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野千鹤子：性别研究现在已经完全确立了自己的学科地位，从事这项研究的人可以在大学里任职并获得研究经费。我们这一代是开拓的一代，我们培养出来的后生力量现已成为性别研究的中坚，研究人员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
新京报：目前，日本的性别研究处于怎样的发展状态？相较于当时，有哪些变化？所处的研究环境又如何？
在我们的年代，主要开展的是宏观研究，关注性别研究中的普遍理论（general theory）、宏大理论（grand theory），而下一代的研究人员则开始关注更为细分的领域，如性别法学、性别经济学等。而且，她们强调实证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如此，性别研究的对象越来越复杂，正如我过去所写，一方面，仅通过性别这个变量已经不能分析所有问题了；另一方面，除却性别，也不可能分析任何事情。我们已经来到了这样的时代。
过分强调研究者的学历，扩大了实践运动与学术研究的距离
在学术领域，女性学的学科建制取得了进展，性别研究也确立了自己的地位，这既有积极意义也有消极意义。一方面，由于性别研究的对象已经多元化，研究领域不断细分，由此成立了许多学术团体，如性别法学会、历史学与性别学会、女性主义经济学会，等等。但另一方面，由于研究出现了分散化的趋势，加强性别研究者之间的联结变得更加有必要。
上野千鹤子：真的吗？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在日本也很受欢迎。
还有一点，在我们的时代，女性运动家和女性学者非常接近，有人从运动家成为学者，也有很多人既是运动家又是学者。但随着性别研究的制度化，运动家和学者之间出现了鸿沟。你必须有学历才能在大学任教，如果没有名牌大学的博士学位就无法成为一名学者。日中韩都是学历社会，大家注重海外，特别是在欧美留学的经历。要想在本国的大学教书，就必须在国外获得学位。那些拥有留学经历并取得学位的人，比始终在日本国内学习的人更有优势。这样一来，那些对日本本土情况不甚了解，但在国外学习过的学术精英反而可以在日本获得教席。中国是不是也有这种倾向？
新京报：《新型日本阶级社会》已经被翻译成中文了。
新京报：是的，当然。也有一些高校教师是从中国的名校毕业的。
有趣的是，也是在此背景下，二十一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在日本复苏了，《人类世的“资本论”》（人新世の「資本論」）成为最畅销书籍，作者斋藤幸平是一位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有一本《新型日本阶级社会》也很畅销，它的作者是一位社会学家。
上野千鹤子：韩国最顶尖的学府是国立首尔大学。但据说即使你从那里毕业，你也不可能成为这所大学的老师。
还有一点加速了日本的右倾化。那就是在新自由主义经济的潮流中，人们的不安全感加剧。过去，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期时，红利自然而然地出现，大家都能享受到，如今，日本已进入“格差社会”“阶级社会”，过去的特权阶级，已经无法保证继续拥有特权，他们由此产生了很强的不安感与危机感，这一背景加速了他们的右倾。这些人把目标对准了中国、韩国，真是令人愤慨。中国、韩国、日本都属于东亚，一衣带水，文化相亲，可有人却想让三国心生嫌隙从而从中获利。
日本在语言上是一个闭关锁国的国家，相较中国、韩国来说，这种倾向并不明显。只是，如果你不是名牌大学毕业的，你就当不了大学老师，只有就读名校的女生精英才能成为下一代的性别研究者。我并不是说这些人没有能力，她们在做很伟大的研究，但我认为，这样会扩大运动实践和学术研究之间的距离。
那么，为什么执政党比民众舆论更加右倾？因为日本民众选举投票的参与率很低，有选举投票权的人中，半数不会去投票。所以手持“组织票”[2]的地方就有话语权。右翼分子手握组织票，就算他们的团体不多，他们也很容易掌握权力。这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
还要补充一点，我们的WAN（Women's Action Network）网站里，有一个“女性学/性别研究博士论文数据库”（https://wan.or.jp/general/category/女性学ジェンダー研究博士論文データベース），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女性学和性别研究已有多少积累与增加，研究主题和领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总体来讲，如今研究者的层次和水平都在提高。
上野千鹤子：日本的政治确实在右倾化，正如你们看到的那样。而且，相较民众的舆论来说，执政党更加右倾。目前，国会各类势力分布图中的数据与民众舆论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现在的执政党是自由民主党也就是自民党，比起非自民党执政时期来说，日本政治上更加右倾。右翼分子常靠煽动民族主义的情绪来凝聚民心，而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制造“假想敌”，这就是日本国民厌中、厌韩的由来。如今大谈“中国威胁论”，说大陆要攻打台湾地区，日本要做好准备并煽风点火的，是保守派的一群人。这样，日本的厌中、厌韩的排外情绪就会越来越强烈。有些女性也加入了保守阵营，比如“大和抚子运动”等，不少女性也有排外倾向。
女性的变化令人惊喜，男性的变化却朝着令人担心的方向发展
新京报：近年来，右翼保守势力的崛起几乎是发达国家面临的共同现实。日本的情况怎么样？
新京报：你在《厌女》这本书中深入剖析了弥散于日本社会中的厌女症，同时，你也在书中提到，厌女症不只是男人才有，女人也会染上。自《厌女》在中国翻译出版以来，它已经成为人们解析当下文化现象的“圣经”。厌女症的确无处不在。我很好奇，就你这几年的观察来看，日本社会的厌女症有哪些新的变体与表现？
女性还对此前的日本反体制运动提出了批判。日本的革命运动大多采用绝对服从的军事组织形式。以革命为目标的人，是革命士兵。士兵要做到绝对服从。日本女性解放运动对这个组织体系也进行了质疑。比如认为不应该在组织中设置唯一领导人，组织结构不应该是金字塔式的，等等。而这样重要的背景，小熊却全然不知，也不去问，不去写，他没有理解女性解放运动是如何从学生运动中诞生的，其必然性又是什么。
上野千鹤子：这是个很有趣的问题。时代变了，针对厌女症的各种现象，出现了大量的揭发、抗议、签名等运动，参与者大部分是二三十岁的女性。同时，这些运动大多以线上形式展开，降低了参与门槛。无论是名人，还是籍籍无名的普通人，都可以随机发起网上签名，取得成果的也有不少。
从时间顺序来看，是先有学生运动，再有女性解放运动。全世界几乎都是这样。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最初的女性解放运动领袖，大多是被男性学生运动家背叛的新左翼女性运动家。当时，那些男性同志的目标是革命，而革命是遥不可及的非日常世界，为了那个世界，要牺牲当下的日常，牺牲自己，为革命献身，可谓一种男性运动的英雄主义。女性对此提出了批判。自己每天要吃喝吧？有了孩子，还要抚养，育儿时片刻不能离开，这就是日常。所以牺牲日常不是实现非日常的一种手段，如果日常不能得到解放，那么遥不可及的非日常的革命更不可能成功。于是，日常成为战斗的中心，女性解放运动者们要求男性将战场从非日常转向日常，比如“谁在替孩子换尿布？”的论争。而这，便是女性解放运动的口号——“个人即政治”的实践。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趋势，年青一代的女性对各类厌女现象不再容忍，也不再忍耐。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组委会前任会长、日本前首相森喜朗的辞职事件。[3]他当时说了一句歧视女性的话，结果被迫辞职了。这说明，即使是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如果他发表歧视女性的言论，也有可能踩上地雷把自己“炸死”。
在小熊的书中，几乎只有男性出现，仅在最后一章提到了日本女性解放运动的先驱田中美津，但是他却从没采访过她。他对女性解放运动的解读非常浅显。女性解放运动到底是什么，他几乎不明白。所以田中美津提出了强烈抗议。她当然要生气。
关于森喜朗被迫辞职，有些人说是因为外部（海外）的压力，但比起外部，日本国内女性的抗议更为激烈，他这才不得不辞职。这是一个日本女性取得成功的故事。
上野千鹤子：历史书写本就是后来人（非亲历者）的特权。未亲历者声称历史是什么什么样的，这是对历史的暴力扭曲，虽然他们施加暴力的方式各不相同。我对小熊研究的不满之处，在于他的方法论。学生运动发生在半个世纪前，还没有成为历史，还有很多亲历者活着，但他却没有采访其中的任何一位。如果所有相关人士都离世了，那就只能依靠书面记载，但现在还有很多人活着，他却采用了所谓历史学家的方法论，我认为这是完全错误的。
另一方面，男性的变化正朝着令人担心的方向发展。他们开始明白，自己已无法轻易享有曾经的既得利益，因此，部分男性的受害者意识愈发强烈，他们开始对女性进行攻击。如今，日本的互联网上充斥着各类男性针对女性主义的恶意评论，日语里称它们为“狗屎回复”（kuso-reply），在中文里叫什么呢？
新京报：你和小熊的区别是不是亲历者和未亲历者之间的区别？
新京报：中文里比较笼统的讲法可能是“键盘侠”，但也不太准确，更贴切的说法，可能是“男权”言论。
尽管有这样的世界性和历史性的背景，小熊却将它矮化了，他将学生运动归结为学生们在找寻自我的身份认同，我认为这是有问题的。
上野千鹤子：这种男性的攻击性不仅出现在互联网上，还以暴力的形式出现在现实生活中。最近发生的小田急捅杀女性案，就是一种厌女谋杀。杀人的是一名年轻男子，杀害理由竟然是他无法原谅那些表情看起来幸福的女人。男性的这种变化很可怕。当然，也有一些男性有一些积极的变化。
我也希望中国人民能了解，在战后的日本，反战和平观念一直深入人心，日本不仅有受到战争重创的被害人意识，日本给亚洲人民造成巨大伤害的加害人意识也非常强烈，而越南战争更是刺激并强化了人们的加害人意识。
新京报：随着#MeToo运动的展开，全球范围内的女性主义运动迎来了新的阶段（或者说新的思潮）。能分享一下你对日本#MeToo的观察吗？它与之前几次的本土女性主义运动相比，有哪些变化？又暴露了哪些问题？
上野千鹤子：小熊将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学生运动矮化为学生的身份认同问题，忽视了日本的学生运动有更加宏大的社会史背景。当时日本学生运动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反战。在日本战后的社会运动中，存在着一以贯之的反战和平思想，学生运动也不例外，人们反思日本的重创、反省日本的战争罪行。此外，学生运动发生在越南战争时期。美国轰炸机是从日本基地飞去越南的，日本成了加害者的同谋，也是加害国。学生的矛头正是指向这里，他们深刻地反省自己和自己的国家，坚决不愿意成为美国的帮凶。
上野千鹤子：在#MeToo运动的这几年里，我接受过许多记者的采访，有日本的也有外国的，他们都问了我同一个问题：在其他国家，#MeToo如火如荼，但日本却悄无声息，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告诉他们，“这完全是罔顾事实”。事实上，#MeToo运动在日本各地广泛开展，很多人都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只是报纸没有报道。所以认为不存在#MeToo，是你们的原因，是你们既没有来采访，也没有进行报道。
新京报：你在《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一书中也回应了社会学家小熊英二对你参与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学生运动的评价。具体来讲，你认为你和小熊英二的分歧主要来自哪里？这场运动如何影响了你的学习经历和生活？
一般认为，#MeToo运动是从美国开始的，但在#MeToo运动之前，日本有一个很重要的“黑箱事件”，这个事件大大推动了性暴力的受害者站出来揭发性暴力的恶行。“黑箱事件”的主角、同时也是以此为题材撰写的《黑箱：日本之耻》一书的作者伊藤诗织，她现在在全世界都很有名，她说性暴力是一种犯罪，是一种只要受害者保持沉默，就会被当作没有发生过的犯罪行为。为此，伊藤女士，一个勇敢的女人，将自己的名字和面孔公布于众，揭露这一恶行。
如果日常不能得到解放，非日常的革命更不可能成功
新京报：《黑箱》也在中国出版了，引发了很大的反响。
在此，我还想补充一点，过去有些人会说，我不是女性解放运动者[1]，但我是女性主义者。之后，又有人说，我不是女性主义者，但我是性别研究学者，因为性别研究让人觉得更学术。然而正如我前面所说，女性主义和女性学是不可分割的，性别研究也同样如此。性别研究是从女性学中诞生的，所以我将自己的研究领域列为“女性学/性别研究”。
上野千鹤子：其实在#MeToo运动之前，她已经在做这件事了，支持伊藤女士的女性人数不断增加，运动不断扩大。
事实上，当你使用“社会性别”（gender）这个概念时，就会发现，在人类构建的社会里，没有不涉及性别的领域，所有领域都能成为性别研究的对象，没有什么领域是性别研究囊括不了的。而且，“社会性别”是一个非日常的学术术语，一经确立，性别研究这一学科也逐渐在世界范围得到认可。现在，没有人会认为性别研究不是一门学科。
这个时候，还发生了“财务省福田次官事件”，一名女记者遭到政府高官（财务省事务次官福田淳一）的性骚扰；虽然这名受害者一直没有透露姓名，但女性对这一事件极为愤慨。此后，东京医科大学入学考试中的性别歧视问题被曝光，女性再次被激怒。再后来，就是“冈崎判决书事件”，法官竟然判决一名强奸女儿的禽兽无罪！女儿从十三岁起就一直被亲生父亲强奸……十九岁的时候女儿告发了他，而法院竟然判父亲无罪。日本刑法规定，只有受害人处于“无法反抗的状态”，比如被刀具威胁的极端状况下，强制猥亵罪才成立。如果受害人能够抵抗却没有抵抗，那么加害人的罪名就不成立。所以法官声称，无法认定该女孩处于无法抵抗的状态，“都十九岁了，如果不愿意，可以逃走啊”。简直骇人听闻。这次判决又一次激起人们的怒火。此后，抗议性暴力的静默示威活动开始在日本各地蔓延开。
有鉴于此，对这点十分不满的女性学研究者开始改变女性学的研究范式，使其不再仅仅以女性为研究对象，而是聚焦将女性与男性分隔开来的不平等的权力关系——gender。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学界诞生了“性别研究”（gender studies）一词。没错，女性学研究一直在有女性显影的地方研究女性，但也有女性缺席的领域，例如政治、经济、军事等，这些公共领域的研究，无论是由男性研究者还是女性研究者开展，都会被认为是具有普遍性的研究。如果从性别研究的角度出发，我们就可以剖析为什么这些行业没有女性参与其中。如此，公共领域如何被男性化的问题就成为性别研究的课题。
不仅是东京这样的大都市，在其他地方，草根女性主义者同样很积极，她们常常手持鲜花安静地站着抗议。有的人开始将之前自己从未宣之于口的受害经历讲述出来。现在这类“鲜花示威运动”依然在全国各地进行着。就这样，频发的性暴力事件之下，女性们的愤怒被不断挑起，运动不断扩散，此后还与要求政府修改刑法的运动联结在一起。
但井上辉子的定义也带来一个问题：女性学是以女性为对象的研究，也就是说，我们只是在研究体系中添加了一个关于女性的新的研究领域，只有女性对它感兴趣，男性几乎完全提不起兴趣。在他们看来，你们女性从事女性学的研究就好，和我们没关系。因此，主流学术界根本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另一个运动也值得关注——#KuToo运动[4]，同样由女性匿名在线发起，这次运动很快得到了很多人的签名支持。在她们的努力抗争下，一些公司决定不再强迫妇女穿高跟鞋。她们成功了。就这样，不同的运动一点点蔓延开来。这些运动一起构成了日本的#Metoo运动。
我认为，这一宣言的意义非常重大。它揭示出之前的学问都是“属于男性的（of men）、由男性开展的（by men）、为男性进行的（for men）学术研究”。所以，我们回应那些男性学者说，男性即使不从事女性学研究也无妨，你们可以研究自己的“自画像”。
总之，虽然#Metoo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运动，它在世界各地同时爆发，但日本有自己的运动轨迹，所以，日本的#Metoo运动并不是外来的，它在日本本土扩散得很广。#Metoo运动之所以能在日本扩散开来，一方面是因为主力军是年青一代，另一方面是因为线上运动降低了参与的门槛。当然，网络也有负面作用，比如伊藤诗织遭到了网上的许多恶毒攻击，说伊藤是骗子，是她主动引诱男人的，等等。但不可否认的是，网络作为新手段收获了前所未有的效果，且熟练操作网络的新一代女性已经登场，这是日本女性主义运动的最新变化。
但井上辉子完全没有屈服。她指出，“由女性开展的”，意味着女性从研究的客体转变为研究的主体；而“为女性进行的”，意味着女性学要为妇女解放做出贡献。井上的宣言表明，女性主义运动和女性学如同车的两个轮子，是不可分割的，女性主义是女性解放的思想与实践，女性学则是女性主义的理论武器。
新京报：这真的是来自邻国的共振。在中国，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站在一起，在社交媒体上说出自己的经历，抗议性暴力，积极推动相关的法律建设。当然，过程中也会面对不少恶毒的攻击与不完美受害者的指控，但就女性群体内部而言，大家对于不存在完美受害者这点有了明确的共识，也积极地实践着姐妹互助的情谊。
井上辉子还对女性学下了一个定义——“女性的（of women）、由女性开展的（by women）、为女性进行的（for women）学术研究”。这一定义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在一些人看来，关于女性的研究（studies on women）是没有问题的，但“由女性开展的”“为女性进行的”部分则颇为不妥。不少男性学者抗议说，如果说这是由女性开展的学问，那么男性是不是不能从事女性学研究？同时，他们认为，为女性进行的学问，使这门学科服务于某个特定的社会群体，不够中立，只能将其称作一种意识形态，不能称作学科。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到二十一世纪，日本女性主义出现了巨大的倒退
上野千鹤子：把women's studies这个词翻译成“女性学”的，是井上辉子。但women's studies的本义，是跨学科的女性研究。而“女性学”的译法使它看起来是一门学科。因此，准确地说，这应该是一个误译。但我将其称为创造性的误译，因为它更容易被生长于汉字文化圈的人们所理解。
新京报：你提到日本女性主义运动的进展，我想起在《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中，你说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日本女性主义运动成果并没有延续到更年轻的一代。在你看来，断裂/未能传承下来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传承这些抗争的遗产？
新京报：女性学、女性主义与性别研究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
上野千鹤子：当我问现在的年轻人，你是从哪里得知女性主义的？他们回答我说，是通过艾玛·沃特森在联合国的演讲，还有人说是从韩国学到的。也就是说，有很多年轻女性是从外国学到女性主义的。我当时很失望，我说日本也有女性主义。
与此同时，尽管美国有女性学，日本女性也开始了自己的研究。当时，日本女性学的主要课题是家庭主妇研究。而在女性学研究诞生之前，有一门研究女性的学问叫作“妇女问题论”，顾名思义，它认为“妇女”存在很多问题。然而，女性学的研究带来了范式转换，即指出有问题的不是妇女，而是社会。受到女性解放运动影响的女性学者，开始陆续参与女性学的相关研究。
之所以未能延续，我想是因为传承人的断层。上世纪七十年代，已经结婚和生育的女性作为地方上的草根女性主义者，成为各地女性活动中心的积极分子。但是，当时的日本妇女没有机会外出工作，她们或是专职的家庭主妇，或是做做兼职的主妇。她们只能在下午五点钟之前待在外面，之后要回家做家务，所以我们称她们为“五点钟之前的女人”；而年轻的职场女性只有五点钟之后才能下班，所以我们称她们为“五点钟之后的女人”。这两类女性群体错身而过，没有时间上的交集，也无法在某个地点相遇，她们完全是轮流地出现在社会空间中。
日本女性解放运动诞生的另一个背景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席卷全球的学生运动。今天回望，学生运动中的男性背叛了女性，他们将女性作为家政妇和慰安妇加以利用。在全球女性解放运动浪潮的早期女性解放先锋中，不乏对男性同志感到失望的女性革命家，我也是她们中的一员。更早之前，包括法国革命、俄国革命在内的所有革命都存在对妇女的背叛问题，所以我们可以说，即便阶级问题解决了，女性问题也无法解决，而许多女性解放运动恰恰诞生于学生运动。当时，很多国家的女性都深切感受到了这一问题，并纷纷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在日本，也有女性发声质疑这种情况。
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日本各地的女性活动中心都非常活跃，各地都在热火朝天地设立女性活动中心，因为当时经济很景气，而且如果地方建造了一座宏伟的女性活动中心，会成为当地政府的政绩，说明负责人为公共设施的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于是，地方政府与地方草根女性主义者迎来了蜜月期。
首先，日本女性学的诞生与战后的女性解放运动有关。我们都知道，美国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的领军人物是贝蒂·弗里丹。她在1963年写了《女性的奥秘》，将美国郊区中产家庭妇女的抑郁问题称作“无名问题”（unnamed problem）。而日本的女性解放运动（women's liberation）直到1970年才出现。当时，日本结束了经济高速增长期，形成了“作为工薪族的男性与作为家庭主妇的女性”这一战后家庭模式。成为家庭主妇被视作那一代女性的人生目标，家庭主妇的生活被认为是标准化的女性生活。但对于很多女性来说，仅仅过上这样的生活，是无法忍受的。这也是为什么，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日本女性的“苦恼”是现代化和城市化的产物。
蜜月期的顶点是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那年在北京郊外举办了非政府人士参加的NGO论坛，来自世界各地的四万名妇女参加了该论坛，其中六千人是日本女性，因为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大家去中国很方便，又对中国很感兴趣。我是自费去的，但这六千人中很多是地方政府出的资。不过那是最后的高峰，在那之后，就出现了倒退。
上野千鹤子：日本的女性学诞生于大学之外，之后才逐渐进入大学。就研究团体而言，上世纪七十年代后半期，日本成立了四个女性研究团体，一个是女性学研究会，另一个是我参加的日本女性学研究会，另外还有国际女性学会和日本女性学会。这些团体主要由一群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女权主义者创立。但正如我在和李小江老师的对谈中提到的，虽然日本的女性学研究或多或少受到美国女性学的影响，但绝非对它的照搬。
当时这些去北京参会的女性大多是家庭主妇。而在同时期，日本职业女性的比例已经大幅增加，但这些年轻的职场女性与家庭主妇之间没有交集，导致前一代的实践经验无法传递给年青一代（比如与我对谈的田房女士）。而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又是电视时代，作为男权媒体的电视在综艺节目中经常嘲弄取笑女性主义者，试图告诉女性，如果她们坚持自己的观点，就会被欺负，就会遭到可怕的对待。正是这种对于若与男人为敌就会吃亏的恐惧，使她们放弃了抵抗。我认为，当时对于女性主义者的负面认知也影响了女性解放运动之后的一代人。
新京报：你是日本女性学的开创者，影响了女性学/性别研究（gender studies）在日本的学科建构过程。在你与李小江老师的对谈文章《“主义”与性别》中，你提及“日本的女性主义并不是在西方的影响下出现的。我们日本妇女独创了自己的女性主义，有充分的理由，也有充分的必要。日本是资本主义国家，是父权制的，和西方欧美社会一样，似乎不存在独创的基础”。想请你具体展开讲讲日本女性学的构建过程。它的本土性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因为“慰安妇”问题，日本对于女性运动的支持开始出现巨大倒退。1995年，日本政府带着女性亚洲和平基金（又称国民基金）去北京参加了妇女大会，该基金源于一个模糊官民立场的构想：由民间募集资金赔偿给受害的原“慰安妇”，其间产生的事务费用均由政府承担。可是没想到，第二年，一个名为“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的团体诞生了，他们开始篡改历史，要将“慰安妇”从历史教科书中删除。同时，日本经济越来越不景气，地方财政收入也在减少，再也负担不起女性运动的经费。二十一世纪初，倒退进一步加剧，女性主义者被指责为破坏家庭、破坏文化传统，遭到无数攻击。
不过，在那个时候，女性学还没有被公认为是一门学科，所以我丝毫没有想到自己之后能靠它谋生。
近年的女性主义者大多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她们是全新的一代，她们不知道之前的女性主义者遭受过怎样的抨击。与此同时，另一个大的变化是出生率的下降，也就是“少子化”现象，一个家庭一般只有一到两个孩子。每个孩子，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都被精心抚养长大。因此，受到宠爱、在男女混合学校长大的女孩，觉得自己不应当遭到不公的待遇，所以她们决定不再忍耐。我认为这里也有代际变化的影响。
大学时我主修的是社会学，但始终找不到立足之地。直到开始从事女性学研究，我才有了积极性，迫切地想去做些什么。女性学，就是将女性经验诉诸语言与理论的学问。对我来说，身为女人这件事本身便是一个巨大的谜，所以很自然地想在这方面下功夫。
[1]那个时代有不少女性主义者试图和日本1970年出现的较为激烈的女性解放运动划清界限。——译者注
上野千鹤子：在我年幼的时候，日本还没有女性学，直到二十多岁，我才接触到它。对我来说，女性学为我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让我可以将自己作为研究的对象。
[2]组织票，指在选举中，某个团体集中投给某个特定政党或候选人的票。——译者注
新京报：你最早接触女性学的契机是什么？
[3]上野千鹤子曾就此发表评论文章，参见https://wan.or.jp/article/show/9429。——译者注
女性学，就是将女性经验诉诸语言与理论的学问
[4]#KuToo借鉴自#MeToo，自带一种女权抗争的意味。同时，KuToo和日语读音的“鞋子”（靴くつ）很像，又与“苦痛”（くつう）读音相近，是一个将高跟鞋和痛苦联系起来的双关语。——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