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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后记

所幸,校对本书的时候,我得到了数位好友的外援。布朗大学比较文学系的陈陆鹰博士德英俱精、复旦大学哲学系的王金林教授专治德国哲学,一有疑难,我便求助于他们,总是得到积极的回应,而且往往引出他们的妙论。正是他们的质疑或修正,我对伯林的解读从文体的层面下潜到稍深一点的深度。在此,我对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此外,我要真诚地感谢余婉卉同学:她帮助我统一了索引与正文的人名。最后,我要特别感谢主编刘东先生的信任:在读过我的一篇海外汉学的书评之后,他把一本影响甚巨的“小书”的翻译托付给一个他不曾谋面的末学。他的信任成为我前后校对四遍的动力。

本书的翻译不尽人意,但整个翻译和校对的过程却是一个磨砺我们的耐心和细心的反复合奏。我们四人相当于一个四重奏小组,每人各扬其长,却又能彼此应和。我曾是三位译者的老师。2000年,我有幸得到哈佛燕京的资助,前往哈佛访学一年。期间,除了进修与研究计划有关的课程之外,我还旁听了数门本科生的小型讨论课。在亲历了一番西文经典的炙熏,领略过多次师生间追问与辩难的精彩之后,我想与其临渊羡鱼,不如见贤——“效颦”吧。个人之力,虽无法撼动大的格局,但还是能够做点微小的改变的。回国后,我给本科生开了一门《英语小说杰作细读》,挑选了十篇具有诗性叙事特点的英语小说经典,引导学生紧扣文本,一字一句地细读。也许是教学方式未循宏大叙事的惯例,也许是文本内容超过一般中文系学生的英语程度,上课的人渐渐少起来,最终剩下包括三位译者在内的五位学生,结果却成全了我的实验目的。五位学生好学敏问,师生之间形成了一种亦师亦友的从游关系。当我第一次给研究生导读伯林的《浪漫主义的根源》时,我邀请三位译者旁听。后来,她们分别(先后)进入国内外名校读研或攻博。借助互联网,我们保持密切的互动,共享学术资源,交流读书心得。讨论最多的,也许就是伯林了。当得知刘东先生正约人翻译《浪漫主义的根源》,我便不揣浅陋,推荐吕梁、洪丽娟和孙易担当主译,自荐充当校对。坦率地讲,如果当时能够预知后来所要经历的那种踟蹰旬月、一词难求的窘况,我是断然不会有此冒昧之荐的。我未高估三位译者的能力,但的确低估了伯林文体的难度——它听起来平易(否则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方听众也不会准时打开收音机,一连数小时收听他在BBC做的广及哲学、历史、政治、国际关系等方面的即兴演说了),实则宏奥:长句的洪流,裹挟着巨量的观念、暗示、警句、引典、逸闻、考释、推断倾泄而出,从一个论题奔向另一个论题,情绪不断上升,观点不断加强,形成一个个兴奋的渐强音,最后涌向宏伟的高潮。如此豪宕的思想音乐,是听众跃上智慧星空的天梯,却是译者莫可奈何的天堑。

翻译是遗憾的艺术。虽然我们竭尽全力,但囿于学识疏浅,不免舛误,多有不逮,祈望读者恕谅,方家惠正。

如此富有音乐性的美文是很难译成另一种语言的。在近一年的翻译过程中,三位译者时时有言不从心之感;在一年又半的校对过程中,我不时有词不尽意之叹。使我们敬慕不已的伯林式的表达居然成了难以穿越的魔沼。如果说,原文的编辑为了保留伯林那种“令人心潮澎湃的文风”而刻意避免“精心修改”的话,那么,我们则需要特别的精心移译那些“近乎于飞扬和舞蹈”(尼采语)的句子。但是,无论多么精心,我们依然难以追摄伯林的神韵。如果说,在翻译大家那里,翻译是“殊语传深意,终然是夏声”的话,那么到了我们这里,翻译也许是此间有真义,执筌而失语了。

张箭飞

1965年,以赛亚·伯林在美国华盛顿国家美术馆做了一系列后来定名为《浪漫主义的根源》的脱稿演讲。1999年,经过伯林文稿的主要信托人和编辑亨利·哈代的“尽量不作改动”的整理以及适当的句法上的润饰,这些当初令听众魂销神醉的思想咏叹调转换为文字的华彩乐章,依旧保持了伯林特有的雄浑而酣畅的即兴风格。一连三届,我选用这本演讲集作为我开设的研究生课程《浪漫主义批评文献导读》的基础读物。每当念到一个个密集重复、内嵌层层悠长而澄澈的定语从句的排比句段时,我不禁要说:“这是天神眷顾天才的时刻:思想以急板的方式奔向伯林。”

2006年7月于东湖放鹰台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