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人进去，只有一人还。
一定要当心贝宁湾，
殖民地部的常务次官詹姆斯·斯蒂芬爵士的看法最透彻，他写道：“如果我们完全获得那片大陆的统治权，这也只是拥有一个毫无价值的财产。”他提出警告，“不与数量巨大的好战部落直接接触，不将我们自身卷进他们的争执、战争和彼此的关系中”，就无法把非洲变成殖民地。
当然，也有很多人怀疑这块大陆的价值。它的气候对欧洲人的健康危害极大，尤其是西非，简直令他们无法忍受。就像流行的对句说的那样：
但是，英国在印度的殖民当局对拓殖热带非洲还没有丝毫兴趣。他们只想看到英国更加牢固地掌握其商业。到19世纪中期，桑给巴尔每年的出口总值是100万银币，其中美国占据百分之二十五，英国略少于美国，法国占百分之十二，德意志占百分之十。由此而产生的利润尤其高，特别是象牙贸易。美国人用新英格兰制造出来的一种粗糙耐用的印花布（被称作梅里卡尼），将印度棉布几乎完全逐出东非市场。
在相互交织的利益之中，还有其他原因促使英国人采取“积极政策”：他们承认有必要加速结束奴隶制，并且渴望在非洲广泛扩展英国的贸易。就像600万参观者在1851年世界博览会上意识到的那样，英国通过向被它控制的地区及世界其他地方销售商品而繁荣昌盛。在很多方面具有时代烙印的帕默斯顿也强调，非洲可以为英国作坊和工厂生产的产品提供新的市场。
对美国人而言，他们能够看到正在逼近的威胁。他们深切怀疑任职多年的英国领事阿特金斯·哈默顿正将赛义德·赛义德争取到他的一边。1850年7月，接任理查德·沃特斯领事之职的查尔斯·沃德，寄给美国国务卿丹尼尔·韦伯斯特一封冗长的信，信是关于印度商人在东非的地位的：
桑给巴尔还只是一个未被探索的大陆旁边一个边远小岛，所以关于梅赞之死只有一些零碎的信息抵达欧洲，而关于这件事的有限记忆也很快消逝。然而，这对孟买当局和伦敦政府是一个很大的刺激，进而促使他们在东非采取更加“积极的政策”。对法国的仇视和以往一样强烈，他们十分焦虑，密切关注他们的夙敌，因为法国以一些值得注意的方式展现其兴趣，甚至有迹象表明他们想将多余的人口向大陆移民。在欧洲1848年革命爆发后不久，法国学者菲尔让斯·弗雷内尔质问巴黎地理学会：“为什么在英国人开拓全世界的时候，法国人只是围绕开拓法国的事情争论不休？他们不知道非洲能给每个无产者提供一个王国吗？”
现在，这一大批几乎包揽桑给巴尔和沿海所有生意的人，事实上已被承认为英国的臣属，他们不是出于对英国的信任，而是受其约束……美国商人觉得他们了解英国领事主张的时候到了。英国领事宣称这些人是英国的臣属，这是正确且合法的，但他们对此表示怀疑。如果真是这样，他们有必要怀疑英国领事及其掌控之下的所有印度商人比苏丹本人更有权势。
梅赞的指挥官吉兰上校带着厌恶之情写到赛义德，描述他通过背信弃义赢得并保住了他的王位：“每个人都知道东方的习气，在那里谋杀和欺骗是统治的必需部分；在那里宫廷阴谋一般以毒药和匕首解决；在那里一个人可以毫无尊严、低三下四，并且破坏自己的誓言。”
尽管在信中分析这些事情对他来讲并不容易，但是沃德坚持在信中向他们通报这些信息。1851年3月，在肯纳邦克波特度假时，他在寄往华盛顿的一封信里点出了问题的要害：“英国领事很容易对苏丹施加威胁，因为苏丹知道英国的力量，而他们在印度对政策的掌控，也时常令苏丹感到焦虑，他担心英国对他在非洲大陆的财产有所图谋。苏丹并不喜欢英国领事，但是他担心如果他表现得不那么恭顺，会给他自己造成更大的伤害。”
梅赞的死挫伤了法国在东非的野心，而赛义德却没有因为在大陆暴露了自己权力的局限受到羞辱。事实上，海岸地带的直接统治者已准备好归顺赛义德（他们清楚地记得蒙巴萨马兹鲁伊家族的命运），但是在他们身后的内陆，传统势力仍占支配地位。桑给巴尔的统治者缺少创建有效的行政管理制度的意愿，这种制度能将整个大陆的任一部分纳入其统治之下。正因为这一点，他只能像1000年以来阿拉伯人在东非的行为一样：从来不试图获取领地，只对贸易感兴趣。正是这种态度，将使他的王朝最终付出高昂的代价。
沃德接着描述了桑给巴尔的阿拉伯人的焦虑，一旦体衰的苏丹过世，英国人将决定谁来接替他，之后桑给巴尔将成为一个保护国：“从我听说的情况，以及我与英国领事的交谈来看，英国政府的政策似乎是在不久的将来接管非洲的东部海岸。”如果真的发生这种情况，英国将获得“有价值且有利可图的贸易”，以及“非洲内陆丰富的资源”。
关于梅赞命运的报告抵达桑给巴尔后，领事布罗奎恩特派航行前往留尼汪岛的第一艘船送出一封急件。法国人向赛义德施加沉重压力，让他抓捕并惩罚罪犯，而当他宣称少尉身死之地不在他的掌控范围时，他们威胁要派一支海军小分队登陆执行这个任务。在他的熟练掩饰之下，赛义德宣称如果他们那样做他会很高兴，但是之后，他开始想知道是否法国人真的会像他们说的那样去做。他知道他无法接受这样的羞辱，因而派了20多个人前往大陆。这支队伍消灭了一些村庄，杀死了他们能够杀死的每一个人，但是亨布逃进了森林。只有在那个致命的夜晚敲击战鼓的人被抓住了，并被带到了桑给巴尔。有两年的时间，他被露天锁在法国领事馆附近，之后他被投入苏丹的监狱，被罚铐在一尊老旧的大炮上8年，在快满8年时他死了。
沃德的看法具有先见之明。关于赛义德·赛义德的说法也是真实的，他正在转变为英国的傀儡，用印度的说法叫作沦为“附属国”。以英国目前在印度显而易见的“控制政策”来看，桑给巴尔的阿拉伯人有理由担心赛义德死后将要发生的事情。印度总督达尔豪西勋爵是一名领土扩张论者，他放任“过失吞并”主义的发展，如果对于一个附属国的王位继承人存在争论，英国会以吞并的方式直接填补权力真空。
梅赞带着他的马达加斯加仆人和几个斯瓦希里搬运工，向内陆进发。有几天，他和印度商人穆萨一起旅行，之后他们分开了，梅赞宣称他可以照顾好自己。他沿着一条蜿蜒的小路行进了20天，直到他到达一个村庄，这个村庄位于一片浓密的树林之中，这片树林平时被人们戏称为“灌木丛中的小鸟”，他就在那里停下来等待他的行李。按照直线距离，他距离海岸仍然还有3天的路程。梅赞“感到非常气馁”，他给领事布罗奎恩特写了一封信。当天晚上，在渐强的鼓声中，一个叫作亨布的副首领勒死了梅赞，并将他的尸体切成了碎片。很久之后，亨布说谋杀梅赞不是他的主意，他只是遵照他的父亲——赛义德在海岸地带的一位官员——的命令行事。
正是达尔豪西在吞并旁遮普之后将锡克教的民族主义象征——“光之山”巨钻——放进了自己的口袋里，并将它送给了维多利亚女王，作为她王冠上的一个装饰。当时英国人所怀有的英国可以做成任何事的必胜信念达到了最高点，流行作家利奇·里奇在1847年总结道：“英国站在西方国家的最前列，拥有世界上迄今为止最值得骄傲的王权，这柄至高无上的权杖掌握在一个女人柔软的手里，她似乎要比把持希腊人权柄的亚历山大更轻松。在这座岛上，女王的臣民数量占世界人口的七分之一，而她的领土面积也不断扩展，超过全球七分之一的土地。”
赛义德对于在他宣称具有最高统治权的土地上可能发生的灾祸感到不安，他向梅赞提供了一支全副武装的护卫队，出于“怀疑或者鲁莽”（与之后写到的他的前任吉兰上校一样），梅赞拒绝了。有一段时间，他似乎“不确定是否要继续他的计划，还是放弃它”。他本来可以与一支前往内陆的阿拉伯商队一起行进，但是他错过了这个机会。之后有消息称，一艘法国海军军舰正在桑给巴尔附近，梅赞突然担心他的延误可能反映出他的勇气和荣誉感不足，所以他匆忙乘坐小船前往大陆，并下令把他的行李紧随其后送过去。
英国人之所以产生这种骄傲感，源自英国在印度洋及印度洋之外取得的成就，例如殖民澳大利亚、1840年毛利人割让新西兰和新加坡的发展。与在东方收紧帝国的镣铐同样重要的是英国对季风的征服。就如同葡萄牙的火药在16世纪改变了印度洋世界，19世纪英国的蒸汽动力将横扫过去2000多年的旅行模式。风帆不会在一夜之间从海洋上消失，但是蒸汽机巨大的轰鸣声混合迎面吹来的季风的呼啸声，成为新时代的声音。
也许梅赞已经开始感受到他对法国肩负的沉重责任和义务；也许他过于详细地安排各项事宜；也可能是他从桑给巴尔的一些白人定居者那里听说了他接下来会面临的可怕状况。无论是何种理由，他一直徘徊不前，直到1845年年中，他才向大陆前进，这使得沿岸各酋长有充分时间获得消息：一个白人即将到来，并且会穿越他们的国家。
1829年，小型蒸汽轮船“休·林赛”号在苏伊士和孟买之间首航。10年之后，东印度公司引进了几艘更大的船只，英国财政部为此支付了一半的款项。船只由孟买的海军管理，它们在波斯湾也可以被用作战船。尽管大部分商业货运仍然是通过船只扬帆航行绕过好望角进行，一般需要花费6个月的时间，但在苏伊士和孟买之间的航线引入蒸汽轮船，意味着从伦敦到印度只需要花费40多天。曾经在亚历山大里亚和苏伊士之间缓慢又沙尘漫天的沙漠之旅，已经被英国企业用其他的旅行方式替代了：海峡渡轮、穿越法国的火车和去往埃及的快船，将按照严格的时刻表运行。
当条约签订的消息抵达法国时，巴黎地理学会从商业和地理发现等方面大肆吹捧它的价值。来自东非极为细微的消息都是巨大的奖赏，第一位探险家“能够将欧洲的科学火焰带入蛮荒之地”，他将有数不清的新发现。
尽管好望角航线的支持者不会轻易让步，但是为回应在印度的英国商人的需求，这场转变很快就到来了。1839年，“梅尔维尔的螺旋桨专利”的崇拜者、工程师亨利·怀斯写了一本书，认为不能信任苏伊士航线，因为“埃及的统治者反复无常”。怀斯说，最好是坚持好望角航线，并使用装有蒸汽机的帆船，他还大力吹嘘螺旋桨专利。这个问题和“英国享有的由神圣天意赐予的丰富资源的使用问题是最值得我们努力解决的事情”。
所以，1844年11月，法国从留尼汪岛派出3艘战舰，梅赞乘坐其中一艘抵达桑给巴尔。罗曼·德福塞上校指挥这支小型舰队，他被授权与赛义德·赛义德签订一份商业条约，并且在该岛设置一名领事。这是离开30年之后法国在英国未同意的情况下重返印度洋的最新表现。双方迅速达成了一份商业条约，而领事布罗奎恩特为自己建立了居所，他的阳台上了无生气地悬挂着三色旗。在仪式上鸣响大炮过后，这支小型舰队离开了桑给巴尔。梅赞开始制订他的计划，透过领事馆的一扇窗户，他能够看到海对岸的大陆。
但是到19世纪40年代晚期，这场争论已经完全结束。前往印度的航线只需要一个月。由半岛东方轮船公司管理的从苏伊士到加尔各答的对外航线，时间精确控制在523个小时，返程为543个小时，而且公司还可能会因“不必要的延误”而罚款。唯一对季风做出的让步是5月、6月和7月的返程时长增加120个小时。将乘客和信件从苏伊士运往印度的服务每两周一次，之后船只继续前往香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将香港岛割让给英国。
“多尔多涅”号的指挥官夏尔·吉兰上校对梅赞的描述是他是巴黎一所著名院校的毕业生，“聪明，受过良好教育，而且十分勇敢”。对于这样一个人，我们还有一个鼓舞人心的榜样，那就是独自旅行的法国探险家勒内·卡耶，他在19世纪20年代乔装穿越撒哈拉沙漠前往廷巴克图。这次壮举使他成为一位民族英雄。
总之，英国的目的是保持它在当时最重要的交通动脉红海的权威。这份决心早在1839年英国轰炸亚丁以便迫使它接受东印度公司的统治时就有所显露。那时候，有人建议将亚丁正式置于赛义德·赛义德的控制之下，但是帕默斯顿否决了这个想法。他想让亚丁专属于英国，以确保没有其他力量能够夺取它，并威胁新的航线。这座海港位于苏伊士至孟买这条新航线的中间点，对于蒸汽轮船来讲是理想的加煤站。
来自布雷斯特海军基地的梅赞的信同样具有说服力，它预测了他深入非洲腹地的旅行将花费两年时间，并且将带来不可计量的回报。他顺利地得到了各式各样的科学器材和充足的资金，1844年6月他踏上了行程。
与东方的这条新航线，体现了维多利亚时代人们的足智多谋。孟买总督罗伯特·格兰特爵士认为，蒸汽轮船将使英国对之前季风期间力量不及的地方，维持稳定的影响。通过地理上的征服，印度的生活对于英国的行政官员、军官和夫人来说变得“文明”了，好像他们的故乡突然之间变近了。似乎没有什么能够破坏这份安详，直到一个欧洲竞争对手的阴影毫无掩饰地投下。
当梅赞考虑成为一名探险家的时候，他大胆写信给国王路易·菲利普的第三个儿子茹安维尔亲王。本人就是一名海军军官的亲王受到触动，他将梅赞的信转交给海洋和殖民地部。有了王室支持，这位地位低下的少尉变得势不可挡。1844年4月23日，海洋和殖民地部的政治和商业部门发起了一项名为“非常及时”的计划。由于英国已经在红海入口和好望角建立了据点，此刻就是法国确立自己的地位和掠夺东非财富的机会。
1854年11月，当埃及帕夏赛义德授权费迪南·德·雷赛布，允许他穿过苏伊士地峡建造沟通地中海和红海的运河时，除了所有旧恨，英国对法国又添了新的敌意。英国人不禁在脑中想起不远的过去有一个恶魔曾漫不经心地打过这个主意，这个恶魔就是拿破仑。人们普遍认为法国人和其他人再次云集开罗，据说他们正在秘密调查红海港口。有谣言称法国正在计划占据亚丁对面的柏培拉港。还有一些人强烈反对运河计划，帕默斯顿就是其中之一，他认为这个计划过于“巧妙且富有智谋”，以致无法付诸实践。
海军少尉尤金·梅赞20岁出头时，一心想为法国的荣耀而奋斗。作为轻型护卫舰“多尔多涅”号上的一名下级军官，他通过到访马达加斯加岛、留尼汪岛和阿拉伯半岛，了解了印度洋的一些情况，但是真正激发他想象的地方是东非。梅赞的抱负和他的背景一样引人注目。他是一名私生子，出生于法国西南的蒙托邦，但是他努力考取了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在那里人们说他心浮气躁、性格“怪异”，但是他在考试中取得了一流的成绩并且进入了法国海军。
出生于德意志的皇家地理学会成员恩斯特·拉文施泰因，感情夸张地总结了察觉到的危险：
——利奇·里奇《东方的英国世界》，1847年（Leitch Ritchie, The British World in the East）
法国公然宣布，要在东方海域建立一个与中心是马达加斯加的英属印度相匹敌的帝国。穿过苏伊士地峡，就可以打通从法国南部到达马达加斯加岛（和印度）的最短路线。法国想要在那片地区扩展它的统治力量，因而一旦拥有苏伊士地峡，法国就能充分利用它的优势，这将产生最大的影响。这个地峡属于土耳其帝国或者埃及的事实，将无法阻止法国占领它：因为那个国家不会允许良心上的顾虑干扰政治“想法”。
我们将与印度开通蒸汽动力交通，它被视作此刻在现存的事物中大英帝国最杰出的证明之一。
对于像拉文施泰因一样的阴谋理论家，运河计划、法国对马达加斯加的逐步控制，甚至是不幸的梅赞深入东非的尝试，都是巴黎构想的总体规划的组成部分。体现英国权威的新时代即将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