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美国男人又瘦又高的个子，微微地驼着背，花白的头发在脑后粗率地扎成了--根瘦小的马尾。他皮肤苍白，手背上青筋暴露，要不是他开口说话，很难认出他是个美国人；我见过的美国人，大都言高气盛，营养充足。
飞机一再延误。我们从下午两点等到四点，然后被告知大概傍晚七点，然后又被告知大概九点。我和那个美国人就是从九点开始聊起来的。我拿出我的世界地图册，请他给我比画他的三次非洲之行。所以到晚上11点上飞机之前，我一直在津津有味地听他说他从七十年代末期开始并且持续了20年的非洲故事。
他有一双浅蓝色的眼睛，瞳仁里那种淡淡的浅蓝显露出一种推心置腹的诚恳，可是不知为什么，这双眼睛却又时时闪现出疑虑重重的惊恐，这使得他的脸上常常带着一种心虚胆怯的神情，好像是做错了什么，又好像是因为什么而感到难为情。
但我竟然碰到了一个美国人。
这让我对他感到好奇。非洲只是个借口，我只是好奇。
我告诉史太郎，有一次在孟加拉的达卡机场等飞机时，我碰到了一个美国人。现在很少能在路上碰到美国人了，虽然直到十多年前他们还是路上的常客，他们的摇滚乐也曾随着路上的美国人流布了世界。
在飞机上时我特地和他坐在一起。从达卡到孟买，我们飞了四个小时。
厌恶。难道厌恶也能成为一种力量？难道这种力量也能将人放逐、直到天涯海角？
我不再问他关于他在非洲的生活，关于苏丹的军人和坦桑尼亚的劫匪，我问的是：“当初你为什么选择了非洲？”
对那些他们从小就熟悉的日子，他们说：“厌恶。”
他想了一下，笑了。
他们在餐馆里洗盘子，在超市当收银员，在网球场做陪练，在公园里做园艺师，他们在欧洲公园的长凳上过夜，在美国的垃圾桶里翻拣食物，他们在尼泊尔的荒山种树，他们漂洋过海去他乡的农场收获葡萄，他们在澳大利亚或者加拿大的农场里晒得全身黝黑、皮肤剥落，他们就是不想过他们的父母曾经过着、一直在过着的勤劳工作、老实挣钱的日子。
“嗯，有时候我觉得是生活引导着我，而不是我引导着生活，我只是被生活引导到了非洲，现在是印度。”
很难吗？大概很难。真的很难。
他能这么坦白地与我说话并且直切中心，让我有些意外。我想，在他孤寂的旅程中他大概很少碰见有人愿意听他聊聊他自己的生活。许多人都经历过面对陌生人时突然产生的那种要阐释自己的冲动，这大概是因为阐释也能成为存在的一种简易证明吧。
就着那一棵静静的高低伸展的烛光，我们聊起关于理解，这一代人和上一代人或者和下一代人之间的理解。
他没能等到大学毕业便自己退了学。
那晚活佛睡在里屋，响亮地打着呼噜。我们几个不期而遇的投宿者——我和两个日本人，一起躺在外间厅堂的地板上、泥塑宗喀巴像的下面。
“你怎样生活呢？你22岁就开始在世界上流浪，每隔几年你才回一趟美国，你如何维持自己的生活？”
在西藏转神山冈仁波钦时，晚上投宿在寺庙中。那座小庙位于山腰，门前就是奔腾喧嚣、波浪雪白的大河。站在寺庙的顶部平台，冈仁波钦就在眼前，像皇冠一般静静闪耀着神性的光芒，仿佛近在咫尺，又仿佛遥不可及。
“这原来是一个大问题，可是在我30岁时，我母亲死了，问题就解决了。愿上帝保佑她。她给我留下了一栋房子，我把房子出租出去，然后就靠这租金生活。平时我还做些小生意。”
一个人的日本人，他们并没有拉帮结伙，一哄而上，他们在尘土飞扬的异国大街上一个人仿佛落落寡欢似的低头走着。
“你想有个家吗？请原谅，我是女人，我关心这个。”
而集体染着参差不齐的黄头发，穿着肥脚裤，提提塌塌地蹬着一双宽大的、不合脚的旅游鞋的韩国学生，一群两群，三个五个，像逛公园一样精力充沛地走着，在大街上喧闹地说着韩语，围着各种小吃摊，冲进各种旅游品商店，熟练地、齐心合力地砍价。
“嗯，我有一个女朋友，她在替我照料着那栋房子，打扫房间，收取房租。她是个阿根廷人。很奇怪是吧，一个美国人，一个阿根廷人，在西雅图，这个世界听上去真的很奇怪。”
“我只会说一点点英语，— — I can speak only a little bit English.” 或者他会告诉你：“My English is very poor.”一边说还一边把拇指和食指捏起来比画着，a little bit，一点点，真的只是一点点。
“一个女朋友……你爱她吗？或者说，她爱你吗？”
我在路上经常碰到日本人，他们大都年轻、低眉顺眼，一个人独自沉默地行走。你若要与他们交谈，他们中的大部分会神情羞涩地说出一句让你耳熟的话：
“我不知道。也许吧。”
但我暗暗地猜想，史太郎的母亲总是远走他乡去做老师，与她和她丈夫之间的婚姻和情感状况大概不是没有关系的。
“……你不觉得她有所期待吗？”
关于他父母的情感，我没有再细问下去。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对于子女来说，父母之间的情感似乎总是属于禁区，是禁止推测或者毋需推测的——我们可以推测别人的情感和自己的情感，我们在乎别人的情感和自己的情感，可是父母永远也不是“别人”，他们永远都是“父母”。
“我不知道。不过我早就对她说过，你随时可以走，你不用等我。”
一个好人。
这听上去真让人绝望。一个女人在等待，也许带着对生活的期望——他却对她说，你随时可以走，你不用等我……
“我的父亲是个好人，是个普遍意义上的好人，是个无论放到哪里都会被认为是个好人的好人。”
“你觉得将来必须有个家么？”
他说，当他母亲说到这时，有些黯然神伤。
“家？什么是家？是指的房子吗？我有房子，在西雅图，可那只是房子，我并不觉得那是我的家。我的家在非洲，或者在亚洲，我到哪里，哪里就是我的家。我有时觉得，我并不是美国人，我也不是西雅图人，我只是生活在地球上，可是别人却不会这么想，他们只相信我的护照。”
他说，他也问过他母亲这个问题。他母亲说，父亲年轻时是个很好的人，忠厚诚实，勤奋向上，那时谁也不知道他老了会是什么样。谁也没想到他会是这样。
我们又说到责任与情感。因为人们不喜欢责任不愿负责任，所以人们不愿结婚，不愿生孩子。因为结婚和孩子就意味着责任。人们越来越害怕责任。人们在逃避责任。婚姻与责任。爱与责任。爱与做爱。男人喜欢做爱是因为男人比女人更惧怕死亡。
“你的父母如此不同，他们怎么能在一起生活这么长的时间？你的母亲没有抱怨吗？”
说到最后那一句时，我们都禁不住放声大笑起来。
是的，无论如何，再试一试。
过了许久我们的笑声还未能停止。可是这并不是因为真的有什么东西这么好笑，我只是，只是……在嘲笑自己的生活。而他呢？他也还在笑着，却神色忧伤。
“也许吧，”史太郎头枕双手望着天花板说，“就像我曾经以为我会恨他一辈子，而我没有。我想这次回去之后我会再试一试的。”
我说：“瞧，我们终于谈到了哲学，什么问题说到头就都是哲学。”
“可是，你不会已经放弃了去帮助你的父亲吧？总该再试一试的。”
“是啊，总是这样。”
“因为长久的工作，现在他在等待死亡。”说完这句话，史太郎显得累极了，他重新在床上躺了下来。
我们终于停止了笑。
“他惟一的爱好就是工作，而在他六十多岁的年纪，他就已经灰心丧气地放弃了去重新发现他的生活和他的爱好的可能。他放弃了，谁还能帮助他？他只是在无聊地等待着最后那一瞬间的降临。他只是在等死而已。
“你会停下来吗？”我又问。
“他是需要帮助，可是我们没有办法帮他。让我父亲生气的也许只是——当他的生活里没有了‘工作’这两个字时，他就发现自己什么也干不了，什么也不会，是个多余的人。
“你指的是什么？—— 这样漂流的生活？我不知道该怎样停下来。我已经45岁了，很奇怪，我开始想大概有一天我会回到西雅图，回到我的房子那儿停留下来。我这么想可能因为我已经开始老了。不过我不知道该怎样停下来，我想也许我是害怕停下来。”
“可是，也许你的父亲需要帮助。”我说。
“这样走有意思吗？不停地走，只是按着惯性不停地走。”
“我的姐姐和母亲一劝他，干点什么吧，学点什么吧，或者像别的退了休的人一样出去旅游打发时间吧。他听了就生气，就会怒气冲天，大吼大叫。他吼叫着，好像恨不得用头去撞墙，让人觉得又可恨又可怜。”
“我也不知道。我希望我知道，我希望我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该走，什么时候该停。可是你看，人并不是无所不知的，包括对他自身。”
其实，像大部分老实的日本人一样，他父亲是一个勤勤恳恳、一丝不苟的人，原先整天只知道工作、工作，现在退休了，领着一笔丰厚的退休金，已经不再需要工作了，却不知道该干什么，于是就什么也不做，整天躺在床上睡觉，起来就只是要吃饭。
“也许你是在逃避，逃避自己所不知道的。”我说。可是我突然意识到这句话的空泛与了无意义——我们总在逃避未知；我们当然不知道自己在逃避什么，如果我们已经知道，也许就不再需要逃避了。
“有一天我突然想到，我不应该对自己的不被了解那么认真的。于是我先告诉我母亲说我想回家看看，我母亲便转告他，他没有说话。于是我就回家了。那一次，我只在家里坐了十分钟就走了。后来我会偶尔回他们那儿看看。”
“也许吧。如果我知道我在逃避什么就好了。”
“在那三年之后，你和你父亲是怎么重新见面的？”
这时广播里一个温柔的声音开始说：“请大家注意，飞机马上就要到达孟买机场……”
在一次剧烈的争吵之后，史太郎和他父亲有整整三年没有见面。
这个声音的插入，让我们停止了交谈。
“虽然我的母亲也并不能理解我的生活，可是她不会来干预我的生活，而我的父亲却总是对我大喊大叫、指手划脚。”
史太郎听到这里，问我：“然后呢？”
他也说到他的父亲，说到他和他父亲之间无法理解、难以弥合的鸿沟，而这条鸿沟对他的困扰是如此之烈，以至于他在25岁之前一想起自己的父亲就会感到绝望和沮丧。
“然后，我突然意识到，自己花了那么长的时间和他聊天，是因为我害怕，害怕他会是我将来的命运。”
“我没想到自己快30岁了才开始了解自己的母亲。”他叹了一口气。
“为什么？”
对于我们这样年纪的人来说，两代人之间的理解是多么困难，即使要交流也往往不知从何入手。
“本来我很害怕自己将来会同他一样迷失在自己的路途里，不知何时该走，何时该停。”
“我与母亲之间一直缺乏交流，也缺乏了解，这似乎是因为我们都没有时间，可是我知道那不是真的。不过，虽然现在也很少交流，我却能够开始理解她。现在她常常从加拿大给我发来邮件，也常常打来电话，我很高兴。”
一想到自己也许会有这同样的命运，我就感到一丝恐惧。可是那时我突然听到了广播的声音，然后从舷窗里，我看见了身下那灯火次第的印度大陆，我终于想到，既然已经明白了这一点，也许我就能够避免像他那样。
他的母亲原先是一个中学老师，现在退休了。他说他母亲是一个可爱的、可敬佩的妇女，是一个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的人。尽管年纪愈来愈大，她却一直在不停地学习新东西——电脑，英语，法语。现在她已经60多岁了，还兴致勃勃地到加拿大去当志愿者，教外国人学日语。
我对史太郎说：“现在，我想我的未来不会是他那样。我会避免像他那样。他走了那么久，可是现在这只让他在面对人群时感到虚弱，他感觉自己已经被社会所抛弃，他发现自己正处在社会的边缘，他实际上害怕了，害怕边缘。可是他已不再年轻，他觉得自己已经来不及去改变什么了，所以他时时面露胆怯。”
从他的话语里，我渐渐熟悉了他那个遥远的家——他的父母，还有他的姐姐。
“那你呢？你为什么觉得那不会是你将来的命运？”
史太郎是个目光直率的人，他的眼睛里没有什么不可捉摸的东西。
我们这一代的命运。我们没有上一代那样坚定的信念、狂热的理想和毁灭性的偶像崇拜，我们什么都有——包括机械的科学主义和空虚的自身——却又什么都没有。虽然没有，但我愿意继承上一代人关于苦难的记忆，即使他们当中的一部分已经选择了忘却。
渐渐的，我们谈到了自己的很多私事，这些私事平常对亲密的朋友都不会说。就我们谈话的内容而言，我们仿佛已经认识了很多年，而实际上，这只因为人们往往更信任与自己毫无利害关系的陌生人，往往会在短暂而偶然的一次谈话中毫无保留。
“我还年轻，”我镇定地说，“一切都还来得及。无论我想要改变什么，都还来得及。我会努力，我并不想等到我45岁时发现自己只是在徒劳地走，只是按照惯性在走，在漂流，从生活当中一无所获。”
“那倒没有，也就是一份工作而已，无论怎样，要找到一份工作来养活自己还是不难的。”
“你呢，你怎么设想你的未来？”我问史太郎。
“那你这次辞职出来要下很大的决心吧？”我问。
“我不知道。我不想考虑未来。也许根本没有未来这两个字。”
“是啊，毕竟年纪越来越大，刚毕业的人又那么多，他们都已经是八十年代出生的人了。”可以看得出来，他对日本经济的不景气还是稍稍有些不安的。
下了飞机之后，在孟买机场领行李和排队过海关时，我又看见了那个美国人。他失去了在述说自己时的那种神采奕奕，他重又变得怯生生和充满戒心。他在排队的人群中毫无意义、漫不经心地对着左右微笑，无论见到谁他都会露出他那善良的、几乎是讨好的笑容。
“你的意思是说，回去再找到的工作就难免每况愈下喽？”我笑着说。
他警惕地站着，守护着他的小推车，一副随时准备着要飞奔到哪里去的样子。
他告诉我，他这次出门旅行已经半年了，在这次辞职前他在一家动画工作室里做动画设计，工作还算不错。而这次旅行结束回去之后，由于日本经济的不景气，他可能很难再找到那样称心的工作了。
走在路上的人，也许会更加真诚，可是为什么这样的真诚只奉献给了遥远的异乡和陌生的人们，却对自己身边的亲人无能为力。
经过一晚上的休息，史太郎的精神明显好转，很想说说话的样子，我便陪着他聊了许久。我们都生于七十年代，虽然来自不同的国家，可是面对世界和生命所感到的困惑和不确定却是如此相似，真是令人惊讶。
我不知道这到底是意味着真诚里的虚幻，还是虚幻里的真诚。
第二天，我原本打算去巴米扬的，现决定留下来帮助史太郎。早上的时候，纳维德果然将他的穿着白大褂的医生朋友带来，给史太郎吊了一瓶昨天从医院买回的药水，又打了一针。然后他们就走了。
可是，陌生人，遥远的人，请让我为你祝福。
到这天晚上的时候，史太郎的病情终于好转，烧渐渐地退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