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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伦敦

斯玛蒂

伦敦人

有人对我说:去跟斯玛蒂聊聊吧。他会告诉你关于伦敦的事。我最终在巴克赫斯特山地铁站附近见到了他。他个子不高,留着短短的黑发,很有活力。对于一个整晚开出租车绕着伦敦跑的人来说,他起得够早的。我平时可没这么早起床,他说,现在几点来着,11点?他看了看天。他穿一双侧面有比约恩·博格(4)签名的鞋子,还没等我们找到一家咖世家咖啡店坐下来,他就开始侃侃而谈了。

我觉得伦敦好像有一个巨大的齿轮,会把人拽进它的轨道。保持健康在短期之内可能对你的生活有点作用,但是举个例子吧,比如,你走进健身房,我准备重新调整你的身体,先对你的跑步动作做步态评估,然后教你如何加强肩部力量,我们让你改变坐姿,需要你根据我们的方法来配合,这样做、那样做。然后一周下来,你觉得还好,但只要到出现压力的时候,你的肩膀就开始不自觉地上耸,我们做的校正就都失效了。不是说你打输了这场仗,而是说,你好像陷入了死循环,一个旧的大大的死循环。光来健身不能解决问题,因为能修复问题的唯一方式是修复你的工作方式,把这种压力释放出去。我帮你修正之后,你离开健身房的第二天就重蹈覆辙——这样可不好。我觉得我们可能都陷在了伦敦生活里。

我在北伦敦的伊斯灵顿出生,在那个时候,伊斯灵顿还是一片很贫穷的区域。我的父母想让我离开那里,因为他们觉得那里的生活太艰难。于是我们搬到东部的莱顿地区。关于童年,我印象最深的应该就是在莱顿长大的时光吧,因为周围有很多小孩子。那个年代,莱顿的住民大部分是爱尔兰人、苏格兰人、英格兰人和意大利人,还有一些西印度人。那个时候,在街头玩耍很安全,所以我们总是混在街上玩,应该也就是在那段时间,我获得了许多街头智慧。我当时是一个团伙的一员,我们总是在街上活动。我们从来不伤害任何人,但是会搞一些恶作剧,满街乱跑,乱敲别人的家门之后在主人开门前逃走,故意触发汽车警报什么的。另外,我们对足球十分狂热。在许许多多的下午和白天,我们把大把时间都花在踢足球上。我们尤其崇拜乔治·贝斯特(5),经常模仿他在世界杯上做的动作。

悲哀的是,人们已经开始习惯这种生活方式了。他们没有选择权。我能看到这样的工作方式对人们的身体产生的影响。人们没时间睡觉,长皮疹,旧伤复发得更频繁,呼吸困难,焦虑,凡事挑剔,总在为什么事而烦心,好像总有不如意的事情。人们来我的健身房,觉得他们需要锻炼。但实际上,锻炼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你最需要的是八小时的睡眠,好好吃饭,做一点点冥想,甚至是去看一下心理医生。

在20世纪70年代,市面上还没有多少男装店。不像现在,你随意走进塞尔福里奇百货、哈维·尼克斯百货或者哈洛德百货,就能买到男士名牌服装。那个时候的男人只能去类似陆军剩余物资商店之类的地方买衣服,没有什么名牌服装店。偶尔有那么一些独立运营的运动服装店,而我这个年纪的人,都很为球鞋着迷。我大概有50双球鞋,大部分都是阿迪达斯的——在20世纪70、80年代穿的那些运动球鞋,很多我到现在都还在穿。我今天穿的这双鞋上有比约恩·博格的签名,大概有三十年的历史了吧。我今天穿在身上的东西大概都有三十年历史了。这条运动长裤大概穿了二十五年还是三十年,应该是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买的。在那个时候,这应该要125英镑才能买到,不是一笔小数目,今时今日,在易趣网或者古董商店里,大概要600到800磅才能买到。我确实对穿着很着迷。

我有个学员,一周里面三四天都在出差。一周三四天啊,这对人可不好。我每天早晨五点一刻开始工作,因为有的客户得在七点钟之前赶到办公室。这就是我所说的变化了。现在的人根本不肯离开办公室,因为他们怕自己会丢掉工作。所以从“我要拥有健康的心脏和生活方式,每个来上班的人都要保持足够健康的身体,这样他们在工作时才会拥有清醒的头脑来做出正确的选择”,变成了现在的“鞭笞他们,让他们无时无刻不工作。鞭笞他们,让他们每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吧”。可是为什么不让他们每天有效率地工作十个小时呢?

20世纪70年代晚期的伦敦有许多被“二战”时的炸弹炸毁的旧仓库。我记得沿着河岸一路走的时光。伦敦桥(6)以南、巴特勒码头、图利街附近,以及伦敦桥地铁站附近,都是一片废弃地。整个南岸都是一片荒芜,看起来好像都被炸弹炸过一样。那里有许多废弃大厦,里面住着流浪汉、瘾君子——大部分是吸海洛因的人,因为那个时候海洛因十分流行。他们就喜欢住那种房子。那是一片普通居民都不敢去的区域,去了很有可能会被抢劫、被偷或者被强奸。那里就像罪恶之城,真的。

我想这就是伦敦的问题所在。每个人都好像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当然,我是说伦敦整体来说是这个样子,诺丁山也是如此。

有的仓库带着弹坑,墙也倒了,处于坍塌状态。如果你去坐一条旅客用的游船,游船师傅可能一点都不想把你带到伦敦桥以外的地方。其实他们可能连靠近伦敦桥都不太愿意。河的北边都是20世纪60年代的各种恐怖的房子,看起来一点都不美观。但是另外一边更是处于完全废弃、荒芜的状态。真是一个令人压抑的地方。英国人本来是想努力过得更好的人啊。

在这里,有很多事根本没有人在乎。每个人都很随意,“就这样吧!去波多贝罗玩玩呗!”。在任何一周的任何一天走上街头,你都可以看到四五个在电视或者杂志上出现的面孔。不是什么大事,没人在乎!除非你在我这里疯言疯语,不然真没人会对你感兴趣。有的名人戴着墨镜过来训练。我问:“你为什么戴墨镜呢?”“有好多狗仔队啊。”“如果你不希望被狗仔队拍到,我们有侧门啊,就从侧门进来啊!如果你希望我把帘子拉上,我就拉上呗。”不是每个人都对名人那么感兴趣的。(他走到帘子前面做了做动作,后面是哑铃、全功能训练器、跑步机、健身球等健身器材。)

要记得,英国是欧洲里面的穷国家。我们如今推行十进制(7),货币正在贬值。我们有工党,他们鼓吹各种罢工,还有著名的不满之冬(8)。我想,新政府上台后带来了许多改变。撒切尔的保守党政府代表着新时代的开启,一个包含积极气氛的时代,我觉得那就是改变到来的时候。因为有了撒切尔,你即使是来自工薪阶层,又或者是一个来自埃塞克斯的男孩,也觉得自己能成就一些事情。我觉得这就是很多人尝试创业的原因——他们突然有胆量闯一闯了。从那时候开始,人们对奢侈品的需求也增加了。人们想穿一些新潮时尚的东西。

现在这个年代里,在街头可是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这很不好。这座城市的脊梁正在消失。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得太快,所有的东西都太贵了。每个人好像都在说:“你有什么?这么贵吗?那个看起来不错,哪里买的?”给你举个例子吧:住在这里的很多人,来到这里纯属偶然。在伦敦生存,感觉有点像使用一份旅游套餐——你按时出现,住在高级酒店里,有人照顾你,你能吃饱,还能去按摩,但是除此之外哪里都不能去。在这里,在诺丁山,有很多人生活在又大又旧的门后,他们来到这里也完全有可能纯属偶然。

成为伦敦式时尚的风格实际上来源于利物浦。利物浦队是那个时候最成功的英格兰足球队,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初,粉丝们都要赶到别的欧洲国家去看利物浦打欧洲杯——现在叫欧冠杯了。利物浦应该是赢了三次欧洲杯,粉丝们基本上是拿出了在欧洲商店里偷衣服鞋子的架势,大量购买塞西达尼、斐乐,还有阿迪达斯的球鞋。在那个时候,你在这个国家里面买不到阿迪达斯的球鞋,这就是人们为它着迷的原因。他们把那种时尚带回国,穿着球鞋在看台上看球。然后,一支敌队,咱们就说是西汉姆联队吧,他们有很多国民阵线(9)的粉丝,这些人都歧视黑人,他们看球时,要打扮成光头党的模样。他们穿着MA-1(10)的绿色飞行夹克,或者是有橙色条的美式飞行夹克,就是那种蓬蓬的,里面好像有夹棉的外套。又或者是红色的哈林顿夹克,那就是经典的光头党夹克了。如果你也穿着红色的哈林顿,你就会被视作国民阵线的一员。他们的头发都理得特别短,穿着马丁靴,看起来像军人,还有超紧的橙色李维斯牛仔裤,应该是李维斯501(11)吧,不然就是威格的紧身牛仔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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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故意穿得痞里痞气,走上来准备挑衅利物浦队的粉丝时,遇见的却是一群穿得像女孩子的“痞子”!利物浦的粉丝的头发上撒着亮粉,看起来好像刚刚吹过一样——前面的头发垂下来,遮住一只眼睛,后面却短短的,做成一种渐变的效果。他们坐在看台上,穿着休闲服装:虽然都是运动服,但都极为昂贵。牛仔裤都做得非常精细,在裤脚的地方不仅有特别做成的磨损效果,还有分叉剪裁,使得裤脚在鞋子之上一点点的地方恰好分开。超紧贴身的、漂得泛白的西班牙洛伊斯牌牛仔裤可能是那个年代最有标志性的牛仔裤——配上只鞋端有一点白色、其余全黑的阿迪达斯桑巴球鞋,就是最经典的搭配。这种球鞋在今天都还能买到,它应该是阿迪达斯卖得最好的球鞋,一般会配上斐乐的特林达运动装上衣或者贝纳通的橄榄球衣来穿。那个时候,我们总是学着一些最经典的人物来搭配衣服。比约恩·博格很有范儿,吉米·康纳斯(12)总是穿着切瑞蒂1881,当然还得算上约翰·麦肯罗(13)——我们这些男孩对他还挺有共鸣的,因为他容易愤怒,迷迷糊糊,想到什么说什么。

我想,在东区长大的移民之子的身份为我余下的人生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很明显的一件事是,你在那里会遇见各种各样的人,从非常安静的人到杀过人的人,都有。我想念那个地方吗?不。但是那里教会了我如何理解人们工作的方式,教会我不要把任何事情想成理所当然,也不要太相信别人天花乱坠的话。

粉丝们在看台上会被区隔开来,但你可以清楚看到别人穿的什么。这些人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场景,完全惊呆了。“我们也想那样穿!”“他们好酷,不是么?”那就是一种摩斯文化(14)吧。想想,这些足球粉丝很多都是摩斯族,总是需要摆摆范儿什么的。时尚是非常英格兰的东西。他们想要个人风格,但是看起来还得是归属于一个小而秘密的群体,这个群体不会去公开宣称他们都是故意在穿同一种风格的衣服,但是人们可以从彼此的衣着中找到组织。打个比方,如果你和我坐在公交车上的两边,只要看一眼,就知道你和我是一类人了;我们之间不必交谈,心领神会。到了现在,每个人的穿着打扮都是一样的。如果现在我在街上看到一个男人穿着阿迪达斯球鞋,他就只是一个穿着阿迪达斯球鞋的男人。在我们那个年代,是不一样的:如果你穿着某件衣服,肯定是因为你懂得这件衣服的意义,是这件衣服所代表的某类文化社群中的一员。这种“秘密符号”的力量就这样经历了好多年。一直到大约1983年,《面孔》(15)杂志做了一期关于足球休闲装的专题文章,这样的打扮才变成潮流。这就一发不可收拾了。连《太阳报》这样的报纸都竞相报道。这本来是一种“秘密符号”般的装束,从大约1978、1979、1980年开始流行,有五年左右一直都是作为“地下”的一种标签而存在。

作为一个居住地来说,那个地方确实很奇怪——有很多来自不同地方的人,黑人、爱尔兰人,还有中国人。我母亲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从圣卢西亚来到这里,那个时候,堡区、麦尔安德区都挤满了来自印度西部的移民,他们聚在那里找工作,不是在公交车上就是在医院里。回家的旅途很长,所以很多来自小岛国家的人就干脆留了下来。跟很多人一样,母亲在这里的第一份工作是清洁工。她来这里以前是一个非常熟练的机械工,现在却在陶尔哈姆莱茨区做家政工。我的父亲在福特公司工作,是个喷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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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伦敦东区长大,所以我的大多数朋友都会一门武术,不是拳击就是柔道。我以前住在政府廉租房里,所以大多数孩子都是要会点武术的。(他笑了。)光在我们那小小的地方,就有七个不同项目、不同年龄组的世界冠军。咏春拳、空手道、柔道——哦,其实不是柔道,是柔术——一种地下综合格斗术,那时候还不像现在这样吸引人。主要还是空手道。住在那片区域的很多人,注定要在某个地方打架、格斗的,只是他们不在街上打架,而是把格斗场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在我年轻时,大多数人都是在市场的摊位上买衣服。一个摊位卖牛仔裤,另一个摊位卖运动装,没有商店的概念。我说那时候没有男装店什么的,真不是在开玩笑。我记得有一次我快把我爸妈整疯了:我非要一件弗莱德·派瑞牌的马球衫,因为那时候非常流行这个牌子,但是哪里都没有专卖店,得去陆军剩余物资商店碰运气——那可是卖帐篷的地方。他们以前也叫海陆军商店。我还记得有一段时间,我特别想要一双马丁靴,同样,我们还是在海陆军商店找到的。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80年代早期,开始有一些小型的商店出现,显然是有人看到了市场的空白。但是这种商店都是独立运营的,不是现在随处可见的那种连锁商店。可能是有人突然灵光一现,觉得这样的商店应该有市场,有人需要这样的商店。20世纪80年代,欧洲大陆风格的时装也越来越多地出现,那时候被视为奢侈品。

里斯顿·文盖特—德尼斯

在伦敦,每种社群的消亡,我认为都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与之相关的市场文化消亡了。市场才是核心。曾经在谢泼德丛林(16)附近有一个街头市场,就在戈德霍克路旁边,当那个街市消失的时候,真正的伦敦人也就消失了。伦敦真正的工薪阶层元素全部跟着一起消失了。

私人教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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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干草市场附近出现一辆携带炸弹的汽车,我刚好在警察赶到拆弹的两分钟之前经过事发地点。我记得自己后来这么跟同事说:“这多好笑啊,你能想象恐怖袭击心理援助项目的负责人死于恐怖炸弹袭击的可能性吗?《每日邮报》(3)的头条可不用愁了。”我们都觉得实在是太好笑了,正笑着的时候,有人走进我们的办公室。我们这么笑着时,这人就问,你好,这里是悲伤辅导服务中心吗?别人恐怕都觉得这里应该成日充满哀恸的气氛。但这里的气氛完全相反,因为你不哈哈大笑,就只能痛哭流涕。

我毕业的时候,没有拿到学历证书,但是这不代表我不能在银行工作,我就说自己有呗。没关系的,没人检查。我相信自己能做好那份工作吗?我当然相信。我做了一份简历,上面填满各种资质证书,我得弄到一份在银行的工作。我就去了。我进入了保险市场,因为在这个领域关键靠的是常识。虽然大多数银行会招大学毕业生,但他们实际上非常需要有街头智慧的男孩在交易大厅工作。街头男孩算术特别快,因为他们平时玩飞镖、多米诺骨牌,还有其他各种各样要求人精于算术的游戏。如果你看看我曾经工作的交易大厅,你就会发现大多数交易员都曾是街头男孩。他们混过街市,性格坚韧,随时对身边情况有准备,牙尖嘴利,有着街头智慧,算术飞快。我是这么干的,打个比方,我要帮客户卖100份险额,先有人买了20份,然后15份,然后6份,于是我就卖了41份,又有人买了8份,就卖掉了49份,再来17份,我就卖了66份,还剩34份要完成。他们算术都很快,这跟在街市摆过摊的经历息息相关,比如在过去某个周六下午的摊位上会出现这样的场景:“亲爱的,那个5英镑,加上那个就11英镑,哦还要一个这个对吧,那就再加4英镑。”他们的技能和市场交易简直是绝配,因为他们的性格非常有进攻性。他们不像牛津、剑桥出来的那些人,从出生就被包在棉花里面呵护着长大,这些名校毕业生很有可能从来没经历过什么事,甚至可能从来没见过黑人。那些上私立学校的人只跟和他们长得一样的人混在一起,他们从来没见过人打架或因为特别小的事情——比如喜欢听奇奇怪怪的音乐——被打。他们什么都没见过,好像在贝壳里面长大的一样。这样的人在人工喊价的交易大厅是不适合的,他们没有进攻性。所以,很多在伦敦东区长大的人,都选择在交易大厅工作。

你有可能出门被公交车撞到,可能会遇上意外,甚至可能在地铁里从电梯上滚下来,撞个脑袋开花。所有可怕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但是难道你就因此躲在家里,裹紧被子不出门吗?其实按照概率来说,我们死于别的事件的可能性远远大于死于恐怖袭击的可能性。在伦敦,关于这种事情还有些笑谈呢。

这是非常适合我们这样的人工作的地方,因为我们脑筋转得快,对数字敏感,也不怕释放出我们的进攻性,有点像是曼联或者切尔西球队在金融城工作的感觉。人在年轻时,都想赚快钱。这两者相辅相成。想赚快钱,不可能选择当坐办公室的会计吧?年轻人都想去那些充满活力、到处都是美女的地方。在寿险市场,35岁以下的人有3,500个——2,500个男的,1,000个女的。那真是理想的工作地点。每个人都想在那里工作,其他地方都没什么吸引人的东西。

在七七爆炸案发生后的第一个周日(七七爆炸案发生在周四),人们计划在白金汉宫前的林荫路进行游行悼念。游行开始之前大家想,会有人出现吗?而最终,数千人参加了游行,表达“我们不会被打倒”的信念。恐怖主义不会打倒我们。警方肯定为此经历了一场安保和游行安排的噩梦,但那场活动实在令人震撼。

我工作时候的打扮比较像上班族,但也有我的个人特色。我所有的西装都是手工缝制的,我找了一位裁缝,专门定制我的西装,这位裁缝以前给保罗·韦勒(17)和果酱乐队(18)做过衣服。所以我所有的西装也都带着一种摩斯风格。他的店在莱顿,果酱乐队成名之前,没有钱去萨维尔街(19)那样的地方做西装,于是就找莱顿的这个裁缝。如果你看果酱乐队的很多旧唱片的封面,特别是看看封面中的保罗·韦勒——他可真是个标志性人物——他们穿的衣服都是我那个裁缝做的。

事情的真相是,英国人改变了太多、太多。我来自拉丁文化的国家,葡萄牙离英国也就是两个小时的飞行距离,但葡萄牙对我来说就好像是另外一个世界。我想说的是,英国人近年来比以往更会表达情感了。以往,人们根本不会吻来吻去,但是现在大家总是用亲吻来表达感情。电视上,男人们吻对方,女人们也吻对方,每个人都在亲吻彼此。这完全是往另外一个方向发展了,我觉得这很好。记得刚来英国上学时,父亲开车送我去学校,我对他说:“千万别在学校门口亲我啊!”好像这很恐怖一样。在葡萄牙,每个人可都用亲吻来表达感情。

我遇见了许多不同的人,大多数都是严谨、保守的阿拉伯或俄罗斯客户。他们才是有钱人嘛。我在哈利街附近一家银行工作,客户会把各种各样的支票给我,要我把钱转进各种各样的银行账户里面。现在想想,他们可能是在洗钱吧。我经手过无数张支票,摸过千千万万个钞票信封,满伦敦跑。这份工作大概做了一年,感觉非常不错。因为我总是在外面跑,所以也总是可以偷懒。他们让我去处理这些支票,我弄完之后就直接跑到苏豪区的贝利克市集去,那里的市集可棒了。或者去卡姆登市场弄点复古装扮,不然就是肯辛顿……我就直接不回办公室了。他们说,拿好支票啊,下午见。我用一个小时处理事情,接下来的两三个小时,都是我自己的了。

我们已经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经历了爱尔兰共和军的炸弹袭击,但是现在七七爆炸案又发生了,人们确实感到不堪忍受:这都是什么事啊?把马德里爆炸案和伦敦爆炸案对比一下:2004年3月11日,马德里的火车上发生的炸弹袭击使一个政府下台了。每个人都知道,这样的恐怖袭击是当时的西班牙政府错误的外交政策导致的。这件事变得非常政治化,幸存者们也都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但是在英国,这样的事根本不能撼动政府。我们只想忘掉这件事。你要继续过活。把上唇抿紧,好好忍耐吧。

他们找不到我的,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手机,所以我消失不见,过足了瘾才回来。我只是想拥抱、体验伦敦各种各样的奇妙。我想体验艺术,其中最重要的当然还是时装和音乐。我曾专门去一些地方,就为了看看人们在穿什么,打探下一波的潮流趋势。我去的一些地方在别人看来可能有点远。在20世纪80年代去卡姆登……伦敦别的城区,比如埃塞克斯来的人会想,老天,那远在天边啊,更别提那里的人都疯疯癫癫的。现在,去郊区都是常态了。我那个时候就是专门跑到卡姆登,看看人们怎么穿的,看看自己能学到什么。先是模仿,然后用自己的方式做一些改变。我的衣柜里现在都还有那个时候买的衣服呢。我现在不穿了,但兴许能卖呢。

我跟很多人谈的时候,他们都说,希望自己在灾难发生的那天也一起死了,因为他们的生命因那件事改变得太多,已经到了让人根本无法承受的地步。他们会说:“人们不理解我。如果我也一起死了,可能身边的人也可以在没有我的世界里,继续美满地生活下去吧。”说出这样的话的人,心里都是很煎熬的,但这确实是他们的真实想法。

寻找穿衣风格,就是寻找自己的身份,归根到底都是年轻男人和女孩干的事——对,女孩也一样——在20世纪70、80年代,在那样让人压抑的地方,她们想要找到自己的身份认同感。我想,在20世纪70、80年代的伦敦,你可以把这种风气叫作城市的衰败吧。那时候的伦敦风雨飘摇,岌岌可危,但有许多种子都在那个时候种下。今日的伦敦都是从那个年代的核心发展而来的。你可以看一部电影,《漫长美好的星期五》(20),里面讲了爱尔兰共和军和码头区的故事。里面有鲍勃·霍斯金斯(21),他扮演一个伦敦黑帮成员,想要重建码头区。他的一个手下跟爱尔兰共和军有仇,杀了个爱尔兰人。去看这部电影吧,真的很好看。它里面展示的就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80年代初期的伦敦,而且就是在码头区取景的。你会看到那些被炸毁了的仓库,以及一个黑帮成员希望重建那块地方的愿景。这部电影会向你展示伦敦那个时候有多糟糕,还有跟现在的强烈对比。你会看到被炸得稀巴烂的那个时代的码头区——完全是废弃的状态。今天的一切都是在那个基础上建起来的。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你要能够面对这些突如其来的事,正常上班工作,还要尽到伴侣/母亲/父亲的职责,要跟一无所知的孩子们解释情况。不幸的是,很多孩子多多少少都听闻了事情的状况,可是这本不该发生,孩子们不应该经历这个。为什么会有人做这种事情呢?这种事情对亲历者造成的影响是永久的。甚至可能直到他们死去的那天,这种影响都存在。有时候,他们需要有人跟他们聊天,把这些感受谈论出来。我深深希望,如果他们将来在生活中遇到很不顺心的事,心里头能有个念想,知道他们只需要拿起电话拨打热线,电话那头就有人守候;他们可以预约一两个咨询,这样的倾谈和引导或许可以帮助他们拯救恋爱、工作、朋友关系或者家庭关系。你明白吗?除了生活中的烦恼,他们还会遭受一些不知情人的询问造成的伤害:比如有的人可能会说,天啊,你还在想着那件事吗?当一个人仍然在痛苦中挣扎的时候,这种问题尤其令人受伤,似乎自己的痛苦一瞬间就被人否认、忽视了。

(1) 骑士桥,伦敦市中心西部的一个商圈,哈洛德百货就在这里。

我们的许多服务对象就是那些失去亲人的人,从50多岁到80多岁都有——其中很多人都已经退休了——本来过着平静生活,却突然被儿女的丧生狠狠冲撞,这样的事情能把他们的整个世界搅乱。想象一下,你身边的某个人本来正常去上班,前一两天才跟你通过电话来着,什么都平平静静的,但是你突然就跟他彻底失去联系,不知道他身在何方。你只知道他在伦敦,除此之外,别无所知。你尝试报警,或者通过别的官方途径寻找他,却一无所得。你打不通他的电话,心焦之际,全市的通信系统突然都失灵了,谁都联系不上。当通信系统恢复正常时,人还是联系不上。这样的过程本来就已经够折磨人的了,然而又突然传来失踪之人的死讯,他的尸体上连四肢都没有。事情全乱了。你怎么办呢?

(2) 伦敦七七爆炸案,2005年7月7日早上交通高峰时间,在伦敦三辆地铁和一辆巴士上发生的炸弹恐怖袭击,造成52名乘客遇难,700多人受伤。

实际上,这样的事件可能影响了非常多的人。警钟敲响了啊!虽然只有52个人丧生,但是想想伦敦的人口数量,想想每趟地铁上有多少人——将近1000人——就让人后怕。所以其实事情完全也有可能比实际情况还糟糕。许多人的生命都受到影响,甚至整个人生完全改变。

(3) 《每日邮报》,英国现代新闻创始人北岩勋爵在1896年创办,发行量大,主要阅读者是蓝领阶层,在左派中产阶级英国人眼中是常以耸人听闻的报道夺人眼球的低级报纸。

伦敦七七爆炸案(2)发生后不久,我们建立了七七援助中心。中心的电话跟机关枪一样响个不停,又好像开了洪水闸门一样,最后,援助热线电话得24小时开放,我们用了两三周才适应。在经历过创伤的人当中,只有大概5%~25%的人会发展出创伤后应激障碍,其余的人都可以顺利度过。但是这些亲历者时不时会需要人跟他们聊天,或者生气时可能需要有人听他们发泄两句,又或者倾听他们对自己内心罪恶感的倾诉。他们回述的细节甚至会精确到分钟,还会描述血的气味、泥土的气味、漫天飞舞的各种东西的气味。

(4) 比约恩·博格(1956—),瑞典前世界排名第一的男子网球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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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乔治·贝斯特(1946—2005),英国北爱尔兰著名足球运动员,为曼彻斯特足球俱乐部夺得过欧洲冠军杯。

发生在哈洛德百货的炸弹袭击事件影响了我很长时间。这也是我决定做悲伤辅导师的一个原因。

(6) 伦敦桥,修建于1179年至1209年,是英国伦敦泰晤士河上一座几经重建的大桥,也是该河上28座桥梁中位于下游的一座桥,地处伦敦塔附近,连接着南沃克自治市高街和伦敦市的威廉王大街。伦敦桥是伦敦的象征之一,也被称为伦敦的正门。

后来,当我开始做这份工作时,姐姐告诉我说,炸弹袭击当天,她目睹一个男人的头被炸弹炸飞了。这么长时间里,她一直活在那幅恐怖情景的阴影里,但是从来没有人能够在精神上支持她,陪她走出来。

(7) 英国以前的辅币单位为先令和便士,1英镑=20先令,1先令=12便士。1971年,英国央行实行货币进位制改革,辅币单位改为新便士,1英镑=100新便士。

当然,到了之后,我发现哈洛德百货被清场了,但是不知道人被安置到了哪里。我没法进入骑士桥(1),于是绕到后面,看到有人聚集在一个仓库里,就想,可能姐姐也在里面。我走进去,她果然在那里。她吓坏了。我对她说,咱们回家吧。我把她弄上车,载回家后,就准备出去找妈妈。要知道,我听到的消息是在牛津街有一个炸弹爆炸了。我们找不到妈妈。那时候也没有手机,所以联系不上。情况就是这么令人心焦。我们正准备出门时,妈妈出现在家门口。我说,牛津街发生了炸弹袭击啊。她说,哦,有吗?她完全没意识到。那天晚上,我们四个人整整齐齐地坐下来吃晚饭,特别开心。我们感恩上天保佑。

(8) 不满之冬,1978—1979年冬天,英国发生的一系列严重影响社会生活的罢工事件。

我开始做这份工作的时候,脑子里全部都是1983年发生在哈洛德百货的爱尔兰共和军轰炸事件。那个时候我应该已经16岁了,还没有考到驾照。那是一个周六,我姐姐在哈洛德百货男装部值班。早上,父亲过来把我弄醒,因为我前一天晚上出去喝酒了还是什么的——那时候的我有点叛逆。我醒来问,妈妈呢?父亲说,她去牛津街了。我打开电视新闻,电视上说,哈洛德百货男装部发生炸弹袭击,我马上想,天,最好赶紧到那里去。我试着给男装部打电话,没人接听,于是我开着父亲的宝马迷你(还没驾照呢),像个疯子一样地冲到帕克巷上。我们家住在马里波恩,我听着电台,里面说,在牛津街也有疑似炸弹袭击。我当时想,奶奶的,妈妈和姐姐怎么在同一天遇上事情呢?

(9) 国民阵线,法国极右民粹主义政党。

保罗·皮门特尔

(10) 美国空军飞行服。

悲伤辅导师

(11) 李维斯牌牛仔裤的经典裤型,直筒,设计简单。

丹尼尔:如果街上出现一个很大的街头团伙,正常人的反应是转过身去看一眼他们在干什么。但我们是在伦敦,应该知道最好不要跟他们产生眼神接触,否则你就给了他们回应的机会。不用害怕,也不用把双手放在头上,然后战战兢兢地走过他们身边,只要跟身边的人继续正常对话就可以了——但是真的不要盯着看。

(12) 吉米·康纳斯(1952—),美国职业网球运动员。

林赛:我大概四岁时,我妈妈也教过我不要盯着别人看。现在我知道为什么了。

(13) 约翰·麦肯罗(1959—),美国职业网球运动员。

丹尼尔:不要盯着别人看。如果看到有点不同寻常的事,大部分人的第一反应是盯着看。但是千万别这么做。

(14) 摩斯文化,英文原文全名为“Modernism”或“Modism”,大多简称为“Mod”,此文化族群则被称为“Mods”。源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中伦敦苏豪区,出现后迅速成为第一个青少年次文化,并快速传遍全英国。最早期的摩斯族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是劳工阶级二代。摩斯族在青少年叛逆的年纪,因和父母的代沟、战后的不安以及英国郊区生活的乏味苦闷,而想在压抑的生活中表现自我,年纪轻轻就出外打工赚钱,追求时尚和标新立异。

妮姬:保管好随身物品,保持警惕。对的,伦敦真是一个教会人随时保持警惕的地方。

(15) 《面孔》,诞生于1980年,在2004年倒闭,曾被誉为英国潮流文化圣经。

林赛:要学会怎么过马路啊,要用正确的方式过马路。到处都车水马龙的,你也知道有多少人在街上被撞甚至死掉的,这很好理解吧。不要担心能不能学会代数什么的;学会怎么过马路吧,这在生活中可比代数更重要。

(16) 谢泼德丛林,伦敦西部的一个区域,隶属于伦敦哈默史密斯—富勒姆区。

丹尼尔:说得好。其实需要知道的有很多。我希望他们聪明点。怎么说呢,他们如果来伦敦,可能会觉得这里很可怕吧,因为媒体上总是各种渲染啊。你会听到类似“来到伦敦,你在街上很有可能会被人捅一刀”这样的话,又或者是如果在街上看到一个黑人,他穿着卫衣,套着帽子,你就得离他远点什么的。但是像我们这些住在这里的人,就知道实际情况究竟如何,我们不害怕,也不会总是小心翼翼。有时候谨慎点还是好的,因为什么时候都有可能发生出人意表的事情,但是我们不会特别害怕。怕只怕有的从伦敦以外来的人,到了以后容易在街头遇上一些事。他们可能会觉得伦敦是一个很有魔力的地方,或者说可以在街上乱溜达而啥事都没有,但其实也并非如此。我觉得有点街头智慧还是很重要的。

(17) 保罗·韦勒(1958—),英国摇滚歌手,果酱乐队成员之一。

妮姬:要学会怎么读地铁图啊,绝对的。

(18) 果酱乐队,英国摇滚乐队。

我在南伦敦一家学校的外面,天下着雨。孩子们一波波地涌出来,一个警察在学校门口跟家长们说着什么。孩子们手里的手机屏幕开始亮起,各种各样的手机,好像都重生了。孩子们背着帆布背包,戴着露指手套,发夹拢着稀稀拉拉的乱发。黑人孩子们聚成一群,白人孩子们也聚成一群。戏剧室挂着黑色窗帘,还放着打着光的小讲台,加上垒起来的椅子,产生了一种令人安心的熟悉感。下午,这个房间要用作一场辩论赛的会场。最前排有四张椅子,还有几排椅子是安排给从别的学校过来参赛的人坐的,旁边的一张桌子上放着奶酪片、洋葱圈和塑料盒装着的果汁饮料。有几个学生走进来,用怀疑、甚至有一点进攻性的眼神打量着我;我顺势问他们:你们认为一个伦敦人,或者说一个来自别的地方、却想在伦敦安定下来的人应该要知道什么呢?

(19) 萨维尔街,世界顶级手工缝制西服圣地。

妮姬,林赛和丹尼尔

(20) 《漫长美好的星期五》,1980年上映的英国电影,讲述英国黑帮的故事。

学生

(21) 鲍勃·霍斯金斯(1942—2014),英国演员,曾获奥斯卡最佳男演员提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