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本杰明来说，在莉莉剧院这种贩卖廉价残次品的地方工作实在太屈才了。在这一点上，他跟舞蹈演员罗兰没什么不同。但是佩格让他免费吃住，而且他的任务也很轻，所以他就留下来了。
本杰明的爸爸是北边哈莱姆地区一位德高望重的牧师，他的妈妈是第一百三十二街上的一所女子学院的校长。换句话说，他是哈莱姆的贵族。他本来是被往教职人员的方向培养的，但后来却被演艺圈勾引走了。他的家人再也不想跟他来往了，因为现在他已经被罪恶玷污了。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很多在莉莉剧院工作的人的普遍遭遇。从这个角度来说，佩格接收了很多难民。
我搬进莉莉剧院的时候，还有一个人也住在里面，我把她放在最后，因为她对我来说最为重要。
三层的另一个住户是一个帅气的黑人小伙子，叫本杰明·威尔逊，他在莉莉剧院负责作词、作曲和钢琴伴奏。本杰明安静且优雅，总是穿着最漂亮的西服。他通常会坐在三角钢琴旁，要么在为即将上演的舞台剧即兴编排欢快的曲子，要么在弹爵士乐自娱自乐。有时候他也会弹圣歌，但只有当他觉得没人在听的时候才会弹。
这个人就是西莉亚——那个舞女，我的女神。
“噢，你现在还会损人了，是不是？”
奥利芙告诉我西莉亚只是暂时跟我们住在一起——等她把事情都“捋顺了”就搬走。西莉亚之所以需要找个落脚的地方，是因为最近她被彩排俱乐部赶出来了——那是西五十三街上的一家女士旅馆，既体面又不贵，那个时候很多百老汇的舞者和女演员都住在那里。西莉亚丢了自己在彩排俱乐部的住处，是因为有人发现她带了一个男人回去。于是佩格把莉莉剧院的一个房间借给了西莉亚，临时救个急。
或者，我最喜欢的是：“早上好，赫伯特先生！”
我感觉奥利芙并不赞同这个举措——但话说回来，奥利芙几乎不赞同佩格把任何东西免费提供给别人。但反正这次她给西莉亚的也不是什么宫殿。跟比利姑父这间虽然从没用过、但依旧装饰奢华的客房比起来，西莉亚那个位于走廊尽头的小房间寒酸得不得了。西莉亚的藏身地比工具间大不了多少，里面有一张行军床，和一点能让她把衣服乱扔在上面的空地。那间屋子里有一扇窗户，但那扇窗户对着一条又闷又臭的小巷。西莉亚的屋子里没有地毯，没有洗手池，没有镜子，没有衣柜，当然也没有我屋子里那种又大又气派的床。
“我觉得自己与这情况不符。”
以上种种大概解释了为什么在我住进莉莉剧院的第二晚，西莉亚也搬进了我的房间。她问都没问就搬进来了。关于这件事我们事先没进行任何讨论，它就这么发生了——而且还发生在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时间。我在纽约逗留的第二天，在凌晨到破晓之间的某个时间点，西莉亚晃晃悠悠地进了我的卧室，猛撞了一下我的肩膀把我叫醒，醉醺醺地说了一个词：
或者：“早上好，赫伯特先生！”
“挪开。”
“你这观点我不敢苟同。”
于是我挪开了。我挪到了床的另一边，而她则一下子栽到了我的床垫上，强行霸占了我的枕头，把整床被子都裹在了她漂亮的身躯上，不一会儿就没有意识了。
或者：“早上好，赫伯特先生！”
啊，这真够刺激的！
“我只赞同一半。”
实际上，这事把我刺激得再也睡不着了。我不敢动。一方面是因为我的枕头没了，而且现在我贴着墙，一点都不舒服。但更严重的问题是：当一个穿戴整齐的舞女醉醺醺地瘫倒在你的床上的时候，常规的做法是什么？不清楚。所以我静静地躺在那里，一动不动，听她喘着粗气，闻着她发丝间的烟味和香水味，好奇到了早上，我们该如何应对那不可避免的尴尬局面。
换一天也许会是：“早上好，赫伯特先生！”
七点左右，西莉亚终于醒了，那时候射进卧室的阳光已经刺眼到让人无法忽视的地步了。她自我陶醉地打了个哈欠，伸了个大大的懒腰，占了床上更多的地方。她脸上还带着妆，身上还穿着昨晚那件不顾及影响的礼服。她太美了，看上去就像天使一样，径直顺着某个天堂夜总会的地洞落入了凡间。
“这一点值得商榷。”他可能会这样回复。
“嗨，薇薇，”她边说边眨眼挡住了阳光，“谢谢你让我跟你一起睡这张床。他们给我的那张行军床太折磨人了。我受不了了。”
“早上好，赫伯特先生！”我会这样说。
这会儿我本来还不确定西莉亚是否知道我的名字，所以在听到她柔情满满地喊我的小名“薇薇”后，我被快乐冲昏了头脑。
但赫伯特先生也很风趣。他风趣起来有点冷、有点阴暗，但不可否认，他就是很风趣。早上在我起床准备吃早饭的时候，总能看到赫伯特先生坐在餐桌边，穿着松松垮垮的西服裤和汗衫。他喝着杯子里的山咖[3]，用手掰着自己那块黑乎乎的薄煎饼。他会唉声叹气，冲着自己的记事本皱眉头，想为下一部剧想点新的笑料和台词。每天早上，我都会热情洋溢地跟他打招呼逗他，就是为了听听他那郁闷的回复，而且这回复每天都变着花样。
“没关系的，”我说，“你随时可以来这里睡。”
更有意思的是，他是个被吊销了执照的律师，而且还是跟佩格认识最久的朋友之一。他从一个委托人那里贪污了一大笔钱，然后就被吊销执照了。佩格没有揪住他犯的这个罪不放，因为那会儿本来已经戒酒成功的他又开始酗酒了。佩格的人生哲学是：“你不能因为一个人在酗酒期间干了什么事而责怪他”。（“我们每个人都有弱点”是她的另一条人生格言——她这个人，总是给那些脆弱的和失败了的人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机会。）有时到了紧要关头，而且我们手头也没有更好的演员的时候，赫伯特先生会去扮演剧中的流浪醉汉角色——他赋予了那个角色一丝天生的凄楚气质，会让你心碎的。
“真的吗？”她说，“太棒了。我今天就把东西都搬过来。”
“我也希望我知道。”他回答道。
呃，好吧。我猜现在我多了个室友。（不过我确实不介意。她能选中我，让我觉得很荣幸。）我想让这个既古怪又异乎寻常的瞬间尽可能延长一些，所以我壮着胆子跟她聊起了天。“我说，”我问道，“你昨天晚上去哪儿了？”
“新闻发言人具体是干什么的？”有一次我问他。
她似乎很惊讶我居然关心这个。
有一个叫赫伯特先生的人也住在三层。赫伯特先生是以“我们的编剧”的身份被介绍给我的。他负责为我们的剧创作基本的故事大纲，同时也会想一些笑话和段子。他还是舞台总监。有人告诉我，他同时还是莉莉剧院的新闻发言人。
“埃尔摩洛哥，”她说，“我在那儿看见约翰·洛克菲勒[4]了。”
但是三层，也就是我住的那层，才是一切趣事发生的地方。那是钢琴所在的地方——通常它上面会放满半空的鸡尾酒杯和半满的烟灰缸。（有时佩格会从钢琴旁边经过，拿起不知是谁剩下的酒一口闷下去。她管这叫“分红”。）大家在三层吃饭，抽烟，喝酒，打架，工作和生活。这才是莉莉剧院真正的办公区。
“真的吗？”
佩格和奥利芙住在莉莉剧院的四层，她们的房间被一块公共休息区隔开。四层上面还有其他几个套房，我搬进来的时候它们里面还没住人。（它们是这栋房子最初的主人为自己的情妇们建的，现在却被空出来，留给“居无定所、临时投靠的人，和各种到处晃悠的人”，佩格这样解释道。）
“就属他最坏。他想跳舞，但我是跟其他人一块去的。”
所以奥利芙常常精疲力尽，我们却得以继续孩子气下去。
“你跟谁去的？”
我们剩下的人都听佩格的，也就是说没人遵守奥利芙的规矩，虽然有时候我们会假装遵守一下。
“不是什么特别的人。就是几个没准备带我回家见家长的男的。”
佩格尊重她秘书的这些规矩，但也只是装装样子而已。她尊重这些规矩，就像一个已经没了信仰的人还是会对教会的法令保有最起码的尊重一样。换句话说：她尊重奥利芙的规矩，但却不遵守它们。
“什么样的男的？”
人们总能看到奥利芙在莉莉剧院的各处奔走，快速下达着命令、法令和处置办法。她绷着脸，满脸苦相，像是一条肩负任务、要让混乱的羊群恢复秩序的优秀牧羊犬一样。她的规矩特别多。剧场里不许吃东西（“我们可不希望老鼠比观众还多！”）。所有的排练都必须快速完成。留宿的人不许带“自己的客人”在这里过夜。没有小票就不给报销。以及必须优先给税务员打款。
西莉亚躺回床上，点了根烟，把她整晚的经历都给我讲了一遍。她解释说她约了几个假冒黑帮分子的犹太男孩出去玩，结果他们遇上了几个正牌犹太黑帮分子。那几个冒牌货麻利儿跑掉了，而她则落到了一个哥们儿手里。那个哥们儿把她带到了布鲁克林，然后又叫了一辆豪华轿车把她送回了家。我被每一个细节迷住了。我们又在床上待了一个小时，听她——用她那让人难以忘却的沙哑嗓音——为我讲述西莉亚·雷，一个纽约舞女，生命中某个夜晚的全部细节。
奥利芙看上去总是很累的样子，她这样是有充分理由的：她是自一九一七年以来，也就是自她和佩格初次见面以来，这家剧院里唯一一个有责任心的成年人。我很快就发现，当奥利芙说她已经为佩格工作了“天长地久”的时候，她不是在开玩笑。奥利芙与佩格一样，在一战时也是个红十字会护士——当然她是在英国接受的培训。这两个女人是在法国的战场上认识的。战争结束后，奥利芙决定放弃护士这一行，转而追随她的新伙伴进军戏剧界去了——她扮演着我姑姑的心腹，一个长期备受折磨的秘书的角色。
我将它们视作甘泉，一饮而尽。
至于奥利芙，她的任务是尽力阻止资金流失。这个任务同样既无度、又绝望、又徒劳。（每当有人用了太长时间的热水被奥利芙抓包后，她都会大吼，“这不是法式旅馆！”现在我依然能听到她的吼声。）
第二天，西莉亚的全部家当都迁徙到了我的套房里。现在她一管管的油彩和一罐罐的护肤霜把所有台面都占满了。她伊丽莎白·雅顿牌的瓶瓶罐罐跟赫莲娜牌[5]的粉饼盒在比利姑父那高雅的书桌台上争夺着地盘。我的水池里到处都粘着她的头发。我的地板上立马就乱七八糟地堆满了胸罩、网眼袜、吊带袜和束身衣。（她的内衣多得惊人！我发誓，西莉亚·雷有办法让家居服都繁殖起来）。她那些用过的、被汗水浸透的汗垫像小老鼠一样藏在我的床底下。我一踩到她的镊子脚就会被扎破。
我很想告诉你佩格的小剧院具体是怎么还清债务的，但事实是我并不清楚。（可能就像那个流传很久的笑话说的，如何在演艺圈里赚到一笔小钱呢：投一笔大钱进去。）我们的剧从没满场过，票价也低得可怜。更重要的是，虽然莉莉剧院很壮观，但她真的累赘到了极点，而且还很贵。她不仅漏水，还咯吱作响。她的电线跟爱迪生本尊一样古老，她的管道系统超越了人类的认知范畴，她的墙面哪哪儿都在掉漆，她的房顶只能经得住不下雨的大晴天，比这再高点的要求就达不到了。我姑姑佩格往这个快要塌了的老剧院里砸钱的样子，颇像一个往鸦片上瘾的情人身上砸钱、纵容他继续吸毒的女继承人——换言之就是这钱砸得既无度、又绝望、又徒劳。
她的自以为是真是让人震惊。她用我的毛巾擦口红，问都不问一句就把我的毛衣穿走了。我的枕套被西莉亚的睫毛膏蹭得全是黑印，被子也被她脸上扑的厚厚的粉染成了橘黄色。而且没什么东西是不会被这姑娘当烟灰缸使的——包括有一次她拿浴缸当烟灰缸使，那时候我还泡在里面。
权当这是我们的文化遗产吧。
不可思议的是，这些东西我一点都不介意。相反，我从没想让她离开。如果在瓦萨的时候我有一个这么有意思的室友，也许我就会留在学校里了。在我看来，西莉亚·雷就是完美的化身。她就是纽约的浓缩精华——是复杂与神秘的辉煌混合体。只要能接近她，我愿意忍受任何肮脏与玷污。
“迷迷糊糊！”观众会在安可时大喊，而姑娘们则会满足他们的愿望。有时候，我们会看到社区里的小孩子在人行道上跳迷迷糊糊舞，边跳边往学校赶。
不论如何，这样的起居安排对我们两个人来说似乎都相当合适：我可以接近她的魅力，而她则可以接近我的水池。
但我们也有一小群固定演员，他们为莉莉剧院那些来自社会底层的观众奉献了一场又一场的表演。格拉迪丝是这家剧场的当家花旦。她发明了一种叫“迷迷糊糊”的舞，我们的观众可喜欢了，所以我们把这个舞放进了每场演出里。他们怎么会不喜欢呢？所有姑娘都会在舞台上迷迷糊糊地随意乱跑，而且身体的某些部位晃动得极其剧烈。
我从来没问过佩格姑姑同不同意这些事——西莉亚搬进了比利姑父的房间和我一起住，以及这个舞女似乎有意无限期地住在莉莉剧院里。现在回想起来，这似乎是很没有教养的表现，跟我的房东讲明这个安排是最起码的礼貌。但我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根本顾不上讲礼貌——西莉亚当然也一样。所以我们就闷头向前，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也没多想。
莉莉剧院接收了很多正沿着成功的阶梯往上爬的演员。有一些事业在莉莉剧院起步的姑娘后来进军到了无线电城音乐厅或钻石俱乐部[1]，有些甚至成为了当家花旦。但更多时候，我们接收的是正沿着阶梯往下滑的舞蹈演员。（没有比火箭女郎舞蹈团[2]中的大龄成员为一个合唱团小角色试镜更勇敢更感人的事了，而且还是一部叫《赶上那艘船！》的廉价烂剧中的合唱团。）
而且，我从来没真的因为西莉亚把房间弄得乱七八糟而发愁过，因为我知道佩格姑姑的女佣伯纳黛特最终会把它收拾好的。伯纳黛特是个既安静又能干的人，她每周有六天的时间都会来莉莉剧院为所有人收拾烂摊子。她帮我们收拾厨房和厕所，给地板打蜡，还给我们做晚餐（这晚餐有时候我们会吃掉，有时候会无视，有时候会请十个事先没说要来的客人一起吃）。她还帮我们订日用品，几乎每天都会叫水管工过来，估计还做了一万件其他的事但却没收到过一句谢谢。除了以上所有这些之外，现在她还要收拾我和西莉亚·雷的烂摊子，这似乎不太公平。
为了让你更加困惑，我要跟你说，有时候舞女也能当舞蹈演员（比如格拉迪丝，她也是我们的领舞），但舞蹈演员永远当不了舞女，因为她们要么不够高，要么不够漂亮，而且永远也不会够高或够漂亮。不管化多少妆，发挥多少想象力把胸垫高，一个虽然身材还不错，但魅力一般、身高中等的舞蹈演员，都无法变成一个光彩夺目的健硕美奇观，也就是上世纪中期的纽约舞女。
有一次我无意间听到奥利芙对一个客人说：“伯纳黛特是爱尔兰人，没错。但她爱尔兰得不是很厉害，所以我们一直用着她。”
至于卡司，我们的剧一直需要八个舞蹈演员——四个男孩，四个女孩——我们还一直需要四个舞女，因为大家就盼着看这个呢。观众来莉莉剧院，就是为了看舞女的。如果你在纳闷“舞蹈演员”和“舞女”之间区别的话，那就是身高。舞女的身高至少要有一米七，这还是在不算高跟鞋和羽毛头饰高度的情况下。而且人们会要求舞女比普通的舞蹈演员美艳很多。
这就是那会儿人们会说的话，安吉拉。
我们的工作就是给他们提供这其他的事情。
不幸的是，关于伯纳黛特我只能记起这么多。
听上去好像我是在诋毁莉莉剧院出品的剧，但我没有：我很爱它们。如果能让我再次坐进那个破烂不堪的老剧场的后排，看一场那时候的剧，我什么都愿意给你。在我看来，没有什么东西比那些简简单单、饱含激情的时事讽刺剧更好。它们让我感到很开心。它们的初衷就是逗大家开心，同时又不用观众动太多脑子去理解台上正发生的事情。就像佩格在一战中领悟到的那样——那时候她会组织欢快的歌舞小品给刚刚丢了胳膊，或是脖子被芥子气烧坏的士兵们看——“有时候大家就是得想点其他的事情”。
我之所以不记得任何关于伯纳黛特的独特细节，是因为那会儿我不怎么留意女佣。要知道，我太习惯她们的存在了。对我来说她们几乎是隐形的。我只希望能有人伺候我。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我这么自大这么幼稚呢？
剧评人出色地完成了他们的工作，丝毫没有意识到我们的存在，也许这样对大家都好。
因为我有钱。
鼓掌，落幕，晚场的时候再从头到尾重复一遍。
我还没有在这里说过这句话，所以现在就赶紧扫清这个障碍吧：我有钱，安吉拉。我有钱，而且我被惯坏了。我是在大萧条时期长大的，没错，但这场危机并没有给我家带来任何迫在眉睫的影响。美元贬值的时候，我们从雇三个女佣，两个厨师，一个保姆，一个园丁和一个全职司机，变成了只雇两个女佣，一个厨师和一个兼职司机。所以说得好听点就是，我家的情况并没有让我们非得接受救济不可。
用一个近似爱情故事的东西讨你的观众欢心（或者至少让他们分心），有一小会儿就行了（永远别超过四十五分钟！）。你这个爱情故事的主角应该是一对很招人喜欢的年轻情侣，他们能歌善踢踏舞，但却因为一个反派的干预而无法将对方拥入怀抱——这个反派通常是个银行家，有时候是个混黑帮的（意思都一样，只不过戏服不同而已）——那个人咬牙切齿，试图拆散这对苦命鸳鸯。剧里应该有一个胸围抢眼的荡妇对我们的男主人公挤眉弄眼——但男主人公眼里只能有他那位真命天女。剧里应该有一个帅气的痴情种子，他企图把那姑娘从她男人身边抢走。剧里还应该有一个醉醺醺的流浪汉的角色，好给大家一些喜剧性的调剂——想要胡茬儿的话，用烧过的软木塞往脸上抹一抹就行了。剧里总得有至少一首如梦似幻的歌谣，而且通常要用“明月”与“昏厥”押韵。还有就是剧终的时候一定要有一排姑娘在台上踢腿。
又因为我上的那所很贵的寄宿学校确保我不会遇到跟自己不一样的人，所以我就以为所有人在长大的时候，家中的客厅里都有一台珍妮斯收音机。我以为所有人都有小马。我以为每个男人都属于共和党，以为世界上只有两种女人——去瓦萨上学的，和去史密斯[6]上学的。（我母亲上的是瓦萨。佩格姑姑在史密斯上了一年，然后就辍学加入了红十字会。我不知道瓦萨和史密斯有什么区别，但从我母亲的语气中我能明白，这区别还是至关重要的。）
这个套路具体来说是这样的：
我理所当然地以为每个人家里都有女佣。在我的整个人生中，伯纳黛特这样的人一直在照顾我。当我把脏盘子留在桌子上的时候，总会有人把它们洗干净。总有人帮我把床铺好，每天如此。干毛巾神奇地替换掉了湿毛巾。被我随意丢在地上的鞋趁我不注意的时候被摆得整整齐齐。这一切的背后是某种伟大的宇宙能量——像重力一样虽不可见却无时不在，对我来说也像重力一样无聊——它让我的生活有了秩序，确保我的内裤永远都是干净的。
“如果我可以优化一下情节套路，我会的，”她曾经对我说，“但是现在的套路效果很好。”
所以得知我搬进莉莉剧院后没帮忙分担一点家务时，你可能不会感到惊讶——甚至就连佩格如此大度地送给我的这间套房，我也没收拾过。我从来没想过我应该帮忙。我也从来没想过，我不能仅仅因为自己想把一个舞女放在卧室里当宠物就真的这么做。
佩格每隔几周就会换一部时事讽刺剧演，但它们或多或少都一个样，而且全都让人看完就忘。（你说什么？你从没听说过一部叫《怒不可遏》的剧，讲的是两个流浪街头的小乞丐坠入爱河的故事？你当然没听说过了！这部剧只在莉莉剧院演了两周，很快就被一部情节几乎一模一样，叫《赶上那艘船！》的剧取代了——但当然了，这部剧发生在一艘游轮上。）
我不明白为什么一直没有人把我掐死。
莉莉剧院不是一个动不动就要脱衣服的地方，但我们的舞女和舞蹈演员中的很多人都来自动不动就要脱衣服的世界（而且他们还会很没负担地证明这一点，天呐）。我们也不完全算是搞杂耍的——不过只是因为在那个历史节点上，杂耍几乎已经绝迹了。但我们跟杂耍也差不多，因为我们的喜剧都挺不走心的。实际上，管我们演的东西叫舞台剧都扯远了。管它们叫时事讽刺剧会更准确一些——把零零散散的故事随意揉在一起，不过是凑了个理由让情侣们约约会，让我们的舞蹈演员们秀一秀腿而已。（反正我们能讲的故事范围也是有限的，因为莉莉剧院只有三块背景幕布。这意味着我们剧里的情节要么发生在十九世纪某个城市街道的角落里，要么发生在某个上流社会家庭优雅的会客厅里，要么发生在某艘游轮上。）
有时候你会碰见我这个年龄的人，安吉拉，他们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赶上了大萧条，经历了实实在在的苦难。（当然，你父亲就是这些人中的一员。）但因为他们周围的人过得都很艰难，所以这些人常常会说他们小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贫困是反常的。
我们的剧不会吸引游客、剧评人，或者可以被称为“剧迷”的人。我们为工薪阶层提供符合工薪阶层口味的消遣，仅此而已。佩格坚持让我们不要欺骗自己，不要认为自己做的事情比这个高级。（“我宁愿上一部满眼都是腿的好剧，也不想上一部差劲的莎剧。”她说。）的确，莉莉剧院没有任何能让你把它跟体面的百老汇剧场联系起来的特质。我们不会到市外进行海选，也不会在开幕之夜举办奢华的派对。我们不会像很多百老汇剧场那样在八月份关门。（我们的衣食父母不休假，所以我们也不休。）我们甚至连周一都不关门。我们更像是曾被称为“不间断剧场”的存在——这种地方随时供应娱乐消遣，日复一日，全年无休。只要我们的票价能跟当地的几家电影院持平（电影院，连同电玩城和地下赌场，是我们在这个社区赚钱的主要竞争对手），我们的上座率就会很不错。
你经常能听到这样的人说：“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穷！”
我们的观众主要来自周边社区，那会儿，它的确是一个社区——大部分都是爱尔兰人和意大利人，零零散散有一些来自东欧的天主教徒，以及很多犹太家庭。莉莉剧院周边的四层公寓楼里挤满了刚刚移民过来的人——“挤满”的意思就是几十口人住在一间公寓里。鉴于这种情况，佩格尽量把剧的语言维持在简单水平，以迎合这些刚开始接触英语的人。简单的语言也让我们的演员更容易记住台词，毕竟他们不算受过古典文化训练的专业演员。
而我则正相反，安吉拉：我不知道自己很富有。
佩格的世界一片狼藉，然而不知怎的，它运转正常。虽然一切都混乱不堪，但她还是能让莉莉剧院每天都上两场表演——一个早场（下午五点开始，主要吸引女性和小孩）和一个晚场（晚上八点开始，会稍微开点黄腔，以迎合年龄稍大、男性居多的观众群）。周三和周日还有马提尼供应。周六中午总会有一场免费的魔术表演，是给当地的孩子们看的。一般来说，奥利芙都能把白天的场子租给周边的社区用，虽然我并不认为有人能靠办旱泳班挣到钱。
[1] 无线电城音乐厅和钻石俱乐部都位于曼哈顿中城区，前者是美国的娱乐圣地，后者因迪士尼同名影片而名声大噪。
当然，从名义上来讲，佩格姑姑还是要管我的。她是我实打实的家庭成员，而且还被委托代替父母照顾我。但至少可以说，她的保护欲没有那么强。实际上，佩格姑姑是我遇到的第一个思想自由的人。她觉得别人的生活应该由他们自己做主，你能想象出这么有悖常理的事情吗！
[2] 当今世界最著名的舞蹈团之一，成立于1925年，1933年在无线电城音乐厅进行首演。
我自由了。
[3] 不含咖啡因的咖啡。
我很快就发现，不会再有权威人士监督我进进出出了，这让我震惊得眩晕。我不用向任何人汇报，别人对我也没有什么期待。如果我想帮忙做戏服的话，我就可以做，但没人给我正式的工作。这里没有宵禁，晚上也不会清点上床睡觉的人数。这里没有宿管，这里也没有当妈的。
[4] 美国石油大亨及慈善家，历史上第一位亿万富豪与全球首富。
因为这会儿我只想说，莉莉剧院跟我之前生活过的任何一个小世界都不一样。它魅力十足且充满勇气，混乱不堪又不失趣味，非常有生气——换句话说，这个世界里满是举止孩子气的成年人。我的家人和我的学校一直试图刻进我脑子里的秩序和规矩，这下全消失了。在莉莉剧院里，甚至都没有人（长期备受折磨的奥利芙除外）试着维系一下体面生活的正常节奏。饮酒作乐是常态。没有人定点吃饭。大家一睡就睡到中午。没有人在白天某个特定的时间开始工作——如此看来，他们也从来不会完全停止工作。计划每时每刻都在变，客人来了又走，没人正式地介绍他们或组织大家道个别，职责的分配也永远都不清晰。
[5] 伊丽莎白·雅顿和赫莲娜·鲁宾斯坦分别用自己的名字创立了护肤品品牌，这两个人在历史上是死对头。
搬到纽约后不到两周，我的生活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包括但不限于，献出了我的第一次——这是个特别好玩的故事，我马上就给你讲，安吉拉，如果你能耐下心来再忍我一会儿的话。
[6] 史密斯学院，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女子文理学院，成立于1871年，是前面提到的“七姐妹”中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