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她们的老师告诉我，有镇上的厂矿请她们去演出，给了三千五百元的出场费，五个孩子每人分到七百元，小学乐队老师帮她们管着这笔钱，如果她们需要用钱就可以和老师说。我看到每个女孩都买了好看的发卡，特别可爱。
2021年元旦之前，我去看望她们。本来有点担心她们会不会功课跟不上，想告诉她们好好学习，结果去了之后发现，所有的姑娘全长高了，全长胖了，两个小脸蛋红扑扑的。她们对我说，“老师你跟我们一起吃饭，食堂可好了，我们有饭卡”，“老师你知道吗？这边的白米饭是可以随便吃的”。很难想象，此前我们去家访时，到了那个小女孩家里，她奶奶就从山下拿来一盆土豆，我都不好意思吃，觉得我们一顿吃掉了人家三天的土豆。
至少这些女孩可以读到高中毕业，至少这些玩过电吉他、打过鼓、玩摇滚的女孩，不会像自己的妈妈一样被家暴。我觉得这就是互联网的意义，这就是多中心传播的意义。而我的女性身份让我格外关注这些女性。我的学术经历、我的生命体验、我所有的人生都无法和女性身份剥离。
第二支乐队因为在之后获得了更多关注，贵州六盘水市最好的中学将她们作为艺术特长生招了进去，专门为她们聘请了音乐老师，学费全免，有直接打进饭卡的生活费，一年还有四套校服，两套冬天的，两套春夏的，全部免费。
互联网的存在，让女性得以超越性别、摆脱肉身
她们的命运是真的改变了。我们去的时候，第一支乐队已经小学毕业，进入了镇上的幸福学校念初中，其中四个女孩成绩在年级前十，乐队主唱稍微差一点，也有年级前三十。老师希望她们能读高中、能上大学。如果没有这样的机缘，或许她们小学毕业就该嫁人了。
新京报：你此前曾公开表示，不太赞成在作家、科学家等职业身份前加上“女性”一词，为什么？
最初的两支乐队，每支乐队有五位成员，全是女孩。第一支乐队，老师一开始看女孩们都长得挺漂亮，就想为她们取名为“五朵金花”，女孩们拒绝了，她们给自己取名为“遇乐队”，“因为我们遇见了老师，遇见了音乐”。第二支乐队叫“未知少年”。我问她们：“你们都是女孩，为什么不叫少女？”她们说，“我们为什么不能叫少年，非要叫少女？”我当时特别感动，这帮小孩儿是天生的女性主义者呀！乐队中有一个女孩，她的父亲一直家暴，她就非常想走出家门，而只有在乐队里，她们才能看到走出去、进入外面世界的可能。
陆晔：对的，我不赞同。这是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的情况：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女性”必须强调出来，“男性”从来不用强调。因为人们默认男性是第一性，是一个标准，而女性则是打破了这个标准，所以需要强调。所以你犯了错误，因为你是女司机；你取得成功，也因为你是女学者。
这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寨子，百分之六十的村民都是彝族。最开始县里领导也来看过——“你们一帮少数民族的学生，玩什么摇滚，玩什么电子乐器？你们跳竹竿舞、唱饮酒歌就好了。”但是海嘎小学的校长特别支持，摇滚乐队也就延续了下来。
而在男女性别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的性别，所以我个人会有意识地拒绝性别身份。这背后的立场是我反对性别的二元对立，我反对所有的二元对立。我相信不管是职业成就还是撞车的事故都和性别无关，只和个体有关。
我在海嘎小学问过，为什么最开始的两支乐队全是女孩？他们说，其实老师是男孩女孩一块教的，但是学琴其实挺苦的，男孩坚持不下来，女孩子却可以。每天走两小时山路上学的苦，她们都可以坚持，学琴根本不算什么。此外，男孩在家中受到的关注更多，情感上的缺失比较少；而对于女孩来说，乐队就是她们的家，她们可以在团体中找到陪伴和情感支持。在乐队中，有人重视她们，有人陪她们聊天，在这里她们才能实现自我的价值。
新京报：但在另一方面，对于女性的强调是由于此前女性的被忽视。比如“Black Life Matters”（黑命攸关）运动就不意味着其他种族、其他肤色的人就不重要，正是因为本来所有种族应该同样重要，可是黑人感觉到他们被过度忽视了，所以才要特别强调。
陆晔：我此前和痛仰乐队一起去过贵州海嘎小学，他们有个摇滚乐队，是指导老师拍了短视频上传抖音、快手火起来的。除了乡村小学唱摇滚这件事儿很牛之外，更牛的是唱摇滚的是一群女孩儿。要知道贵州当地是特别重男轻女的，扶贫工程的公路修到了寨子边上，但是民居散落在各处，住在最高处的村民走到公路要花二十多分钟，再沿着公路走到寨子中间的学校就要一个多小时。在外面打工的父母，会给钱让留在村里的爷爷奶奶雇摩托车送家中的男孩一早去上学，而女孩们去上学就得自己走这么远的路。
陆晔：我觉得这不矛盾。当谈论一个个体时，我们不应该给Ta贴上性别标签，但在谈论这个群体时，我们必须看到这个群体被系统性地压迫了。而女性主义议题是在普遍意义上来谈的。
新京报：你可以讲讲自己在实地研究中遇到的女性改变自身命运的故事吗？
我认为年青一代女性对于性别问题、种族问题的考量，这种多元、平等、尊重个体权利的观念，绝对是社会文明和进步的表现。她们的表现特别出色，特别令人高兴。有一天我在微博上看到一个女孩抱怨：都说girls help girls，女孩帮助女孩，怎么我遇到事儿就没有人帮我？结果一大群人留言：当我们说“girls help girls”时，我们是要求自己做前者，看到姐妹有问题出手相助，而不是做后者，等待别人的帮助。这句话的重点在第一个“女孩”，而不是第二个“女孩”，我觉得特别棒。
我确实会本能地更多关注女性的命运。这也是为什么，尽管我在做短视频研究时关注的是职业可能性的问题，但在做学术演讲和公共演说时，我会大量引用女性的例子。快手上的“老四”（老四的快乐生活）和“手工耿”也很可爱，但我会特意强调的却是“爱笑的雪莉吖”“侗家七仙女”和山东快手村的妇女。对女性议题的关注，是和我自己的生命体验、我对公共问题的关心一脉相承的。
在当下的公共讨论中你会发现，这些议题得以浮现，被更多的人关注，尽管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人对此议题的看法都不一样，但是没关系，问题的浮现有助于找到可能的解决方案，即使没有找到解决方案，我们也能在认知上明白，原来别人是这么想的，这就是进步。不论你持有什么样的观点，走出来，表达它，互相看见，彼此争论，让这个议题成为公共生活中重要的议题，这比什么都强。
第三个层面，我当然会从性别角度出发看待我的研究。尽管我不可能每一次都只关注性别议题，但是这根弦我始终绷着。在搭建理论框架时，由于我不是专门做性别研究的学者，所以我也许不会直接把性别作为研究对象，但我会以别的方式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提出这个问题。换句话说，不管是做“成名的想象”研究，还是做“液态新闻业”研究，我关注的主要是新闻生产和社会公共生活，性别没有作为主要的考量，因为我不是做文化研究或性别研究的学者，但是我在其中关注到的问题，会在其他时候——比如课堂或公共发言中——提出。
新京报：因为任何社会组成都不可能是铁板一块。
一个例子，新冠肺炎期间，每家媒体都在向武汉派驻记者，某家媒体便让各位记者报名，并补充，“女生就不要去了”。编委群中可能唯一的一位女性编委提出了反对意见，“在这种时候，我们应该看的是记者单兵作战的能力，而不是性别”，但是大部分编委都是男性，首先他们会认为你太敏感了，其次他们会认为女性“不方便”。此前也有过类似的情况，南极科考队需要邀请媒体跟踪报道，并没有对随行记者提出性别要求。但是到了媒体下发的通知，就成了派驻一名男记者，最好还是未婚……这种事情每天都在发生，尽管我个人比较幸运，但系统性的问题是一直存在的。
陆晔：要求整齐划一这事就可疑了，危险了。我们当然要看到差异性的存在。但是对于女性而言，在社会生活的任何一个方面，当你感到不舒服时，你就要表达出来，而对方也未必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他可能就是没有想到。
第二个层面，在我个人比较幸运的同时，我会看到系统性存在的问题。因为我本科是工程专业，女生特别少，对于女性身份我就会比较敏感。永远有人会问，女孩子你学那么好干吗？女孩子你学什么数学？女孩子你开什么公司？永远有这种声音。因此我很早就有这种自觉，很早就有这种需求，去打破这种刻板印象。比如在新闻学科，女性特别多，但是我们来看看，每所新闻学院的院长有多少男性、多少女性，学术委员会主席有多少男性、多少女性。在媒体界，问题同样存在，大量记者是女性，但在编委层面又有多少女性？
新京报：你提到过，互联网的存在让我们在未来有了脱离肉身、脱离性别差异的可能，这种可能要通过怎样的途径来实现？
陆晔：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我个人比较幸运，女性性别身份没有对我自己的学术生涯造成太多困扰，我没有因为结婚生子就遭遇职场停滞期。因为我的工作性质，我能够一面带孩子（所谓“履行母职”）、一面写论文，但这是由我工作的特殊性所决定的。
陆晔：我们过去的社会表达和社会身份建构，是和我们所身处的环境有巨大关联的。但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一切例子，都是脱离了肉身发生在互联网上的，如果不是那一条快手短视频被转到了微博上，海嘎小乐队不会被看见对吧？在过去，其实肯定也有人在农村玩摇滚，只是没有人知道。所以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在互联网中都能感受到自己摆脱了肉身，许多以前无法完成的事情，在网络空间都可以完成、可以呈现，甚至于可以把在地性和全球更广泛的影响连接在一起。
新京报：你在论证短视频如何使普通人在社会生活中“可见”时，使用的多是女性改变命运的例子，你的性别身份是否会对你的研究产生影响？你如何看待自己的女性身份？
再加上手机在今天成为一个界面，借由这个界面消除了过去上网和不上网的概念。我们俩现在在聊天，没有在上网，但是我们的手机在接收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信息。从这个层面来讲，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多个分身，在互联网上进行着不同维度的表达，借此成为我们自己。这还是挺棒的一件事，为我们打开了个人与社会公共生活之间新的连接的可能。
对女性议题的关注，与个体的生命体验一脉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