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那些话听上去就像是接受了西方教育的人回过头去看自身时选择的结果，虽然不一定真确，但让我感兴趣的是，他是从什么时候又是因为什么原因开始了对传统的批判和选择，这种批判和选择与当前阿富汗局势之间有什么样的因果关系，以及这种认识或者说对传统的反省是他的个体认识还是普遍认识。
由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阿富汗自古便是欧洲、中东与印度、远东进行贸易往来的要冲，也是东西方文化艺术交流的中心。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印度的阿育王、大月氏人、阿拉伯人、蒙古人和波斯人都曾先后攻占过阿富汗地区，因此阿富汗地方的文化也经历了好几次变迁——从公元前四世纪的希腊文化到公元前三世纪的佛教文化，再到公元七世纪开始持续至今的伊斯兰教文化。在这种文化的融合与变迁中，究竟哪一种才算是“前伊斯兰文化”呢？而且，即便他所说的“阿富汗民族传统”指的是普什图族人的传统——全阿富汗大约有三十个民族，各民族的“前伊斯兰”传统显然并不会统———可是既然早在公元635年时伊斯兰教就已由阿拉伯人传入了阿富汗，对于一个有着一千三百多年历史的文化传统去谈论“前伊斯兰”传统，终究还是让人有些疑惑的。
于是我听到了他对于阿富汗未来的乐观看法而不是悲观看法——他试图用前伊斯兰传统去纠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弊端，他认为这会在承认某种传统的基础上促使阿富汗民族和国家向西方的民主和自由靠拢，最终达到阿富汗的繁荣与富强。这听上去虽然非常遥远，可是当身后战争的硝烟还未完全散尽的时候，能够这样理性地想想也是令人感到欣慰的。
可是对于他所说的阿富汗“前伊斯兰传统”，我并不掩饰自己的怀疑。
对我来说，这样的谈话可是比纯粹阅读书本有趣得多，所以渐渐的，我们都在书架下铺着的一张地毯上坐了下来，边喝茶边聊天。
我将他仔细打量了一下，他大概二十七八岁的样子，身形高大，肤色浅黑，气宇轩昂，看上去像是普什图族人。一问正是。
我突然心血来潮地想到一个问题。
接下来他大谈特谈本地传统是如何符合人性和人道。
“你跟你父亲的其他妻子怎么相处？—— 我的意思是，她们都还很年轻吧。”我笑着补充说，“你知道，在一个大家庭里，年轻的妻子和年轻的儿子之间往往会发生很多故事——书里有很多这样的故事，你肯定也看过。”
“当然是伊斯兰之前我们民族自身的传统。”
他把手里的书放到书架上，脸上露出不屑一顾的样子。
“那你自己呢？你赞成哪种传统？”我顺着他的话问道。
“你放心，不会有什么故事的，没意思。”
“一种是伊斯兰的，一种是阿富汗的、前伊斯兰的。伊斯兰允许男子娶四个妻子——这是愚昧的，我们的前伊斯兰传统只允许娶一个妻子，可是对于恋爱和婚姻是自由的态度。”
“怎么才叫没意思？你们的年纪相差有多大？”
“你知道吗？我们阿富汗的传统有两种。”他走到书架边上，开始整理架子上的书。
“他的第三个妻子，就是刚才来的那个女人，你看见了吧？”
我抬起头来看着他。如果他愿意说，我是不会拒绝听的。
我刚才确实看见有一个年轻的时髦女子进到店里来，但她的模样我没注意。
“我弟弟是我父亲的第三个妻子生的，我是他的第一个妻子生的。”小伙子却继续对我说。
“她和我一样大。可是同她们没法谈话，永远不可能交谈——没什么可说的。这是在伊斯兰传统中的苦恼。”他说。
我并不想挑起这个听上去有点敏感的话题，于是退回到我的椅子上，准备继续读书。
“如果你娶妻子的话，你会试图去和她沟通吗？”
“七十四了。”他的神色有点漠然。
“是的，这是我所希望的婚姻，如果找不到，我就不结婚。”他说。
“你父亲身体真好，”我笑着说，“他有七十岁了吧。”
他不无自豪地告诉我，这个书店在阿富汗非常有名，主要从事书籍的进出口。书店是他父亲的，在阿富汗各地共有三家分店，他有四个兄弟，每人负责一个方面的事务。
“是我父亲。”他不以为意地回答。
他又说起他在这个书店里遇到的各色人等。
“喔？”我有点惊讶。“那，那个人是……”
“不能相信澳大利亚人。”他说。
“不是。他是我最小的弟弟。”
有一个澳大利亚记者，在他的书店里和他谈得很愉快，那个人答应回国后给他寄一套澳大利亚钱币过来——他喜欢收藏各国钱币——于是他便付了那个澳大利亚人一笔钱作为购买钱币和邮寄的费用。结果一年多过去了，他还没有收到什么澳大利亚钱币。
“那是你的孩子吧？”我开玩笑地说。
“那个骗子！”他咬牙切齿地说。
小孩儿正紧捏着我的手指头揣摸着呢，原先那个小伙子推开门进来，于是老人就抱着婴儿走了。
我听了哈哈大笑，天真的人是全世界都有的呀。我一边笑一边告诉他：“虽然这样，但是还是有一个简单的道理——你不能因此就确定所有的澳大利亚人都是骗子呀！”
当我回到书店时，小伙子已经不在那儿了，刚才进来过的那个抱着婴儿的老头正坐在柜台里边，他戴着一顶土耳其式的黑色高筒毡帽。我把手里的地图放回到书中，将书放回架子上，又拿下几本关于阿富汗的书读了起来。看了半天，伸个懒腰，看见那个一直在咿咿呀呀的小孩儿两个黑豆似的亮眼睛非常可爱，就过去逗一逗。
他对我的话不置可否。
由于折叠着的地图展开来颇大，复印社的人很耐心地将那张地图分成四个部分来复印，这个等分的过程不太好掌握，可是他们不厌其烦地复印来复印去，最后才从十来张中选出大致满意的四张，用透明胶将它们拼合起来。当我拿着复印好的地图准备离开的时候，看到门口旁的楼梯边上用油漆刷着一个红色箭头——— Internet。这里有网吧！我按捺不住自己的好奇随着箭头走下楼梯，来到一间开阔的地下室。这儿真的是一个网吧，里面有七八台崭新的电脑，连接着17吋纯平显示器。不过我没看到有人上网，只有两个阿富汗少年在玩电脑游戏。
“不能相信印度人。”他又严肃地告诫我，然后说起他去印度做生意两度被骗，差点赤条条回不来的经历。
他爽快地答应了，还指点着说，可以复印的地方就在街对面不远处。
“他们永远是嘴上说一套，背后是一套，都是天生的骗子。”
“我只需要这幅地图。”我解释道。
我听了同情地点点头。在长途旅行者中常常口耳相传着一些耸人听闻的故事，而这些故事有时便发生在印度，比如阿格拉某个旅馆的老板与医院的医生合谋，在本店单身客人的食物中下慢性毒药以便骗取客人的医疗保险金却不慎使其致死；小商店的老板热情地给偶尔走进店里的客人奉上一杯放了蒙汗药的香茶，然后便趁其人事不省将他劫掠一空并把他抛弃在荒郊野外等等。以我自己在印度的遭遇，在印度北部确实要多加小心，可是印度南部，我热爱的印度南部，那些在耀眼阳光下耕作的黑皮肤的达罗毗荼人却是如此的热情而明朗。所以我忍不住告诉他，在印度，我们既能发现最美好的东西，也能发现最恶劣的东西，而印度南部是非常好的，印度的南部与北部简直是天壤之别。
大致读完一遍之后，我便拿着这本书问那坐在柜台后的小伙子，我是否可以将书后的地图拿去复印。
“我不知道，我只到过新德里，在那儿我被骗得一分钱都不剩，有两天时间我只能饿着肚子坐在伽玛清真寺的广场上发呆，最后是我的一个兄弟去到新德里接我，我才能够回来。不管南部怎样，我可是不想再去印度那个鬼地方了。”
书店里很是幽静，阳光透过刷了各色油漆和标语的玻璃窗照进来，蓝的绿的洒得满地都是。
“可是你想想，不管怎样，印度会让你变得聪明起来——那可真不错，他们总会有办法强迫你变得聪明起来。”
这本书很厚，我可不想在随后的旅途中一直背着它，便在一张椅子上坐下来阅读。这一坐就是两个小时。其间，书店里先后进来过三个人，一个是手里抱着个婴儿的老头，一个是没穿布嘎，身着长裙，披着印度式鲜艳头巾的年轻女子，还有一个法国人，是驻喀布尔的法新社记者，拿来了一摞通讯社最新一期的自办刊物，是放在书店里寄卖的。他们来转了一圈，和小伙子聊了几句就都走了。
他脸色一变，瞅了我一眼。“不，反正我是不会再去的了，我不想再见到任何印度人，我也不会再跟他们做任何生意，我家里所有的人也都不会。”
历史的前进与后退当然与人有关，却也不能被人的理性所完全控制。我仔细读着地图，心中无限感慨。
关于印度，我没有办法继续安慰他。我想了想，笑着说：“你们离巴基斯坦这么近，你去过巴基斯坦吗？我觉得巴基斯坦人非常好。”
地图上标记着这样的名字：鸡街，花街，地毯巴扎，铜器巴扎，动物园，艺术博物馆，民族博物馆，独立纪念碑，图书馆，体育馆，银行，旅行社，汽车站，飞机场……这些名字隐隐显现着一个在七十年代时曾经雄心勃勃的城市的身影。与三十年前的喀布尔相比，如今的喀布尔是如此破败，仿佛历史悄然后退了几十年。
“对！”他马上接口道。“巴基斯坦人非常诚实，他们不会骗我一个铜板。”
首先是详细的喀布尔市英文版地图。书店里摆放着嵌在玻璃框内的印刷质量非常好的喀布尔市地图，是新近在欧洲印刷的，可是一看价钱，竟然要十一美金。后来我找到一本阿富汗在七十年代出版的旅游指南，后边的附录上有一幅喀布尔市区的手绘地图，虽然很简陋——白底，用尺子画的黑线条——却详细而简约，可以隐约从中看出一个曾经繁荣的都市的大致情形。
他又说：“你们中国人也很好，现在喀布尔到处都是中国货了，我敢说，将来你们中国会成为一个世界超级大国的。”我不知他说这话到底有多少诚意，所以只是笑笑不语。
店里除了我这么一个顾客，就只有在靠近门口的柜台后边坐着的一个小伙子，我几乎还来不及注意他就一头扎进了书堆中。
我们对人的判断可靠吗？往往只是一件小事就足以影响我们并在我们的头脑里形成一个难以更改的判断。这样的判断真是可怕。
店面不大，二三十平米的样子，看上去也很普通。可是后来从年轻店主的骄傲口气听去，却似乎是全阿富汗最大、生意最好的书店。
不过，就是在这样简单而武断的漫画式概括中，我和这个小伙子达成了共识。
喀布尔的书店，比较大的只有这么一家，位于北部使馆区的南边拐角处，我向当地人打听了一下，没费什么劲就找到了。
这个世界上的人。路上的人。我们在陌生人群里碰到了陌生人。
也正因如此，所以我很喜欢在当地的书店中停留，寻找自己所需的资料。还好，我并不缺少阅读的时间。
我不止一次地听人对我说：“我不喜欢以色列人。”对我说这话的大都是欧洲人，即使排除了政治上的因素，他们也都觉得以色列人粗鲁，逞强斗勇，没有礼貌，不符合欧洲人的习惯。
我的旅行大都是这样松散而随机，我既不想提前设计好路线，也不想预先定下停留的时间。我只需要在我非常有限而总是短少的钞票的制约下定一个大致的方向——不过，就连这个方向也常常会因为偶然而出乎意料地被改变。
我在路上见过的以色列人大都穿得像个吉普赛人，奇形怪状的破衣烂衫，奇形怪状的头发，粗犷，自由，任性。他们背着锅，带着乐器，他们经常自己做饭，他们走起路来一蹦一跳，他们高声说笑嬉闹。当他们和自己人聚在一起时就抽大麻，可是抽得很俭省，不像欧洲人或日本人那样动不动就昏天黑地。他们的男人不像欧洲人那样喜欢洗澡，所以他们的身上经常发出些味道。
正因为是个偶然，所以当我到达喀布尔时，手头只有半册中文的《世界地图册》中的半页可作为参考。
他们喜欢笑，一笑就露出一口白牙。
阳光开始变得猛烈，灼烧着我的额头。我离开了这堵城墙，去寻找喀布尔书店。
他们说自己厌恶战争，他们说那是上帝和政府的事他们都管不了，他们总在想法子逃避那该死的兵役。他们在印度尼泊尔泰国越南买各种假宝石——红宝石、蓝宝石、绿松石、石榴石——然后贩卖到欧洲。他们一路走一路寻找机会做生意好攒足接下去的路费。所以可以理解有时他们会偷一些小东西或者看准机会不交房费抹脚就溜。
我在城墙下坐了许久，看着喀布尔在日光底下苏醒过来。这个倔强的城市位于喀布尔河谷之中，一千八百五十米的高原之上，四周被层出不穷的山梁和黄沙包围着。
很多旅馆的老板都说：“我不喜欢以色列人。”可以理解。
中国。阿富汗。长城。
我看见他们赤身裸体跳进湖里兴奋得就像三岁的孩子，我看见他们刚抽完鸦片就去踢足球，甩着编织得奇形怪状的长发和十二岁的孩子较真，嘴里不停唠叨着谁也听不清的话。他们经常上蹿下跳蹦来蹦去，他们的行囊里常常只带着三两件衣服，不过他们却带着好几件乐器随时准备在他们住的地方来一场狂欢。他们也常常随身带着饭锅和发剪，有一次一个以色列姑娘就用自己的发剪帮我剪了个短发，并用随身带的染发剂把它染成了红色，她站在我身后举着发剪得意地和我一起照镜子，为了那奇怪的颜色我们都哈哈大笑。
风很大，将我的头巾吹得高高地飘荡起来；在城墙边上刮着的干燥的风，给这个城市带来了远方沙漠的消息。突然有两辆直升飞机在远处的军事基地上起飞，撞进我的视野之中，不一会儿它们便停留在了天空上，就像是钉在天幕上的两只虎视眈眈的老鹰。
我很喜欢我的新头发。
那天凌晨我起了个大早，在天空还蒙蒙亮的时候爬上了位于市区南部山丘上的著名的喀布尔古长城，眺望远处正在苏醒的喀布尔。如同中国人一样，历史上的阿富汗人也希望通过建造一堵绵延不绝的城墙来抵挡外族的入侵，可是同样的历史再次告诉人们，如果自身缺乏力量的话，只凭一堵城墙，即使它被修建得再长再绵延，也并不足以抵挡悲惨命运的袭击。
有些欧洲人不喜欢他们，说他们粗鲁、逞强斗勇，没有礼貌。我碰见过的这些在路上的以色列人明明都是些大孩子——他们既天真又狡猾，精力充沛，不顾一切；他们既沉重又轻松，这轻松却是那样的草率、粗陋和急迫。那些我没碰见的以色列人，我不知道是不是也和我碰见过的一样。
喀布尔的清晨，当一切都还刚刚苏醒，当空气还没有被阳光穿透因而变得无比灼热的时候，它会使你忘记了由战争和炮火所导致的紧张和喧嚣，而是静静地、自然而然地展现出一种由久远的历史所形成的沧桑面貌来。城中的那些个高高低低的小山坡，小山坡上层层叠叠矗立着的还未清醒的民居和探头探脑的苹果树柿子树，空旷的弯曲的街道，远处那一大片平展的皇宫，清真寺的圆顶，唤礼塔上高挑的新月，包括那条自西南向东北斜斜穿城而过的浅浅的喀布尔河，自有一种即使是炮火也难以改变的古朴，一种生生不息的景象。
他们并不是没有历史，他们的历史是人类史上最漫长最沉重的历史之一；作为犹太人，也许他们只是习惯了被他人隔绝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