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是否可以说，对她们而言，“女性主义”这个标签的内涵是政治的，而不是文学的？
你不能把消除偏见的过程从他们手里剥夺
包慧怡：我觉得阿特伍德还是挺介入政治的，除她以外，大部分作家，尤其是诗人、小说家，包括我自己在内，在政治方面都不太在行。当然我也意识到，无论我介入与否，我都已经生活在它的结果里了。但是作为写作者，我只能用自己在审美上能接受的方式去介入包括女性主义在内的政治议题当中。
包慧怡：其实我是在替她们辩护。我没有觉得不能给她们贴标签，但她们俩都激烈反对这一点，安吉拉·卡特在访谈里尤其强调这一点，而阿特伍德则是用一种调侃的语气回应。包括202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露易丝·格丽克，她们作为作家都不希望自己被标签化。因为一旦进入了“主义”，就意味着你可以被当作刀枪，用在文学之外的地方，之后就没办法写作了。作家对此在意、爱惜羽毛，我是可以理解的，我认为有时候也是必要的。如果只在纯文学的领域探讨，其实别人贴什么标签，自己是不必在意的，反正我不在意，因为你无法带着文学史的后见之明看待自己。考虑到她们俩所处的特定的年代，（贴标签）可能意味着像普拉斯自杀后被造成了一尊神，多出许多粉饰，用在本人原先预料不到、违背本意的地方。作家在这方面可能有一些警惕，不喜欢被归类，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们不是女性主义者。当然，这也取决于你怎么定义女性主义。
我个人最反感的可能是以“公知”的方式，当然“公知”这个词本身是中立的，只是我不喜欢直接摇旗呐喊这种方式，我不喜欢这样使用语言。在能力上，我存在知识盲区，要补课的东西太多；在审美上，我对语言可能有点洁癖。如果别人没有我这个洁癖，能够以这种方式起到好的效果，那也挺好的，我有时候也会转发。
新京报：在你较为熟知的作家中，安吉拉·卡特和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时常被贴上女性主义的标签，但你好像不是很认可这种做法，包括阿特伍德本人似乎也不愿承认自己是女性主义的作家。一方面我认为她们的作品是具有女性主体意识的，另一方面也觉得，贴上女性主义这个标签是不是把她们的作品窄化了？
我觉得如果发表斩钉截铁的判断和观点，那么潜台词就是希望别人也像我这么想，借此吸引同类，或者把异类争取为同类。可这与我所相信的是相悖的。在我看来，每个人得要得出自己的结论，“意见领袖”这种词在我这儿就是一个悖论，意见为什么会需要领袖？有种说法是，对于一些自己没有能力形成判断的人，需要正确的观念引导。可我总认为，每个人都能形成自己的意见，尽管现实中我也看到了许多盲目、偏激的观点，仿佛是未经思考说出的。可即便如此，也不能剥夺他们试错的机会，他们也许会为自己的偏见付出代价，从中吸取教训，你不能把消除偏见的过程从他们手里剥夺，告诉他一定要像我这么想才是对的。人不应该通过这种方式完成自我实现，或者说代替他人完成自我实现。
如果哪一天我改变了想法，我想怀孕生子这件事是能拓宽我的生命体验的——我不知道这样说会不会太轻浮——它能让我受苦。虽然生活已经挺苦的了，但它能让我感受千千万万女性所共享的另一种苦，尽管这种苦不是非尝不可，但受苦对成长是有价值的。这有些自私了，但说实话，我也不相信有任何生孩子的理由是不自私的。
归根结底，人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把握世界的真相？对我而言，这个真相是存在的，但它是在流动的，真相对每个人都会呈现不同的面貌。
包慧怡：在同理心方面，从概率上来说，在我的经验里当然是女性更具同理心，我也不知道这是文化塑造的还是与生俱来的，但事实就是如此。这恰恰是女性闪闪发光、需要彼此守护的一部分，此外最好在男同胞身上多培育一点这种sympathy（同情心）。我总喜欢说，sympathy的词根syn+passos就是一起感受、受苦的意思，要对他人的苦难多一点想象力。直观的痛苦，例如痛经，男性确实没办法真的感受，当然现在也有模拟产痛的体验，据说大部分男性在疼痛达到十级中的四级时就不能忍受了。我家属也预定了这项体验，想知道会痛成什么样子，虽然我不生孩子，也想试试看，体验分娩的痛苦。
我也会反思，如果想要改变世界，是不是这种直白的方式确实更加有力？但我又对隐形的力量充满信心，文学作品也许并不比摇旗呐喊弱，只是它作用在更幽微的方面，不那么容易用关注度来量化，需要给它更长的时间，更多的耐心。假设我写了一部作品，里面有独当一面的女性角色，或者描写了属于女性自足的世界，尽管我传递的信息不够明晰，但是我相信，读者理解了这部作品，也就理解了作者的立场。
新京报：倒不是说女性必然拥有相近的女性气质，更多时候是一种相近的生命体验把女性联结在一起，比如痛经，比如高潮，比如怀孕。另一方面，女性相对于男性在社会中所身处的“第二性”的位置，也让她们更能理解彼此，更能理解其他同处弱势的群体。
新京报：在我看来，女性拿起笔写作本身就是力量，只是方式不同。胡安·巴斯克斯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曾说过：写小说和写评论属于完全不同的写作，写小说是因为对人生有困惑，写评论是因为对人生很确定。当然，他说的评论特指社会评论和政治评论。
到底如何定义女性气质？长大之后我发现，和男性气质挂钩的都是褒义词，勇敢、决断，诸如此类，与女性气质挂钩的褒义词也不是完全没有，比如温柔。但在我看来，一个人，首先应该是一个“人”，Ta为什么不能既温柔又果决，既善解人意又杀伐决断？涉及写作，尤其如此。我翻译过的男性作家中，例如我喜欢的F.S.菲茨杰拉德，他们最吸引我的那部分都是有点雌雄同体的。假如我们把“对于外在世界的敏感性”称之为“女性视角”，所有作家都必然拥有女性视角，否则他们就没法完成自己的工作。但这又好像歧视男性了，为什么男性不能敏锐地观察外在世界？所以怎么走都是一条死胡同。不应该让某一个性别垄断某些优点或缺点。倒不如由作品或者我们自己说话。
包慧怡：反思他的这个观点之后，我觉得我永远不会写评论。我可能只有一瞬间的确定，这个世界对我来说太不可把握了，我对“存在的自信”本身都感到不确定，这方面伊丽莎白·毕肖普等诗人是我的同类。
包慧怡：因为我没有当过男性，我从小就是生活在这具皮囊里（所以我没有办法判断），我一直在想，大家口中所说的“女性”是什么？小时候我会有点焦虑，觉得自己女性气质缺失，性格比较野，跟着男生上树撒野，打群架，如果不是成绩好，老师应该会一直请家长，只不过我的成绩掩饰了这些事情，让我可以继续无法无天下去。
不要说五年、十年，就连一年之内，我的一些想法也在不断自我修正。我的理想是当一辈子学生，我更享受在讲台下面不断被打开、不断被刺激、不断突破自我认知的过程。在讲台上面，我多多少少有些“表演”的成分，因为我如果磕磕巴巴、不停自我修正，学生的听课体验会非常糟糕，我不得不呈现得非常确信，但我内心始终在为自己打问号，你有那么确定吗？你真的相信刚刚说的话吗？在这个意义上，我还是更适应学生这个角色，我不害怕边界被打破、重新去尝试，但我会对保持一个无懈可击的姿态感到恐惧。
新京报：你翻译了大量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伊丽莎白·毕肖普、西尔维娅·普拉斯等女作家、女诗人的作品，你觉得女性的身份会让你对女性作者有天然的亲近或更深的理解吗？
每一代人的具体经验都是在变化的，能传递的只有会自我生长的东西，就像播撒种子，直接给人一盆花也是不对的。教育是很难的事情，真正理想的情况是像苏格拉底那样，拥有始终处在对话中的生命。但在今天，那样一种对话已经不可能了，你没有办法让五十个人同时参与到你的生命里。讲台的设置本身，就已经违背了教育的理念，因为它代表着一个自上而下的单维传播方向，而能够自上而下传递的，要么是事实性的东西，要么是太过武断的观点。事实性的东西，学生通过自学一样可以掌握，教师要做的，是激发，而激发只有在双方平等的情况下才可以发生。因此，我对教师这个身份一直有一些怀疑，在我的理想当中，教学不是知识点的传递，而是一个点亮和邀请的姿态。
好的写作者都是雌雄同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