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是个收入差距巨大的社会。像这样亲身体会到收入差距巨大的社会的同时，我在研究生院选修了社会流行病学的课程。这个课程的内容，有和我现在所处的情况重合，或是感同身受的地方。这是一个当我在日本生活时不会当做与自己有关的事情去思考的领域。
我感觉受到收银员的怀疑，而且排在后面的顾客们也是一副“哎呀，真花时间啊”的表情纷纷去了别的收银台……这真是很可怜的经历。
社会流行病学是研究社会因素对人的健康或疾病会产生怎样的影响的一门学科。社会因素是指收入、劳动条件还有质量、压力以及和近邻、社区的人们的交往方式、环境，等等，可以说就是人所处的一种社会状况。社会流行病学考虑的是，人的健康是由遗传因素、医学的进步等来决定的，但同时社会因素也会对其产生巨大的影响。
我和似乎带着蔑视的表情的收银员常常会重复诸如此类的对话：“这个品牌是不能用WIC的食品券买的。”“不，在WIC的手册里写着可以买的。”
比如，在美国午餐如果点蔬菜沙拉，往往要花一千日元以上，但如果吃快餐的话，两百五十日元左右就能吃得饱饱的了。结果，低收入者会摄取价格便宜但营养价值低的垃圾食品和饮料，结果患上肥胖或生活习惯病。
为了使用WIC的食品券在收银台排队，结果不熟悉WIC项目的收银员耗费了很长时间，我身后排起了长队。因为该店员手拿说明手册将我选择的商品一个一个地仔细核对，看是否属于WIC的指定商品，所以相当花费时间。
而且，即使在美国的同一座城市，比较原先就在美国出生和成长的居民和意大利移民，得出了以下研究结果，也许因为意大利移民之间更加紧密团结，互相帮助，所以意大利移民的寿命更长。
最可怜的是在超市排队等候的时候。
学习社会流行病学后，我才注意到社会制度对个人健康会带来怎样的影响，为了人们的身心健康，与周围的人建立良好的关系是多么的重要。
能接受该项目的补助当然是值得感激的，但同时也深切地感受到在接受社会的施舍。
照顾或被人照顾，担心或被人担心，帮助或被人帮助，增进这样的人际关系，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重要资产。这就是近年来著名的“社会资本”的原理。
这个项目并不直接配给食品，而是发放食品券。自己拿着食品券去超市，选择食品，在收银台用食品券代替现金支付。当然不能兑换高价的商品，比如，谷类食品，就规定了只能兑换A厂家的B商品或者C厂家的D商品。
可能人类早就明白这个道理了吧。
WIC项目提供的营养食品主要包括：牛奶、奶酪、鸡蛋、花生酱、干豆、豆类罐头、果汁、谷类食品、水果、新鲜蔬菜、冷冻蔬菜、蔬菜罐头、面包、墨西哥薄饼、糙米、豆腐等。不仅为幼儿提供奶粉、幼儿谷类食品、婴儿食品，还会为母乳喂养的妇女提供金枪鱼罐头、鲑鱼罐头、沙丁鱼罐头。
就像食草动物本能地察觉群居的生存方式能大大提高生存概率，和同伴在一起就能幸存。和周围的人产生种种联系，互相帮助的人在社会上更容易生存。
因为在美国留学的我和丈夫都没有收入，想着也许能有点帮助，就参加了叫做WIC的项目（Women，Infants and Children妇女、婴儿与儿童特别营养补充项目）。这是为孕妇、哺乳期妇女及五岁以下儿童提供的食品补助项目。收入限额由家庭人数决定。比如，四口之家年收入在四万两千六百四十三美元（当时约合四百六十万日元）以下才能接受该项目的补助。
“想要帮助他人”是人的本能的显露。当涌现了这样的想法后，也许按照本能去做就可以了。
本来觉得也许热心肠是遗传吧，但留学之后，我明白了这其实是一种不分国籍和人种的社会本能。
30即使“什么也不懂”也得咬牙坚持下去
在美国超市领低收入粮食补助的悲惨回忆
波澜起伏的留学生活
“总会有办法的！”母亲微笑着说道，一定是父母想竭尽全力地对帮助过自己的人表达感谢之情，并从心底感谢那个中心的帮助。正是这种生活态度让他们那样去做的。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一定想看到那个托管中心的老师、孩子和家长们那喜悦的脸庞。
托儿所的问题，租房的纠纷等等，生活上接二连三出现的各种问题让我惊慌失措，而研究生院学习的艰辛更是远远超出我的想象。
对于外人来说，听上去也许这是令人敬佩的高尚行为的话题，可对于作为女儿的我，心情却有些许复杂：“你们还有钱养老吗？”
人们常说“美国的大学进去容易出去难”，实际上课以后，我真是切身体会到了这一点。
听到这个消息，我的父母就提出：“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家买下这块土地吧。”然后，他们就想尽办法筹措资金，买下了这块土地，还顺便翻修了旧的建筑物。
首先，哈佛大学的学生们的学习积极性就与众不同。说起来，周围的学生个个都是精英，再加上每年要花费三百万到四百万日元左右的学费，所以，整个哈佛大学都充满了一种“即便是一分钟也不能浪费”的氛围。
对于每个月勉强能支付土地租金的托管中心来说，是不可能有买下这块土地的资金的。当时，这个中心里大约有四十名小学生。如果该中心搬走，就意味着该机构将关门歇业。
在这样的环境里，当时，我的英语还说得不流畅，听力也不好。即便如此，教师和其他学生也不会照顾像我这样的留学生而放慢说话速度。
我从小学四年级到六年级的三年，两个弟弟分别是六年，我们都多亏了有这个小学生托管中心的照顾。从内心深处感谢这个托管中心的母亲，在小弟弟小学毕业后，还关注着这个机构，有时会协助那里的活动等，与该中心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小学生托管中心的土地所有者希望该中心买下这块土地，如果不答应就要求该中心搬走。
因为是未知的领域，单词都是第一次听到，我完全听不懂上课的内容。而且，并非只要每天上课就能拿到学分。
最好的证明就是父母买下了我和两个弟弟曾经上过的小学生托管中心（负责看护管理父母均工作的放学后的小学生的机构）的土地，并对建筑物进行了翻修。
老师每次上课都会布置大量的作业。虽然他轻描淡写地说道：“下周这个时间之前，请大家先读到教材的这里。”但指定的范围足有电话本那么厚。
母亲和我小时候上的托儿所的老师成了好朋友，现在还保持了这样的关系。
作业也不仅仅是做练习，大多都是小论文或研究报告等需要深入思考并进行归纳的内容。而且，主题不只是统计学方面的内容，还包含很多媒体报道等社会方面的内容，比如，性同一性障碍、DV（Domestic Violence家庭暴力）、印度的结婚低龄化、性别歧视等。
比如，我父亲在爱知县的大学教书，每年上他的课的学生有两百到三百人左右，他很努力地记住每个学生的名字，并和他们保持着联系。
有时候，作业是“请就所给的题目写三页的研究报告”。有一次我完全听错了，只写了三行交上去，结果做助教的高年级学生以同情的表情告诉我研究报告所需的页数。而且，比我小一轮左右的学长曾照顾我说：“即使超过提交期限，也特别允许你交作业。”
我之所以这样想，是因为我的父母非常重视与他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预习加复习勉力赶上
有时我也在想，我很喜欢让人高兴“莫非是遗传”？
总之，留学生活相当辛苦，都到了我有信心说自己比考大学还努力地学习的程度，我度过的每一分钟都充满了紧张的感觉。
爸妈援手竟然买下了小学生托管中心的土地
我想方设法也要咬牙坚持下去，为此我做的一件事，就是扎扎实实地做好课前预习。
而且，去托儿所接孩子的时候，有时我会邀请一起走在回家路上的家长和孩子：“去我们家吃晚饭好吗？”（但是，这只限于白天家里有家政人员的日子。除此以外的日子里，房间乱七八糟，晚餐也极其简单，根本无法招待客人。）
前文中提到过，我初中时上过一个特别的补习班，老师总是不厌其烦地强调“比起复习，预习更重要”。
工作之外也是一样的，我很喜欢邀请女儿的朋友和家人来家里做客。前些时候我们就办了一个简单的家庭聚会，邀请女儿的朋友及其父母来家里做客，一共有二十人参加。在并不宽敞的租住房间的客厅里，挤满了大人和孩子，那场面真是热闹非凡，而参加聚会的人们都很高兴，这实在是一段欢乐的时光。
如果预先学习一点课程的内容，在上课的时候，就会增加几处觉得“啊，懂了，懂了”的地方。就这样，课程变得有趣，信心也会随之而来。所以，比起复习，预习更加重要，也许补习班的老师教给孩子们了觉得“学校的课程有趣开心”的方法吧。
负责研究工作后，当促成双方建立某种关系而获得感谢时，或是完成论文想到“也许这将让很多人受益吧”等，我就感到一种巨大的喜悦充满了全身。
哈佛大学研究生院的课程预习，与其说是让课程变得有趣，不如说是为了想方设法跟上进度而做的努力。
我也很喜欢让他人高兴，在临床工作时，我和患者之间的交谈不仅很开心，而且这其中产生的信赖感和“一起朝着好的方向努力”的同心合力的感觉确实是很愉快的。它是我的能量之源。
在上课时，有时就因为听不懂一个英语单词而思路卡壳，结果从那个时刻开始，自己像是个外星人。听不懂老师说的话，像听天书一般。然后，我就试着做好老师布置的作业，尽可能地先预习再上课。上课时使用的幻灯片或发的资料都提前传到了网上，这些资料对预习有很大的帮助。
这样一来，借助某人的力量，请某人帮忙，就意味着促使对方发觉那种喜悦之情，对方会越发想要帮助他人。而请求的一方也将变得更加没有顾虑地想要说“请帮助我”，这一点前面我也提到过。我觉得能为让他人高兴而感到喜悦，这就是人的本性吧。
当然，复习也很重要。哈佛大学研究生院的主页上有课程的录像，学生可以在课后多次重复观看，这非常有助于复习。
当受到他人的帮助，从心里涌现出感谢之情时，自己也想帮助其他人。而且，当自己帮助了其他人并获得感谢，会深切感受到帮助他人所带来的喜悦。
采取不断夸赞的作战计划，消除不懂的地方
你高兴我就快乐是人的本性
为了跟上严格的课程进度，我做的另外一件事，就是有问题就立刻问。
29最应该投资的是人际关系
比如，当我怎么也听不懂老师说的单词时，就在笔记本的角落上用字母记下大概的发音。然后，课程结束后，问旁边的学生，或是跑到老师跟前请教：“我听到的是这样的，请问您刚才说的是什么呢？”
我相信世界就是这样运转的，将来，我想让女儿也加入其中。
不仅仅在学习方面，工作中有任何不懂的问题或是感到有疑问的地方，我都会马上问其他人，或者自己查询资料，如果不这样做，我觉得就会放走问问题的机会。
把困难说出来，就会有帮助我们的人。而且，获得帮助的人将再去帮助其他人。
而且，在更加重要的情况下，比如当某个问题成为会议的主题或是别的工作需要用到的时候，就会后悔：“那时候要是确认一下就好了。”
不论是谁，都会有陷入窘境的时候。如果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自然是最好不过了，但无论如何也没办法解决时，你能说出“想请您帮帮忙”吗？说出“请帮个忙”，将有助于你摆脱困境。
前文提到的，我听错了交作业的页数而受到比自己年纪小的学长同情的事情，从那以后，我在听课时十分注意确认关于作业或考试等的通知。
而且，这个经历，让我亲身感受到了，如果说出：“想请您帮帮忙！”很多人都会伸出温暖的援手。即使是现在，我也会每年都给萝贝塔和杰克寄去圣诞贺卡，表达我一生都无法忘记的感谢心情。
每次都会喋喋不休地向周围的学生确认“Has instructor mentioned something about assignment？（老师布置了什么作业）”。
虽说是不想再次经历的，费心劳神的事情，但也因为这样一件事，我知道了说出“请帮个忙”的重要性，学到了宝贵的交涉术。最重要的是，经过这件事，我变得更加大胆了。
每天的学习确实是严苛的、高强度的。而激发我的“求知欲”的是只有美国才有的，一种“夸张的赞扬”的风气。多亏了这种当地的风气，我才能保持学习的动力。
我们把与房东的交涉都委托给了杰克。最后，签约期内剩下的四个月我们还住在该房子内，作为补偿，由于施工还是继续进行，租金就减半，且受其危害最大的十月末到二月的租金和押金都返还给我们。
比如，有一次上课时，我就成为谈论主题的领导能力进行了五分钟的演讲，一边想着：“我英语说得这么蹩脚，太丢人了。而且，这样的内容行吗？”一边没有丝毫信心地向老师那边瞥了一眼。
我感觉劝告书的内容非常强硬，一直提心吊胆，害怕房东发怒拿着劝告书上法院了怎么办。然而，律师的一纸公文效果显著。房东马上就发来了示弱的邮件：“能不能请你们继续住在现在的房间里呢？”也许房东觉得，不景气的情况下，如果租房者中途退房的话，就很难找到下家了吧。
于是，老师对我说：“Your point of view is fabulous！（你的观点太棒了！）”
劝告书里面写了到目前为止我们一家人承受了怎样的痛苦，健康遭受了怎样的伤害，因此，我们想尽快退租，并且要求全额返还截至目前所支付的租金。
“fabulous”是远比“good”程度要高的，是“出色得让人无法相信”的意思。老师的高度赞扬，让我感到十分惊讶。
然后，那个叫做杰克的律师像亲人般地认真仔细地听我们讲完事情的经过，并很快以一百美元（当时约九千日元）的破例低价，为我们给房东写了劝告书。
而且，研讨会的时候，我只是提了一些基础性的问题，老师却赞扬我说：“Thank you for bringing up such an excellent question！（谢谢你提出了一个出色的问题！）”如果自己提出的问题在听到答案之前就获得了称赞，单凭这一点，就感觉好像自己做了某种贡献一般。
即使如此，我们还是战战兢兢地去见了律师，向律师说明了事情的经过。并告诉他我们是穷留学生，支付不起高额的律师费，如果他不先讲明咨询费用的话，我们无法聘请他。
只是提出了自己不懂的地方，就能获得称赞！感到惊讶的同时，我的学习状态变得越来越好。
可是，我们无法负担高额的律师费用，也从来没有起诉过，老实说心里有点害怕起来。
特别是因为上课时有很多不懂的问题，下课后我会请教同班同学，并（略微有点夸张地）夸赞对方说道：“谢谢！多亏了有你帮忙！你的教学水平很高！”之后会再次请教获得称赞后心情变得愉快的同学，并再次夸奖该同学，如此循环往复，就逐渐消除了不懂的地方。
然后，萝贝塔严肃地批评了我为什么能忍气吞声到现在，她说：“应该起诉和你签了租赁合同的房东。如果我们不先起诉房东违约在先，对方会告我们拖欠房租的。”并且，她给我介绍了认识的律师。
就这样，即使不太明白老师说的内容，但总之去上课，在课堂上经历的事情，成功也好，失败也罢，都成为了自己的收获。在重复这些事情的过程中，渐渐变得能理解课程的内容了。
找律师商量，以破例低价请其写劝告书
在前一章里，我曾提到“要加速”，留学的学习，就好像是动态加速一般。
心烦意乱的我向入学时关照过我的，哈佛大学研究生院负责学生工作的萝贝塔哭诉：“这样的情况下，我根本没有心情支付每个月的房租。”“这样下去我无法继续完成学业了。”
不管怎样先咬牙坚持做好眼前的事情，活动手脚，一边实际体会，一边通过有效学习的方式高效地学习。这也是我通过亲身经历才明白的道理。
再加上，研究生院每天会布置大量的作业。不仅要上课，如果不花成倍的时间复习和预习，就跟不上学习的进度。而我完全处于无法专心学习的精神状态，结果，三个月来体重减少了十斤，由于压力过大导致突然停经。
31对自己念咒施加“魔法”
托儿所的问题，医疗保险的问题，还有住宿问题，麻烦接踵而至。为了我的留学，家人陪我来到美国，我却让她们身处如此恶劣的境遇，想到这里，我真是感到可悲可叹。
没人会讨厌别人对自己说“I want to listen to your talk．（我想听您说）”
我不知道该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就去哈佛大学的学生处咨询。学生处的工作人员帮我一起考虑写给房东的交涉信（交涉信的内容既没有谴责也没有威胁，只是明确地表明我方的想法）。并且，工作人员和我一起通过书信与房东进行了几次交涉，但事态依旧没有改善。
还有一个在哈佛大学学到的，给我的人生带来巨大影响的话语，就是“I want to listen to your talk”。
虽然我向房东提出想马上搬家，但得到的回复是，施工是签约前就定下来的，所以既不降低租金也不认可退租。即使继续和房东交涉，事情也得不到解决，我们就拍下房间内的悲惨景象，拿着施工说明的资料，去了保健中心。保健中心向公寓方发出了一份“因担心室内施工对健康会产生不利影响，应当让该住户搬至别处”的通知。可是，公寓方虽然让施工人员进入室内时带上了鞋套，在施工地点的地板上铺上薄膜，但还是不理睬保健中心的通知继续施工。
有时，连我自己都觉得我真是喜欢与别人见面。
再加上施工过程中凿开了和隔壁相邻的那面墙壁，作为应急措施，拆开的墙壁处贴上了塑料的薄膜。结果，仅靠一张薄膜，完全保护不了隐私，声音也好、臭味也罢都暴露无遗。虽说是白天施工，但傍晚回到家，满地都是施工产生的垃圾和粉尘，工具也堆在原地。另外，也许是凿开了墙壁的缘故，老鼠在走廊到处跑。
比如，读了某本书，我一旦想着，啊啊，我对这位作者的这个想法深有同感啊，真是精彩，要是能和作者见面再多听他说说就好了，就会为了和该作者见面而努力。
十月，因为施工，客厅的暖气停了，即使是白天，室内温度也只有五度以下。施工的负责人借给我们电暖器，但一个根本不够用，三个一起用的话又会跳闸。家里的电费成倍上涨。
有时我会去参加该作者的演讲或研讨会。不少情况下，我还会直接写信请求见面。
哈佛大学所在的波士顿的冬天，和北海道的雉内（北海道最北端的城市）一样寒冷。到美国约有一个月，风骤然变冷的九月末，暖气施工突然开始了。白天，有五六名施工人员进入房间，凿开墙壁，卸下供暖装置，开始更换通风口。因为签约时对方没有告知此事，我们非常吃惊。如果施工几天就结束，那我们还可以忍耐一下，可据说施工全部结束要到明年五月。
大多都是医生的前辈们，但我会勇敢挑战和自己专业领域之外的人见面。还会试着问问同事：“我想和某某人见见面，你知道他的联系方式吗？”结果，往往出人意料的是，那个同事真的知道联系方式，或是同事的熟人有关系，知道联系方式等等。
到美国后，我们一家人租住在每月一千九百美元（当时约合十七万日元）的一居室里（顺便说一下，考试前我参观了哈佛大学的学生宿舍，一家人住的二居室每月要二千二百美元，我们实在负担不起）。
一开始直接联系其本人时多少有些紧张，但实际见面后，几乎都觉得，幸亏自己鼓起勇气试着联系了对方！
租房意外遇到大麻烦
话虽如此，有的人对自己在意的人说“请和我见个面吧”，还是会有些犹豫吧。
而令我深切感受到这一点的是，到了美国后，当我遇到住宿问题的时候。
我觉得自己之所以能勇敢地，有时甚至是厚着脸皮请求对方，都归功于哈佛大学研究生院的那位老师说的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话。
而且，实际说出“请帮个忙”的话，周围一定有人伸出援手，我认为还是有很多好心人的，而且，这个世界还没有丧失这些美好的东西。
那还是在上有关领导能力的课上的事情。一位身为医生，同时又是地方政府的工作人员，在广泛的领域内从事着医疗保健工作的女性，作为客座讲师来给我们上课。对于当时的我来说，这位女性非常优秀，就像是我将来的榜样一般。她的演讲生动有趣。
人生中，总有单凭自己的力量却无法解决困难的时候，那时，就要向某人求助。你要说：“我现在有困难，请帮帮我。”“因为我现在是这样的情况，请帮个忙。”可能这样做需要勇气，可是我认为这是生存所需的重要能力。
课后，我和一同听了演讲的朋友们互相交流着感想：
遇到困难时，陷入窘境时，仅仅自己默默承受，是改变不了现状的。
“那个话题真是很有趣啊。”“感觉她在大家面前说话好像非常愉快啊。”
我希望孩子们能去尝试，去思考各种解决问题的办法，比如，找找车站上有没有同一个学校的朋友或老师，试着向车站的工作人员说明情况，或者尝试请岗亭的警察帮忙等。
于是，任课老师说道：“是那样的哦。给你们学生讲课是非常愉快的。没人会讨厌别人说‘I want to listen to your talk．（我想听您说）’这样的一句话是令人感到无限喜悦的。所以，如果有在意的人，只要试着这样对对方说，然后去见面就可以了。”
比如下面的情况，要去学校，刚想乘火车时，发现忘带月票和钱包了，也没有手机。当天早上有重要的考试，没有时间回家。
虽说我也认可这句话，但当时自己面前有英语这个语言障碍，没有能积极地去实行。这句话起作用的，其实是在留学结束以后，加上“幸亏自己鼓起勇气去见了对方”的成功体验，我变得不断去和人见面了。
虽然我也没有信心，自己在十八岁的时候是否具备这样的能力，但至少从我自己走过的路来看，这三个能力对今天的自己有很大的帮助。在这三点里，最希望孩子们获得的是第三个。
去听演讲，觉得我想多听听这个人谈话，就立即交换名片，并给对方发邮件。从朋友那里听说“有这样有趣的人哦”，我想着“一定试着见个面”的话，就马上请朋友帮忙介绍。
③自己遇到困难了，能向周围的人求助
虽说如此，并非每次都能实现自己的愿望。有时即使发了邮件也毫无回音，也许这样的情况更多。尝试联系一次，直到实际能见到，可能要再联系两三次吧。
②能珍视对方的心情
即使没有回复也不气馁。我会安慰自己说：“那就意味着没有缘分。只好等着下一位”并等待其他机会。
①能自己做出选择
“父母也在不断成长。所以，正在学习着呢。”
思考的结果，我举出了以下三条。
就像这样，在研究生院期间，已经“竭尽全力地学习”。没课的时间，全部用于作业和预习，还有复习。
当孩子们十八岁时，不知道她们是住在日本还是国外，不知道经济上是富有还是贫穷。我们曾思考过，她们不依靠父母独立生活需要具备怎样的能力，希望她们成为怎样的人。
傍晚去托儿所接孩子之后还有星期六和星期天，基本上都在陪孩子。不过，有时作业怎么也没完成，就趁着孩子们读绘本的时候，迅速打开电脑。
曾经，我和朋友们一起思考过：“希望自己的孩子们到了十八岁具备怎样的能力呢？”
也许很多父母都想在孩子面前做一个出色的大人吧。
遇到麻烦要善于求助
可是，事实却并非如此。即使是父母，也还在不断成长。没有完美之人。因为不完美，所以为了能有所成长，就去学习，或埋头工作，每天都在努力。
28厚脸皮喊“救命”，就能绝处逢生
我想在行动上以身作则。我会说：“妈妈这个人啊，喜欢不断进步。所以，才像现在这样在拼命地学习着。”
如果我们没有直接去窗口，没有遇到金先生的话，也许就无法参加“MassHealth（麻省健康）”了。我觉得，直接与人见面，也许是得到超越信息的“巨大力量”的机会。
对于孩子来说，往往是身教重于言传。看着我为完成作业绞尽脑汁，头发蓬乱的背影，我想或许孩子们会感受到什么。
顺便说一下，在留学期间，大女儿得了新型流感，在集中治疗室住了六天院。那时候的住院费用竟然有约二百六十万日元，不过这笔医疗费都由“MassHealth（麻省健康）”负担了。
仔细一想，这并非只适用于做母亲的。
多亏了金先生的帮助，我们一家顺利加入该医疗服务，孩子们的健康检查、预防接种、还有我怀孕生产的费用全部都纳入了保险。
人都一样，都在不断成长。丈夫也一样，朋友、同事、上级、前辈、就连公司的总经理，也在不断成长。
即使登录了，如果不能通过申请手续，就不能算真正地加入成功。申请手续的内容极其严格，而且，面试官是位看上去挺可怕的女性。不过，在办理申请手续的过程中，金先生始终陪在我们身旁，并为了我们能申请成功而向负责人进行解释说明。
这样一想，我感觉好像就能原谅某人的失败或出错，因而变得更加和善体贴了。
这时，我再次感到：“为了获得重要的信息，直接与人见面并交谈是最有效的。”
32运用“哈佛式交涉术”“彬彬有礼且明确地”提出主张
朋友推荐的窗口负责人金先生是位非常亲切的亚洲人，他积极热情地帮助了我们。我们读不懂主页上的手续说明，他耐心地解释给我们，还教我们网上登录的方法，当场给我们办好了登录手续。
收到“紧急邮件”上写的是“我毕业不了”
我马上给报名窗口打了电话，但总是没人接，始终打不通。于是第二天的午休时间，我和丈夫干脆直接去了窗口。
经受了各种考验，竭尽全力奋斗的留学生活也逐渐接近尾声。
然而，我突然想起留学前曾在波士顿留学的医生朋友说的话。好像那个朋友说过：“我们家保险费和医疗费都全免。”这是真的吗？但我记不清她们利用了什么服务就能免去这些费用了。想到这，我马上和那个朋友联系，得知她们是利用了马萨诸塞州的面向贫困人群的，一项叫做“MassHealth（麻省健康）”的医疗服务，并了解到了报名窗口的信息。
五月中旬，一周后就要举行毕业典礼。我完成所有的考试，确认了成绩单，放下心来感叹着：“大约两年的拼命学习的生活终于要结束了。”
我四处打听节省医疗保险费的办法。可是，即使向学生处咨询，也没有什么好消息。前面提到的保育费的问题也同时存在，且未能得到解决，再加上（之后详细叙述）还发生了住宿问题，面临三重难题的生活令我心烦意乱。
我开始预定放毕业证书的相框和毕业典礼上穿的学位袍和学位帽。毕业典礼的负责人给我发来了“因为毕业典礼上需要正确念出姓名的读音，请提前在录音电话里录制好自己姓名的读音”的通知。我感慨颇深：“啊，终于要毕业了。”
这是我难以支付的……我面临着意料之外的严峻的经济问题。
我好像多次提到过，这两年里，总之是节约，再节约，以“连一元也不浪费的”心情过着节俭的生活。即使是难得的在美国生活，休息日也不去旅行，而是在附近的公园度过。
哈佛大学的面向学生的医疗保险费，就我一个人的话，一年约为三十万日元。全家的话，一年约为一百二十万日元（当时）。
可是，这样的留学生活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也豁出去了，想花点钱和家人一起去加拿大魁北克旅行。
然后，在开学典礼的新生教育上，我才第一次得知。所谓“便宜很多”，是相对于美国每个家庭每年平均缴纳的医疗保险为一百二十万日元而言的。
那是在没有作业的压力，以一种轻松悠闲的心情，尽情享受一家人的欢乐时光的第三天的下午。
来美国之前我查询过关于医疗保险的政策，那时我只知道“哈佛大学规定，学生必须加入哈佛大学的保险，且该保险比社会上的保险便宜很多”。说起来，我并没有美国与日本医疗保险的比较的相关信息。
我打开电脑确认邮件，结果，有一封发出日期为前一天的星期五，发自研究生院的事务负责人的，写有标题为“紧急”的邮件。“嗯？紧急？”我边这么想着边打开了邮件，结果一行意想不到的话出现在我面前。
女儿们的年龄，来美国时大女儿三岁，二女儿一岁，三女儿刚出生两个月。因为特别小的孩子容易生病，所以必须加入医疗保险。
竟然写着：“因为你的毕业学分不够，所以，很遗憾，你不能毕业。”
这里有在日本无法想象的医疗保险费的问题。
顿时，我脸色大变，不由得惊叫一声。
如何筹措一年约一百二十万日元的医疗保险费？
仔细看了邮件后，发现原来是我申请的学分在教务科的系统中被登记错了，不能计入毕业学分。
我正想说一件事情总算顺利解决了，可实际上高额的保育费问题，只不过是留学生活中诸多问题中的一个罢了。我还会遇到其他的“沉重的打击”。
可是，至今为止，都没有人指出这个情况，且最新的成绩单上也写着满足毕业条件的四十二点五个学分。
这样一来，担忧消失，我丈夫享受到了作为该医院的职员的待遇。而且，在新的托儿所，每个月三个孩子一共得到了约四十五万日元的补助。这样三个孩子的保育费就变为每个月约十二万日元了。
研究生院事务负责人的这封邮件也发给了我的指导教授，她勃然大怒，并给该负责人回复到：“你们现在才发现这样的错误，真是闻所未闻。”
不知道那位秘书是觉得哪怕微小的金额，研究室能获得捐款也还不错呢，还是只要研究室没有任何损失就愿意帮助我们呢？来到美国过了八个月之后，这件事情总算解决了，我们支付了含手续费和差额在内的八千五百五十四美元。
因为当天是周五，第二天就是周末，她急忙给学生处的负责人打电话询问情况。然后，她得知周五当天就是学分调整的截止日，更加气愤的她给我发了封邮件：“我从未听说过这么死脑筋的处理方式，穗波，你知道这个事情了吗？”
“不妨我们采取这样的形式如何？我们每年给医院的研究室捐款六千美元。请你们再将这笔钱以工资的形式发给我们，我们以职员的身份接受它。当然，这中间产生的手续费或差额等都由我们来负担。”
事务负责人给我的指导教授的回复是：“最终的责任还是在没有进行确认的穗波身上，只有补修不足的二点五个学分，不在五月而是在秋天毕业。”对方的回复是严格按照规定来处理，我也无可奈何。
因此，我们再次预约和秘书见面，这次改变了交涉的角度：
对此，我一筹莫展。我打开邮件是星期六，已经过了学分调整的截止日。
于是我继续想办法，我觉得对方是不想支付任何不必要的工资。而我们也不是想要从医院获得报酬，只是想得到“获得工资的职员”的身份。
我丈夫因为要返回日本的工作单位，八月份必须回国。家人的签证也不能再延长，我也已经开始安排毕业后的资助款、职位和生活等方面。
话虽如此，但我不能就这样轻易地退缩。
如果现在我不能按时毕业了，该怎么办呢？让丈夫和孩子们先回国，我自己一个人留在美国吗？不，这不可能。
“不行”就麻烦了。虽然麻烦，但对方说“不行”，说起来也是理所当然。国际金融危机以后，经济不景气，研究室也难以维持生计。再加上这是个留学生都慕名而来的研究室，有很多人“即使白工作也可以，都想能在这个研究室学习”。
面对一筹莫展的我，丈夫乐观地说道：
可是对方坚决地说：“不行！”。
“试着和最后一学期你上过课的老师们谈谈吧。一定会有办法的！”真的“一定会有办法”吗？嗯，也是，一直以来都是想方设法才找到“出路”的。
我们并不是强调自己如何的困窘，而是诉说原本是我们的巨大喜悦和爱的源泉的孩子们，现在却成了我们的巨大负担，这使得我们再也无法保持一种从容不迫的心态了。并且，恳请他们能支付给我们每年哪怕是最低的工资六千美元也可以。
而且，此时，我脑海中闪现了一个想法。
于是，我和丈夫一起，去他留学所在的医院，和他的上司以及那个单位的负责管理财务的秘书进行了交涉。
对啊！现在正是实践“那个”的时候！
我们不满足条件啊，如果就这样放弃的话，那就只能这样了，但我们没有那样轻易地放弃。不管怎么说，每个月五十万日元保育费的负担实在过于巨大。
信赖而不指责对方，寻求帮助
可是，我作为留学生没有收入。我丈夫虽然在那个团体下属的医院，但他是作为研究生来留学的，也没有工资。我们不能算接受那项补助的对象。
实际上，研究生院经常举办关于“negotiation（交涉术）”的研讨会。该研讨会设定了多种情况，比如，关于找工作或工资的交涉，从NPO法人（NPO是英文“Non-profit Organization”的缩写，指非营利组织）获得资金的交涉等，并介绍了各种情况下的高效的交涉方法。
也许我能利用这个规定！我好像看到了一线希望。
不论哪种情况，“总之需要彬彬有礼且要求明确”是其基本主张。由于这一主题的研讨会比较少见，所以，我多次参加了该研讨会。
于是，在我各方面收集信息的过程中，在留学生活已经过了三个月左右的时候，我得知了医学部的福利保健团体所属的托儿所，对该团体的职员提供一定的保育费补助。且这一规定只针对获得工资的职员，只要每年能获得至少六千美元（当时约合六十五万日元）的工资，就给该职员的孩子每人每月补贴约十二万日元到十九万日元的保育费。
我想有效利用该研讨会上学到的哈佛式交涉术，与事务负责人进行交涉。
我找研究生院的学生处、朋友和丈夫的留学地点的熟人等，利用各种关系四处打听获得保育费补助的方法。与此同时，我也向送孩子到那个托儿所的家长们打听，怎样做才能支付高额的保育费。
首先，我运用哈佛式交涉术的第一要点“绝不指责对方的过错”，给事务负责人和指导教授发了邮件。
我暂且先把三个孩子送进了每个月花费五十万日元保育费的托儿所，可每个月要五十万日元实在太昂贵。这样下去的话，很快会花光所有的积蓄而必须回国了。
在对自己回信晚了表示歉意的基础上，邮件主要内容如下：
在我留学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亲身感受到，只要不放弃，就能发现“道路”。
“这次的事情，我也感到非常震惊，不知道为何会有这样的结果。真是给各位添麻烦了，非常抱歉。而我一直以来都受到负责登录学分的工作人员的关照，对此我深表感谢。与此同时，我深信各位一定会帮助陷于困境的我。”
想方设法降低高额的保育费
录入学分时，我多次向事务负责人的下属工作人员进行过确认，并约见负责该事务的高层领导，两人就课程的学分数进行了确认，并得到了对方的表示认可的签字。也就是说，我真正想表达的是“我认为你们也有责任”，但我对该经过只字不提。
27只要不放弃，就能发现道路，即便是羊肠小道
紧接着，我给最后一学期上过课的几位老师发了邮件。
在本章，我将给大家介绍自己的留学生活的深刻体会。
简洁地说明我现在的情况，并诉说了：“上过课的学分没有登记到系统，结果我不能按时毕业，这实在让人不知所措。如果有老师的认可和推荐，也许能追加获得认可的学分。”
球撞到墙壁上也不会有损伤，然而如果是加速的球，有时会具有将墙壁砸出个洞的力量。这种突破般的势头，只要有加速，就能闯过难关，开辟人生。
这封信也以抄送形式发给了事务负责人，当然信中自始至终我都表示“最后的责任在自己”，没有写事务负责人有过错等。
前面我写了，由于对留学的憧憬和对现状的不满和饥饿感，我加速投身到留学的准备中，而我的留学生活就是保持着加速，并乘势不断前进的。如果这个势头不存在加速的话，那我肯定会半途而废了。
幸运的是，清早五点我从加拿大发的邮件，不久就有了回音。早上八点半，一位讲师给我、事务负责人以及指导教授回复了如下邮件：“我确认了她的期末成绩，完全达到获得学分的水平，我强烈支持她得到该门课程的学分。”
不管是谁，都有过乘势做某事的经历吧，就像乘势买了大件的东西，乘势换了工作，乘势结婚等。“乘势”，容易给人一种缺乏冷静的判断，轻率的印象。可我认为，如果不乘着一定的“势头”，是无法挑战重要的事情的。
我好像看到了一线希望。
巨大的挑战才要乘“势”前进
但我不敢有丝毫懈怠，继续运用哈佛式交涉术的第二个要点“信赖对方，并寻求帮助”，给事务负责人和指导教授发了邮件：
向某人求助，试着在纸上写下铭刻在心的格言，都是了不起的“行动”，并非完成大事才算行动。即使稍有行动，就能学到或注意到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其中的一个行动成为契机，事情就呈现加速发展的势头。
“我现在能在这里学习，多亏了大家的支持和帮助。我不会怀疑事务工作人员的工作。我相信这次他们也一定会帮助我。”
我们用大脑思考，用大脑烦恼，用大脑踩刹车。然而，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是先动起来，用身体去接触，感受风之后才会明白的。
而且，我还运用哈佛式交涉术的第三个要点“把自身当做商品来宣传”和第四个要点“强调双方共同的利益”，并写道：“如果我能毕业，将来一定会在公共卫生领域作出贡献。”然后就等待事务负责人的回复。
任何事情，如果都等做好一切准备后再开始的话，往往难以迈开步伐。但是，如果不管怎样先开始跑起来，然后再修正轨道，再考虑其他的路线，就总能找到到达目的地的方法。
这样的情况下根本无法履行，我原想马上结束旅行返回波士顿，但即使回去，除了继续“等待”，就没有其他可以做的了。
回国后，我常常给人一些留学的建议，一定会告诉他们的是：“还没去做时不要过多考虑，开始做了再考虑吧！”
与其这样，不如让孩子们享受期待已久的大自然中的生活，因此，我横下一条心，继续在加拿大旅行。
我很庆幸自己在不知道美国的生活将会是怎样的情况下就去了美国，也因为陷入面对诸多难题并只得想办法解决的窘境，我才能取得哈佛大学研究生院的硕士学位。
漫长无比的两天过去了，星期天晚上，一位学校事务方面的最高负责人给我了回复：
如果留学前事先知晓那些情况的话，我真是没有自信，自己是否真得还会去美国留学。我多半会推迟几年再去留学，考虑在那几年里先增加存款。
“我记得你多次表达了感谢的话语。临近毕业，要发那样的邮件，你的内心一定是满怀悲愤的。不过，多亏你联系了任课教师，我们才能顺利进行修改学分的操作。星期一上午之前，我们会通知你办理结果，请耐心等待。”
边跑边思考“怎么走下去”
这就是典型的美国式答复，一句对自己的错误表示歉意的话都没有。不过，这样也没关系，因为我得到了期待的结果。
为了节约饭费，即使是不感兴趣的题目，我也会参加中午在大学举办的各种读书会，因为能吃到为参会者准备的比萨和饼干。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最后还有这样严峻的考验在等待着我，就好像是最后的“毕业考试”一般。
以为保育费也是每月花费五十万日元，是我的重大失算，虽然让三个孩子上了托儿所，但真是令我很苦恼：“这样继续下去，留学也许要半途而废了……”每个月，大额的存款都在不断减少。我即使去上课，好像也能听到钱币哗啦哗啦掉落的声音。
就这样我迎来了毕业典礼，这盛大隆重的一天对我来说意义非凡，令我感慨万千。
我是以留学生的身份去美国的，所以不是工作签证，不能工作。我完全没有收入，另一方面，停职的丈夫能从日本的公司领取一些工资，实在是难能可贵。可即便如此还是难以维持。我用留学的补助金支付了一部分学费，而生活费就只有靠存款了。
33自行车持续前行才不会倒下
换算成当时的日元后，竟然每月要五十万日元之多。
铭刻在心的话语“Make a difference（有所作为）”
那个托儿所的保育费每周为一千一百六十八美元（婴幼儿为四百三十美元，两岁幼儿为四百二十一美元，四岁幼儿为三百一十七美元），总计每月四千六百七十二美元。
留学生活的后半段怀孕，研究生院毕业回国前，四女儿出生了。回国后，我在东京一边养育着四个女儿一边坚持不懈地进行研究。
高昂的保育费令人咋舌，再加上“空缺名额”很少。我只得多报几个托儿所，最终确定能让三个孩子上同一个托儿所是已经到了开学典礼的几天前。
回国几个月后，发生了东日本大地震。得知消息后，我坐立不安，立刻奔赴宫城县石卷市参加了志愿者活动。
哈佛大学研究生院所在的马萨诸塞州的大型托儿所的平均保育费每个月最低也要十一万日元。婴儿平均要二十五万日元，婴幼儿整体全年平均竟然要二百三十万日元。
而且，我觉得在医疗现场一定会起作用，就开始了教练技术的课程的学习。因为不能把孩子都留在家里无人照顾，我在石卷市的志愿者活动采取的是在当地住一晚或两晚后返回东京，过段时间后再从东京去那里的方式。那时，我把教练技术的课程教材放在包里，有时在往返的途中学习。
而且，美国的托儿所的保育费贵得令人咋舌。特别是纽约和波士顿等美国东海岸的托儿所非常昂贵。
就这样，我的生活依旧是“同时进行”。和留学前一样，以一种要做所有想做的事情的心情，同时进行着几件事情。
在美国，基本上没有像日本那样的公立托儿所。即使有，也是面向贫困层的特别的托儿所。要进那里，有严格的入托条件，比如，父母的收入、职业、居住地点等。绝大多数人都上的是私立的托儿所，每个托儿所的费用和运营准则都不尽相同。
当然也有和留学前不同的地方。
我这样想着，可这样的想法却太简单了……
留学前的我不管怎样都特别想获得周围的认可。我作为妇产科医生，我想能对孕产妇们有帮助，想支持新的生命的诞生，想帮助因女性特有的疾病而感到烦恼的患者们。这些最终都是想让人觉得我是“在做一份了不起的工作”。
我想着可能在美国也是每个人五万日元吧，三个孩子就是每月十五万日元。不，等一下。我觉得因为是很多女性活跃在职场（女性特别是母亲加入劳动力大军的人数在快速增长）的美国，支持职场父母育儿的制度应该会很完备，也许保育费能控制在十五万日元以下。
对于这样的我，哈佛大学教授们常常说的一句话令我深有感触。
当时，我们家一个孩子每月花费五万日元（两个孩子一共十万日元）的保育费。三女儿出生后，留学期间就要负担三个孩子的保育费。
“你们是成为全球型领导者的人才！要改变这个社会！”
我家的女儿们，在日本，是送到公立托儿所。公立托儿所一般由地方政府制定统一的收费制度。
教授们每每说起“Make a difference（有所作为）”都令我思考良多。
在日本，人们主要把孩子托付给托儿所和幼儿园。在美国，有与日本相近的托儿所和幼儿园，另外，还有家庭式幼儿园（在日本是指叫做“保育妈妈”的制度，即某个家庭提供照料孩子的服务形式），还有很多人雇佣照看小孩的保姆。
我究竟为了什么在这里学习呢？
我是八月八日到达哈佛大学研究生院所在地波士顿的。开学典礼是九月十五日，所以在这之前需要把可以托付孩子的地方定下来。
因为想得到哈佛大学研究生院毕业的荣誉吗？
等一下！在波士顿每个月的保育费要五十万日元？！
因为想被人认可觉得“真了不起”吗？
结果，这些事情还是悬而未决，只有等我去了美国以后，直接去政府部门咨询了。
因为想获得知识和技能吗？
我先在网上查找了有关托付孩子的地方和医疗保险的相关信息，但用不习惯的英语查找信息相当花费时间。我也试着咨询了有留学经验的朋友，可对于自己的情况将会怎样，依旧不太清楚。
不，都不是，为了改变社会，为了能将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社会向更好的方向改变，为此我在学习着。
为了保证带着孩子的学生生活，还需要办理如住宿地点、医疗保险的手续，做好可以托付孩子的地方等学校之外的，生活方面的各种准备。
我开始觉得，留学生活时吃苦，受人帮助，不是为了让别人认可自己，是为了他人，是想为社会做贡献。这样一想，我感觉比起以前想着是为了自己怎样，我的心情变得轻松多了。
因此，录取通知书是三月上旬寄到的，开学典礼是九月上旬，离到美国大约还有半年的准备时间，然而这段时间里，我们夫妻双方都要继续工作，要寻找我丈夫的留学地点，去美国之前还要写好论文，做搬家的准备，办理签证，等等，必须做的事情堆积如山。再加上，三月份，我怀孕六个月，七月份三女儿出生在即。
而且，我希望自己死去的时候，这个世界变得比自己出生前的更好。为此我想竭尽全力。具体来说，作为妇产科医生，我确立了“要让母子都幸福”的目标。
留学的事情定下来后，丈夫说：“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还有不久要出生的宝宝去留学。”于是，他就决定申请停职陪我去留学。
当然只依靠妇产科医生的力量是无法守护母亲和孩子的，还需要儿科医生、助产士、护士等保健医疗相关人士的协助。特别是灾害发生时，也少不了中央政府、消防、警察、地方政府和当地人民的力量。我在思考构建一个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各方面力量的系统。
就这样，我实现了留学的心愿。不过回想当时，深切感受到的是，自己根本没有考虑带着孩子去留学将面临多么辛苦的生活，只想着去美国学习就没错了。
因为繁忙，因为没有时间，才能不断前行
这样一来，我的人生打开了新的一扇门！想到这，我不由得心潮澎湃。
为此我每天都在不断努力，不过每天的生活依旧“繁忙慌乱”。
太棒了！我被录取了！留学之梦终于要实现了！
四个女儿中的大女儿和二女儿上小学了。下面的两个还在上托儿所。一到下班时间，我就飞奔到托儿所接孩子。
我和丈夫不由得相互对视。本想着哈佛大学研究生院是最难考的，一时之间简直不敢相信。
等大女儿二女儿回家，四个孩子都聚齐，就让她们吃家政人员做的美味饭菜，在这期间我就用洗衣机洗衣服，确认家校联系本等，每天都忙于照顾孩子。做着明天上托儿所的准备，一想到“啊，我还没有做明天的资料”就不由出了一身冷汗。然后，某个孩子响亮的一声：“再来一碗。”我就说着“好的，好的”走向厨房。
诶？录取了？！
就像一直在用尽全力蹬自行车一样，等孩子们睡觉时我已经疲惫不堪。读绘本给孩子们听时已经有点迷迷糊糊，常常被孩子们的“再读一点”的喊声吵醒。
信封里装的是录取通知书、新生教育资料和入学费（入学时向学校缴纳的学费以外的费用）的通知单。
但是，自行车一停下来就会倒下。
都是不通过。我一下子变得灰心丧气，然而，从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寄来的第三封信，却意外地有一定的厚度！
正因为在骑行中才不会倒下。
然后，三月份。从我报考的两所大学先后寄来了两封薄薄的信。
我也一样。正因为我总在不断前行，所以能不倒下并精神饱满地努力着。
其他需要邮寄的资料，就投到信箱里。用鼠标点击的一瞬间，我不由感慨万千，想着：“就等着学校的录取结果了。”
正因为忙碌，才能没有烦恼地前进。
决定留学已经过去半年，在临近申请书提交期限的十二月上旬，我备齐了所有资料，通过网络发送给了包括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在内的四所研究生院。
每天很忙碌，真的没有时间。但正因如此，我才能够前行。
来自哈佛的录取通知
即使有难以跨越的墙壁挡住去路，我用满腔热情不断敲击，就能在原以为是墙壁的地方发现出口。
26做之前不要想太多，先做再说
我就这样深信着，今天也在不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