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矛在伯顿的脸上留下了永久的疤痕，而对于这起灾难的调查同样也给他的名誉留下了永久的伤痕。他是这场远征的负责人，而在这场远征中他们不仅折损了一个人，还将政府财物丢给了索马里袭击者，这公开损害了英国的尊严。关于这个事件的报告被送到达尔豪西勋爵的办公桌上，他严厉地批评了远征队的成员：“在这样一个国家，面对这样一个民族，他们丧失了所有常见的审慎和一般的预防措施，这是不容原谅的。”
事实上，他远征的距离很短，只到达非洲之角，而且即使这样，他们也出了差错。尽管伯顿乔装打扮，装作独自旅行，进入城墙环绕的城市哈勒尔，但是在他们正要返回亚丁时，他和同伴遭到了索马里人的伏击。印度海军上尉威廉·斯特罗扬被杀，陆军中尉约翰·斯皮克身负十一处伤，伯顿则被长矛伤了脸。
由于显然已经失去了东印度公司的支持，1855年在英国休养期间，伯顿谨慎地培养他与皇家地理学会的关系。此时，利文斯通顺利抵达罗安达，麦奇生及其同僚受到这个消息的鼓舞，焦急地期盼有关他在蛮荒之地再度漫游的时间和地点的消息。在这段时间里，伯顿没有在非洲探险，而利文斯通已被授予他梦寐以求的赞助人奖章。
1854年年中，伯顿回到了亚丁，那里离非洲很近，对他来说具有十足的诱惑力。但是，他需要在亚丁停留几个月，等待伦敦董事的来信，以便对他的旅行计划授予许可。起初，伯顿不停地建议从亚丁航行去往索马里，接着向南行进到达桑给巴尔，然后向西继续前进，直到他抵达非洲的西海岸。支持他这项冒险计划的是另外三名来自印度的现役军官。迟至次年2月，就在他离开亚丁之前，他向他的朋友肖保证：“只有你知道，不要告诉别人，我想要解决克拉普夫的问题，以及‘永恒的雪’。”毫无疑问，有一条穿过非洲通往大西洋的公开线路。
早些年，皇家地理学会的经济实力比较脆弱，此时，由于在发现“非洲内陆”的竞赛中处于最前沿，它兴旺繁荣。1855年末，随着一张地图的出版，去非洲探险有了新的动力，这张地图显示非洲大陆中央存在一个巨大且怪异的湖泊。这张地图是由克拉普夫在非洲的传教士同伴之一雅各布·埃哈特根据他在蒙巴萨以南的一个沿海城镇听说的故事绘制的。尽管几个足不出户的地理学家仍然拒绝相信目击者对“永恒的雪”的记录，但是他们却对这幅地图（很快就被戏称为“蛞蝓地图”）信以为真，因为它与他们的理论非常吻合。
因此，预先阻止伯顿获得非洲探索殊荣的是另一种“混杂”情况，但是关于这一点，他无能为力。与克拉普夫分开后，他不得不从开罗返回孟买，以请求东印度公司支持他发起新的远征，并且游说他的步兵团批准他休更多的假期。在这两个方面，他都取得了成功，因为那时候东印度公司比较偏爱他：大胆去往麦加的旅行证明他足智多谋，而到那时为止他写得最成功的一本书——《信德省，以及居住在印度河流域的种族》（Sindh, and the Races that Inhabit the Valley of the Indus），被他谄媚地献给了东印度公司的董事，这本书“试图勾画他们统治的广大帝国的一个行省轮廓”。
皇家地理学会的上层人物詹姆斯·麦奎因宣称自己对这幅地图印象深刻，他曾在几年前询问过桑给巴尔的一位阿拉伯人——莱斯·本·赛义德，当时他正访问英国。根据利夫·本·赛义德的说法，非洲中部有一个大湖，他曾两次到访那里，用以物易物的方式换取象牙。要想从桑给巴尔到达那里，一个商队要“完全朝着日落的方向”行进四个半月。所有住在湖边的人都知道，它是“那条流经埃及全境的河流的源头”。所以，埃哈特的“蛞蝓地图”似乎最终证实了这样的消息：托勒密的猜想似乎能被证明属实，为此古典学者很满意。
这一次利文斯通从赞比西河中游一个叫作利尼安蒂的村庄出发，大胆地计划先向西行进到达大西洋，然后向东折返回印度洋。他完成了第一阶段的旅行，即从赞比西河到达大西洋，得到了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同是苏格兰人的罗德里克·麦奇生爵士的称颂，他称之为“我们时代最为成功的一次地理探索”。之后，更多的赞美接踵而至。
1855年下半年，伯顿拜访了君士坦丁堡，但是他没能见证克里米亚战争最后几个月的行动。当他返回伦敦时，地理学家讨论的所有话题都是关于那个巨大的非洲湖泊的。他再次精明地判断时机。他不再谈论穿越非洲大陆，因为很显然，如果大卫·利文斯通还活着，他必定更有可能得到那份奖赏。此刻，重要的是找到尼罗河的源头。
十分偶然，正好在伯顿于开罗“追问”克拉普夫的那个星期，一个与克拉普夫的信念十分相近的旅行者开始了一场旅行，这场旅行将使他成为19世纪最著名的探险家。伯顿很可能完全没听说过大卫·利文斯通，但是克拉普夫显然知道他。在过去一年里，当巴黎地理学会授予克拉普夫和雷布曼银制奖章时，大卫·利文斯通和他的同伴威廉·科顿·奥斯韦尔因为在赞比西河南岸地区的发现获得了同样的荣誉。
因此，在1856年上半年，伯顿想要对一个大湖进行一次远征，这个湖在埃哈特的地图上被称作坦噶尼喀海，他将主要精力用于统筹安排他们所能获得的支持。一部分资金是由约翰·斯皮克提供的，他仍渴望返回非洲，尽管他在索马里侥幸逃脱了死亡的命运。虽然斯皮克的性格特点不讨人喜欢，但是他的身体非常健壮（就像伯顿评论的那样，他能够身受十一处创伤而活下来，这“充分说明要杀死一个身体如此健康的人有多困难”），而且他的财富也能确保他成为伯顿的搭档。
尽管克拉普夫的旅行表明，他可以同情非洲人由于奴隶贸易、饥荒和战乱遭受的苦难，但是他认为他们沉浸在“道德的痛苦和堕落之中”。在伯顿看来，他对非洲人只有轻蔑。像大多数他在印度的同僚一样，他不分青红皂白，将阿拉伯人和印度人统统称作“黑鬼”，但是他认为非洲人与动物无异。克拉普夫从来不以争取到黑人皈依“基督教和文明世界”为巨大成功，而伯顿则将向黑人传教视为一种荒谬行为，根本不会想要去尝试。
尽管麦奇生并不信任这个“坏家伙”，但是皇家地理学会的高层有不少是他的崇拜者，他们十分欣赏他那三本描述他前往麦加朝圣的著作，最后他们这一方获得了胜利，皇家地理学会做出了支持伯顿的决定。关键性的支持来自外交部，他们投入了1000英镑，表面上声称用于科学研究。东印度公司也对这次远征表现出进一步的兴趣，但是即便如此，因为伯顿盛气凌人地反驳人们对他在索马里探险的糟糕表现的批评，所以东印度公司取消了资金捐赠。董事会主席兼皇家地理学会探险委员会主席、陆军上校威廉·赛克斯，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他号召学会“诚邀女王陛下的政府和东印度公司合作”展开这项探险活动。他说这场探险值得支持，“不仅是出于地理发现，还有潜在的商业利益，也许还有政治优势”。这场远征的目的包括“决定那些国家可输出的产品，以及那些部落的民族志”。
在对待陌生人的态度上，克拉普夫和伯顿之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前者觉得在非洲内陆漫步穿梭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除了他的雨伞，他没有带任何用于自我防御的武器，而后者则相信暴力，他已经通过出版一本名为《完整的刺刀练习法》（A Complete System of Bayonet Exercise）的小册子，提高了他在军队中的地位。伯顿相信通过“恰当而审慎的冷酷无情”可以逐渐灌输恐惧。
这些促使伯顿和斯皮克加速踏上行程的豪言壮语，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愿望，那就是让每个人都知道谁才是印度洋的主人，特别是此时，雷赛布正计划建造一座跨越苏伊士地峡的运河。桑给巴尔的地缘政治地位正不断提高，正如克拉普夫在他的回忆录里写的那样，“拥有东非，意味着迈出了统治印度的第一步”。当时的英国首相是帕默斯顿，他领导的英国政府并没有说得这样露骨。英国政府想要告诉法国和其他国家，英国将桑给巴尔视作专属于它的通往非洲的大门。
和伯顿一样，克拉普夫也是一名卓越的语言学家：1844年，他第一次拜访桑给巴尔时，他就交给赛义德·赛义德一份用阿拉伯语写成的关于他之前在埃塞俄比亚6年生活的记录。苏丹很钦佩他，他告诉克拉普夫他可以在非洲大陆自由传教，这是自将近150年前葡萄牙人被剥夺这项权利之后，第一次有外国人享有这个权利。赛义德之所以允许他这样做，可能是因为克拉普夫说他打算开启一扇“后门”，从东非通往埃塞俄比亚的南部。但是，这个想法很快就被放弃了：尽管到达之后不久，他的妻子和女儿就过世了，但克拉普夫还是在蒙巴萨定居下来，开始创作首批书写词汇，以及斯瓦希里语和非洲大陆其他多种语言的教学手册，并且开始翻译圣经。
出于同样的原因，赛义德·赛义德定期向伦敦派遣使节，他们受到了隆重的接待，而伦敦也频繁地向他寄送表达友好意愿的信件。令人安心的是，体弱多病的苏丹将他最喜欢的一艘护卫舰命名为“维多利亚女王”号，而且还将此时已是中校的哈默顿领事视为他的大维齐尔。每当赛义德离开桑给巴尔时，他都坚持让哈默顿留在岛上监督各项事宜，并且随时准备扼杀任何暴乱的迹象。之所以设置这些预防措施，是因为苏丹担心他的儿子可能会密谋对抗他，毕竟，这是他们家族的一个特征。他的长子希拉勒被放逐，并且已经去世，这意味着按照继承顺序，下一个继承者是哈立德。起初，哈默顿不喜欢他，因为他有亲法倾向，他甚至将他在桑给巴尔的地产命名为“马赛”，但是后来他表现得十分顺从。之后，哈默顿领事宣称，哈立德“具有杰出的品行……决不沉溺于亚洲王子通常具有的恶习”，而且“对欧洲人彬彬有礼”。
与伯顿的冷静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克拉普夫总是不谙世故，但是他的发现可以被看作为帝国的干预开辟道路。他们燃起了一个希望：在桑给巴尔对岸，他们最终可以开辟出一条通往非洲大陆不为人知的中心地区的道路，通往使伯顿那样的浪漫探险家着迷的传说中的湖泊和山脉。的确，要不是他们的宗教情怀、阶级背景以及个人行为的差别如此巨大，克拉普夫和伯顿很可能在下一阶段的探险中成为搭档。这两个人都十分热衷于旅行，并且都能流畅地记述他们的经历。
虽然如此，哈默顿仍然生活在不可避免的恐惧之中，那就是赛义德的死亡，而赛义德是他的主要权力来源。1856年10月，即在伯顿和斯皮克抵达桑给巴尔之前两个月，赛义德去世了。苏丹享年67岁，他死于痢疾，那个时候他正乘坐“维多利亚女王”号从马斯喀特返回桑给巴尔。在此之前，他花了两年多的时间试图熄灭马斯喀特的暴乱之火。
伯顿从开罗将一系列信件寄给他家乡的朋友——皇家地理学会的秘书诺顿·肖，告诉对方他将如何“追问”克拉普夫，看看他“已经做了什么，以及还要做什么”。他冒险说道：“如果（孟买军队）给我足够的时间，我将穿越非洲，到达大西洋一侧。”当克拉普夫谈到“白尼罗河的源头、乞力马扎罗山和月亮山”，让他想到月神传说（积雪覆盖的尼罗河源头在托勒密的地图上被称作月亮山）的时候，他总是随时准备嘲笑这些“混杂”的信息。虽然如此，他在给肖的一封信中说，东非地区拥有“大量未开发的资源”，而对阿拉伯半岛的进一步探索，除了“沙漠、山谷和部落”，不会有什么实际的成果。
继承人哈立德早些时候在桑给巴尔死于肺结核，这使得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而在他死后，有预兆显示丁香种植园的斯瓦希里人和奴隶可能会发生暴乱。哈默顿强制实行宵禁，并且告诉岛上的俾路支商人，杀死天黑后活动的所有人。暴乱被压制下去。听说哈立德的死讯之后，老苏丹从马斯喀特发来消息：他的新继承人是他最小的儿子之一——病弱且死气沉沉的马吉德。哈默顿对这个消息感到满意，因为他认为马吉德易于掌控。
克拉普夫也不再对他年轻的同僚抱有幻想，他们似乎已经丧失了到8年前他在蒙巴萨附近建立的传教总部之外的地方冒险的意愿。所有人都时常因为热疫卧床不起，热疫已经夺走了他们中不少人的性命，并迫使他们撤回欧洲。幸存者普遍满足于站在他们屋子的平顶上，向恰巧路过的任何一个非洲人传播上帝的福音。因此，穿越非洲，从东海岸到达西海岸的旅行仍然是一颗诱人的果实，它已发展成熟，等待人来采摘。
然而，赛义德的去世在岛上引发了更多混乱，所以在伯顿和斯皮克登岸之后，他们很快意识到远征的组织安排工作会有所延迟。此外，这还意味着在穿越大陆和开始远征之前，他们不需要请求许可。新任苏丹马吉德则有更紧要的事情要担心，尤其是他的几个哥哥，一个在桑给巴尔，其他几个在马斯喀特，他们正渴望杀死他取而代之。
这种虔诚态度对伯顿没有吸引力，但是他很快看到了机会，甚至在与克拉普夫交谈之前。由于缺少新成员，传教士被迫离开东非，而伯顿正好可以在那里开始发展他的事业。克拉普夫曾经谈到要建立一系列定居点，穿越非洲大陆直达大西洋，就好像给非洲戴上了一条基督教项链，但是这时候他放弃了这个想法。当伯顿在开罗见到他时，他已经40多岁了，精疲力竭，正在去往欧洲进行治疗的路上。
所以，两个探险家只需要应付哈默顿关于东非的可怕警告。从沿东非海岸的初步探险中返回时，他们得了热疫，差点儿丧命，这似乎证实了哈默顿的那些警告。在他们休养期间，伯顿忙于收集桑给巴尔的历史材料。他很快意识到，斯瓦希里语是印度洋东西两端有联系的另一个证据，因为之前写关于信德省的书时，他在印度西北部的黑人奴隶中接触过这种语言。他们曾告诉他，他们还是孩子时就在非洲被卖了以换取粮食或者衣服。他对此非常着迷，以至于专门编译了一份很长的有关他们语言的单词表，而这些词语对印度的其他人来说十分难解。这个时候，他终于了解到他们的语言就是斯瓦希里语，在桑给巴尔和东非海岸的每一个人都能说这种语言。
这些理论家们被称为“纸上谈兵的地理学家”，而真正使他们兴奋，同时又引发他们中有些人嘲笑的是，克拉普夫宣称他在距离海岸300英里的内陆赤道线上看到一座山的山顶有雪，非洲人将它称为肯尼亚山。克拉普夫的下属约翰·雷布曼汇报，他在更南边看到了第二座雪山，它被称为乞力马扎罗山。即使是罗德里克·麦奇生爵士，也对这些关于赤道积雪的传说表示怀疑，他在伦敦皇家地理学会的主席演讲中，通常热衷于赞同一切可能引起公众想象的发现。但是，传教士们坚持相信他们自己的眼睛。雷布曼被乞力马扎罗山的景象所俘获，以至他坐在灌木丛中阅读圣经，他的视线立刻落在了第一百一十一首诗篇上：“他向百姓显出大能的作为，把外邦的地赐给他们为业。”
尽管伯顿忙于为将来的写作做笔记，但是斯皮克则为被延误的远征发愁。关于大卫·利文斯通的消息就像一根刺针，因为他成功地完成了从大西洋返回印度洋的旅行，这位苏格兰博士返回伦敦时成了一位风云人物。他被授予名誉学位和荣誉市民奖，还与维多利亚女王一起喝茶，并为注定成为10年畅销书的《传教士在非洲南部的旅行和研究》（Missionary 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South Africa）做最后的润色。不管他出现在何处，欢呼的人群都将他团团围绕，而报纸和周刊更是刊登了他所说的每一个字。非洲的探险活动显然进入了全盛时期，而在桑给巴尔无所事事决不会得到人们的关注。
但是，克拉普夫从不追求世俗声望。他人生的真正驱动力是他坚信基督即将复临。作为一名基督徒，他的责任是在恰当的时机拯救灵魂和“浇灌异教国的不毛之地”。他之所以声名日隆，只是由于他有机会在东非完成这项使命，而东非正日益成为政治竞争的角斗场。与这种竞争紧密相联的是欧洲学者为解开这片地域的谜团所付出的努力，他们想要“填补地图上的这片空白区域”。由于克拉普夫大胆地冒险进入非洲内陆，去寻找未受伊斯兰教影响的潜在皈依者，他肯定会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最后，在1857年年中天气状况好转后，伯顿和斯皮克乘坐一艘小船前往巴加莫约，与湖泊地区的人做交易的商队在那里开始和结束他们的旅程。在等待的6个月里，伯顿和斯皮克模仿这些商队，已聚集起一支队伍。他们有向导、搬运工，以及一支全副武装的护卫队。如果他们不得不杀出一条道路，他们也做好了充分准备，尽管利文斯通和克拉普夫都没有选择这种旅行方式。而在桑给巴尔的欧洲人很少能够给他们提建议：就像伯顿讽刺的那样，他们“对于岛外的所有事务几乎一无所知”。
路德维希·克拉普夫博士，完全不同于声名狼藉的印度青年军官理查德·伯顿通常选择的结交对象。但是，一听说这位德意志传教士兼探险家也在开罗，伯顿决定要找到他。尽管伯顿之前乔装成一名穆斯林朝圣者进入阿拉伯半岛，冒险前往麦加和麦地那，此时刚刚返回开罗，但是克拉普夫早就名声在外了。他上一次拜访伦敦还是1850年，3年后他遇到了伯顿，那时他已经见过阿尔伯特亲王、坎特伯雷大主教和帕默斯顿勋爵。英国人对克拉普夫的探险极有兴趣，因为尽管他出生在符腾堡，并且在巴塞尔受训，但是他关于非洲的著述是在英国圣公会差会的赞助下完成的。在他自己的国家，他也备受尊重，他受邀与德意志最伟大的科学家冯·洪堡讨论地理问题，并且与普鲁士国王威廉·腓特烈一起进餐。
哈默顿过海到巴加莫约为他们送行。一时之间，号角齐鸣，火枪齐发，他们出发了。当时的场面十分混乱，而且他们最终由于缺少搬运工而不得不放弃一些设备。即便如此，如果赛义德还活着，在那里人们会看到200名士兵（大部分全副武装）在白人的指挥下出发的情景，赛义德很可能对他界线不明的东非帝国的前景感到不安。就像伯顿意识到的那样，阿拉伯人对白人旅行者“怀有敌意，并且感到害怕”。
——查尔斯·纽《东非的生活、漫游与劳力》，1874年（Charles New, Life, Wanderings and Labours in Eastern Africa）
过海到巴加莫约向远征队告别是哈默顿最后的公务职责之一。3周后他就去世了，享年53岁。威士忌、奎宁和顽强的韧性使他在桑给巴尔坚持了15年。他对于英国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但是，他的死讯并未引起应有的关注，因为这时爆发了印度民族大起义。
对于克拉普夫博士的勇气、胆量和传教热情，我们要向他致意，这样一位绅士打开了几乎封闭的东非海岸……他必将保持开拓这条道路的荣誉。
长期以来，东印度公司作为英国统治力量在东方的象征，几乎在一夜之间就被印度民族大起义所推翻，而所有在印度盛气凌人的武装统治力量，都将无法逃脱被驱逐的结果。但是，就如同一种补偿，此时在长期被忽视的印度洋西海岸，人们展望到了一个新帝国的远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