难，他也会协助斯诺登公开更多机密情报，不过，这位自身难保的告密者能起到多大作用就未尝可知了。
斯诺登从小到大的玩伴布拉德回忆说，他只记得斯诺登有着大嗓门和柔软的金发，对电脑游戏异常痴迷，至于他当年的模样，则无法回想起来。在同学、老师、邻居的眼中，斯诺登身材瘦削、安静羞怯，他喜欢保持神秘，避免和人建立亲密的关系，在他擅长的网络世界，他用假名隐藏自己的行踪，甚至讨论如何确保自己没被“跟踪”，他对个人隐私的重视似乎超过常人。不过，长期沉浸在网络世界里，让他和现实多少有些脱节。
操心斯诺登未来的媒体也为他勾勒出一条逃亡路线：香港——莫斯科——哈瓦那——加拉加斯，很显然，流亡的难度看起来比预想的要高很多。在香港滞留一个多月后，6月23日，斯诺登登上了飞往莫斯科的飞机，不过，这并不是他的终点站，他的国际流亡之路或许才刚刚开始。
斯诺登的父母在他少年期离婚，父亲住在宾夕法尼亚州，母亲则住在马里兰州埃利科特市的一幢公寓里。斯诺登16岁时离家，曾经独自在这座公寓里住了几年。有时候，斯诺登的母亲会带日用品来看他，女友也在周末和他相聚。住在公寓里的邻居说，他们经常能看到斯诺登在电脑前不分昼夜地工作，他看起来就像个“计算机怪才”。
三 斯诺登冲击波
1999年，斯诺登举家搬迁到马里兰州埃利科特市，斯诺登中学辍学，后来进入安妮·阿伦德尔社区学院学习计算机专业，以获得必要的学分拿到高中文凭。可惜，他后来没有完成课程，只获得了普通教育发展证书。
斯诺登在香港停留两个星期后，他的去向成了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不能说斯诺登从来没有考虑留在香港，而是奥巴马政府根本没有打算让他在香港长期隐藏下去。在要求香港引渡斯诺登一天后，奥巴马政府私下向香港特区政府施压，要求港府尽快将斯诺登逮捕，并引渡回美国。
爱德华·约瑟夫·斯诺登，1983年出生在北卡罗来纳州伊丽莎白市，父亲朗尼·斯诺登是宾夕法尼亚州的居民，是一名美国海岸警备队的官员。母亲伊丽莎白是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居民，是马里兰区美国地方法院的办事员。斯诺登是家中的第二个孩子，他还有一个做律师的姐姐，居住在印第安纳州的瓦尔帕莱索。
按照香港立法会委员的说法，由于香港与美国存在引渡协议，香港不可能为斯诺登提供政治庇护。但是，斯诺登可以向联合国驻港难民专员公署申请政治难民身份，或写信给行政长官声称自己是政治犯，如果获得批准，特区政府是不会递解政治犯出境或回国的。在等候审批期间，也不会把申请者递解出境。即使香港配合美国引渡斯诺登，首先要特区行政长官同意警方的拘捕，之后将逃犯交给香港法庭，当然，美国也可以申请临时拘捕令，以禁止斯诺登出境。
斯诺登到底是英雄？还是叛徒？自从2013年夏天，斯诺登因为泄密一事而声名大噪后，这是围绕在他身边最有争议，也是炒得最热烈的话题。《纽约时报》评论斯诺登在没有学历的情况下被政府委以重任，却选择以告密的形式宣扬自己的价值取向，违背了社会道义；《赫芬顿邮报》则认为，政府和承包商可以花钱购买他的技术，却不能买走他的言听计从。在网络上，在民间，讨论也是针锋相对、众说纷纭。在评价斯诺登是英雄或是叛徒之前，还是先来认识一下这位不做“沉默的大多数”的勇敢者吧。
很显然，斯诺登低估了在香港可能遇到的困难。他相信香港是治理良好、法治受到尊重的地方，他可能得到法律的保护，但是实际情况比他想象的要复杂，如果他继续留在香港，即使不会被递解出境，也要面对持续数年的复杂的司法程序。为了避免因此引发的漫长官司，斯诺登还是选择了离开。
二 英雄还是叛徒？
实际上，美国政府早前已经向香港特区政府要求对斯诺登发出临时拘捕令，由于美国政府的文件并不符合香港法律要求，因此，香港政府要求美方提供更进一步的资料。特区政府在没有获得足够资料处理临时拘捕令的情况下，并不能限制斯诺登离开。于是，斯诺登于6 月23日10∶55乘坐俄罗斯航空公司（Aeroflot）SU213航班飞往莫斯科。
国内的麻烦已经让奥巴马一个头两个大了，国际关系的变化也让他承受了巨大的压力。随着斯诺登的一次又一次泄密，欧盟国家如德国、法国、意大利纷纷质询美国，欧盟司法委员会也致函美国司法部，要求对棱镜项目可能给欧盟公民带来的负面影响做出说明。如果说，斯诺登会像维基解密的创始人阿桑奇一样，名义上被审判，实质上获得自由，那么，美国的困境会一直持续下去，让奥巴马陷入两难的困境。
由于斯诺登没有获得俄罗斯的签证，因此下飞机后，不能离开机场进入俄罗斯境内，也就是说，他需要从莫斯科中转，接着飞往下一个国家。据莫斯科谢列梅捷沃机场的工作人员透露，斯诺登将于莫斯科时间6月23日上午抵达莫斯科，由于当天没有飞往哈瓦那的航班，斯诺登或许会在第二天中午乘坐SU150飞往古巴的哈瓦那，当天再转机飞往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
自从棱镜门事件爆发以来，极力为美国国家安全局辩护是奥巴马坚持的态度，然而，面对民意的变化和政府内部的不同声音，他不得不转变策略，从原本的强硬姿态改为和平商谈，甚至通过他的新闻发言人表示，可以就安全和公民自由的取舍展开讨论。很显然，棱镜门让奥巴马陷入了囚徒困境：如果他一直坚持棱镜门的合法性，很可能失去那些主张个人自由的民众的支持；如果借此机会修改国内安全政策，一旦发生新的恐怖袭击，奥巴马同样难辞其咎。
就在离开香港的前一天，斯诺登再次爆料，美国国家安全局曾入侵中国移动公司，以获取数以百万条的手机短信信息。国家安全局深知，在中国内地，短信是首选的通信工具，广泛用于普通民众和政府官员的正式工作交流与闲聊。根据官方的统计，2012年，中国人进行了9000亿次短信交流。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移动网络运营商，中国移动拥有用户7.35亿，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分别以2.58亿和1.72亿排在第二、第三位。如果斯诺登的说法属实，中国人在美国政府面前就变成了赤裸裸的透明人，生活中的任何细节、隐私都被窃取或盗用。
在斯诺登新一波文件曝光之前，奥巴马原本打算趁着G8峰会的机会，向与会的各国领导解释棱镜项目导致的后果。结果，酝酿好的辩解词和解释气氛都被斯诺登破坏了。到G8峰会时，奥巴马只得死扛到底，坚持认为国家安全局的监听活动没有侵犯美国民众的个人隐私，而是得到国会批准，符合法律程序的活动，其目的只为了收集原始信息，监听过程中既不会随意识别电话号码的归属者，也不会随意监听通话内容。
此外，国家安全局还持续攻击过清华大学的主干网络以及电讯公司太平洋卫星电视网香港总部的计算机——这家公司拥有特区内最庞大的海底光纤电缆网络。斯诺登说，他共享的资料可以证明，清华大学曾遭到黑客攻击，并且一直是黑客活动的目标。清华大学是中国第一家互联网骨干网和世界上最大的国家研究中心，同时还是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所在地，一旦被黑客侵入，数以百万计的互联网数据都会被盗取。
《卫报》的报道一刊出，英国随即将斯诺登列为不受欢迎的人物，禁止他登上飞往英国的航班。某种程度上，这也反映了英国和美国在情报上的联系。有消息称，英国的“政府通讯总部”早就已经参与棱镜计划，而G20峰会上的监控活动，也获得了时任首相布朗的批准。
在中国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纷纷向美方致函正式要求解释的同时，斯诺登本人已经搭上飞机，离开香港。此前，美国政府已经吊销了他的护照，不过，由于通知未能及时到达香港，机场海关并没有理由扣留他。当斯诺登乘坐的SU123航班降落在谢列梅捷沃机场时，蜂拥而来的记者想要第一时间见到“叛国者”的真面目，在众目睽睽之下，斯诺登竟然玩起了捉迷藏。
文件显示，2009年4月1日，梅德韦杰夫到达伦敦的当天就遭到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监听，时间在梅德韦杰夫和奥巴马举行会谈后的两个小时。情报人员发现，俄方领导层的信号传输方式有所改变，于是，梅德韦杰夫打往莫斯科的一通卫星电话被监听。此前，美国一直辩解说，所有监控电话和互联网的行为都是为了反恐，这一消息的曝光让奥巴马政府难以自圆其说。
SU123航班上的乘客先后从通道中走出来，斯诺登却没有出现在众人的视线里。按照俄罗斯的签证条例，斯诺登可以在机场停留超过24小时。有消息说，他可能去厄瓜多尔寻求政治庇护，因为厄瓜多尔大使馆的两辆打着国旗的外交车停在了谢列梅捷沃机场的F航站楼门前，斯诺登下飞机后，也将从F航站楼出来。人们以为，专门赶到机场的厄瓜多尔驻俄大使至少会在见到斯诺登后搞个记者会，透露一些细节，结果，斯诺登根本就没有现身，厄瓜多尔的大使则玩起了“沉默是金”。
“政府通讯总部”安排了45名分析师，全天监控峰会的动向，汇报谁参加了峰会，谁在峰会上打电话。这次监控很可能是英国的“政府通讯总部”和美国国家安全局通力合作的项目，英国当时的监控目标有南非、土耳其，美国方面的目标则是时任俄罗斯总统的梅德韦杰夫。
同时，另外一条消息说，由于斯诺登没有俄罗斯的入境签证，他只能在国际机场的中转区等待下一次航班，他的下一个目的地应该是古巴首都哈瓦那，那趟航班是SU150次，将在莫斯科时间6月24日14∶05起飞。为了能够一睹斯诺登真容，许多记者都购买了机票，虽然票价是32584卢布（相当于6300元人民币）。为了拿到这条大独家，所有人都不计成本了。
就在奥巴马政府被斯诺登搞得焦头烂额之时，G8峰会即将在英国北爱尔兰举行。此时，斯诺登也紧跟形势，在G8峰会召开的前一天继续爆料。英国《卫报》在6月16日又公开了多项机密文件，这些文件显示，2009年英国伦敦召开G20峰会时，英国情报机构“政府通讯总部”曾设立“间谍”网吧，吸引与会代表使用，借此读取各国官员的邮件，以窃取情报。除此之外，英国的特工人员还在电脑上安装了邮件拦截程序和按键记录软件，甚至潜入与会代表的手机，监听他们的电话和电子邮件。
由于各国记者的疯抢，SU150次航班变得一票难求，没有买到机票的人垂头丧气，搞到机票的人则洋洋得意，满心欢喜。飞机起飞之前，SU150航班接上了单独的登机通道，还增加了许多俄罗斯边防人员，航空公司对这趟航班的乘客进行了附加的安检措施，一切细节证明，斯诺登肯定会登上这趟航班。
不管怎样，斯诺登选择了一个绝佳的战场和美国政府周旋。在香港，他不会立即被遣返，而且香港的媒体自由，有多家外媒驻港，可以随时发布最新消息。不过，他也可能面对国际刑警的追捕和美国政府的刑事问责。
准备好摄像、录像设备的记者们翘首以待，希望能第一时间拍到斯诺登的镜头，甚至有人打探到，斯诺登的座位是17A，与他同行的维基解密发言人、阿桑奇的助手莎拉·哈里森是17C。结果，直到飞机起飞，记者们也没有找到斯诺登——他根本就没上飞机。刹那间，所有记者都傻眼了，这时他们才明白，原来这是斯诺登的“金蝉脱壳”之计，而坐上飞机的30多名世界各大媒体的记者，只好先去加勒比海旅行一趟了。
从法律上说，香港可以选择主动移交斯诺登，或者在美国发出通缉令，而且中央政府批准的情况下，将斯诺登遣返回国。因为早在1996年，美国政府就和香港地区签署了引渡协议，允许美国从香港引渡刑事案件嫌犯回国。香港曾经将一些刑事犯罪的嫌疑人，如涉嫌金融欺诈、内幕交易、恐怖主义、虐待儿童的嫌疑人遣送回美国。此时，如果美国政府向香港提出引渡要求，香港可以拘押斯诺登60天，在此期间，美国需要为提出正式的引渡请求做准备。但是，如果美国的引渡请求影响了中国的国防、外交或公共利益，中央政府有权否决。
至于斯诺登当晚到底身在何处，至今有许多猜测。有人说，厄瓜多尔外交官将斯诺登接走，住在了厄瓜多尔驻莫斯科大使馆里。按理说，斯诺登没有俄罗斯签证，是不能离开机场的，如果外交官的车辆直接从停机坪接走斯诺登，然后直接去外国使馆，并不算踏上俄罗斯领土，这个做法勉强能说得过去。不过，也有人猜测，斯诺登当晚住在机场中转区的胶囊旅馆里，并没有进入俄罗斯境内。
斯诺登带着90天的旅行签证进入香港，从法律上说，他可以停留到2013年8月18日，在此之后，他如果想继续留在香港，就必须申请避难。而在签证有效期内，他不能向香港政府提交避难申请，除非美方提出指控，对其发出通缉令，斯诺登才可以申请避难。
6月25日，在芬兰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对斯诺登一事发表了声明，证实了斯诺登依然身处机场中转区的说法，并强调他没有跨入俄罗斯国境。此后，美国政府开始向俄罗斯施加压力。白宫发言人杰伊·卡尼说，希望俄罗斯政府将斯诺登驱逐回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则呼吁俄罗斯能够冷静下来，因为与美国眼中的逃犯为伍，对俄罗斯没有任何益处。针对美国的要求，普京表示拒绝，因为美国和俄罗斯之间并没有引渡协议，“他现在仍在机场过境区，是一名过境旅客。斯诺登是自由的，他越早选择最终目的地对他以及对俄方越有利。”
香港媒体在棱镜门曝光后，对509人做了民意调查，结果49.9%的人“反对”或“强烈反对”香港政府引渡斯诺登，17.6%的人说应该将他交给美国，其他人则拒绝回答或尚未形成意见。在“斯诺登是英雄还是叛国者”这一选项中，33%的人认为他是英雄，12.8%的人认为他是一个卖国者，23%的人认为他“介于两者之间”，其他人觉得自己无法评论。
6月26日，斯诺登到达莫斯科的第三天，依然没有人收到他要离开的消息，斯诺登到底在哪里？这是所有人的疑问，而能回答上来的人却少之又少。早在6月21日时，冰岛的富商奥拉维尔·维格尼尔·西居尔温松曾对媒体说，他已经准备好了私人飞机，只要冰岛政府批准，他就让飞机载斯诺登前往冰岛。而冰岛政府方面说，他们并未收到斯诺登申请避难的请求。当然，作为和美国关系友好的西方国家，斯诺登如果前往冰岛，美国政府也会通过各种渠道施加压力，迫使冰岛交出斯诺登。
示威游行引来了香港特区政府的关注，从始至终保持沉默的特首梁振英终于开腔。梁振英放弃了“不披露，不评论”的态度，给出了一个温和性质的声明：“在斯诺登一事上，当相关机制启动后，特区政府将按香港的法律和既定程序处理。同时，特区政府亦会跟进任何香港机构或香港人的私隐或其他权利被侵犯的事件。”
在谢列梅捷沃机场中转区滞留一个星期后，斯诺登好像人间蒸发一样，行踪依然不明。最开始，俄罗斯的态度是希望斯诺登快点离开，一时间，斯诺登又没有地方去，如果长时间停留在机场，他很可能成为一名“机场难民”。一位俄罗斯自由民主党领袖就质疑了斯诺登待在机场的合法性，“他是谁？美国人？他没有护照，是个没有身份的人”。他预言，斯诺登为此可能会在转机区停留10年。
在香港，民众则认为香港政府不应该将斯诺登交给美国。6月15日，由20多个团体、数百人组成的示威者冒雨走上街头，从香港市中心的遮打花园走到美国驻港总领事馆。示威者高喊中英文口号，支持披露美国国家安全局监视项目的斯诺登，谴责美国侵犯市民权利和隐私，并且要求美国尽快澄清事件，终止监听计划。示威者吹着口哨，佩戴着印有斯诺登头像的面具，一位抗议者手中拿着奥巴马头戴大耳机的海报，暗示奥巴马是最典型的间谍。
长久以来，谢列梅捷沃机场就像是一个国际难民营。除了斯诺登，那里还滞留着来自阿富汗、索马里等多国的难民，一代又一代的难民在机场建立了他们的聚居地，在机场F航站楼二楼隐秘的角落里，他们铺上硬纸板，直接睡在地上，他们在机场卫生间洗漱，靠同情他们的人的捐赠维持生活。
按照规定，如果网站在30天内收集到10万个签名，白宫将会对此做出回应。结果，在短短三天时间里，就有6.5万人响应，截止到6月24日，请愿活动收集了超过10.7万个签名。不过，美国政府表示，斯诺登的泄密给国家安全造成了严重损失，计划向斯诺登前往的任何国家提出引渡要求。此前，因为受到重罪指控和通缉，斯诺登的护照已经被吊销。
历史上最著名的难民，当属好莱坞电影《幸福终点站》的原型卡里米·纳瑟里，他因为被伊朗开除国籍，又在法国丢失了证明自己难民身份的文件，不得不在戴高乐机场居住了18年。如今，斯诺登的处境和纳瑟里有些相似——他躲过了美国的追捕，却落得无处可去。如果没有国家肯为他提供政治庇护，谢列梅捷沃机场将是他的避难所，同时也是他的监狱。
为了引渡斯诺登，美国和中国香港的律师锁定了数十项罪名，包括在美国、中国香港两地都属违法的“公开官方机密”等，如果证据充足，FBI将提交法院，对斯诺登进行起诉。在美国官方尚未对斯诺登做出裁定时，在白宫网站上，美国民众发起了为斯诺登请愿的签名行动，请愿书称：“爱德华·斯诺登是国家英雄，应当立即全面赦免他因泄露国家安全局秘密监控计划所犯下的或可能犯下的所有罪行。”
7月2日，维基解密披露斯诺登已经向19个国家提出政治避难的申请，其中包括俄罗斯、德国、法国、奥地利、芬兰、冰岛、玻利维亚、委内瑞拉、厄瓜多尔、中国、印度和古巴。当天，斯诺登又放弃了向俄罗斯政府的申请。除了一些国家要求申请者在领土范围内之外，玻利维亚、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表示会考虑斯诺登的避难申请，印度、巴西明确拒绝申请，其他国家则用委婉的方式表示了拒绝。
6月13日，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罗伯特·米勒表示，FBI已经开始对斯诺登曝光棱镜项目一事展开刑事调查，也就是说，美国官方正式对斯诺登采取了行动。FBI的任务是调查斯诺登在泄露国家最高安全机密的过程中，触犯的法律以及应该承担的责任。和政府官员的态度不同，31%的美国民众认为斯诺登是爱国者，23%认为他是叛徒，另外46%的人表示很难做出回答。当问及斯诺登是否应该受到法律制裁时，25%的人表示赞同，35%的人表示反对，其他人则无法给出明确答案。
至于俄罗斯方面，政府官员并没有透露他们有逮捕斯诺登的意图，总统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从来没有向任何国家交出任何人，现在和将来也都不会交出任何人。俄罗斯不会把斯诺登交给美国那样使用死刑的国家。随后，普京提出了允许斯诺登入境的要求：他应当停止损害我们的美国同伴。
斯诺登的一系列爆料让白宫陷入了混乱当中，各个部门的官员纷纷表达自己的看法。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对他恨之入骨，声称“追至天涯海角，也要让他得到正义的审判”。美国众议院议长博纳则直接称斯诺登为“卖国贼”。美国前副总统切尼认为，斯诺登是泄露了美国国家安全局监控项目细节的叛徒，而且，他不是一次性泄密，在未来的时间里，还可能泄露更多信息。美国应该向中国政府施压，以防中国为其提供豁免和庇护。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博尔顿认为斯诺登的行为是“最恶劣的叛国”，前众议员保罗表达了他的担心，“美国政府里有人可能用巡航导弹或无人机杀死斯诺登”。
7月12日，在机场藏身三个星期的斯诺登终于露面了。之前，国际媒体一直在研究6月11日那趟飞往哈瓦那的飞机是否因搭载着斯诺登而偏离航线，最新一期的《时代》周刊则在猜测斯诺登是否已经住进了莫斯科郊区的漂亮别墅，享受着俄罗斯特工的照顾。就在众说纷纭之时，斯诺登在莫斯科机场约见了“大赦国际”、“人权观察”、“透明国际”等多名国际组织驻俄代表和俄罗斯律师，宣布他即将向俄罗斯申请政治避难。
斯诺登再次露面，接受了香港《南华早报》的采访。在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斯诺登透露了棱镜项目针对中国的监听行动。美国政府从2009年开始发动黑客行动侵入中国网络，包括中国内地和香港的网络，其目标多达上百个，其中包括大学、商业机构以及政界人士。美国不仅仅对中国发动黑客行动，在全球范围内的黑客行动总共有6万多起，其攻击模式是先让黑客进入主干网络，随后便可一次入侵成千上万台电脑，这样一来，省去了一一入侵的麻烦。同时，美国政府还可透过网络巨头如谷歌、微软、Facebook等公司，读取任何人的电子邮件，这些大公司和情报机构合作，将网站注册用户的信息提供给情报部门。
斯诺登并没有打算留在俄罗斯，他希望在前往拉美国家之前，能够离开机场中转区，为此，他选择再次向俄罗斯政府递交政治避难的申请。对于谢列梅捷沃机场的生活条件，斯诺登没有表示不满，“这里一切都很好”，他只是觉得行动自由受到了限制，希望能够获得更大的活动空间。对于斯诺登的避难申请，总统发言人佩斯科夫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不可以继续伤害美国利益，停止伤害美俄关系的泄密行动；二是必须由他本人提出。这和早前普京总统提出的要求一致，对此，斯诺登在记者会上做出了承诺：在避难期间他不会从事伤害美国的行动。
就在美国国内因为斯诺登的告密变得一团糟时，斯诺登却从居住的酒店退房，转移到另一地点居住，他行踪神秘，转瞬又消失在人们的视野里。就在外界纷纷猜测，他是前往北京，选择“投靠”中国政府，还是受到了香港政府庇护，换到了更安全的藏身地时，斯诺登再次现身。实际上，香港特区政府的确找到了斯诺登的藏身地点，并派有专人保护，以防他发生意外。
7月16日，斯诺登正式向俄罗斯移民局提交了临时避难申请。申请的初步审核需要七天时间，审核通过后，他会拿到一张入境许可证，届时，斯诺登就可以离开机场中转区，到莫斯科租住一家宾馆或者一间公寓，他也可以住在俄罗斯联邦的任何地方。
不管政府、民众的争论如何，从皮尤公司的民调报告可以看出，在“9·11”事件留给美国人的伤痕尚未痊愈的时候，在波士顿爆炸案留下的血痕尚在眼前的时候，一向将个人权利、个人隐私放在第一位的美国人已经做出了巨大让步——为了安全，宁愿放弃部分隐私。可是，一些自由派人士还是激烈地抨击政府的所作所为，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在2013年6月11日便起诉了联邦政府，称其在棱镜项目中侵犯言论自由和公民隐私权，违反宪法，请求联邦法院下令终止这一监听项目。
几天后，俄罗斯联邦移民署给斯诺登颁发了入境许可证，斯诺登也从机场中转区的酒店退房。斯诺登的律师库切利纳说，由于俄罗斯政府的官僚作风，一些相关文件还没拿到手，要再等一等。当天，他给斯诺登带去了衣服，还有一些书籍，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按照常规流程，避难申请可能要三个月才能通过，一旦临时避难申请通过，斯诺登可以在俄罗斯停留一年，到期之后继续申请。如果避难申请被拒绝，斯诺登还可以上法庭打官司。
秘密监听计划是否合法？政府的权限是否过大？美国政府和民众始终争论不休，奥巴马政府极力为监听计划辩护，称自从“9·11”以来，美国依靠监听网络破坏了50多起恐怖袭击计划，使得美国本土没有再次遭受恐怖袭击。当然，也有一些国会议员说棱镜计划是奥巴马政府侵害公民权利的丑闻，应该立法加强对政府的监管。
8月1日，斯诺登在律师的陪同下离开他停留一个多月的谢列梅捷沃机场国际中转区，进入俄罗斯境内。在巧妙地躲过一大群媒体记者的包围后，斯诺登坐上了出租车，终于可以和机场狭窄逼仄的胶囊旅馆说再见了。之后，斯诺登在维基解密的网站上公布了一份声明，感谢俄罗斯为他提供庇护，同时批评奥巴马政府“不尊重”法律。
“棱镜门”之后，皮尤公司进行了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56%的民众认为国家安全局在获得法院许可的情况下，出于调查恐怖主义的目的而追踪数百万个美国民众电话的做法可以接受，41%的民众则认为秘密监听计划是不可接受的。
美国媒体调侃斯诺登说，他虽然放弃了美国天堂般的生活，却选择了一座魅力无穷的城市——莫斯科，对于爱吃日本料理的斯诺登来说，莫斯科寿司或许会让他拍手称赞。一位推特网友则建议斯诺登入境第一站应该是莫斯科的传奇脱衣舞俱乐部“饥饿鸭子”——尽管这家店已经停业。
听起来，奥巴马似乎理直气壮，丝毫不觉得监听行为侵犯了民众的隐私。这个监听电话和网络的项目从2004年小布什执政时期就开始了。而情报机关从事这项工作的逻辑是“对于公众来说，百分之百的安全和百分之百的个人隐私不可兼得”，为了整个社会的安全，损害民众的部分隐私也是十分必要的。
担惊受怕了两个多月的斯诺登可能还没有心情找乐子，未来的时间里，他必须找到一份工作来养活自己。在机场滞留期间，他的经济已经陷入了困境，毕竟，机场的咖啡馆实在太烧钱了。随后，俄罗斯强力部门（包括国防部、内务部和国家安全机关）的工会主席阿列克谢·洛巴列夫说，他们收到了斯诺登发来的寻求工会保护的电子邮件。作为同行，洛巴列夫认为不应该见死不救。他们将为斯诺登提供一些生活必需品，此外，斯诺登正在学习俄语，有不少俄罗斯机构愿意为他提供职位。一些莫斯科市民主动联系工会，希望为斯诺登提供一些帮助和服务，女性倾向于为其提供住房或者和他结婚，男性则愿意为他提供直接的经济援助。
从请假由夏威夷逃到香港，联系媒体，发布秘密文件，到公布个人身份，每一步都在斯诺登的计划内，而事实也按照他的设想，一步一步地将棱镜门炒热，将美国政府和美国国家安全局推到了风口浪尖上。这件事随即在美国政坛引起了动荡，不少情报专家对此大吃一惊。在白宫发言人宣称斯诺登的行为损害了美国的利益后，美国总统奥巴马出面解释说：“没有人监听你电话通话的内容，政府所做的仅仅是分析电话号码以及通话时长，然后从中找出有‘恐怖主义嫌疑’的通话。”
俄罗斯社交网站VK的创始人帕维尔·杜罗夫说，他欢迎斯诺登到圣彼得堡加入VK的“程序员梦之队”，不过，这位俄罗斯商人看起来不太靠谱，他曾经把大把的现金从办公室窗口扔出去，只为了愉快地看着路人你争我抢的场面。因此，他的邀请可能完全出于自己一向的表演欲，而不是真心之邀。
按照斯诺登的说法，美国国家安全局已经建立起一套完善的基础设施系统，用来截获任何通信数据。无论是电子邮件、信用卡信息，还是手机信息、通讯记录，都会自动地保存在国家安全局的巨大终端，平日里，他们不会查看这些数据，等到需要的时候，就可以从中调取。
是决定在俄罗斯安心地待一年，还是趁机继续向拉美国家申请避难，找到一个一劳永逸的去处，对此，斯诺登表示犹豫。此前，三个拉美国家——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尼加拉瓜表示可以考虑为斯诺登提供庇护，不过，他也有可能长期留在俄罗斯。就在不久前，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的专机因被怀疑藏匿斯诺登而被多国拦截——当然是来自美国的压力。
实际上，早在斯诺登飞往香港之前，美国国家安全局已经开始四处搜寻他的行踪。斯诺登在夏威夷的NSA项目工作了大约四周的时间，之后，他突然说自己患有癫痫，需要请长假休息，并且可以不要薪水。可是，过了很长时间，他依然没有上班，公司也找不到他人。于是，公司通知了NSA的情报官员，毕竟，斯诺登掌握着NSA的高级机密。
对于斯诺登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好消息。出于安全的考虑，他或许会打消前往拉美国家避难的念头。根据俄罗斯移民法，斯诺登在避难期间与其他俄罗斯公民享有同样权利，甚至可自由穿越国家边界，但由于美国已经吊销了斯诺登的护照，他无法凭借临时避难文件离开俄罗斯。
他非常佩服泄露五角大楼秘密文件的丹尼尔·艾尔斯伯格和泄密给维基解密的布拉德利·曼宁。不过，他在泄密之前认真挑选了文件，保证材料内容只关乎公共利益，一些可能造成更大影响的材料被他提前过滤掉了，因为“伤害人不是目的，揭露真相才是”。在他决定将第一份材料提供给媒体时，同时做了一份关于自己的声明，他知道自己可能因为这样的行为而遭殃，但是他觉得自己有义务告知公众，政府在以他们的名义做些什么事儿。
斯诺登可以获得一个临时的安身之所，对于远在美国的父亲朗尼·斯诺登来说，也是莫大的安慰。自从斯诺登在香港公开“棱镜计划”的机密文件开始，父亲就在密切关注着新闻动向和斯诺登的情况。8月11日，朗尼·斯诺登和他的律师鲁斯·费恩接受了一家电视节目的专访，在节目中，朗尼感谢俄罗斯政府保证了斯诺登的安全，并且透露，他们已经拿到了签证，定好了日期，即将前往俄罗斯探望斯诺登。朗尼从斯诺登的律师那里得知，他已经安全，同时也精疲力竭了。他需要一段时间恢复精力，考虑下一步计划，当然，他也非常需要家人的安慰。
为了将真相告诉世人，他选择牺牲一切，包括工作、收入和女友，“美国政府利用他们正在秘密建造的这一庞大的监视机器摧毁隐私、互联网自由和世界各地人民的基本自由的行为让我良心不安”。至于为什么放弃匿名告密，斯诺登说：“我不想隐藏自己的身份，因为我知道自己没有做错任何事情。”
此前，FBI曾经联络朗尼，承诺帮助其前往俄罗斯，条件是劝说斯诺登回国认罪，这一提议被朗尼拒绝了。他曾经希望斯诺登能够在法庭上与间谍罪等指控斗争到底，让美国人民知晓全部事实，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把事情搞得像一出政治闹剧。不过，看到美国对斯诺登做出的政治迫害，他改变了想法，“若返回美国，等待他的将是不公的法庭以及如同布拉德利·曼宁一样在监狱内遭受酷刑并被判处终身监禁的下场”。
他坦言，之所以决定将掌握的机密公之于众，纯粹是因为自己的良知不容美国政府侵犯公民的隐私，是为了让公众知道“这个庞大的监察机器”的存在——“你什么错都没有，但你却可能成为被怀疑的对象，也许只是因为一次拨错了的电话。他们就可以用这个项目仔细调查你过去的所有决定，审查所有跟你交谈过的朋友。一旦你连上网络，就能验证你的机器。无论采用什么样的措施，你都不可能安全。”
针对俄罗斯收留斯诺登一事，美国参议员格拉汉姆对媒体说：“希望我们可以追他到天涯海角，将他绳之以法，同时让俄罗斯人知道，窝藏这家伙是要付出代价的。”西方媒体也纷纷猜测，这一行为必然是普京在背后指使的。随后，普京的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政府从未和斯诺登接触过——由于缺乏法律依据，俄方不会对斯诺登采取行动。
到达香港后，斯诺登在一家豪华酒店里藏匿了两个星期，随后，他联络了媒体，将手中的机密文件交了出去，与此同时，他在酒店里接受了英国《卫报》的采访，采访视频在“棱镜项目”曝光五天后发布。在这段长达12分钟的视频里，斯诺登公布了自己的身份，也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总统普京承认，俄罗斯为斯诺登提供临时庇护，必然会让美国政府感到愤怒。不过，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最好不要愤怒，应该共同忍耐，寻求解决方案。从普京异常友好而严谨的做法来看，这也是俄罗斯的无奈之举。普京对媒体透露，早在香港时，斯诺登已经和俄罗斯的外交代表们取得联系，普京从驻港外交官那里得到的消息是“有一名情报机构职员，他在争取人权和传播信息的自由”。
6月9日，“棱镜门”的主角现身了，他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前雇员，此前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局在夏威夷项目的美籍技术承包人——爱德华·斯诺登。更重要的是，他不是一位年老的、深谋远虑的阴谋家，而是一位年仅29岁的小伙子，又是一个电脑高手。这不禁让人想到维基解密的创始人阿桑奇。和阿桑奇遭遇的外界评价差不多，有人说，斯诺登和将美国外交密件交给维基解密的士兵曼宁一样，是个卑鄙的告密者；也有人说，他将美国政府的黑幕公之于众，是不折不扣的英雄。不过，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也没有人知道他手中还掌握着多少政府的高级机密文件。大概是因为有了曼宁的前车之鉴，斯诺登的行动更稳妥，也做了更周密的打算。
不过，在斯诺登的飞机降落前两个小时，普京才知道这位泄密者正在前往俄罗斯的路上。普京推说，斯诺登之所以会选择飞往莫斯科，都是美国情报部门的错。如果他们不是向其他国家施压，让大多数国家不能接纳他，或者不允许他乘坐的飞机经过领空，斯诺登或许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现实和虚构之间的距离如此之近，不禁让美国民众的神经为之一颤。就在棱镜门曝光的几天内，《1984》这本写于60多年前的小说销量一路飙升，一度登上亚马逊畅销书排行榜。就在媒体纷纷转载、报道“棱镜门”时，却没有人知道媒体是从什么人的手中拿到了政府的高级绝密资料，所有媒体的报道都称其为“告密者”。
撇开政治立场，普京本人觉得斯诺登是一个奇怪的年轻人，“我不理解他在想什么。他打算怎样构建自己的未来生活？原则上他令自己陷入了一个极其困难的境地。下一步他会做什么，我甚至无法想象”。斯诺登曾希望俄罗斯和他一起战斗，普京则回复他说：“我们不会与他一起战斗，让他自己战斗。”至于会不会因为斯诺登和美国总统奥巴马交恶，普京称赞奥巴马是一个实在、公事公办的伙伴，“他想要的东西明确，他的立场也明确，他倾听持另一立场的人的声音，因此和他交谈很容易”。
在《1984》中的大洋国，“老大哥”（Big Brother）可以通过无处不在的“电子屏幕”时刻监控着党员和人民的一举一动。温斯顿发出的任何声音，只要比低声细语大一点，就能够被老大哥听到。此外，他在某一特定时间的一言一行，都处在被人监视的状态。思想警察从头到尾监视着所有人，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他们高兴，就可以接上你的线路，获得你的动向。
随着斯诺登走出莫斯科的谢列梅捷沃机场中转区，“棱镜门”开始逐渐淡出公众视线，至少在未来一年的时间里，人们不用担忧斯诺登的安全。这时，报道“棱镜门”的英国《卫报》记者格林沃尔德却进入了人们的视野。2013年6月，《卫报》上刊登的关于“棱镜门”的文章都是他根据斯诺登提供的文件撰写的，监听事件曝光后，陷入尴尬的英国情报部门开始关照格林沃尔德身边的人。
“你早已这样生活了：你发出的每一个声音，都是有人听到的，你的每一个动作，除非在黑暗中，都是有人仔细观察的。”不敢想象，乔治·奥维尔在小说《1984》中的虚构描写，竟然成了21世纪的现实，在夸赞作家极具前瞻性的同时，美国人也不由得拿小说的主人公温斯顿进行比照，充满疑虑地问自己一句“我真的生活在1984年吗？”
一开始，是他的同性伴侣，28岁的巴西人米兰达。他在伦敦希斯罗机场转机时被警方拘押长达9小时。根据英国2000年颁布的《反恐法》第七条，警方可以对所有可能发动恐怖袭击的嫌疑人进行问询，以确保其不会威胁公共安全。自从《反恐法》颁布以来，大多数人接受问询的时间少于一个小时，被扣留6个小时以上的人只有0.06%，更重要的是，警方并不是怀疑米兰达和恐怖组织有关系，而是询问他关于报道“棱镜门”的事、《卫报》供稿者的情况和所携带电子设备的内容。
6月7日，美国媒体开始集体轰炸“棱镜项目”，《纽约时报》的头版头条是《美国政府承认通过网络收集海外情报》，其他媒体也报道了“棱镜门”的消息，如英国《卫报》继续曝光了美国情报机构的机密文件，称美国国家情报总局从电脑网络中收集到大约30亿份情报，英国《独立报》则质疑可能有成千上万的英国人受到美国电脑网络的监控。
后来，英国《卫报》的总编辑拉斯布里杰也受到了政府高层的威胁，要求他销毁或者归还所有与“棱镜门”有关的文件。很明显，这是英国为其盟友出头，希望销毁“棱镜门”的有关证据。虽然事后英国、美国纷纷以“不评论”、“不知情”来回避问题，试图给人置身事外的印象，但人们对他们的目的仍然表示怀疑。
2013年5月20日，斯诺登乘飞机离开夏威夷抵达中国香港，藏身于一家酒店。几天后，斯诺登将两份绝密文件交给了英国《卫报》和美国《华盛顿邮报》，并且告知发表时间。按照计划，6月5日，英国《卫报》抛出了第一颗炸弹：美国国家安全局（NSA）有一个代号为“棱镜”的秘密项目，要求电信巨头威瑞森公司必须每天上交数百万用户的通话记录。第二天，美国《华盛顿邮报》披露，在过去六年间，美国国家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FBI）通过进入微软、谷歌、苹果、雅虎等九大网络巨头的服务器，监控美国公民的电子邮件、聊天记录、视频及照片等秘密资料。一时间，美国舆论哗然。
这位格林沃尔德也不是软柿子。在早年担任律师的时候，格林沃尔德就在博客上抨击美国的《爱国者法案》，其后，他又在自己的书中抨击布什政府和他的反恐政策，一直以来，尖锐的观点、严苛的批评就像是格林沃尔德的标签，这也让他的记者生涯毁誉参半。格林沃尔德似乎从来没有后悔自己的行为，尤其是报道“棱镜门”之后，他认为，记者就是要报道当权者的所作所为，同时为他们的行为设限，不能让他们为所欲为。
斯诺登有了着落，棱镜门掀起的波涛却没有平息下来，从2013 年5月开始，“棱镜”、“斯诺登”、“监听”、“公民隐私”这样的字眼一直占据着媒体的头条，由此引来的侵犯公民隐私、政府权力滥用以及对他国公民权利的侵犯，将是一个持久讨论的问题。那么，在这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斯诺登到底做了什么？让我们回溯时间，从5月20日讲起。
几个月来，斯诺登一直活在恐惧、担忧和不安之中，从来没过上好日子，进入8月，瑞典却给他送来了一则好消息。8月23日，瑞典于默奥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史蒂芬·斯瓦尔福什为斯诺登写了推荐信，他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斯瓦尔福什在推荐信中评价斯诺登说，他不惜个人巨大代价的英勇努力，揭露了监控活动的存在及其规模，他的行为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更安全了一些，同时也证明个人可以捍卫基本的权利和自由。如果斯诺登能获奖，将恢复诺贝尔和平奖的公信力，因为2009年美国总统奥巴马获得这一奖项，引来了民众的不满。
2013年7月31日，棱镜门的主角爱德华·斯诺登获得了俄罗斯为期1年的临时庇护，两个多月来，炒得沸沸扬扬的棱镜门事件终于告一段落。斯诺登，这个可能沦为世界孤儿的叛逃者，终于可以离开莫斯科谢列梅捷沃机场的中转区，过一段安稳的日子了。
按照规定，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最晚于每年2月1日提出，然后评审会在3月至8月期间筛选提名。因此，斯诺登可能来不及在2013年得奖。一旦获奖，斯诺登将成为诺贝尔和平奖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得主，由于斯诺登2014年的去向尚不明确，他也可能无法亲自前往挪威奥斯陆领奖。
一斯诺登抛出重磅炸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