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姐很能干，她在喀布尔开了一家中国餐馆，我上次去喀布尔的时候就是在她餐馆里吃的饭，唔，味道很好，中国菜非常好吃。”
我当然不认识。看照片，大约是在一个餐馆里，一个穿着大红旗袍的浓妆女子满脸笑容地和主任坐在桌边合影。
我仔细地看着照片，餐桌上摆着鱼虾，还有螃蟹。
东拉西扯谈了一会儿——你父亲好吗？你母亲呢？他们是做什么工作的？唔，你的名字很好听——主任拉开抽屉，从里面拿出几张照片，笑眯眯地对我说：“这是王小姐，她是中国人，你认识她吗？”
他又从抽屉里拿出一堆名片，戴上老花镜翻找了半天，抽出其中一张放在我面前。
各种相关手续终于齐备，主任大笔一挥，在文件上签上了他的大名。可是主任捏着我的通行证，继续请我喝茶。
“看，这就是王小姐的名片。这是她的名字……”他认真地指着那张名片告诉我。
这其间有几个工作人员拿着文件进来请他签字，他指着我惊喜地对他们说：“瞧，一个中国姑娘！”
“你到了喀布尔就可以去找王小姐，她一定会很高兴看到你，你们都是来自中国的姑娘嘛。你有什么困难也可以去找她，就说是我让你来找她的，她一定会帮你的。”主任的脸上露出帮了我一个大忙的满意的神情。
于是我坐在他的办公桌前一杯接一杯不停地喝茶，他一边飞快地处理手头的各种文件，一边跟我谈起许多年前他曾经到过中国以及他在中国受到的热情接待。他带着怀旧的感情向我表达着他对中国和对中国人民的无限好感。
“好。”我应承道。
“来，再端一杯茶来。”他按铃叫人，吩咐手下。
“等一下——见了王小姐你该怎么说？”他突然一本正经地问我。
“不忙，再等五分钟就好了。”
“嗯？”我毫无头绪。
“请坐请坐。”
“你就这样说：某某人向你致敬！”
那天，我来到管理局的办公大楼，找到了办证的主任。巴基斯坦人热情好客，即便是政府工作人员也不例外，本来需要我自己楼上楼下地找好几个办公室填好几张表盖数个章，那热情的主任派了他的一个手下替我去做这些杂事，而让我少安毋躁，在一旁静坐喝茶。
头发花白的主任将手“唰”地一下举到眉沿，做出一个军人敬礼的样子，然后眉开眼笑地把手放下来。
为了办理前往边境的通行证，我在白沙瓦忙乎了两天。
“拜托你了，请代我向王小姐问好，你也可以在异国认识一个同胞，互相有个照应嘛。”
喀布尔的中国餐馆？是的，我知道。我在巴基斯坦时就已经听说了喀布尔的中国餐馆。
就这样，我不仅知道了这家中国餐馆，而且还莫名其妙地身负了他人之托。
“你们的中国菜也很好吃啊，我很喜欢。你知道吗？在喀布尔也有中国餐馆。”
通过书店里的这个小伙子我才了解到，其实在喀布尔的中国餐馆总共竟有五六家之多，而我并不知道主任叮嘱我去拜访的“中国餐馆”到底是其中的哪一家。战后的阿富汗简直就是一个潜在的大市场，很多中国人看准了这一点，所以转眼间中国的廉价小商品和中国餐馆就在喀布尔扎下了根。
听着我的赞叹，小伙子得意地看着我。
虽然在喀布尔时我并没有去过任何一家中国餐馆，也一直没有完成主任所托之事，可是当我写到这里时，我的眼前却仿佛真的出现了一家中国餐馆的模样，仿佛真的看见了它的红色中文招牌，也仿佛看见了里面的布局、里面挂着的大红灯笼和摆在桌上的昂贵的菜肴。
一尝之下，果然令人十分诧异。比萨上的浇料倒也罢了，那张薄饼却是香脆坚韧兼而有之，嚼来满口生香。看来以中亚地区做馕的数千年传统来做比萨自有其出色之处。
对于大部分生活简陋的阿富汗人来说，那些价格昂贵的餐馆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一个奇怪的、隐秘的世界，里面甚至还有海鲜——螃蟹，龙虾。对于身处内陆深处、裸山纵横、没有出海口的阿富汗，“海鲜”本是一个多么奇怪而昂贵的名词，可是这样的名词，包括其他一些东西，当然也会陆陆续续地出现在阿富汗的。
果然，半个小时后，一个小伙子骑着自行车将外卖送来了——塑料袋里是两只叠放在一起的方方正正的外卖专用盒和两听可乐。
“你经常去中国餐馆里吃饭么？”我问。
战争已经结束了，如果阿富汗能够幸运地将和平保持下去的话，变化当然就会接着产生，所有的一切当然就会混杂其间。
“当然！我和我的朋友们都很喜欢你们的中国菜，我们经常去吃。”
我真的很惊讶。不过这只反映出我对喀布尔的了解是多么的不足：为什么喀布尔就不能有网吧？为什么喀布尔就不能有移动电话？为什么喀布尔就不能有比萨外卖？如同其他地方一样，喀布尔也在变化。
“可是，你们的生活习惯就这么轻易地被改变了？不再喜欢吃馕、烤肉？”
“半个小时吧。”
他笑了起来。“还是要吃馕吃烤肉的，但总会有改变——你想，我们已经有多少年没有什么改变了。”
“要等多长时间？”
“那改变起来一定很困难吧？”
“没问题。”
“那是自然，不过渐渐都会习惯的。比如说，我和我的两个好朋友在喀布尔郊区的高级住宅区合伙买了一套公寓——那个住宅区在山上，远远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屋子里什么都有，所有的现代化设施一应俱全：空调、冰箱、彩电、DVD。我们常常在那里过周末，有时还会有姑娘。”
“等一下……喝可乐行吗？他们说没有‘seven - up’了。”
“什么姑娘？”
“嗯，那就‘seven - up’吧。”
“你知道的，可爱的姑娘们。”
“没有。”
我明白了。
“有茶吗？”
“那是非常好，非常现代化的公寓，我还有车，姑娘们很喜欢我。”他得意地告诉我。
“喝点什么呢？”他又问。
眼前的这个小伙子，当他说起这一切的时候，眼睛里带着一种幼稚的骄傲，仿佛是在为自己能过上“西方”的、不同于普通喀布尔人的现代生活而自豪。想到最初他说起的关于阿富汗的“前伊斯兰传统”，我不由得暗自发笑。
“薄的。”
我又想到七十年代末中国刚刚开放时的情形，那种喧哗与兴奋。
“厚的还是薄的？”
“你跟那些姑娘们很熟悉吗？”
“那就来个蘑菇的吧。”
“不，我只跟其中两个姑娘是好朋友。”
老实说，我当时非常惊讶。我没有料到喀布尔不仅有比萨，而且还可以用电话叫外卖。
“‘好朋友’是什么意思？你们在一起……嗯，会说些什么呢？”
“你要什么口味的？羊肉的牛肉的蔬菜的蘑菇的？”
“没什么可说的，也不可能说什么。她们都是外国人，却都不会说我们的话，也不会说英语，对于英语，她们只会说几个单词和数字，”——他带着讥讽的神情学了几句姑娘们会说的英语——“你好，再见，我很喜欢你，你很可爱，五十，一百，一千。”
他从桌面上拿起手机——那是一个诺基亚的新款手机，被一根细绳子拴着放在桌面上当公用电话来使。电话通了，他说了几句，然后问我：
“我们的公寓就在喀布尔南城的别墅区，电视塔所在的那个山上，你想去看看吗？如果你在喀布尔能呆到周末，我可以带你去看看。”
“好啊。在那里能找到？”
“不，谢谢，我明天就走了。”
“是啊，你不知道吧，你一定要尝尝这里的比萨，”他很自信地说，“以我的经验，喀布尔的比萨非常之好，非常值得一尝。”
我不再问下去了。
“批萨？这里也有比萨？！”
他让我触及他的隐私，只因为我是一个无害的陌生人，这样的谈话不会对他的生活产生任何影响，可是却突然使我们之间原本和缓的空气变得有些紧张和暧昧起来。
“你尝过喀布尔的比萨饼吗？”他突然问道。
这让我觉得有些意兴索然，于是我断然拒绝了他邀请的晚饭，买了两本早已挑好的小书，离开了这家书店。
他看了看我。
可以想见的是，如果阿富汗继续高筑起封闭的长城，战争和灾难将不会停止；如果它被迫开放，在世界一拥而入的过程中，战争和灾难也许会减少或者得到化解。可是在各种冲击中，他们的传统也会变得岌岌可危，会不可避免地退化和衰弱。
“我该去吃午饭了。”我背上书包走到小伙子面前说了一声，然后准备离开。
但归根结底，传统文化是否面临危机的问题也许并不是最重要的，至少不会比如今阿富汗的社会危机，也就是阿富汗人的生存危机更加重要。阿富汗人如何才能在现代社会中立足和生存？如何才能面对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这当然不是一个简单的传统文化的问题，也不是一个仅仅关于开放或者封闭的问题。
书店里的阳光已经转了个方向。我在这书店里坐着，手里拿着本书，阳光就那样照着，令我恍惚觉得自己正坐在家中，正坐在自己家阳台的摇椅上看书一样。这虽然很亲切，却让我感觉自己离喀布尔有些遥远，于是我从椅子上站起来，把手里的书放回书架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