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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步往上爬

搬回剑桥之后,我很惊讶,因为在街上,人们看到婴儿车会让路;你走在公园里,人们会对你很礼貌,也会跟你打招呼。而在伦敦,任何事情都是一成不变的,大家都很粗鲁。你在公交车上说:“抱歉打扰。”他们会说:“什么?你干吗?你小心点。”他们根本不会给你让路。

以前,我是那种总是要逼自己做更多、更好的人。比如,我会想,我傍晚可以先去谢泼德丛林一趟,然后在回家路上去一下布里克斯顿,最后再回到老街。我不用考虑什么,只是跳上地铁,然后在那里轻松度过一个小时,也不用想着随身带饮品之类的,忘了也没关系。而这样的状况突然就变了,我得这么想了:如果我要出门,我得先把尿布放在包里,然后走到地铁站——这就有点麻烦了,因为我如果走那条路,就有很多问题要注意,那条路又吵又臭,我不希望莎拉暴露在那样的环境里。其实我压根就不能上地铁,因为地铁站内的楼梯都很麻烦,所以我干脆坐公交车好了。哎呀不行,也不能坐公交车,因为人们很不喜欢带着婴儿车上来的乘客,现在正是高峰期,时间不对。我想,当你有了孩子,你就不怎么想离开家附近的地带了,因为你只想用更快的速度把事情做完,你得安排好睡眠、吃饭等事情,也要为各种偶发事件做好随机应变的准备。突然,伦敦就变得有点“麻烦”了,我在这里也开始感到有些受孤立。

我不想把自己的生活当作一场社会实验去体验。我只想把最好的东西给孩子,给她尽可能大的玩乐空间。但我感觉到,要想在伦敦拥有那么多选择的权利,就得有很多钱。而即便如此,我知道的那些很有钱的人,也要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花很多时间让孩子参加课外活动,这些都让人感到压力太大,竞争太大。在伦敦,他们的孩子一天晚上要上芭蕾课,另一天晚上要去游泳,都是安排好的活动,一点远离大人视线的时间都没有。而如果你住在郊区,或是没那么危险的地方,孩子就能多一点自由。

我也第一次留意到空气质量的问题。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那天我走在百老汇旁的小运河桥上面时,闻到周围很臭。可能是因为在医院待了五天之后,刚出来才开始留意到身边的垃圾。我觉得自己必须重新调整生活节奏,因为我的朋友们都还没有小孩,我必须靠自己发掘一些新的组织,比如家长俱乐部或者是什么玩乐小组之类的,但做到这些也挺难。之前,我所有的朋友都从事艺术、创新产业相关工作,而突然间,和我打交道的人都变成律师、医生或者社工什么的了。那堆人来自各行各业,非常有趣;但那个时候我却不想社交,因为我有了孩子。我只想在一个安全的环境里调整自己,来适应一个母亲的角色,我不想花那么多精力去思考怎么改善我身边的环境。

我在伦敦待得越久,就越烦躁。我觉得我有幽闭恐惧症。搬回剑桥之后,我又捡回以前当学生学艺术时候的那种状态:以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世界,然后尝试把自己看待世界的角度表达出来。我想,住在伦敦时,我失去了这种状态。我忘记了去看那些好的东西,所以变得越来越沮丧,越来越觉得住在伦敦是一件不方便的事。搬回这里之后,我有更多的时间待在花园里做园艺,也可以做很多有创造性的事情。我也重新学会娱乐和放松自己。伦敦慢慢把我的这部分东西消磨掉,它让我觉得很疲惫。我现在要是还待在那里,估计已经受够了。

我们在家待了一天,然后就到百老汇市场去散步,因为我需要到外面走走。我留意到周围到处都是涂鸦,还有一群群牵着斗牛犬的孩子。我突然觉得,我得保证我的小婴儿的安全,在这样充满危险的地方,我不能放松下来。那个时候,比起兴奋和有趣,我感到更多的是麻烦和困扰。

占屋者(6)

在她身后的墙上,阳光斑驳摇动。她正在等一个快递。在这个看似清闲的早晨,实际上有各种杂事等着她处理;同时,她也要像所有的年轻母亲一样,给自己计划一些用作深度放松的时间,因为——用她的话来说——她们永远也没法真正“清闲”下来。

尼克·史蒂芬斯

两年半以前,我有了莎拉,对我来说那可真是一个“顿悟”的瞬间。她比预产期早了一个月出生,让我们受了一点惊吓。我当时本来完全不想要小孩,也刚刚完成建筑节的相关工作。我大概经手了500场活动,要处理所有的媒体相关事务,工作量真是超级大的。我得在建筑节之前停止工作,因为预产假马上就要到了。一天早上,我的肚子突然就动了,我们冲到医院,完全进入马达全开的状态。最后我在哈莫顿医院待了五天。现在想起来,我当时在那里关了几天之后都觉得有点抑郁了。我和汤姆带着小小的莎拉走出医院,准备拦出租车。这时,医院外面有些喝醉酒的人在叫叫嚷嚷,我记得自己当时想:我为什么会在这里?我不是应该在剑桥那个为中产阶级服务的阿登布鲁克医院生产吗?但我现在真是没空想这事,现在我不能像以前那样只为自己打算了。

他最近占屋的地方位于莱斯特广场的一家西敏寺银行楼上。从窗户往下看,可以看到威廉·霍加斯(7)的半身像、汤姆·克鲁斯(8)的手印,旁边的液压起重机正在为在奥迪安影院上映的又一场首映礼紧张准备着。可以看到,他现在这个占屋地的墙是新近粉刷成乳白色的,可以想到他是去了一趟附近的百安居(9)商店,带了点墙漆回来。地上有几支蜡烛、几个睡袋、一张橙色的沙发、一台苹果电脑加上一台打印机,还有一本软皮的乔治·奥威尔(10)的著作。他最近在电梯下面找到一个电箱,所以可以溜出去偷偷弄开电源——这肯定是非常冒险的行为。

在很偶然的机会下,我们去了百老汇市场。我当时正好在为一家艺术杂志撰稿,有一个组织在伦敦东区新开了一个工作室,而我要为此写一篇文章——很多艺术家都在百老汇市场开有工作室。最后,我们在一个周六造访此地,刚好碰上农民市场(5)开放,就觉得这里可真不错。我们觉得这里不像老街那样时髦;当时我们本来准备在乔克农场或者更北一点的地方买套房子,但算了账之后发现我们买不起。最后,我们在百老汇市场附近买了套房子,可以眺望运河。那个时候,我们可真喜欢那套房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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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大概30岁,跟男朋友汤姆在一起也有七八年了。我们用了很多时间思考自己的职业生涯,然后我们就开始想,除了工作以外,人生还应该有什么东西。一个女孩快到30岁时肯定会开始考虑孩子的问题了。我们谈论了家庭还有未来长期的打算,最后意识到,我们可能没办法在伦敦维持生计,因为要达到我们心目中让孩子健康成长的生活方式,我们必须买一套大房子,而我们肯定买不起。我们都受着很传统的教育长大,家庭很稳定,一家人住在一套好房子里面;在我们的观念里,我们的孩子也应该拥有这样的环境。对于在伦敦从事艺术行业的人来说,要想达到那样的程度是很难的。我觉得,我们除非能从哪里继承一大笔钱,否则肯定做不到。

偷偷进入一个房屋,绝对是让人压力巨大的事情。我们几乎总是在冒着被抓到的风险来做这件事。必须要警惕、有应变能力,半秒之内就要做出判断,决定下一步的行动。首先,你要先找到一个空置的地方。我知道有人试过占据非空置的房子,最后的结果就是凌晨两点被一个腰上围着浴袍、手里拿着大棒球棒的大汉追着在路上跑。所以说,你得先找一个空置的房子,然后聚集好伙伴,想办法进入这个房子。进入房子之后,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先在房门上贴一张“第六法条”(11)告示——然后就一直在那里住到市政厅或者邻居找上门来,再跟他们谈判。

不过,我们那整栋公寓都很破旧。租金比较便宜,有水泥地,但没有窗帘,在冬天冷得要死。跟我一起住的那个朋友在一家杂志社工作,而我在画廊工作,我们的生活交集不是那么多;到最后,公寓就变成被我们胡乱扔东西的地方。屋里的三张沙发很明显在那里已经放了好多年,抱枕都破了,但我们没人想花钱处理这个问题。有一个周末,我朋友的父母过来看她,给她买了一条新沙发套,还给我们的客厅买了一株植物。整个地方都脱胎换骨了。我们当时想:“天啊,我们为什么不早干这事?”我们的生活完全被外出喝酒、社交还有工作绊住了,完全没有花时间待在家里。我们一点也不在乎这个家。

我们占据的第一个地方,是布里克斯顿的一栋荒弃的政府廉租房。大多数原来的居民都被清空、搬到别的地方去了。现在留下来的租客是一大群游离浪荡的青少年。我们大概有十个人,一起在那里住了三个月。我们最后离开是因为那里别的租客对我们非常不友善。他们踢我们的门,抢我们的东西,偷我们的自行车——在我们占屋期间,整个小区里有很多暴力行为上演。有一天早上,有人被开枪打死了。警车和救护车频繁造访那里。更神奇的是,我们在那里占屋时,有一次在给其中一个房门换锁,这时候警察正好来了,就问我们在干什么。我们回答说,我们是在这里占屋的。警察没有逮捕我们,而是上下打量我们之后说,我们很勇敢,还叮嘱如果听到或者看到什么不对劲的事情,就马上联系他们。那就是我们第一次占屋,在那以后,我们又在别的地方继续。

大学毕业之后,我在布里克斯顿住了两年;后来,我有个朋友正好要出租一个房间,那个房间在老街的一栋公寓里,于是我就搬到那里去了。我们住的这栋公寓以前是政府廉租房,就位于老街的消防站后面,那时候可真好玩。我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时间。我那时候的工作需要投入很多时间和精力,但同时也让我拥有很多社交机会——突然,我就多了很多画廊活动要参加,而老街附近又有很多酒吧。我就把很多时间都花在外出上了。

在我住过的每个占屋处,我最后都跟一大群波兰人混在一起。他们都各有性格,并且几乎每个人都有一些维修房屋的技能,不是修水管,就是弄电线,不然就是些别的。总之,这些技能对我们这个社群来说,是很有用处的。我们的屋子里有什么东西不太管用的时候,他们三下五除二就能把它修好。我们的维修工作基本上全是由这里的大概22个波兰人一起做完的。他们聒噪,会为自己据理力争,绝不忍气吞声、默默吃亏。他们内心十分坚决,一心要赚钱存钱、投资家乡。

后来,我来到伦敦上艺术学校,初来乍到时,被伦敦的景象惊呆了。有一次,老师让我们做一个雕塑作业,主题是“自我雕像”。我做了一个真人大小的雕塑,有点抽象的感觉,还用竹条做了一个框,把它框起来,又弄了点纸巾加在上面,然后妄想着可以把这个东西带上伦敦的公交车。那玩意可是巨大无比。我完全没想到伦敦会这么拥挤,也没想到人们对这样的东西根本毫无兴趣,更别提会给它让路了。我如果是在我那个小村庄里的校巴上扛着这件东西,所有人都会说:“哇,这整个座位都让给你吧。”但是在伦敦,大家就只是心想:“蠢笨的艺术生。”

我上一次租房子是跟前女友一起租的——我们在基尔本一起租了一间大概40平方米的小房子,每周租金是120英镑,那真是要把我们逼疯了。房子就等于是个大号橱柜而已,小得连转身都难;所以我们的床也当沙发来用。有一个小炉子可以用来做饭,房子里还隔出一个空间做淋浴间。这个地方小得吓人,租金也高得吓人;最终这种状况造成的压力也使我和前女友分手了。

我在剑桥城外的一个小镇长大,特别想离开家生活——不是因为我不喜欢家里,只是因为每当想到伦敦,我就觉得兴奋,觉得去伦敦对我来说会是一次很好的冒险。我当时18岁,有点幼稚,会想当然地说:“这一定超棒,很简单,很完美!”

在此之前,我住在切尔西,从事信息科技相关的工作;我清楚地记得我在换工作、换住所时承受的那种巨大的压力。我觉得在伦敦租房子,可能是这座城市里让人感到压力最大的活动之一了。但是通过占屋,我们有了很多别的出路。不用交房租啊。也不怎么需要交市政管理税或者水电账单。要不是通过占屋这种方式,我们是负担不起现在的生活成本的——特别是对低收入人群来说。这里的最低工资每小时只比5.75英镑多一点,但是每周的房租却从70英镑起跳。每周这70英镑只能让你得到位于伦敦边缘的一个客卧一体的房间,又或是青年旅馆里面的一个小房间,不然就是在伦敦2区跟另外三个人合租一个房间。每周70英镑,可真的买不到什么。占屋却让你有了很多自由。首先,你可以选择跟什么人一起住。你也可以选择居住的区域,因为空房子总是很多。而从生活方式上来说,要是能不被驱赶,在一个地方停留的时间够久,是非常好的。可以省下钱,也可以做你想做的事。

斯蒂芬妮·沃尔什

不好的地方就是,我们总是在不断搬迁。你不能添置太多物品,一定要有个限度。因为一不小心,你就会成为露宿者。如果别人在没有提前通知你的情况下突然要把你赶出去,那你要面对的状况就很不乐观了。

想买房子的人

有一次,我们在佩卡姆地区占屋。那个房子实在是很糟糕,全屋只有一个水龙头是管用的。我本来就想离开了。但最后我们是临时被通知离开,说要在一周之内就搬出去;我们在那个地方已经住了差不多四个月。突然,我们这二十多个人发现自己无家可归了。我们无处可去。幸运的是,那个时候刚好是夏季,所以我们就在圣詹姆士公园、河堤地铁站附近的威斯敏斯特的公园长椅上睡觉。在那里露宿了大概两周之后,我们就在伦敦流浪,寻找新的占屋点。我们大概尝试了15个地方,而不知道怎么的,这些地方要不就是太残破,根本无法住人,要不就是警察会突然造访,要么就是有其他情况。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倒是建立了特别深厚的伙伴情谊。人与人一起面对那样的情况时,你们一定要合得来才行。没有时间吵嘴,因为本来就已经够忧虑了。

你们如果不愿意在伦敦投入这样的努力,那就不要来这里。这是个奋斗的城市。努力是会得到回报的,这毫无疑问。我知道一些特别优秀的人在这里日夜工作,他们有了面包;好吧,他们可能把这些钱用来周游世界,一年就花掉了,但至少他们实现了自己的目标。他们每天可以工作16到18个小时。一年下来可以多赚1万英镑。他们就是能做到。我觉得这没什么问题。社交生活,你是指在酒吧里喝酒闲聊吗?要我说,忘了那种“社交生活”吧。像我父亲说的那样,连驴都知道,连喝五瓶吉尼士黑啤酒,肯定就不省人事了。不是么?

两个星期的露宿生活过后,我们在伦敦桥铁路线下的几个拱廊里找到容身之所。我们居然想办法住进了那些小地方,每人只有一点空间,感觉还不错。那里没什么室内装置,所以生活有些不适。我们弄了一个小小的厨房,但没有卫生间、淋浴,那种类型的东西都没有。我们住进那里,想把第三个拱廊变成一个巨大的夜间咖啡店,同时还想在那里搞个赌博台什么的。正当我们建吧台时,反恐警察暴风一般地赶到了。我记得清清楚楚,那时候我穿着内裤,正在锯木头做吧台。我浑身淌着汗,手里正挥着一把大手锯,这时门突然被撞开,当地警察冲进来:大概有24个反恐警察和当地市政厅的工作人员包围了我。我震惊不已。他们引用新反恐法里面的规定,把我们所有人都赶走了。因为铁路是恐怖主义者经常选择的目标,所以这里安保加强了。因此嘛,我不建议在铁路桥底下的拱廊里面占屋。

有一天晚上,我跟一个年轻人吃饭,他刚大学毕业,跟一个年轻女士住在一起。他们两人都抱怨说,现在维持生计真是一件难事,找住的地方难,物价高,总之各方面都难。我说,我有一个可以帮你解决问题的办法。他们问,是什么呢?我说,你们可以在白天做一份不那么费力的工作,然后晚上去餐馆端端盘子,一般这种工作都能拿到可观的小费。不要去那种高档餐厅,因为高档餐厅的小费全部包含在账单里了,服务费就加收了12.5%,那你肯定是拿不到什么小费的。去个营业状况好的小饭馆,比如火车站周边什么的,准时到,穿戴整齐,把自己打扮得好看一点——说你啊,年轻人,穿好点。老板每小时只会付给你5英镑,一趟班六小时,这样你就可以拿到30英镑,但除此之外会有20英镑的小费。一个晚上就能赚50英镑,一周下来你在工资之外就赚了250英镑。我是说,你们两个人,每人每周多赚250英镑,那加起来一周就是500英镑,一年可就是1.5万英镑啊。这样一年下来,就够买一个小地方了。可你知道他们说什么吗?他们说,我们不想这么做,因为这样我们就没有社交生活了。我说,可是你们没钱啊,还要什么社交生活!但他们就是不理解,不愿意那样投入。

萨里郡(12)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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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本尼森和杰夫·比尔斯

我完全不理解种族歧视那样的事。我觉得真是令人费解。这个问题就好像你走到图书馆里,然后跟图书管理员说“对不起啊,我只读红色封面的书”一样搞笑。

在萨里郡科巴姆的奥克肖特路庄园安静的私人道路上,立着这么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未经允许,车辆不得进入。”在入口处,一棵巨大的英格兰松像一座高塔一样高高耸立着。白色小货车通过白色铁门,老实地把速度降到了30公里每小时。不远处,就是议员那修缮良好的大房子。他以前是一个飞行员,在埃尔姆布里奇和长迪顿地区长大,是个保守党成员,一直居住在靠近伦敦边缘的地带。他开车到克莱盖特,去拜访他的一个选民——杰夫·比尔斯。我跟这两位男士聊天时,比尔斯的母亲正准备动身去赴一个约。

我喜欢在这里的各色人种,他们让这座城市充满文化活力。你要是去埃奇韦尔路看看,还能看到有人抽水烟筒什么的。那种场景让你感觉像是身处阿拉伯半岛(4),但实际上你却是在埃奇韦尔路。或者,我也有可能站在布里克斯顿市场,却感觉自己到了圣卢西亚。我很喜欢这种感觉。我总是去布里克斯顿市场。我在那里也有房子,但平时去那里就是为了买点鱼。在布里克斯顿的鱼店里,会有十个黑人女人告诉你怎么煮鱼。“不行啊,伙计,鱼可不能那么搞……”

迈克·本尼森:这里的人,只消听到要在绿化带上面建房子的想法,都要跳起来的。不过伦敦人嘛,我认为他们不会在意这个。我猜他们还会觉得牛奶就是从瓶子里来的,而不是从牛身上来的。

我从来没有贱卖过我的房子,卖出去时候的价格,都比我买的时候要高。一直都是。即便到现在,这么多人涌进伦敦,也是如此。伦敦这座城市,这一秒有人失业,下一秒就有人开始一份新工作。为什么?因为每周都有这么多游客、访客来到伦敦,总得有人服务他们啊。他们来了,肯定需要各种服务。他们要吃饭、要喝水、要住房等等。有这么多人都需要这些服务,所以如果有一天你没有工作了,就来伦敦当个酒吧侍应也是可以的。你可以试着走进城里的任何一家餐厅,里面全都是年轻的外国人。我昨天去了一家很不错的餐厅,在那里跟我妻子庆祝周年纪念日。那是梅菲尔附近的一家餐厅,里面所有的侍应,包括经理,都是外国人。没有英国人。难以置信啊。

杰夫·比尔斯:他们要把M25高速公路变作伦敦的边界线。这样,住在M25高速公路以内的人就都被看作伦敦人。这不禁让人想:这是怎么一回事?就是因为建了一条环城公路,这种看法就合理了吗?这条公路本来是应该贯穿伦敦的……我是说,他们把北环路扩大,把所有的交通灯和别的东西都拿掉,再建几条地下通道,就按照这个方向来规划建设,同样能达到建成M25高速公路的效果。

在我拥有的公寓里,有来自世界上不同地方的人。墨西哥人、索马里人、西班牙人、德国人、阿尔及利亚人、黎巴嫩人……各种都有。我还遇到过一个租客,男的,他是来自……是哪里来着?哦,是一个科索沃人。他是我的租客中的第一个科索沃人,是上周来的。我现在想,我这里有英国人吗?在郊区,租客中会有英国人。我在锡德卡普附近也有房产,那边就有英国租客。

迈克·本尼森:我们刚好是在伦敦的边上。离M25高速公路只有两分钟车程,坐二十五分钟的火车就能到达伦敦市中心。不过,在萨里的感觉就是不一样。这里现在是萨里,过去是萨里,未来也是萨里。我不在乎别人说什么。我们就想保留所有的绿化带。萨里有最好、最广泛的绿化带。我们不想失去任何一部分。

我们坐在他位于切尔西国王路的房子的前厅里,墙上挂着他一家人的照片,门上贴着他孙辈们的画。他身穿一件浅黄色衬衫,戴着彩色眼镜,说话带点儿爱尔兰口音。

杰夫·比尔斯:都怪这不断扩张的城市化。这股浪潮就这样袭来,好好的农场土地被毁了,围栏和碎石堆在上面,到处都是垃圾,乱七八糟。突然,这里就变成了一片工业棕地,就一晚上的时间。看着这片土地,我不禁想,在埃塞克斯任何一处近河的地方,这种事情都有可能发生。随时都会有人开着卡车、带着一大堆碎石到来,把它们撒得到处都是。这种事无时无刻不在发生。

撒切尔夫人在1979年成为英国首相,这个时候她意识到,她当时为了拿到选票、得到政治统治权而承诺要给政府廉租房租户们提供买房机会的这个诺言,是要兑现了。这真是社会灾难啊——为什么?在市中心,我们需要人维持城市的运转:需要人来处理煤气、电、水之类的东西,还需要人来运营交通系统。我们不能让人通勤十几公里来上班啊。现在的情况是,政府廉租房都被低价卖给租客,只因为他们当时住在那里,或者已经在那里住了几年。打个比方,一个60岁、有家室的男人,可以只用2万英镑就买到房子,一年后再以18万英镑的高价把房子卖掉(我记得等待期是一年)。他当然会选择把房子卖掉啦,卖完之后他就收拾好东西,跑到伯恩茅斯去买个临海的小房子住下。你也不能怪他,但是,通常在他之后买下这套房子的人,都是把房子买来收租的,这个时候租金就不是50英镑一周了,肯定要跑到100英镑一周。所以,可以确定的是,给工薪阶层居住的廉租房已经越来越少了。在我看来,这真是个悲剧。

迈克·本尼森:是啊。你如果沿着这条路另一边的那条平行道路走,一直走到伦敦边缘,这条路上旁边都还是绿色的。全是草地。

罗伯特·古里尼

杰夫·比尔斯:只消走三公里,你就能看到不同。克莱盖特应该是最后的堡垒了,不然就是切辛顿。总之,克莱盖特也要走向(城市化)这条路了。那些人已经在想办法填满它。有一天我到那边去看了看,然后想,这里是在搞什么呢?翻斗卡车、开发商们。老天。这么做的原因当然很明显,不就是因为他们想要满足自己需求嘛。这是为了让伦敦人也可以往这边搬。所以建一个还不够,旁边还要多加两个。

房东

迈克·本尼森:我们好像没法控制想要“侵入”的东西。

我在福克斯顿(3)是销售成绩排名第二的员工。唯一一个打败我的人是负责诺丁山片区的,我们的“上梯门票”可没有办法跟他们的相比。在这个最大的房产经纪公司,能做到顶尖位置,就挺好了。但对我来说,最重要、最打动我的时刻是,有人为了找到一个属于他们的家而来求助于我,而我能帮他们达成心愿。他们看到那个“家”的表情,是非常令人兴奋的——在房子正式在法律上成为他们资产的那个瞬间背后,有他们的努力打拼。这样的打拼,在这个国家非常艰苦,一点也不简单。但你把钥匙交给他们的那个瞬间,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时刻,因为你知道他们要住在那个房子里了,他们可能不会跟我一样在地毯上滚来滚去,但他们也会做一些特别有纪念意义的事。有时候,交钥匙的那个瞬间,你会看到他们眼中的泪光,那一刻你就会明白这个房子对他们而言意味着什么。他们最后得到了那处漂亮的房子,不管它是大还是小,美还是丑,不管它是需要装修,还是已经足够精美,那种感觉都是无与伦比的。

杰夫·比尔斯:他们总能推倒房屋,再建公寓,因为开发商们知道,他们只要建了,就一定能卖出去。建什么都好,肯定有十个伦敦人要买,因为那些伦敦人早等着逃离他们自己搞出来的臭气熏天的烂地方了。他们把自己的地方弄得没法忍受了。他们想逃离。我是说,我们亲眼看见过这种状况。

一般来说,一天之内我有六个小时要带人看房产,房子的类型从40万英镑的一居室到300万英镑的都有,我觉得能跟这么多不同的人打交道,是很好的。他们说出来的观点和想法,从极度负面到极度正面的都有。你得观察他们的身体语言,看看他们是不是在微笑。如果他们对着某处房产微笑,你就知道肯定有什么东西是戳到了他们的P点(2)——这个名字是我创造出来的,跟兴奋点一个意思。有的买家会跟我们建立起很好的关系,这样当我们到谈价钱那部分的时候,事情就变得有点怪怪的,因为你还想在他们身上再榨个5万英镑出来,所以你的态度要从“你真好,我很喜欢你”变成“这是生意”。如果不是为了销售,在那里耗着也没什么意义。

迈克·本尼森:他们买得起一栋房屋,然后把它推倒——不管它是不是市场价,都要把它夷平,然后建一座将会溢价的新楼。再来就是要把这个地方变成伦敦。我这里正好有一封信可以给你看。有个女人搬进我这个片区,然后写信说:“我搬进这栋新房子,人行道的状况非常糟糕,树木需要修剪,灌木丛长得太高,小径同样糟糕。所有人开车都超速,我觉得这个地方真是糟糕透了——对此你有没有什么想做的?”我看完这封信,只觉得这个人应该回到她原来的地方去——你买这房子的时候,就应该知道这里是怎么样的啊。我们不想改变。我的态度是:别烦我们。我们不想知道。我们现在很快活。

我们甚至还卖过发生过谋杀案的房子。有一栋房子里,曾经发生过全家被谋杀的惨案。我记得死去的好像是一位母亲和三个孩子吧,我们当时就在卖这栋房子。当然,我们不会提到这件事。如果买家想去做点背景调查,自然而然就会去做。我们不是撒谎,只是没有把这段历史拿出来宣扬而已。要是他们问起,我们会如实回答。但如果他们没问……毕竟,我们是在为客户服务,他们想把房子卖掉,我们不可能到处去说这栋房子里发生过凶杀案,不然肯定是卖不掉了,不是吗?

杰夫·比尔斯:真是噩梦。但这里的城区规划就是为了缓解伦敦的压力。伦敦人说,跳吧!萨里郡市政厅就说,多高呢?你想我跳,我就跳吧。他们才不会跟伦敦说:不,我不跳。身居高位的人只会一直叫喊。他们一直说,我们要建更多的楼来满足需求。但他们还一直把更多的人带进他们的腐烂都市里。他们一直在说,我们要让伦敦吸引更多的人流。他们就是想要更多的人,他们什么都想要。但是人吸引来了,他们又处理不了,于是就跟邻居们叫喊,跟周边的郡说,能不能帮忙盖点房子,满足下伦敦的需求啊?

当然,整体经济状况不好的时候,你也会看到房地产业也在下行:你会看到人们失去工作,被迫卖房或者是把房子换小。现在我们能看到一大波想把房子换小的人,不过再怎么样,总会有人有能力买下那些被甩出来的大房子。在伦敦,什么样的房子都能卖出去,因为这里古怪、离奇而又不一般的人实在太多了。比如,大部分人想买旧房产,要不就是为了重新装潢使用,要不就是为了方便直接拎包入住,他们不喜欢新房产。但中国人和日本人就很喜欢新房产,旧房产根本不入他们的眼。所以说,每种东西都有相应的市场。就连那些一般没人想要的、阴暗又肮脏的地下室都会有买家。我刚刚接下一单生意,就是在帮一个人找一间大的地下室。这好办,我会帮他找到的,因为想要地下室的人很少。对,你总是要促成交易。

迈克·本尼森:其中一个关键词是“基础设施”。没有什么规章条款规定要把基础设施也放进去:学校、排水管道、停车场,诸如此类的设施——这些东西都是没有的。他们来了就一直建房子,不是么?然后学校就人满为患了。真是糟糕透顶。

这种情况我见得多了,因为我总是在处理那些需要搬家的客户。多半是一对住在两室一厅公寓里面的情侣,正准备要个小孩,所以必须买一套有点室外空间或者至少有三个卧室的新房子。他们买新房的预算比他们要卖的房子估值稍微高一点,所以通常要组织一下财务,才有可能登上那个“梯子”。你总会看见那个“梯子”,它就像你要登上的一座云端之上的大房子前必须走的那一步。你会一直期待着这一步。

杰夫·比尔斯:基础设施也还是会有的。他们会像在在切辛顿那样弄——那本来是个不错的小村子。那个美好的村子现在还留存在人们的记忆里呢。对切辛顿的开发大概持续了十五年。我在那之后还住了一段时间,那里已经完全没有社区的概念了,因为所有跟你一起长大的人都搬出去了,而伦敦人搬了进来。伦敦人对生活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伦敦人的生活方式,充满流氓行为、麻烦、警察和暴力。真是噩梦。我们原本过着平常的郊区生活,结果这里突然变得像市中心一样。这都是开发和人口迁移造成的,都是因为人口。他们那种生活方式是无法维持下去的。城中生活跟郊区生活完全不同。我们认识那些来自伦敦的人。你跟他们聊天,他们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无论去哪里,都带着伦敦一起。他们不管住在哪里,都带着这种思维方式,想要改造周遭的环境。就好像军队入侵一样啊。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说,伦敦人可以搬到萨里来,但他肯定还会把自己当作伦敦人。他会做的事情,同时也是最可怕的事情,就是给市政厅施加压力,让他们去做开发。他们想把这个地方变成伦敦,他们要把自己的人带进来。突然,你就会发现,这个郡的又一部分沦陷了。事情就是这么发生的,永远都是如此。伦敦的“扩张”就是这样血淋淋地展开的。

“上梯”永远不嫌晚。我们尝试让客户知道,如果他们好好动脑,合理规划财务,实际上很多东西都是可以买得起的。在他们的负担范围之内,我们会找到最好的选项,然后说服他们买下。再怎么说,我们的工作实质就是销售,卖了东西,我们当然是有提成的;可是,我说你们要尽早“上梯”,否则房子就飞了,这个没有说错。我想,在四年前,首次购房的买家平均年龄是31岁。现在这个平均数应该已经提升了。所以总的来说,人们如果想要买房,一定要依靠父母给他们一笔钱才行。当然,不是每个人都家境优渥,有那种可以一下子给他们3到5万英镑的父母。所以我们办公室里很多拿着高薪的人都在想办法存钱,他们已经快30岁了,想快点“上梯”。他们买到的第一套房子很有可能在政府廉租房改造的街区,而对很多一直租住在高档公寓的人来说,他们可能很讨厌要住进廉租房街区的感觉。不过没办法啊,不是么?那个街区应该会住满各种专业人士,因为大家在做的事情都差不多,所以可能一半的租客都跟你是同一种人。租客中有的人可能比较难相处,有的人可能很友善,但其中肯定有一半人跟你一样,是想要一只脚先碰到“梯子”的青年白领。

(1) 根据英国规划法,棕地是相对于绿地的一种规划上的术语。绿地一般指不能用于开发和建设的、覆盖有绿色植物的土地。棕地则是指曾经用于开发,但是又被遗弃的荒地。

我买的第一套房,里面什么都没有,我得睡在地毯上。那套房子位于伦敦5区的布罗姆利地区;头六个月,总有法警来敲我家的门,因为我拖欠了账单。但是,我有了一套房子啊。我对自己说,这是我的地毯。好吧,实际上那还不是我的地毯,那是银行的地毯。我还没有真正拥有它。但我总是这么做——我会摸着房子的墙,在地上滚一下,然后很大声地说:这是我的。即使现在买新房子的时候,我的想法也是一样,我非常兴奋,因为伦敦的一部分,现在已经属于我了。

(2) “P”指“Property”,意为“房产”。

我想,在英格兰,房产的重要性在每个人心里都根深蒂固。“一个英国人的家,就是他的城堡”,你懂的。你要赶紧爬上“梯子”,越快越好。基本上,你得先上“梯子”,才能越走越稳。房产价格一直都在往上升,而与此同时,如果你还没拥有一套正在升值的房产,时间过去越久,爬上“梯子”的难度就越大。通常来说,首付得有全套房产的10%~20%,才能足够爬上“梯子”;也就是说,如果要买一栋30万英镑的房子,你的存款得有3万到6万英镑才行。那是很大一笔存款啊。如果你的父母没法拿钱支持你,或者你没有其他什么渠道来继承一笔钱,那就……打个比方说,如果房价要在两年之内上涨1/3,就算是33%吧——如果你在两年之内没有爬上“梯子”,那那套房子的总价就会变成40万英镑,你爬上“梯子”的门槛,就变成4万到8万英镑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无论是什么房产,都要尽快地“上梯”,因为这样你的资产净值才会跟着房市一起往上升。时间过去,你的薪酬会上涨,同时你的资产净值也一样上涨。那个时候,你就可以把它卖掉,然后去买面积更大的房产。总的来说,人总是想要更大的房产;因为一开始人都是单身,然后有了伴侣,接着就会有孩子,所以人所需要的房产面积肯定是越来越大的。不过,很多伦敦人在过去十年里是这样做的:他们先买一套一室一厅,然后就想,等等,我得为自己的退休生活打算一下;于是他们先不卖第一套房产,只是把它租出去,然后拿省下来的钱去买第二套房子。慢慢地,他们就有了第三、第四、第五套房产,像我,就有十套。

(3) 福克斯顿,伦敦有名的地产经纪公司。

所有人都想来伦敦,它在人们心目中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大家都想成为它的一部分,所以需求从来都不会短缺。这也就是为什么房产价格每六年都会翻一番的原因。在伦敦中心,地总是有限的。能建新房子的地方只有棕地(1),也就是工业旧地,没有别的了。要不然就是把旧房子拆掉重建。房子越建越高,因为地不够用了。

(4) 阿拉伯水烟起源于印度,烟管由椰子壳与空竹管构成,主要用来吸食老式黑烟草,后来流传到阿拉伯世界,被阿拉伯人发扬光大,成了一种民间吸食烟草的通用方式。

伦敦房产市场非常昌隆;1区和2区是中心区域,大批大批的人一直涌入。三个买客中,就有一个是用全额现金购买的人——如果你想想伦敦市场的规模,就能知道这个数额真的很大。四个买客中,就有一个是外国买家——来自亚洲、澳洲、北美洲、欧洲的都有,他们都飞到伦敦来置业。可能是买来自用,也有可能是为兄弟姐妹买的;需求真的非常大。

(5) 在英国的很多城镇,每周会在某个固定的地点开放“农民市场”,其实就是临近的农民带着自己的农作物等进行摆卖的场所。除了价格相对低廉,商品也更加新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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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占屋是英国英格兰和威尔士一种非常特殊的合法行为,指一些人占据并非他们住所的空置房屋,或者在非私有的空地上自建房屋。人们占屋的原因多样,从居住、抗议,到用于娱乐场地都有。占屋行为历史悠久,除为实际居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退伍老兵返乡后发现政府没有为他们安置房屋,就以“占屋”来抗议社会资源配置不公,因此,占屋者经常是无政府主义者、艺术家。

人们依约来到我的办公室,等着我到来的时候,头脑中一般都会想象:将要接待他们的应该是个二十多岁、对房产市场不甚了解的人,这个人可能会撒谎,到了约定看房的时间可能会干脆不出现,又或者出现了身上也没有带钥匙。当他们这么想着的时候,出现的人却是我。

(7) 威廉·霍加斯(1697—1764),英国著名画家、版画家、讽刺画家,被称为“英国绘画之父”。

在我的行业里,人们通常年纪比较轻——大部分都是20岁出头,性格不太沉稳,很多时候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而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这种自信应该就是客户选择我的原因。销售是跟自信有关的事情。他们如果对你没有信心,自然对你的产品也没有信心。你得打扮得有品位,也要有些能量。你必须有高超的沟通技巧;要知道,我每天都要跟银行家、律师、法务员,甚至音乐家、艺术家们交流,你要懂得如何跟各种人沟通。我觉得,诚实和坦率是两种非常重要的品质。

(8) 汤姆·克鲁斯(1962—),美国电影演员。

可以这么说吧:我的行业充满各种不诚实的人。众所周知,我们被讨厌的程度,跟交警被讨厌的程度差不多。要是有一张针对各种职业的“憎恨表”,我们应该在里面排得很靠前。有时候,我们告诉顾客,有一个地区的房产市场有变化,他们就是不相信,似乎只因为你是房产经纪人,你说出来的话就是不可信的。跟我曾在同一家公司工作的一个朋友在他的车里放了一个大大的粉红色靠垫,上面写着:“相信我,我是一名房产经纪人。”纯属搞笑。

(9) 百安居,英国大型国际家居建材零售集团,在中国也开设了近40家门店。

他跨着大步,从位于伊斯灵顿的上街向我走来,跟我问好,身上穿着干净笔挺的T.M.列文牌西装。在他的房产经纪行里,等候室里放着几把现代感十足的弧形椅。前台后面是一个放饮料的冰箱。前台接待员身后竖着一块显示屏,上面放映各种房子的照片,照片隔一会儿就一帧帧地溶解、转换。一群年轻夫妇跟另外一位房产经纪人坐在一起,讲述、提供着关于他们生活的细节;一位男士在不自觉地撕着啤酒瓶上面的标签,而他的伴侣则在讲述他们的梦想、计划和期待。此刻,一辆38路双层公交车正好从经纪行的落地玻璃窗旁驶过。

(10) 乔治·奥威尔(1903—1950),英国著名作家,代表作有《1984》《动物农场》等。

阿什利·托马斯

(11) “第六法条”,指英国1877年刑法典里面的第六节,规定对于闲置无用的房屋,占屋者有权使用,其他人无权在未经允许下进入。

房产经纪人

(12) 萨里郡,英国东南部的郡。位于伦敦西南部,临泰晤士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