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拥护他、爱戴他或反对他、蔑视他的阿富汗人会如何理解他的沉思，是否会让他的努力随着他的死去而变得烟消云散；我也不知道，正在北盟内部进行着的艰难的权利争夺战又将是何种结局，阿富汗人民将来又会怎样面对并且处理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之间那根深蒂固、难以调和的矛盾与冲突。
他一直沉思着并努力去做，直到2001年9月9日——恰好在美国“9·11”事件发生的前两天——他被两名伪装成记者的阿尔及利亚人所刺杀。
将来的阿富汗历史会如何对待马苏德还难以预料，但他活着的时候也许不曾想到，在死后自己的形象会如此频繁地出现在大街小巷的招贴画上、媒体宣传中、人们的口耳之间。实际上，他已经成为了众多意义模糊的传奇符号中的一个。
大概他意识到，孤独的阿富汗不应该是孤独的，所以他出人意料地出访了法国和欧洲议会，向欧洲树立起一个开明的形象并赢得了他们的援助。他试图打破传统文化的偏见，主张给予妇女更多的空间、自由和与男人同等的权利。他曾设想在未来搞一次全民公决，让阿富汗人通过投票来决定由谁来领导和建设自己的国家——他那从伊斯兰背景中诞生的、因此显得难能可贵的自由主义观念和他对阿富汗未来的朦胧的民主化构想，使他像是一个试图改变阿富汗在世界上的孤独处境的人。
国家。民族。人。
我曾久久地凝望着他。照片上的马苏德，总是戴着一顶塔吉克族人传统的圆型羊毛帽，面色坚毅，目露沉思。马苏德曾经是一个在喀布尔大学工学院读书的年轻学生，因此当年的他也许难免带着些技术救国的想法。还在学校时，马苏德便组织活动反对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达乌德政权，遭镇压后流亡巴基斯坦。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后，二十六岁的马苏德返回家乡潘杰希尔组织起游击队抗击苏联侵略军，他以他的机智和勇敢赢得了人们的敬重，成为著名的游击队领导人。面对塔利班，他运用自己与苏军周旋十年的机智和不断扩大的影响力尽力将国内塔利班之外的各派势力联合起来共同抗敌，他是阿富汗北方反塔利班联盟的灵魂，维持着北盟的团结。
活着的人对死去的人的纪念，是对意义的消灭？还是对意义的延续或者再生？
面对塔利班的威胁，阿富汗北部的各大小民族部落更多地是由于自身利益的被侵犯而具有了共同的敌人，因此能够暂时联合起来结成联盟，但各部落之间的争权夺利却始终难以去除，所以一直以来，阿富汗北方反塔利班联盟便在联合与分裂之间摇摆不定。马苏德属于塔吉克族人，是塔吉克族人的英雄，可是对于阿富汗的其他民族，尤其是对于占据着南部的普什图族人来说就未必如此了，所以他的影响力——欧洲国家出于各种利益上的考虑而对他的影响力进行了大力推动——实际上只限于北方，而在阿富汗南部也就几乎看不到他的照片了。
纳维德给我找来一张椅子，然后在我身边的地板上坐下。我看见他入神地盯着摔跤场上的少年，眼神里露出兴奋和激动。他大约是想起了自己曾在这里度过的少年时光吧。
苏阿之间的十年战争（1979 - 1989年）结束后，阿富汗迅速陷入了内战之中，各民族、部族都以自己的独立武装割据一方。阿富汗伊斯兰宗教学生武装塔利班就是在这样内战不休、派系割据的背景下成立的。由于得到了普什图族人的拥护（其首领奥马尔就是普什图族人），势力不断壮大，在内战中取得了节节胜利，于1996年9月27日攻占了喀布尔并成立临时委员会，开始了塔利班的统治时期。
这是一个纯粹男性的世界，空气里游荡着男子的浓重汗味。正在摔跤场上扭打的少年们精力旺盛，大声吆喝着将对手扭于膝下或直摔过头顶，对手飞扑至另一个角落，木地板上不时响起身体坠地时发出的沉重的“嘭嘭”之声。我们看了半个多小时，可是我下意识地感觉到，可能因为这里从来没有任何女性涉足，所以我的异样在场难免使他们的训练带上了一层做秀的意味，这让我隐隐有些不自然。
另一个重要的背景是，阿富汗大约有30个民族，而在阿富汗的社会生活中，普什图族人数最多，政治影响最大，在阿富汗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都占着统治地位，不仅阿富汗的历代国王和军政要员——包括阿富汗现今的流亡国王查希尔——均出自该民族，而且塔利班武装也几乎全部由普什图族人构成，这也导致了长期以来普什图族与其他民族和部落之间在宗教和利益上的难以协调和经常性冲突。
为了不打搅他们，我不得不提醒纳维德，该走了，他这才将专注的目光从训练场上收回来，恋恋不舍地离开。
一直以来，阿富汗并没有形成现代意义上完整而统一的国家政权体系，它作为一个国家的概念是模糊不清的，而基本上是由民族、部落、家族和群体的概念构成，其中还夹杂着不同的宗教信仰和同一宗教内的不同派别。因此，民族、部落和宗教对人们的社会生活影响极大，各民族和部落都有自己的政治主张、经济结构、组织形式和风俗习惯，许多部落还拥有自己独立的武装力量，长期以来不受中央政府管辖，而各民族、部落与宗教之间的暴力冲突持续不断。自从1919年阿富汗独立以来，独立之后的历届政府都曾试图加强对境内各民族和部族的控制，但都遭到了强烈而惨酷的反抗。
我们转入另一间训练室。“这就是 Karate！”纳维德兴奋地说。直到看见了这里的教练和学生以及他们身上的着装，我才恍然悟出，原来 Karate就是空手道。那么这个在半路上碰到的警察纳维德竟然是阿富汗的空手道冠军。
可是，阿富汗的实际情形远比上述这些要复杂得多。
空手道的训练刚刚开始，一队身着白衣、束着腰带的少年正随着教练的口令做原地高弹跳，看到我们进来，少年们一边弹跳一边不安分地回头张望。于是看了一会儿，我们便也告辞了。
战争刚结束不久，马苏德的照片在现今的阿富汗北部依然随处可见。这个在民族战争中涌现的英雄，因为当年他在阿富汗北部领导的抗击苏军的游击战，因为他对塔利班武装的顽强抵抗，不仅成为让西方大感兴趣的人物，也成为了众人崇拜的偶像。他的被刺杀，正如同许多杰出人物的突然消亡一样，使他骤然间成为了阿富汗的一个伟大传奇，甚至在土库曼斯坦和伊朗，我也看到街上有他的各种照片出售。
后来我才了解到，在中亚地区，阿富汗的空手道和摔跤运动是很出色的。
屋子尽头的墙上迎面贴着被刺杀的北方反塔联盟领袖马苏德的大幅招贴画，画面上的马苏德身着军服正跪在地上做祷告。
纳维德问我还想去看什么地方，我说，我想去看看喀布尔的女子学校，他就带我去了。因为是周日，学校里空荡荡的没有人，有几处地方正在进行重建和修缮。学校看门人正百无聊赖地在大门口踱来踱去，听着从小收音机里传出的欢悦的印度歌声。塔利班时期女性被禁止上学和工作，现在不知恢复得怎样了，惟一可以料想得到的是，既然一切都要重新开始，大约会很困难。
于是我跟着他走进一个阔大的房间，里面是二三十个穿着紧身摔跤训练服的学生，有的在地上弹跳，有的在单杠双杠上做热身运动。他走上前去对教练说了一下什么，教练便朝我这里望了一眼，我向他点点头——出乎意料的是，这个身形彪悍威猛、留着威严的小胡子的教练的脸上竟然露出了一个满是羞涩的笑容。
后来我们沿着喀布尔古老的街道散步，从这些街道望去，喀布尔背靠着几座小山，山坡上层层叠叠地布满半是废墟的土坯房子，大都是泥褐色，中间却点缀着一两所刷成粉红色或嫩黄色的屋子，在那成排灰暗的建筑中便显得像珍珠一样夺目和耀眼。山上的房子间偶尔会探出几条果树的枝桠，屋顶平台上晾晒着垫子和花花绿绿的衣物，孩子们在放自制的简陋风筝，清脆的笑闹声从山坡上四散开来，传至坡下。
纳维德走进一间办公室找人问了一下，回来对我说，Karate的训练班要下午五点才开始，现在是摔跤训练班，他问我想不想先去看看，我当然乐意。
也许这就是我们从一些图片上熟悉了的喀布尔，而这些图片产生的年代，至少也是二十多年前了。十九世纪以来，仅仅由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阿富汗便成为英俄两国争夺中亚霸权的血腥战场。在1839年到1919年间，英军曾三次入侵阿富汗，但都遭到了阿富汗人的顽强抵抗，阿富汗战场成为英军的噩梦：喀布尔关隘、梅旺德战场、扎格达拉克山口，都成为了埋葬英国人的坟墓。抗英战争结束后，阿富汗获得了独立地位，可是从1979年到1989年，阿富汗却再次陷入苏联人的入侵战争之中，双方死伤无数。十九世纪以来的阿富汗历经了抗英、抗苏战争和无数内乱，大约只有在查希尔国王当政期间⑤稍微算得上和平与繁荣，可惜很快就又再次陷于内外交困之中。
没料到黑暗的走廊尽头竟然是两间开阔而正规的训练室。
喀布尔是靠什么来维系自己的生存？在英国人撰写的史书中，比如在英国史学家霍普克科（Peter Hopkirk）的著作《 The Great Game》中提到，阿富汗人能赶走英国人，只是靠其狡诈伎俩和阴谋诡计而已，而在我翻阅过的一本阿富汗历史教科书中，却认为是靠了阿富汗人民的“勇敢和智慧”才取得了胜利——大概指的是那些坚韧难缠、令英国人血染荒山、噩梦连连的游击战吧。
这个地方大约是他很熟悉的，在楼梯里跳蹿上下的学生都跟他亲热地打着招呼。他带我穿过阴沉沉的走廊，走廊上弥漫着芒果的腐烂的气味，两边的房间都大门紧锁，透过肮脏的窗户可以隐约看见里面堆满了杂物。
我在书中还读到这样一首诗，记载着在第二次抗英战争中的梅旺德之战时，一个少女唱着这样的战歌鼓励她的同胞：
这个中学有一半的建筑已经在战争中变成废墟，惟一一栋完整的五层大楼从外表看去也只剩个胚架，裸露着粗糙的灰色水泥墙面，四处是没有玻璃的黑洞洞的窗框。我跟着他上楼去，楼梯的扶手也已倒塌，只有光秃秃的楼梯板。
亲爱的年轻人，
如果说一开始我心里还有点忐忑不安，也警惕着他会把我领到什么阴暗的角落，等到我们顺着人来人往的街道来到一个状似中学的院子里，听见他和看门人亲热地打了招呼之后，我就稍微放下心来。
倘若你在梅旺德战场不敢英勇牺牲，
他说不远，就在喀布尔河边。于是我们转了一个方向。
违背了对真主的誓言，
“好啊，在哪里？”
你就要担当起懦夫的不好名声。
“你想去看看我曾经学习过 Karate的学校吗？”提到 Karate，纳维德似乎变成了一个小孩子，他舒展了眉头摩拳擦掌兴奋地提议。
也许这才是阿富汗的血气吧。
不管这个 Karate是什么，他总是个使用拳头的冠军，如果这个冠军要来袭击我……我一边胡思乱想着，一边为自己的想象笑将起来。
在纳维德的建议下，我们又去了体育场，以纳维德曾是运动员的身份，他对这个体育场当然充满了感情。体育场里有一个庞大的足球草坪，草坪上没什么草，光秃秃的，一群少年正在踢足球，他们高声叫喊着混战成一团，错乱的脚步扬起阵阵尘土。我们在球场边的水泥看台上坐了下来。
纳维德的个子中等，非常瘦，瘦得脸上的颧骨从薄薄的一层肌肤下高高地凸了出来，可是他的肌肉却很结实，看上去坚韧而干练。
就在两年前，这个足球场上是没有人踢足球的，那时它被当作处决犯人的场所，而那些所谓的犯人，也许只是一个妇女，她跪在地上，以通奸罪被人们用石头砸死，脑浆涂地。
“日本，是的。不过……”他挠了挠头。
我打了个寒噤。
“Taekwondo？Judo？韩国？日本？”我胡乱猜测道。
我问起纳维德的家庭，他说他的父亲和姐姐早已死于苏阿战争，他的另一个姐姐被他的姑姑带到了巴基斯坦，现在巴基斯坦做生意，而他的母亲作为难民逃到了加拿大，已经另婚，生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
当时我们正走在大街上，他伸出胳膊，五指大张，慢慢做了两个像是武打片里的动作，试图解释什么是 Karate。
“我是一个没有家的人。”他皱着眉头望着远处说。二十六岁的纳维德，脸容憔悴、坚决。
他很着急我的不明白，因为那样的话我就无法分享他的得意。
“你将来会去加拿大吗？”
Karate？我不知道，不过很明显他想告诉我的是某项体育运动的名字。
“也许不会，虽然那是个很好的地方。”他说。
“Karate，你知道吗？”
他不知道自己在那儿能做什么，而且，去年他的母亲和他的继父回过一次阿富汗，他与他的继父关系很糟糕。他说他很喜欢当警察，他在现在这个警察局里已经待了五年了，将来退役后他大概会去巴基斯坦找他姐姐。
纳维德今年26岁，他得意地告诉我，他曾是全阿富汗 Karate比赛的冠军。
“可是我又不喜欢做生意。”他说。
我想起自己多年前的生活。那时侯，大海在我面前，像一个深不可测的渊薮；现在，大海仍旧在我面前，却波光潋艳，如同遥远的阳光那样宁静而深黯。
“你可以去当空手道教练！”我向他建议道。
“不。”我把目光从远处收回，转头看着他。他真年轻，目光单纯。
他“嘿嘿”地笑了。“嗯，好主意，可以考虑，只要那时我的年纪还不太大。”
“你不信真主吗？”
“我们一起吃饭吧。”离开体育场之后我们便往回走，我很想请他一起吃晚饭，可是他坚决不同意。
“没有。”
“警察局就在前面不远，我可以回警察局吃饭。我在警察局里吃了很多年的饭了，已经不习惯在外面吃饭。”
“你有信仰吗？”突然他向我问道。
这时我们已经兜了一个大圈，来到位于闹市区的警察局，一个在门口值勤的警察跟他打了个招呼，又望着我笑嘻嘻地跟他说着什么。
纳维德安安静静地陪我坐着。
他让我在离警察局门口有十来步远的一条长椅上坐着等他，他先进去安排一下自己的事情，然后送我回旅馆。我便在门口等了一会儿。
世界大同，我以为，是不存在的。
在送我回旅馆的路上，他沉吟着告诫我：“你跟阿富汗警察要少打交道，他们很多都是坏人，坏得你不可想象。”
从前，这种隔绝曾让我感到无法抑制的悲伤，可是现在，我已经能够坦然地面对隔绝，就像是面对差异。
听他这么说，我不禁笑起来：“那你呢？”
几个闲散的人坐在远处面无表情地看着我。我知道，在某些方面我与他们是隔绝的，而这种隔绝不是可以通过交谈、通过彼此的善良或者热情就可以消除的。
他颜色一正，说：“我是好人，我把你当作我的姐妹。”
我俯身用池子里的水洗了洗手，水被太阳晒得温热；又脱下凉鞋，在掌心里舀上些水，洗了洗脚。这样的举动当然没有什么特殊意义，我虽然在这里，可我只是在这里而已。
“You’ re my sister.”他的话让我心里很感动。
仰头望着远处的蓝天，高原上干燥而炽热的阳光被阻挡在树阴之外。从这树阴底下望去，连那天空的蓝色也显得灼热而逼人，杜绝了人心中想要去触摸它的欲望。
他把我送到旅馆的楼下。“我就不上去了，明天我正好休息，可以继续陪你。”
我坐在庭院中间的喷水池边，阳光透过梧桐的枝叶将我照得斑斑点点。外面的空气是热而白的，树底下的空气却是凝滞的，带着谨慎和坚固。我看看自己放在膝盖上的手，在这墨绿色的光线里，我的手也仿佛是凝滞的。
于是我跟他约定了明天早上碰头的时间，然后就看着他转身走进了人流之中。我想，此时我已经开始信任他了。信任的建立往往就这么简单。
寺内的小小庭院里古树参天，唤礼塔细细的尖顶在浓密枝叶的空隙中横亘而过，在空中破勒出一个耸动的轮廓。鸽子在尖塔的顶端踱步，咕咕咕地浓声叫着，忽而又噗拉拉地展翅，在空中自由盘旋。
我走进房间，看见同屋的日本人史太郎正躺在床上。这其实只是我到达喀布尔的第三天，这天早上，两个日本人同屋中的一个已经出发离开了喀布尔，史太郎因为带着从塔吉克斯坦下来时就已经开始了的腹泻，想在喀布尔休息一下。
喀布尔的清真寺规模不大，从建筑来说，与伊朗等地宏伟壮丽、动辄占地数十亩上百亩的阔大殿宇相比，显得古朴苍凉。在清真寺门前的小广场上坐着一个卖东西的老人，他身前的地上摊着一个大塑料袋，里面是用来给鸽子喂食的粟米。我便从他那儿买了些，抓一把抛到空中，一群鸽子立即从天上直扑了下来。
我问史太郎今天感觉如何，却没听到他的回答。我走到他的床前仔细一看，只见他双目紧闭，面色紫红，鼻息粗重，显是生了重病。我大吃一惊，把手放到他的额头一探，温度高得吓人。他大约是被我的触摸弄醒了，虚弱地睁开了眼睛，双目赤红。
我们先是去了几个著名的清真寺，这几个清真寺散落在喀布尔河畔。不知什么原因，穿城而过的河水已经干涸见底，裸露的河床上堆满垃圾，散发出一股腐败的异味。
我找出体温计给他量体温，39.7℃。我又将自己的药物翻捡了一下，找出退烧药，让他和水吞下。
现今喀布尔的市区规模大约相当于国内的中等城市，接近郊区的很多地方都已在长年内战和美国人的多次空袭中变成废墟，只剩断壁残垣矗立在小山坡上。
我蹲在他的床头，对他说：“史太郎，如果你不想死在这里的话，明天你一定要去看医生。”他虚弱地点了点头。
作为一个古老的都市，喀布尔曾经是古代中西方通商要道“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门户，当年张骞出使西域时曾经到过阿富汗，也许曾经来到喀布尔——在中国的史书中，因为那时的阿富汗地方受大月氏人的统辖，所以阿富汗人也被统称为“大月氏人”。历史上的阿富汗曾经繁荣强盛过，也曾有过自己辉煌的历史，如今却被战争摧残得伤痕累累、所剩无几。
我站起来走到自己的床边坐着，双手交叉放在腿上，看着躺在床上的史太郎。
他问我想到哪里去，我说我只想到处转转，他便领着我四处闲逛。
凡是在路上行走的人，都知道只身行走最可怕的事就是生病。史太郎什么药物都没有，腹泻近一周了只是硬撑着，今日终于病倒不起。
想起这样的“好处”，虽然我也必须保持对这个警察的警惕，但我实在是没啥可害怕的，于是我不再拒绝这个警察的陪同。他既然愿意陪着，那就陪吧。
我想起以前在印度时碰到的一个日本人，生病了也是硬撑着，撑了半个月之后终于有一天昏倒不起被我送进医院，结果是乙肝。他差点就因为这乙肝送了命。当然，除了省钱，他们另外还有不肯上医院的理由，那就是这些国家的当地医院并不可靠，他们生怕进了医院不但治不好反而会染上其他什么病。但我想，战争刚结束、大批外国记者刚撤退的喀布尔的医院的情形大概会比较可靠。
我突然醒悟到，我与这个伙计虽然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只要我因某种联系走在他的身边，他就有义务保护我，而其他男人因此就不敢轻易碰我；因为我走在他的身边，就暂时属于身边这个男人的保护范围，或者说，属于他不可侵犯的尊严和财产范围，而他保护我的举动，是出于他维护自己男性尊严的需要，与我自身也许并没有太大关系。
我来到旅馆经理室询问喀布尔医院的开门时间，阿里听了也有些着急，说：“晚上医院不开门，早上才开。”
两人只对峙了一下，优劣高下便已判然而分，伙计便把他的领子一甩让他走掉。
阿里还跟着我来到房间探望史太郎。当他从史太郎的床边直起身来时他用眼梢瞥了我一下，我知道他大约是很迷惑——为什么像我们这样的人会孤身跑到这么个地方来，不仅费钱，还有可能送命。
伙计当即在脸上冒出一股满是威严却又无甚表情的怒气，伸出双手一把揪住他的衣领大声喝问着。那人的舌头虽然开始打结，却结结巴巴地狡辩说是不小心碰到的——我虽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但看样子就是这样。
这个夜晚显得漫长难熬。史太郎多次起夜，拿着手电筒（因为电力供应的不足，全阿富汗包括喀布尔的夜晚都是全城停电）摇摇晃晃地去往厕所；而我几乎没睡，不仅在他起夜时极为担心他会昏倒在厕所里，而且当他躺着时我也常常不由自主地侧耳倾听他那边的动静。
“他扯我的帽子。”
喀布尔的夜晚时不时地会响起群狗的吠叫，它们那呜噜噜的声音在空旷的街道上含混地划过，终于在远处野性而响亮地大叫起来，然后便是一阵狂撕乱咬。在狗吠声的陪伴下，整个夜晚我的思绪都在迷迷糊糊的乱梦中翻涌。
“出了什么事？”伙计问我。
天终于亮了，医院该开门了，我疲倦地躺在床上想，不知纳维德会不会帮助我们。八点钟时，听到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果然是如约而至的纳维德。他已脱下警服换了身便服，一副要出门去玩的打扮。听到史太郎的病况，纳维德义不容辞地帮助把他送往医院。这个时候，有他这个翻译，该是多大的帮助啊。
他嘻皮笑脸地正想胡扯一通，前头的伙计已经回转身子走了过来，这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之外，顿时变得神色仓皇。
“你看，这是我父母的照片。”在出租车上，纳维德从前座上回转身来递给我一张照片。
“干什么？！”我生气地问。
那是一张放大了的拍摄得非常清晰的黑白照片，纳维德一家坐成了两排：他的年轻英俊的父亲笔直地坐在椅子上，唇上是修饰齐整的胡髭；他的披着头巾的母亲微微地、深情地斜靠着自己的丈夫，看上去祥和而坚毅，怀里抱着个一脸稚气、大睁两眼的娃娃；他的两个年幼的姐姐站在父母的身后，脸上露出纯真的笑容。
行经一个大桥时，我和另一个男子擦身而过。他大约以为我是独行，于是习惯性地不放过这个可以调戏外国女子的机会，放肆地将我的帽子边沿一扯，我却立即停下了脚步，不依不饶地转身面对他。
他们全家人坐在照相馆的摄影棚里，神情明亮而清朗，仿佛正坐在一个美好的年代里。这是一张极其美丽的照片。
cm☆我想起在白沙瓦的时候，在街上碰到的一个旅行社经理派他的一个杂役伙计陪我到边境事务管理局去办理边境通行证。对那些老实本分的当地人而言，身边同行着一个陌生的外国女子大约是一件尴尬的事，因为倘若被他的熟人看见，是免不了费一番解释的口舌的，所以这个伙计索性装作与我没什么关系的样子，在我前面几步低着头匆匆忙忙地走。
“那时我才一岁，刚刚学会走路。”纳维德饶有兴趣地看着照片中的自己——那个小娃娃，笑着对我说。
而实际上他已经在陪着我走了。有他陪在身边，我们的所到之处其他人在几步之外就会绕着走开，而不像以前，男人们会有意无意地挨着挤着我；而且男人们都不敢明目张胆地盯着我看了，总是小心地移开了目光，避免与我对视。这大概就是有男人在身边陪伴着的好处吧。
我拿着这张照片低头看了又看，直看得心中酸楚。从照片上纳维德的年纪来推测，这张照片大概摄于七十年代末，而仅仅几年之后，这张照片上的人就消失了两个。在他们那饱经战乱和摧残的心里，什么样的年代才算是值得回忆的美好年代？
“怎么会呢？什么Bakshesh，这是我的责任！”他诧异地看着我，好像在责备我的小人之心，令我有些不好意思起来。
他又腼腆地递给我一张东西，解释说这是他的空手道冠军证书。这张过了塑的证书有一本书大小，看上去就像一张奖状，写着我看不懂的阿拉伯文，边上贴着一张他的彩色标准照，还盖着个章。看着照片上他那年轻稚气而故作严肃的脸，我不由得笑起来，弄得他顿时红了脸。
“你的‘保护’是要付钱的吧？Bakshesh（波斯语，意为钱，行贿，施舍。）？”我提醒他说。
因为史太郎的外国人身份，医院便难免推托，所以我们不得不多跑了两家，而跟那些医院的交涉全靠纳维德去办，我们连去过的那些医院的名字都不知道。
“你们？”我想，这大概指的是外国人吧。本想对他的“你们”的概念讥笑一番的，想想他也是好意，也就罢了。
最后我们来到一家比较远但看上去挺干净的医院，医院的大门有阿富汗军人持枪看守着而且需要进行登记。后来我才知道，我们来到的这家医院是联合国维和部队的专门医院，在喀布尔市所有医院里是条件最好的。在这家医院里，史太郎得到了常规检查和治疗，注射了两针针剂，打了一瓶吊针。
“我的任务就是保护你们的安全。”
本来史太郎还犹豫着要不要住院观察一下，纳维德说不必了，在这里住院非常昂贵，我们可以把药买回去，而他的一个朋友就是医生，可以到旅馆为史太郎进行注射。
我并不认为此时此地自己需要谁来保护，所以我说：“谢谢，你是警察，你还有任务吧，我就不耽误你了。”
在史太郎接受输液的时候，纳维德对我说：
他毛遂自荐地说：“让我来保护你。”
“这儿还住着我的一个同事呢，我想去看看他，你要不要一起去？”
这话从一个警察的嘴里说出来，多少有点可笑：哪里会没有坏人，我又能到哪里去找一个“更安全”的地方？我去过的许多地方都有人说很危险，但其实所谓的危险常常就是不危险，而真正的危险，也许反而在我们认为不危险的地方。
看到史太郎正闭着眼睛躺在床上休息，我便说，“好，那就一起去吧。”
“在这里？！你不怕被骗吗？你不知道在这种巴扎里有很多坏人吗？”
纳维德的同事是一个年纪很轻的小伙子，当我们走进病房的时候，他正靠在床头看一本杂志，身上盖着被子。他的脸色苍白、安静，非常疲倦的样子。这个大房间里一共有八张床，床上的人有的躺着有的坐着，看书看杂志或者看窗外，也都很安静。房间里的通道上停着两辆轮椅。
“我准备换点钱。”我悻悻地说。
我们在小伙子的床边坐了一会儿。他和纳维德说着什么，笑着什么，周围床上的人把书和杂志都放到了一边，凝神谛听着他们的谈话，一会儿看看我，一会儿看看他们，听他们说到高兴处，也都咧了嘴乐起来。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他这一连串的问题，扭头一看，换钱的小贩早已吓得不知躲到哪里去了。
虽然我没能加入到他们的谈话里去，可是心里也并不觉得有什么拘束，只是静静地看着他们。
“你是哪里人？你在这里干什么？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
“到医院的小花园去走走吧。”小伙子往我这儿望了几眼，对纳维德说。
这时突然迎面走来一个身穿土黄色制服、戴着帽子的警察，他示意我把自己手中的钱收回去。
纳维德从椅子上站起来，从通道上拉过一张轮椅，然后掀开被子伸出双臂架在他的肋下支起他的身子，把他从床上抱到了轮椅上。
我正准备换点阿富汗尼，于是当街确定了一家。我告诉钱贩子一个数额，对方就撩起长袍的下摆，从腰上掏出一个口袋，从中拿出一捆阿富汗尼来。
纳维德推着他的轮椅慢慢地走，边走边继续聊，我跟在后边。
接着我又看见了几个钱贩子——那些钱贩子一眼就可以瞧得出来，他们往往三个五个，手里攥着大把的当地货币作为标记，拦在人流交汇的路口或坐在桥栏杆上四处张望。阿富汗的货币，总称叫做阿富汗尼（Afghani），不过原先的货币系统由于战争中的通货膨胀几乎已经瘫痪，现在流通的是由新上台的过渡政府发行的新币，当地人称为“卡尔扎伊钱”（Karzai）。卡尔扎伊是战争结束后阿富汗过渡政府的新总统，他上台后便发行了新钞票，面额是原先的上千倍，在国际援助的外汇的支持下，新币发行以来基本能够保持稳定。不过在阿富汗，货币的使用仍然有些混乱，可以流通的货币不止一种，而是三五种，所以在喀布尔的街头遍布这些应运而生的背着口袋的钱贩子，在他们的口袋中，既有新版的阿富汗尼，也有巴基斯坦卢比、伊朗里亚尔，当然还少不了美元和欧元。
我直愣愣地盯着那小伙子的后脑勺，其余的什么也看不见。我不由自主地总是回想着刚才纳维德架着他下床时我看到的他那空荡荡的下身，想着这触目惊心的半个人，泪水止不住地往外涌。
我是好吃的，所以喜欢在各种水果摊上留连，尤其喜欢辨别和尝试自己没有见过的水果。于是我接连吃了好几种甜瓜和果汁酸奶。
趁他们不注意，我悄悄地擦去了软弱的眼泪。
喀布尔的这个巴扎，与中亚其他地方相比，各种必需品虽然也都齐全，但所卖的物品就没有那么精美，种类也不太多，只是维持在一个基本的层次上而已。
“你们谈吧，我自己到那边晒晒太阳。”当我们来到小花园里时，我对他们这样说，然后就赶紧走开了。
喀布尔的大巴扎沿着宽大的几乎已经干涸了的喀布尔河北岸展开，街道纵横交错，集市里人头攒动、熙熙攘攘。虽然时常有人瞪着我看，也常有小孩儿尖叫着尾随一阵，但我既然不以为意，倒也相安无事。
太阳很毒辣，让我觉得头昏，我摸索着在花池边坐了下来。
于是我就每天坐着毛驴车去赶集，在清晨的凉风中沿着长长的、通天杨夹道的干净整洁的小路到乡下去。越靠近开巴扎的那个地方，人也越来越多，直至川流不息、摩肩擦踵，而转眼之间，你就会发现自己已经来到了一个汇集了毛驴车、帐篷、人流和货物的喧闹的海洋。
我闭上了眼睛，但即便这样，太阳还是刺目而灼痛。
在新疆喀什，当我坐在茶馆里的炕上喝茶时碰到一位戴小花帽的维吾尔老人，他戴上老花镜，给我详细地列出了一个喀什乡下的巴扎单子。从周一到周日，在喀什郊区或离喀什十多公里远的乡村都有规模盛大、内容各异的民间交易集市，从帕什克热姆乡到布拉克苏乡，从驴羊巴扎到甜瓜巴扎，这些定期聚集的巴扎已经在民间延续了上百年——喀什的大巴扎或者说喀什的巴扎的规模之大在整个中亚地区可都是赫赫有名。
他俩后来还是走到了我这里，小伙子坐在轮椅上对着我微笑。我和纳维德把小伙子送回病房之后便回到注射室，史太郎也已经输完了液，于是我们便买了药，坐上出租车直接回了旅馆。
巴扎是一个多么富有生活气息的地方，它总是能够将我所有的感觉都变得充盈起来；甚至只要听到这两个字——巴扎，我就会感到高兴。
从医院回来之后，史太郎显得稍好了一些，对于纳维德热情的帮助，也有了力气道谢，可是纳维德很诚挚地对他说：
中亚地区一个让我感到兴奋的地方就是它的大巴扎，从牛铃马蹬到水果蔬菜，从香料草药到热吃冷饮，从丝绸布匹到珍珠宝石，从脂粉镜子到理发摊子，在这儿不仅能看到几乎所有当地的日常生活用品，而且还常常能够从中发现些特殊的、奇异的、有趣的东西。而且，挤在熙熙攘攘的陌生人群中也常常给我带来一种让人高兴的参与感，我喜欢看到人们不同的服饰、不同的脸庞、他们脸上不同的表情和微笑，喜欢听到从耳边传来的或长或短、或高或低、或粗或细的语言、声调和语气，也喜欢嗅到在空气里飘荡着的或浓或淡包括牛屎马溺在内的各种味道。
“不必了，你是我的兄弟。”
巴扎-Bazaar-集市，这是在整个中亚地区都具有相同语音和意义的一个单词，正如同“馕”一样，无论在中亚的哪种语言里，都具有相同的含义：馕-Nan——面饼。
我在一旁听着，为自己能够偶遇并结识了他而感到高兴。
警察纳维德，是喀布尔市警察局的一个警官，碰到他的时候，我正在集市里东瞧西望。
对史太郎叮嘱了一番，劝他在床上多躺着休息之后，我和纳维德便下到二楼的餐厅里谈话。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我回到房间去看看他，他显得好多了，额头上微微地冒着汗，可是已经平静地睡着。我便和纳维德到街上逛了逛，办了些事，给史太郎买了些干粮和饮用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