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一切都结束后，我们对那家人说，其实，这也是我们第一次接生。那个丈夫笑了。他说，哎呀，真看不出来啊。真是让人松了一口气。我们假装的冷静再次起效了。
我第一次带学生出去轮班作业时，还一次都没有接生过。我们当时在里士满公园，那天我负责开车，而我的搭档负责作业。我们走到现场，那个女人非常友好地说，很抱歉把你们叫来，我知道这不是很紧急，但我一般分娩速度很快。上一次生产从阵痛到生出来，整个过程才用了30分钟，所以我不想冒险等待。我们说，好的，没事，我们带齐了工具。我让搭档看了看开宫口的情况，与此同时，我把一些用具拿出来。这时候，宝宝的头已经露出来了，我们决定即时即地帮她接生。关于是马上去最近的产科中心接生，还是即地接生，是有几个指标的。让宝宝在救护车里出生不是一个理想选择，因为车里又挤又脏。于是我们跟她解释，她现在的情况良好。实际上她非常放松，没有哭，也没有喘粗气，非常冷静。她以前生产过，这已经是她的第三个孩子了。过了一会儿，她的丈夫对我们说，你们知道吗，上次救护车来的时候，那队人居然从来没接生过孩子呢，你们能相信吗？我们看了看彼此，然后说，哦，是吗？那可真糟糕啊。哎呀，宝宝出来了，把脐带剪断。最后，我们把宝宝递给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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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天谢地，我在接生工作中还从来没有出现过意外状况，因为我们做过两天的产科培训：第一天培训技师课程，第二天培训护理课程。我们知道如果出现意外状况该怎么做，但我们永远不希望自己真正面对这样的情况。
我最近经历了一次病人心跳停搏的状况。一开始，病人只是胸痛，有可能是心脏病发作，也有可能只是咳嗽——归类其实都一样。于是我们去了绍索尔的一栋政府廉租房。那是一栋阴冷的旧公寓，一排都是那种三层混凝土公寓。当时应该是晚上10到11点吧。病人40岁。首先，你会根据电脑提供给你的信息做出假设：40岁男子，胸痛。40多岁的人通常不会发心脏病，所以我们以为这次不会是什么很严重的情况，但还是以最快速度抵达该地。我们到那里才了解到，原来这位男子有心脏病史，曾有过三次心脏病发作。我们到的时候，他好像正从死亡里慢慢苏醒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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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有心脏病发作的典型症状和体征，脸色苍白。他是黑人，但看起来一点都不像黑人了，整个人都虚脱了，浑身发抖，冒汗，反复告诉我们他的胸口有一股紧绷的疼痛，这股疼痛还蔓延到他的两臂。我们车里有一位急救员来自快速反应队，他先于我们到了这里。我们共同决定给这位病人做个心电图，于是当场给他服用了阿司匹林，再开始移动他。心电图清楚显示他是心脏病发作。于是我们把他放上担架，抬下楼梯，一路上气喘吁吁，因为他可真的不轻。
即使从让员工保持情绪稳定的角度来说，用几分钟跟别的同事交流工作上的事，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会面对很多令人感到压力巨大的状况，你总要时不时放松、发泄一下，也要确保自己已经为病人做了你能做的一切。这就是我们想要的全部了，虽然要求不多，但真的非常重要，尤其是现在我们已经很少能看到急救站了。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完成一次任务之后马上就可以休息一阵，你还可以回到急救站里喝杯茶，跟其他同事一起坐着看会儿电视、开开玩笑之类的。以前是这样。但现在我们越来越忙，这样的机会就很少了。
我们有些病人非常重，这不是偶然，你知道，如果你有160公斤重，那你的心脏状况肯定不佳，身体其他部位也一样。麻烦在于，如果是沿着一条直直的楼梯把这样重的一个人抬下去，两个人或许还能顺利办到；可当你在一座充满各种犄角旮旯的、老旧的维多利亚式房屋里，把人抬出来就很困难了。更糟糕的情况是，在雨中，在夜里，把人从火里抬出来，你会一直担心病人会不会摔下来。幸亏我还从来没有把人摔下来过，但也有差点就摔了的情况。我只要打个踉跄，稍微失去一点平衡，我的搭档也会失去平衡，这样肯定就都摔了。
现在，我们每天接到的出车电话大概是十年前的四倍，但救护车的数量并没有相应增加。所以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疲于奔命。在清晨，你可以用几个小时放松休息，这意味着你正在为下一个工作任务随时待命，只是暂时还没有接到任务，但这种情况极少。他们会想办法让我们这些员工办事越来越高效，在某种程度上，这也能够理解。不过，你在把病人转交给医院之前，还得填写一些材料，特别是在病人的情况非常不好的时候，你得确保你已经把你能想到的关于这个病人的所有情况都写下来了。要做完这一切，多多少少也要花半个小时。如果你是个吸烟者，还想抽根烟，那你就得花33到34分钟啦。是啊，而他们希望你在20分钟之内就进入到下一个任务里，又不断要求你记录自己的迟到情况。20分钟的转场时间真的很紧张啊，尤其是在你每次轮班长达12小时的时候。有时候你真希望自己能有45分钟的休息时间，但十有八九是不可能的，因为大家都太忙了。所以你能在填完材料之后的5到10分钟里赶紧吃点午餐，或者跟同事聊聊，都是很宝贵的。
好，我们抬着他下楼，把他放到救护车上。我给他建立静脉通路，注射吗啡止痛，我的同事则同时给他服用氯吡格雷——一种抗凝药，可以防止血小板凝集造成血栓。病人正漱口时，突然就心跳停搏了。这是我第一次目睹同时从心电图上看到心跳停搏，也就是说，我们已经将他和监测器连在一起，是看着他的心跳停搏的。我们马上给他做了我之前从未做过的心前区叩击，而且自这次之后，我也再没有做过。
通常来说，我们轮班作业，开车的和作业的轮着来。我想，大部分人会对我们要出车的次数感到很怀疑，甚至还会冷笑几声吧，可是我们真的出了很多车，虽然很多情况不是急救。比如有些病人其实可以等几天去看全科医生就能好的，还有只需吃几颗扑热息痛药，睡一觉看看第二天感受如何的情况。出这样的车会让你疲惫，你还要花许多时间在急救车后部或在病人家中实施救助时跟他们沟通——也就是说，你只要不是在开车，就要花很多口舌来维持专业表现，但实际上你可能只想说一句：“拜托，自己振作点行吗！”出车的电话响个不停，大家都对急救车求之不得。假设有个14岁的孩子呼吸不过来了，而我这时却要跟另一个人维持礼貌的对话，仅仅因为他刚刚碰伤了脚趾。你会忍不住想给他一巴掌。关于这一点，我不想撒谎。我负责开车时，这些事情就不用管了。你可以把你的“系统关闭”，不用听他们在讲什么，也不用大费口舌。你还是需要帮忙，帮着做点事之后，你就坐到前排，开车去医院，泡茶，清洁车厢，前往下一个目的地。除此之外，顶着蓝灯驾驶，也是很好玩的。
心前区叩击就是重重地击打病人的胸部，因为这样才能产生足够的能量来让心跳重新起搏。我们做了，没用。于是我们马上用心脏除颤仪对他进行电击，他恢复了正常的窦性节律。因为病人经历过好几次心脏病发，所以我们可以把他送到专科中心去做早期血管成形术。离我们最近的医院是哈默史密斯医院，但那里离我们也很远，但把他送到那里才能立刻解决问题。在那里，病人会被直接送进导管室，医生会用一条线穿过腹股沟，疏通冠状动脉。这样做非常聪明，但因为他当时心跳停搏，呼吸道受阻，我们不可能那样做。所以我们要把他送到那家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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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想尽办法疏通他的呼吸道，直到他吐得到处都是，但又担心他可能会把呕吐物重新吸回去堵塞气管。我们把他送进急救室时，他恢复了意识，开始意识到发生了什么。那家医院太糟糕了。一般来说，区里的综合医院都不太好，员工经验不足，也没有专家坐诊，尤其是在晚上。没有会诊医师，所以他们只抽了点血，对一些事项进行了确认。在这之后，可能要等一个小时或一个半小时，他们才能决定要不要转移这位病人，而这样的决定我们十分钟以内就能做出来。麻醉师检查了病人的气管，气管没问题，于是病人在五分钟之内被送进导管室。后来，我们听说病人已经完全康复，回家了。
关于产科，有人说，在某些文化里，男性参与接生是完全不可接受的。但我接生过印度宝宝、白人宝宝、黑人宝宝等等，这些从来都不是问题。
那次的工作真令人感到满足，这就是我们加入急救服务队的初衷啊。有这样好的结果发生时，我们感觉好极了。
我原以为文化隔膜会是一个很大的障碍，但文化隔膜其实并没有那么严重。有人告诉过我们，进清真寺需要脱鞋，但我们不能脱掉靴子，因为它们是安全靴，鞋头是用不锈钢做的；所以我们进清真寺时他们给了我们一些鞋套，有点像浴帽的东西，套在鞋上。我还从来没碰见过文化造成大问题。如果有人叫了救护车，大家就会知道这是出了紧急状况，人们会说：“直接进来吧。”这不是什么问题。那些男女有别的地方也是一样。
根据结果，我们的工作主要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比如你成功接生了一个宝宝，或者你本以为没有希望却成功救了别人一命，再或者你听闻自己急救过的病人已经完全康复，这种就属于欢欣鼓舞型工作。第二种，比如你把一个只是在咳嗽的人送进医院，这种情况不是很紧急，你做了之后就会觉得很无聊，所以它属于乏味型工作。
我知道伦敦是个混杂的城市，但我以前实在不喜欢那种族群聚居。去年，我在汉韦尔工作，那地方就在伊灵附近，等于是在绍索尔的门槛上，完全是另一个世界。那个地方跟我看到的伦敦其他地区都不一样：你开车经过高街和百老汇，一张白人脸都看不见，但你会看到所有的杂货铺和商店都涌上街头，人们从敞开的橱窗里叫卖食物。那种景象迷人、独一无二。我竟从未见识过这样的地方。我一直认为，伦敦相当混杂，人跟人都紧挨在一起。但这样的景象着实令我大开眼界。这跟我在奥瓦尔工作时见识到的一样，很多非裔加勒比人聚居在一起，他们跟其他地区是隔离的。
最后一种属于难以接受型。这种类型很重要，任务一般比较严峻。我只在工作中哭过一次，那次，我们没能把一个婴儿救活。那是在伊灵。我当时还是个新人，努力做着我该做的事，而我的搭档也是我的同班同学，我们俩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我把这件事记录在案之后，就离开了现场，点了一支烟……真是无法接受那样的结果啊。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与人交谈，跟各种各样的人交谈，跟很多我从未接触过的人交谈。跟那些凌晨三点躺在贫民区、想办法看清你脸的酒鬼交谈；跟那些身患绝症的临终老人交谈。我觉得救助孩子是一项很难的任务。在这之前，我完全没有救助孩子的经验。我觉得，对大部分急救人员来说，健康状况很差的孩子是最令人恐惧的，因为很难对他们进行评测。他们的情况经常急转直下，而且你要跟他们的父母打交道。对啊，有些人根本不会说英语，也增加了困难。你要靠电话那头的翻译或者手语来帮助他们稳定情绪，同时采集他们的疾病信息，并且全程保持微笑。
丧葬承办人
我们坐在夏洛特街上的一张桌子旁，时近中午，周围是来往穿行的车流——穿着西装的人骑着鲍里斯自行车(5)拐进旁边的斯卡拉街，那里的单车停放架上满满当当的全是自行车。大家开始骂骂咧咧，说着市长和共享单车计划的坏话。离我们不远处，一个亚洲男人两口就吃掉一整个鸡蛋芹菜三明治，好像他整个职业生涯都在练习怎么快速吃完东西；卡车在他身后轰鸣而过，往拉斯伯恩广场开去。
约翰·哈里斯
地点不同，工作的具体内容也不太一样。在绍索尔(4)，你会遇到很多医疗问题。打比方说，南亚人更容易得心血管疾病，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处理心脏病发的问题，或者呼吸道问题。在最贫穷的那些地区，会有很多药物滥用的问题，所以我们处理的可能是海洛因服用过量的问题，而这样的问题在伊灵基本上闻所未闻。如果是在市区，比如威斯敏斯特或者伦敦西区，那我们救助的很多都是游客。我想，很多外国人都会对我们的服务印象深刻吧：救护车会在你呼叫后的八分钟内赶到，不管你来自何方，不论你姓甚名谁，而且免费。
我们坐在他的办公室里。办公室位于坎宁镇他家族开设的殡仪馆里。书架上放着两个版本的《美国死亡方式》。固定电话轻柔的铃声跟他手机的铃声此起彼伏地响着。天气晴朗。我们在外面兜圈走着，他拧开了竹架子旁边的中国式小喷泉。
我们哪里都去，这也正是这份工作的好处之一。我去过银行的保险库，去过卖汉堡的小车和豪宅，真的是哪里都去过。还有公园——有一次我在公园里接生了一个孩子，那可真是有趣。你能去很多别人从未去过的地方，比如圣潘克拉斯的欧洲之星终点站，那里也很有趣，因为法国警察不太情愿放我们进去。
我的曾祖父最开始做这门家族生意。当他把自己的名字放在上面的时候，我们的事业就开始了。他是个顽固的人，事事都必须分毫不差。他从来不把自己看作一位真正的商人；谁要想这样看待他，首先得把他拉出去给他一枪。他是一位丧葬承办人。就算把他撕成几万片，每一片的他也还是一位丧葬承办人。要想把这份工作做到十全十美，就必然会增加成本从而损失一部分利润，然而这正是曾祖父坚持的事情，这种对工作全心尽责的传统也成为他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他的原话是这么说的：“一位丧葬承办人要把这份事业当做毕生的使命去做，而不是为了面包和黄油才去做。”他的意思是说……你做这份工作不是为了钱，只是生而为丧葬承办人，就要把这份工作做好。有趣的是，后来他声名远扬，大家都知道来这里办葬礼会得到高标准的服务。这其实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生意。最后，他也不需要去打广告，只要把门打开，自然有生意进来。人们自然会来找我们，而我们其实也不可能搬迁位置。如果你是在伦敦东区出生，你也会在伦敦东区死去。每个人都知道葬礼是怎么回事，大家也都会谈论关于葬礼的事。你知道，葬礼一般都很隆重。对于工薪阶层，你得给他们办得像模像样。我们不需要上黄页，也不需要在电视上搞些花哨的广告。
佩里·鲍尔
我从18岁进入这个行业，到现在已经37年了。我们做过一些教会广告，这是为了跟教会维持良好的关系。那时候我们在东区的生意非常好。很多外国人从战时或者战前来到这里。有波兰社群——一直都有——这里毕竟是码头区嘛。世界上任何一个码头区都会有很多移民。你说说看，世界上有哪个大城市没有华人社群呢？华人总有一块地盘。越南人、波兰人以及一些加勒比人同样如此。所以像伦敦这样的港口城市，自然也会有这些小聚居区。但那个时候，他们的数量还不多。
急救护理人员
到了今天，移民数量几乎呈现量子级别的增长。就我们聊天的这个当儿，肯定就有几个外国人搬到这片区域。他们大量涌进来，把很多地方变成聚居区。这里人口流动性非常高，新来的人无一例外都是外国人。他们不知道我们是干嘛的。熟悉我们的人都搬出去了。昨天我去了一所房子，那家人是老东区人，现在搬到了克拉克顿，他们家里有人去世时，一定会请我们克里布父子公司去办丧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也在搬迁。我们在本弗利特和滨海利都有办公室。我们一直在跟进东区人的生意，因为我们在东区人那里有优势。第一代人搬出去之后还是会回来找我们，但第二代人不会知道克里布父子公司。所以我们必须趁着第一代人还在的时候扩大影响力。我们可以在埃塞克斯开展生意，还有皮特西和巴兹尔登地区，那些地方都有很多东区人。如果我们去那里，还会有很多人找我们，因为我们有克里布父子公司这块招牌。我们还有时间把我们的品牌知名度扩散到下一代，那样我们就能延续这桩家族生意。但如果我们现在不把握时机，以后肯定没戏。
在他死后，我有好长一段时间都在想，可能我要搬离伦敦，到乡下生活。这也是这座城市里90％的人在90％的时间里的梦想。这是一种持续性的愿望。总有一天我会这么做的。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但是四年过去了，我还没有这么做。
然后我们得好好考虑：我们既然已经在这里建造了这座雄伟的大楼，就要想办法让人们来这里找我们，而不是都跑到埃塞克斯去找我们。我们要让人走进我们在这里的这扇门。不管问哪一个丧葬承办人，都肯定会得到同样的回答：既然办公室在这里，肯定是希望能从附近的人中间招徕生意嘛，不是吗？如果弄不来其中一半的人，那总还有剩下的一半呢——那究竟要怎么接触他们呢？
发生在汤姆身上的事情并不典型。我是说，那种住在伦敦不安全的说法实际上是鬼话。从概率上来说不成立。从经验来说也不成立。媒体会渲染，让你觉得这样的事情是典型，它随时可能发生在你身上。我想，这座城市里有一个巨大的问题，是媒体的问题，不管是伦敦的地方媒体，还是那些以伦敦为中心的国家媒体，他们通过煽动恐惧增加报纸的销量，而糟糕的是，这些媒体被用作控制人民的器官，限制人们的期待、希望和自信。在这方面，伦敦的情况比这个国家其他地方的情况都要严重。我认为从经验上来说，被雷击两次的概率微乎其微，接近于零。同样，我这位好友在一次街头抢劫中被谋杀的可能性非常小。他没有做任何蠢事，只是非常倒霉，这种情况再次发生在我或我认识的人身上的可能性更小。
我们可以跟东欧人合作。我们现在正是瞄准了波兰社群。我们观察了波兰人的办事方式：他们只是开车来接收尸体，然后就直接离开。目前居住在这一块的波兰移民都是工薪阶层，他们大部分人的小房子得住五六个人。他们在英国可能会同时打两三份工，这样一下子就能赚到300至400英镑。这400英镑放在波兰是个什么概念呢？——波兰跟英国相比，薪酬差距有16倍之大。他们赚来的钱不会存在英国，而是都流回波兰。我们看到许多车来往于波兰和英国之间，每辆车里都坐了四五个人，每四五周走一趟。钱就是这样跟着他们回流的。
他下了班，准备回家见未婚妻；他沿着巴瑟斯特花园走着，突然被两个十七八岁的家伙袭击。他们用刀砍他，他还击，因为那是他的本能，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他们管他要钱；他给了他们一些钱，把钱包也给他们了。我不记得事情的先后顺序是怎么样的，反正他们抢劫了他，而他确实给了他们一些钱，但没有全给。他们就再次攻击他，他还击，然后他们沿着街追他，把他砍倒。他们砍他的后腿，砍断他的腿筋，最后把他生生捅死。这两个人最后拿到的不过是20英镑和一张牡蛎卡(3)而已。这就是这场谋杀的全部“价值”。
我雇佣过一个波兰女孩，我让她去联系所有的波兰丧葬承办人，提出帮他们做丧葬服务，电子邮件、传真、电话都用上了。如果没有我们来提供服务，他们得大老远从波兰跑来，在这里花掉一整天时间，更别说还要去大使馆弄身份文件什么的。但只要联系我们，这边就能帮他们去接收遗体，然后涂好香料防腐，还能帮忙处理那些身份文件，他们只要有个人直接过来就行。本来可能需要三四个丧葬承办人大老远到英国才能带走遗体，现在只要让一个人来就行了，而这个人一次可以带四具遗体回去。做一次这样的服务，我们能赚到2先令(6)。你可能会问，为什么要为了几先令做这样的事呢？答案是，再过10到15年，波兰人社区会发展起来，而波兰人口会是大量的。这些人还是需要葬礼，并且肯定还是倾向于进行土葬，那好棺材肯定少不了。他们可能会成为克里布父子公司下一代目标客户的中流砥柱。如果我们在波兰社群或者是立陶宛社群里面立住脚跟，公司就能够流传下去了，不是吗？
他叫汤姆。那是2006年1月，他是被人突然袭击的。他那时候在肯萨台站以北的一条公路上买了一套公寓。他是一名年轻的律师，那时才31岁，正在下班回家的路上。他预备在当年6月结婚，那个时候在筹备婚礼。我到现在与他的女朋友还有联系，也就是他的前未婚妻，我们很熟。实际上，是我介绍他们认识的，所以我在他们在一起之前就跟她是朋友了。
印度人、锡克教徒，还有很多非洲国家的人都有对遗体进行洗涤的传统。他们族群里任何一个普通的丧葬承办人，其车库里肯定都有这套装备。我们在比较干净的区域做过洗涤，可以直接用花洒，也可以用瓶瓶碗碗装水来洗，想用什么方式都有相应的装备可选。来什么人，我们就在墙上放什么神。对待这件事，我们是很认真的。
那件事发生时，我24岁，那是我生命中对死亡最直接的体验。大概八年后，我在中学和大学时的一个好友在肯萨绿地被谋杀了。
我们这里也存放过中国人的骨灰，他们的文化很独特，认为骨灰不仅仅是骨灰。对他们来说，人是有两个灵魂的，去重生的灵魂是其中一个，归我们这里看管。有些灵魂会跟骨灰待在一起，留在这个国家。所以在这里存放骨灰，灵魂的一部分也跟着骨灰住在这里。为了让中国人也能来这里使用我们的服务，我们就设立了这套设施。留在这里的灵魂是需要照顾的，所以他们会带酒水来，为先灵点香，这就是他们的祈祷方式。吃的喝的都要有，因为这会让先灵快乐。中国人的丧葬，每次到场吊唁的宾客会有60到80人，这样他们都能看到我们设立的骨灰堂。我知道他们在别的地方肯定无法得到这样的服务。菲律宾人办丧事时则要通宵守夜。他们会把食物带来，跟遗体通宵坐在一起，每次葬礼到场的人能有200到300人。普通的丧葬承办人可承载不了这个体量的来客。每次有菲律宾人办葬礼时，我们都把最大的房间留给他们，里面可以坐60到70人，过程完整而美好。仪式过后，他们就可以自己掌管那个房间——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已经下班了——他们接手继续接待，把桌子什么的都摆出来，摆上食物，搞得像在自助餐厅一样，然后在那里守一整夜。我们就是这样，会根据客户的文化提供服务。他们可能会待一整个周末，到了周一才回家，这时候我们就负责把遗体寄送回菲律宾。菲律宾社群的人口基数很大，但以后也可能会减少。年轻的一代可能不会想把遗体寄回菲律宾。我们寄送的菲律宾遗体年龄大约都是50、60或70多岁的。他们都在菲律宾出生，家人都还在家乡。年轻一代则都如英国人一般了，他们想在这里受葬。我们也做过几场跟非洲的有点像的菲律宾葬礼。现在这代人里面95％还是希望叶落归根，但年轻一代就并非如此。到了第三代，应该全部都会选择葬在这里，所以这条客户线肯定会慢慢收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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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会知道我们吗？会来找我们吗？我们希望现在做的工作将来能带来回报。
所有人，不约而同的、即时的反应就是“离开”。每个人都想尽快离开。没人想留在那里。如果你开车经过一场车祸，情况就完全相反了。但在地铁站台，每个人都想赶紧离开，越快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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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看到那位姑娘尝试让身边的人让开。那个时候，在她身边的，除了我之外，应该还有四五个人。但我完全不记得她有推搡大家，让大家让开的动作。她只是用那声尖叫清出一条路。她那时离站台边缘大概有2米的样子。她得跑过去。她在奔跑之前就开始尖叫，她撞到列车上时，尖叫声戛然而止。
我绝对不会放弃，只是需要改变而已。一步一步走来，看到合适的机会，我就会做出改变。我们不是做出口贸易的商人，我们不是那种把产品放进货车，运到利兹然后出海去的商人。所以怎样才能一方面吸引更多客户，另一方面继续让这门生意正常运转呢？我们想，一定要做特殊而精进的业务，能够吸引人们从远方来参加葬礼。我们看向非洲。
我想，不管是想从山上跳下去，还是想在地铁北线的卡姆登站纵身跃下，从心理学角度来看，都是痛苦的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你的理性思维会与非理性思维、不可理喻的想法不断进行斗争。你在这个过程中把所有感觉释放出来，与自己对峙，一次又一次地做出正确的选择，然后你就走过来了。
我乘飞机去了加纳，看了看当地的状况，觉得我们可以把生意扩展到加纳去。在加纳，丧葬服务这门生意也很大，规模跟我们用马车运送棺材的时候差不多。以前，在一个周五的夜晚，父亲、格雷姆和我专门跑到荷兰去看他们有没有我们想要的那种马。到了周日，我们买了两匹马带回英国。回来时，马还要经过检疫，要30天后才能拿到检疫结果。父亲14岁前经常接触马，对马非常精通。虽然我不太懂马，但是总体来说还是知道好马的标准的。我们大老远跑到荷兰去买马，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英国没有这种好马。我父亲说，在我还小的时候，祖父办的马车拉棺葬礼可是绝无仅有。我们需要找回这种质量的马并带回英国来。父亲那时对他的马非常不满意，对走在那样的马前面感到非常羞耻呢。每当有人想要办马车拉棺的葬礼，我们就得去找一位老人家，他人很好，是专门跟电影行业合作的，给许多恐怖片供应过马匹。但是只消看看他的马匹就会知道，用来拍电影还行，但是要承担拉棺的重任，在人群中穿行，那可真是糟糕。我不是对这位老人家不敬（他已经去世），这些马对电影行业来说确实还行，但是对我们来说确实不行。祖父的马车队是绝妙的，所有的马都非常完美，马具一流，就连送葬人的穿着都一丝不苟。这就是我们能提供的服务质量，非同凡响啊。
这件事发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会在列车进站时转身沿着站台走动。我很乐意站在那里等，只是当列车进站时，我会转身走开，以防自己跟她做一样的事。这种感觉很像是站在高楼上往下看的那种眩晕感。你知道，那种眩晕可能会让你忍不住往下跳。你不是畏高，而是害怕控制不住自己。
出发去加纳时，我联系了一个当地人，这人说他们可以帮忙把遗体运回到加纳的村庄里，能提供这样那样的各种服务。到了那里，我们花几天时间看了看那里的太平间，然后马上意识到，这些东西都太垃圾了，我们绝对不会把自己的品牌跟他们挂钩。
列车的速度和她奔跑的速度结合起来，加上她那干净利落的跳跃方式，她是直接朝列车跳去的。她找准一个角度跳向列车，而不是横过去。她跳下去，击中目标。
我之前就听说加纳的情况很糟糕，事实也确实如此。到了那边，我觉得自己简直好像降落在了火星上。头几次出差，我住在宾馆里，那里住着南非人、澳洲人等，大部分都是做矿产行业的；还有很多黎巴嫩人、法国人和比利时人，也有一些中国人，他们都从事建筑行业。我在那里认识了一些加纳人，他们如果告诉我说一点钟会来接我，其实三点钟才会到——这是典型的“非洲时间”。过了几年，我就完全习惯了。
我想，这件事情要是从物理角度分析，一定包含许多不同的因素，你懂的，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这个女孩只是碰巧“做对了”，我是说，她下定决心，一定要“成功”。她应该花了不少时间观察列车，并且想办法搞清楚了做这件事的最佳方式是什么。因为如果你要做这件事，最糟糕的情况是你被列车碾过去，却仍然活着。
他们要用四五个月才能安排好一场葬礼，所以遗体就一直摆在那里，被冻得死死的。我们在英国的冰柜温度维持在6摄氏度，而他们的冰柜温度则维持在零下6摄氏度，搞得这里好像是冰岛的一部分一样。如果把遗体从冰柜里拿出来，它将腐败得非常快。要记得，他们要给遗体做传统洗涤，还要在守丧夜把遗体拿出来供大家吊唁。在我去过的任何医院，都贴着这么一个告示——你要提前三天告诉他们需要用遗体，他们得花一天来找到那具遗体，再用两天来解冻。而找错遗体还进行了解冻的事也经常发生。如果在遗体存放期间没有保持续费，他们也会直接把遗体从冰柜里拿出来。
我们这边的站台上一下子变得混乱极了。几秒钟之后，另一边的人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乱起来。我们三个人只是转头看着彼此，然后说：“我们赶快离开这鬼地方吧。”然后跑向出口。但所有人都在这么做。所以我不太记得自己是怎么离开站台的，我只记得我们冲向扶手电梯，想要走到卡姆登大街上去。我们都很震惊。我们跳上一辆出租车，继续前往我们原本计划的目的地，同时想搞清楚刚才究竟发生了什么。那幅景象停留在我的脑海里：列车开进来，开得飞快，但还不算太猛，然后是一声尖叫，一个人在奔跑。我一直想，她应该是一个相当漂亮的女孩子，留着长长的金发，但是明显已经露宿街头好一阵子。她看起来有些衣衫褴褛，穿一条破烂的牛仔裤，一件脏脏的棒球衫和一双球鞋。她面色苍白，但以前一定很美。我只记得她尖叫、奔跑、跳跃，然后就碎裂了。
我去过一个太平间，看到有遗体被放在地上，腐坏程度不一——因为没续费。简直像是周五晚上的卸货港一样。到处都是遗体，整个画面极度不真实。你真得看看那个场景，看看那些遗体的样子。从冰柜里取出遗体后，在给遗体进行洗涤、穿衣的二、三甚至四小时的时间里（时间长短取决于是谁在做这些仪式，这些人的动作快不快），遗体同时也在解冻。等到给遗体穿上衣服，七种肯特布都放在身边，所有东西都弄好之后，遗体都已经湿漉漉、血淋淋的了。真是恐怖。
我们在肯特镇上了地铁，然后去了滑铁卢还是南边的什么地方，准备从那里往沃克斯豪尔走。我们在卡姆登镇停留了一下，然后转车去查令十字车站，不去金融街那边了。那时大概是晚上八点，到处都是人。沿着地铁站台候车的人挤了里三层外三层。几乎每个人都喝了点酒，好多人戴着圣诞帽，女孩子们穿着高跟鞋。毕竟是圣诞节前的周六晚上，毕竟是伦敦，毕竟是卡姆登嘛。我们站得离地铁列车进站的位置很近，大概有一节半车厢的距离，也就是不在站台的最尾端，但非常接近它——我们当时想尽可能往前端位置走，那里不会太挤；我们就站在那里等车。地铁列车驶进站台时，我看到了车头，它开得很快，不是快得出奇，但确实很快。地铁列车从我的右手边开过，紧接着我听到左手边传来一声尖叫。一声决绝的尖叫。这声尖叫并不可怕，但引人注意。不是恐怖，也不是惊奇，它带着……完全的决绝。这是我能想到的最好的描述。我用眼角余光可以看到，在站台尾端——我们差不多是站在人群的最前面——那个姑娘从站台边缘跳下去，迎向开来的列车。她整个人基本上在车的冲劲之下四分五裂了，直白地说是这样。她不存在了。她瞬间变成了血、肉、骨，真的就是一瞬间。天知道这件事情对地铁司机造成了多大的影响……因为她直接撞在他面前。她和他之间仅隔着一面玻璃。可以说她的身体是直接爆炸、碎裂了，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被碎片溅到身上，但好像并没有弄到任何人或者任何东西上，因为列车继续往前开。
我当时这么想：我可以改变这里的丧葬服务现状。加纳的丧葬承办人做的事情真是太糟糕了。我们到加纳找到这块地，然后建了房子。（他把电脑屏幕微微倾斜，避开三月的阳光，让我可以看到他在加纳新建房子的照片；在其中一张照片里，他穿着丧葬仪式的服饰，全身裹着布，只露出一边的肩膀。）你看，这座房子里有一个餐馆，还有酒水吧台等区域，专门给那些远道而来的人使用。这是教堂，而这片区域是太平间和遗体洗涤处。我们现在把全部的规划都做好了，总共面积有1.4万平方米。我们代表的是克里布父子公司，而这就是我们的生意——克里布父子公司加纳分公司。
我当时应该是24岁，所以我们会在出去喝酒之前先在家里喝几杯，你懂我的意思吗？我跟两个非常好的朋友在一起，其中一个是跟我一起住的，另外一个住在南伦敦，跟我关系更好，认识的时间更久。那天下午他先过来，我们一起玩了一会儿；我很确定，我们之后就去了附近肯特镇的一家酒吧，喝了几杯。
火葬场技工
那是圣诞节前的一个周六。我家住在乔克农场，那天我要去南伦敦沃克斯豪尔邦宁顿广场的一家饭馆跟几个朋友见面。有人在那里搞生日派对，谁知道他为什么选那里。
斯潘塞·李
亚历克斯·布雷克
伦敦很奇怪。非常非常奇怪。但我已经得出这么一个结论：每个人、每个地方都有其奇怪之处。每个人都有些地方会让人觉得，“等等，这真奇怪”。这只是因为别人和我们的认知不一样罢了。他们也可能觉得我很奇怪。“看看这个怪人，他居然在火葬场工作。”你明白吗？又或者是：“他什么毛病？为什么不搞一份坐办公室的工作呢？”
目击者
大楼北边有几个火化炉，火化炉由斯德哥尔摩的托依堡公司制造。
离开时，我看到一个老人站在台阶上，用吸尘器清理着五彩纸屑。他每天要做好几次这个工作。他说他现在不能停下来聊天，因为下面第三级台阶还没有弄干净。他拉了拉吸尘器，继续吸着地上的三叶草和心形纸屑。
旁边是碎骨机。“好像一台巨大的转筒式烘干机，里面有七个不同型号的瓷制球，”他说，“这是用来把那些脆骨弄碎的。”碎骨机的右边，是一堆铁质或非铁质的托盘。“那是一小块髋骨，”他说，“那是更大一些的髋骨。那是眼窝。”大部分骨灰由一家荷兰公司接收，其他部分由朋友和亲戚接收。“他们会说，那是他的一部分。他们还因此在希思罗机场那该死的安检系统遇上过麻烦。不管怎样，那些人还是想把骨灰拿回去，他们会来认领。”这里冷得出奇，因为通过燃烧遗体给房间加热是不道德的。他的手套外层是用粗麻布做的，有点像用来端盘子的耐高温手套。附近有一堆用旧纸板做成的蓝色盒子。每个蓝色盒子里装着两三公斤的骨灰。“我留意到，有些名字在伦敦越来越少人用了，比如维奥莱特、希尔达、碧翠斯、埃德加、珀西、格拉迪斯、伊迪丝、埃塞尔和伊丽莎等等。”
我收到过婚礼之前的反对意见，但从来没碰见过在婚礼现场的反对意见。可能以后会碰到吧，说不定不久就会碰上，谁知道呢？婚礼过程中，或许会有人假装咳嗽或者发出一些声音，通常只是开开玩笑，而不是真正表示反对。我想，如果真有人在婚礼现场表示反对，我可能要心脏病发了。
七年前，我刚来这里工作时，我们一天要做28次服务。现在，平均来说是12到13次吧。现在的死亡率下降了。这也符合预测。这是因为年代的关系。一个年代的人开始死去，就会出现一波浪潮；然后下一个年代的人到这个岁数之前，会有一段间隔。所以死亡率会有高潮和低谷。另外，很多人搬离了这个地区。这里慢慢变成一个外国人社群，他们的丧葬方式不一样。目前我们处于死亡率低的时期，不久死亡率又会升高。
我们鼓励人们定制自己的婚礼。总的来说，大部分人倾向于传统婚礼，但偶尔也会有一些古怪的做法，挺好玩的。我曾经勉强答应一位新郎在他的婚礼上用竖琴演奏《当日比赛》节目(1)的主题曲。最近，我有一个同事来跟我说，你能不能去给那个婚礼做证婚人啊，新娘可能要用新郎的脏内裤来做点什么。我想，不，这不太合适吧，所以我们没有让他们这么做。还有些时不时让我感到尴尬的誓词。比如有一句出自约翰·库珀·克拉克(2)作品的话：“我想成为你的吸尘器。”整段誓词都是那个风格……问题是，当你在做证婚人时，新郎新娘面对着你，宾客也面对着你，而你让宣读誓词的人面向大家，所以所有的眼睛都盯着你和宣读人。你一定要面无表情，就算誓词里有什么让你觉得不舒服的话，你也不能表现出来。有时候会碰到一个不太有技巧的宣读人。这也很尴尬。我记得有一次，婚礼邀请了新娘新郎的一位朋友来唱歌，她唱走调了，而且一直唱一直唱，我还是面无表情，因为我不能表露出“感兴趣”以外的任何表情。所以有时候自己还得当当演员。
仔细一想，这事儿挺奇怪的，不是吗，因为业内人会这么谈论：“哦，你忙吗？”那你会说：“不啊……”这反而是一件好事，不是吗？！因为这意味着没有那么多人死去啊！但这毕竟是一份职业，人们的确会因为不忙而担心。很多丧葬承办人都会隐隐担心，毕竟这关乎他们的生计呢。压力挺大的。
我们如果怀疑，就要向内政部报告。但我们不会阻止婚礼。他们已经结过婚，或者虚报年龄，或者精神状况不达标等等，我们掌握了切实证据，才有权力叫停婚礼。但他们的婚姻如果没有明显不合法，我们就很难叫停了。毕竟，不为爱而结婚，也不是犯罪啊，不是吗？
对丧葬承办人来说，将遗体寄送回本国现在是一项大生意。有各种不同的案头工作需要做。我的意思是说，我并没有完全理解这件事。在有些文化里，葬礼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举行，这是他们的文化。所以每件事都要尽快做完。文件要集中起来，要尽早联系墓地，要尽快把墓地挖好等等。这些事情完成的速度简直惊人。
当然也有假结婚这档事了，有的人很明显是为了移民身份而结婚。我们一眼就能通过他们的肢体语言看出来。他们不讲同一种语言，而且有些文化天然无法相融在一起，比如东欧和巴基斯坦。他们什么都不必说，我们只要观察他们如何跟对方交流，就能知道他们是不是在假结婚。我不能举出什么具体的例子，也不能说什么具体的证据，但如果有人假结婚，我们真的能看出来。
我们这里不为特定族群提供墓地。不是说我们不欢迎他们使用我们的墓地，而是他们希望有一块专用墓地，把他们的家人集中葬在一起。我们没有那么大一块空间。政策也没有规定我们要为特定的人群提供特定的墓地。这里的墓地是为每个人准备的。我们不可能对某个人说：“你不能葬在这里，因为你不是什么什么人。”我们肯定不会这么说。
做结婚登记很复杂，因为你必须在登记日之前，给人提供很多信息，包括国籍问题，仪式顺序问题，要准备的离婚证明文件等等，以确保他们准备好一切。重点不仅是那些心形装饰、花、饮食服务、车之类的东西。我是说，法律事务是最重要的——我们负责给人们提供正确的信息，要结婚的伴侣则要把这些东西准备好，确保知道自己在干吗。整个流程很复杂，根据不同的国籍、移民状态、婚姻状况等等，情况都会有所不同。还有，他们是否来自国外也很重要，因为有很多人从国外来英国登记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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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伴侣关系是另一个重大变化。我刚开始做这份工作时，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给同性恋人举行婚礼。事实上，有一些员工——不是这里的员工，而是其他部门的一些人——就因不能接受民事伴侣关系而离职了。对他们来说，这太过分了。民事伴侣关系被法律承认始于2005年。一开始我们完全没料到会收到多少份申请，结果最后可能处理了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同性结婚事务。第一年我们就收到了很多份申请，工作量巨大，很多是等待了立法修改多年的老年伴侣。他们都已经70多岁，相伴了40多年；也就是说，在同性关系合法之前，他们就在一起了。民事伴侣关系开放登记的第一天，大家都非常激动。我们办了20场仪式，从早上八点开始一直到下午五点半。那天真的很累，但我们都很开心，因为我们参与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
最令人担心的事情，也是你最不希望发生的事情，就是出现流行病和传染病。我们担心过禽流感。这玩意，只要有人得了，就会在空气中传播，这是个大问题。我记得有一年，我们总共做了5,700次火化，那一年应该有很多人得了传染病。如果是大型传染病，火化工作需要在六周内完成。每个火葬场可能都要在六周内做5,000次火化。
用来举办婚礼的场地应看起来妥当、得体。有那么一两个地方申请被登记为结婚场地时被我拒绝了，因为那些地方真的不怎么样。我们在伦敦动物园举办过很多次婚礼，那是在爬虫馆附近一所漂亮的小房子里。选择来动物园办婚礼的人，你可以看出他们有着某种共同点。
在大型传染病流行的最后阶段，所有的丧礼服务都会被取消。你如果想要办丧礼，只能去教堂请求快速服务。一般来说，我们会安排灵车运送棺材。尸体在里面，直接送到地下室，准备火化。这一个进去，下一个马上进来。也许我们每间葬礼祈祷室都应该配一位牧师，这样我们接收到棺材，可以先做几次祈祷，再送尸体下去火化。这样会好一点。
这是巨大的改变。我们现在已经有130个场所了，这个列表还在不断扩充。凯莱奇酒店是最受欢迎的场所。里面有很多房间可供选择，有舞厅、会客厅，还有法式沙龙厅——当然了，如果你很有钱，这些都不在话下。我看过一些婚礼，整个会场都用鲜花铺满，真是浪漫。6楼还有一些小房间，是给那些想要说自己是在凯莱奇酒店结的婚、却……的人用的，你懂的。整个地方就是有一种历史感。能走进萨沃伊酒店那样的地方，或者丽兹酒店——我是丽兹酒店的常客，连门童都认得我——真是让人兴奋不已，你在一般的工作生活中是绝对不会常去的。
传染病控制计划的最后阶段是停止一切丧礼服务，我们唯一的工作就是接收棺材。几乎是一整车一整车地运进来。把很多尸体存放在无冷藏的地方是个大问题，特别是在由空气传播的大型传染病流行期间。我们一直担心着，因为这些尸体需要赶紧处理。当然，我们也得做好准备，我们自己也有可能得这种传染病。就算不会因此而死掉，也会因为得病而无法来上班嘛。所以我们整天想着：“还有谁可以来帮忙？有谁可以来培训？要是还有谁会操作这些机器就好了。”要学会操作机器，得先上一些深度课程，还要通过考试。我们这里会使用机器的只有五个人。如果有三个人病了，我们要二十四小时连轴转，怎么办？我们不能让剩下的两个人日夜轮班，这是不可能的。任何时候都至少需要两个人同时值班。
一开始，我们在威斯敏斯特大概有30个场所。我们想，传统做法得升级一下了，毕竟现在有人要在凯莱奇酒店这样的地方举行典礼，我们肯定不能把原本在登记处搞的十分钟仪式原封不动地搬过去。所以我们得尽可能为这些新婚夫妇提供更多的选择来定制婚礼，把简单的登记仪式变得更像一个活动。我们得为员工做一些制服，因为你如果要去这样一个好地方，肯定要着装体面——不是说员工们本来穿得不像样，而是要提升形象，毕竟我们代表着威斯敏斯特呢。
禽流感是最让我们担心的。但它还没有发生过。但愿它永远不会发生。但如果真的发生了，我们也可以应对。因为最大的担忧其实是，你要怎么解决……怎么避免像中世纪瘟疫发生时尸体堆积如山的情况？
在1995年以前，你必须在你的居住地结婚：你如果住在威斯敏斯特，就只能在威斯敏斯特结婚；你如果住在兰贝斯，就只能在兰贝斯结婚。限制还挺多的。你只能在教堂、登记处，或者经过官方许可的宗教场所登记结婚。规定仪式乏善可陈，誓词简短得有点敷衍了事。到了1995年，《批准场所法案》出来之后，情况才有改变，其他场所也可以获批成为婚姻登记的场所了。
伦敦经历过很多次这样的情况。希望以后再也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希望我们的医药能够阻止大规模流行病吧。不过，任何可怕的病毒都会首先击溃最脆弱的年龄层，也就是最年幼和最年老的那些人。在城市里，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存放尸体。有些火葬场只有一台碎骨机，他们可能就要依赖我们了。我们有四台碎骨机。但我们也可能需要依赖那些有八台碎骨机的公司。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们现在还是用钢笔和墨水来登记婚姻，仍然把名字写在登记册里面，格式和写法还跟1837年一样。这种特殊墨水是女王政府提供的，里面有一种特殊物质，能让字迹的颜色随着时间变得越来越深。很多墨水会随着时间褪色，但我们这种墨水叫蓝黑墨水，写上去的时候是蓝色，过一段时间会变成黑色。如果不小心把墨水蹭到衣服上，墨水肯定就洗不掉了。所以要很小心，千万不要把墨水弄到新娘的裙子上。有时候人们不习惯用钢笔，一下子写不出来字，他们就甩一下钢笔，结果墨水就溅得到处都是。过去几年，我们想办法把这种钢笔改造成圆珠笔，但始终未能成功。所以我们还在用钢笔。我们有一条电话线路，可以直接打电话给女王文具办公室呢。
(1) 《当日比赛》节目，英国国家广播公司的一档体育节目，每天播报当日体育赛事。
在这个国家，除非你是犹太人或教友会教徒，否则不允许在市政厅以外登记结婚。这项法律规定可以追溯到1837年，那时民事登记才开始，婚姻登记办公室也是在那个时候建立的。在那之前，结婚登记的地方可以是教堂，也可以是登记处。再往前，就是我们说的“秘密婚姻”时期：在那个时候，妓女们只要把年轻男子们灌醉，就可以跟他们结婚。年轻男子第二天醒过来，都不知道自己前一天晚上结了婚，而这些人通常都拥有各种财产的继承权。所以为了把这种混乱堕落的婚礼规范起来，我们规定婚礼只能在特定的建筑或经过批准的宗教场所里面、在早上八点到傍晚六点之间举办。
(2) 约翰·库珀·克拉克（1949—），英国表演诗人，被称为“朋克诗人”。
每个人，从王子王妃，到扫大街的人，都在这里登记结婚。威斯敏斯特包罗万象，一直延伸到贝斯沃特和帕丁顿，还覆盖了梅菲尔和贝尔格莱维亚。所以说，这片区域覆盖了富有到贫穷的巨大范围，所有人都在使用我们的设施和服务。几年前，我甚至给一个皇室家庭成员做了婚姻登记。我还经手过一个人，他是女王的远房表亲，长得跟查尔斯王子很像，甚至讲话也很像他，真是不可思议。
(3) 牡蛎卡，大伦敦地区通用的交通卡。
我走进老马里波恩市政厅。一位新娘左手拿着一捧粉色玫瑰花束，右手提着一个“办公室”牌鞋店的袋子，小心翼翼地走上前门的台阶。摄影师向路边慢慢后退，等着整群人走下台阶。男人们穿着闪亮笔挺的西装围在新娘周围——当一辆公交车从马里波恩路开过，新娘尽力让自己看起来平静。市政厅里，展板上写着婚礼通告，而在尽头的一间办公室里，卡思卡特穿着一套精致而保守的黑色西装，坐在桌前。
(4) 绍索尔，英国伦敦西部的一个地区，在行政区划上属于伦敦伊灵区。
艾莉森·卡思卡特
(5) 鲍里斯自行车，伦敦前市长鲍里斯·约翰逊在任时开始的城市共享单车计划，所有权归伦敦交通局，现在由桑坦德银行资助。
威斯敏斯特市婚姻登记官
(6) 先令在现行的英镑系统中已经不再使用，一先令相当于24便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