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默顿接受领事职务时，恰好是赛义德永久地放弃他的阿拉伯出生地的时候。马斯喀特一直处于动荡之中，其大部分民众极度憎恨苏丹，所以赛义德将管理国家的重担交给了他的长子苏维恩，并任命他为摄政王。（苏维恩很快就证明他与他的父亲一样靠不住，波斯湾的一位英国官员对他的一个残忍行径严厉批评：“我相信在阿拉伯的历史中，鲜少有能与之匹敌的失信行径。”）
对他的任命与东印度公司的主张相吻合，因为后者坚持东非在其政治控制范围内，所以领事必须是“印度英国殖民当局的一名军官”。1840年，哈默顿第一次被任命为东印度公司驻马斯喀特的代理，很快他被告知，无论在哪里，他都将是英国女王陛下驻赛义德·赛义德殿下宫廷的领事。
哈默顿和赛义德是一对奇怪的组合，他们的命运将在接下来的15年里相互交织。哈默顿个人不喜欢阿拉伯人，“世界上没有人比他们更能保守消息”，但是提到赛义德的时候他总是谨慎小心，称他为“殿下”或者“伊玛目”。在听说更多关于赛义德私人生活的情况之后，他将赛义德描述为酒色之徒，极度沉溺于闺房之乐，并将他的精力消耗在一众姬妾上，他和她们生有100多个孩子。（哈默顿的谴责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行政长官对东方统治者放纵享乐的典型反对意见。）
领事职位的最后人选决不是“真诚而纯粹的英国人”。阿特金斯·哈默顿上尉是一个爱尔兰人，他正在孟买的轻步兵团第十五团服役。他36岁，是一位来自都柏林郡的魁梧的单身汉，他是天主教徒，喜爱喝酒，不太尊重非欧洲人，脾气善变，时而高兴时而生气。但是，他的军事背景使他在谈判中具有韧性，而且他总是不知疲倦地向他的上级报告情况。
在他看来，赛义德主要是依赖他的个人魅力和隐藏内在想法的能力。他对同胞残忍无情，但对待欧洲人却温文尔雅、慷慨大方。苏丹与领事的共同兴趣是马。赛义德最喜欢的一句俏皮话是：“传教士、女人和马匹只有到死才能被称为好。”随着友谊的增进，他们有时会在清晨一起沿海岸策马飞驰，而这些远足给了他们讨论问题而不被窃听的机会。
到目前为止，很显然英国已经在桑给巴尔设立领事一事上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甚至赛义德也对此产生了兴趣，他在一封给帕默斯顿的信中写了他想要一个何种类型的领事：“一个沉着、聪慧的人，一个真正的英国人。”他补充道，任何想要居住在桑给巴尔或者马斯喀特的人也应该是“完全真诚而纯粹的英国人”。这里有一个隐藏的信息：两年前第一个被派到岛上的英国商人罗伯特·诺斯沃西由于欺骗他的雇主而蒙羞。
然而，苏丹和哈默顿在1841年五六月首次接触的情况不太乐观。当赛义德质疑哈默顿对他的忠诚，并且暗示他只是东印度公司的一个仆人，而非维多利亚女王的真正使节时，哈默顿非常恼怒。
他嘲笑巴克斯顿的想法“野蛮且粗鄙”，此外首相墨尔本勋爵也认为如此。所以，蒙巴萨计划归零。但是，巴克斯顿也有他的用处：次年，帕默斯顿派他前往罗马，作为维多利亚女王的秘密使节，邀请教皇格里高利十六世参加反对奴隶贸易的“基督徒联盟”。教皇被争取过来，还发布了一份关于该问题的通谕。
哈默顿向赛义德宣称：“我将我之前对您说过的话再说一遍，女王的利益与公司的利益不是一分为二的，而是一致的，二者毫无二致而且不可分割。”他反驳居住在桑给巴尔和大陆沿海地带的数百名印度商人和工匠不是英国子民的说法：他们过去处在，将来也会处在女王的保护之下，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通过为奴隶贩子提供资金而赚钱，所以他们也不得不当心女王陛下的法律。用哈默顿所谓的“高调”与苏丹讨论这些话题，对于哈默顿而言取得了惊人的效果。
毫无疑问，在非洲的商业扩张是主要目标，但是我倾向于认为这样的扩张是消灭奴隶贸易的结果而非原因……想要在非洲销售我们自己的商品，我们就要将它们送到那里去。想要购买这些商品的非洲人，可以通过任何我们想要的方式支付商品的款项。如果我们坚持拥有奴隶，他们就会生产奴隶；如果我们更想要象牙，他们就会收集象牙，并且为我们的商人准备好。
哈默顿意识到，不利于他的报道是美国领事理查德·沃特斯散播的，后者很自然地将他视为自己的威胁。但是，他想要建立凌驾于沃特斯之上的优先权还需要一些时日，部分原因是赛义德的“苏丹”号近日穿越了大西洋，尽管有一些船员对遭受不守规矩的美国人的牵制感到愤怒，但是其他人坚决认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
帕默斯顿写给格雷尔的信，在这个问题上概括了他的重商主义思想：
不久，皇家海军的战舰适时造访桑给巴尔，这的确提升了哈默顿的地位。1841年底之前，赛义德宣称“以先知的灵魂起誓”，他完全信任维多利亚女王的代表，并且很乐意将自己置于“英国的保护之下”。哈默顿还向他的上级吹嘘，他已经安排移走了挂在赛义德的座椅后面、表现美国战船征服英国战船场景的那两幅画。他声称，这些画已经被替换成他送给苏丹的画了，其中一幅画的是1827年纳瓦里诺海战中皇家海军击败土耳其舰队的场景。（实际上，在哈默顿到达桑给巴尔的前一年，即1839年，美国传教士埃比尼泽·伯吉斯看到两幅表现纳瓦里诺海战的画挂在苏丹的会客大厅里。）
为了请求政府支持他的计划，巴克斯顿首先游说殖民地大臣格雷尔爵士。格雷尔是一名福音派基督徒，他满怀同情地聆听他朋友的叙述，而他朋友做出的努力为结束西印度群岛的奴隶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之后，殖民地大臣将这个想法告诉帕默斯顿，后者的回应比较冷淡。尽管外交大臣对奴隶制的厌恶不输于任何人，但是他非常现实，并且当他总是冒险祈求全能的上帝美化他的花言巧语时，他觉得巴克斯顿的不懈虔诚有点无聊。
赛义德身边的阿拉伯谋士们尚未做好被英国人争取过去的准备。他们知道哈默顿的部分任务是反对奴隶制，这将收紧他们脖子上的套索。但是，他们并没有试图将这项贸易的残暴行为从他的眼皮下移除。在就任领事的几个星期内，哈默顿开始满怀激情地给他的上级写信。奴隶处于“悲惨的境地，大多死于饥饿与疾病”，当他们抵达桑给巴尔时，有些甚至不值得被拍卖，而为了省下一个奴隶一银币的进口税，他们被扔到海滩上等死，在那里他们的尸体会被狗吃掉。世界上没有其他地方存在这样的“悲惨景象和人类的苦难”。但是，哈默顿总是试图为“殿下”寻找借口，他说如果赛义德是一位自由代理人，这个问题将很快被解决。
某个叫作蒙哥马利·马丁的人使巴克斯顿相信，对于“神圣事业”来说，蒙巴萨是一个比马达加斯加更有价值的地方。巴克斯顿宣称，蒙哥马利·马丁比“任何在世的人”都更了解蒙巴萨。马丁曾是欧文上校在调查非洲海岸期间舰队的一名外科医生，但我们仍然不清楚他是否踏足过蒙巴萨。
英国和印度的英国殖民当局受到这些信件的刺激，开始不断向苏丹提出相关问题，要求他在他的整个帝国终结奴隶制。一方面，礼貌规矩的做法比较可疑，因为派到苏丹宫廷的领事给予赛义德英国正式认可他统治其国家的权力；另一方面，结束奴隶制是基督徒的义务，英国人认为他们是唯一具有资格完成这项使命的人。他们传递给赛义德的信息毫无疑问地表明了这一点。
蒙巴萨对于首批失败的英国开拓者而言已经臭名昭著，但是巴克斯顿未被这个事实吓住，他选择蒙巴萨作为开始他新冒险的理想地点。他将蒙巴萨港口及其周边地区想象成努力工作的福音传道者的一个热带世外桃源。他们可以种植作物出口，例如棉花、咖啡和肉豆蔻，也可以拯救灵魂。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英国传教士在这块地区已经做出了一些成绩，他们在19世纪20年代就已经深入马达加斯加岛，在那里建立学校，将圣经译成当地的语言，并且散发了数千本小册子。只有在1835年，他们的工作才由于遭到女王拉纳沃拉娜的阻止而有所中断，她通过了一项法律：任何使用“欧洲人引进的新理论”的臣民都将被处以死刑。
他还意识到他仍然受制于印度的英国殖民当局，而印度的英国殖民当局1843年要在整个地区正式结束奴隶制的宣言极大地加强了它的道德权威。（尽管加尔各答的一些行政同僚抵制废奴，但是托马斯·麦考利仍旧起草了废奴法案，而他后来因写出了5卷本的《英国史》获得了巨大的声望。）在之后的几十年里，“违反这项法案的远远要比遵守它的多”。但是事实上，因为在次大陆奴隶缺少法律地位，印度的奴隶主们并没有得到补偿，所以如果赛义德同意禁止奴隶贸易，他也更加不可能指望英国弥补他的损失。
在全球所有问题中，桑给巴尔的琐碎问题始终盘桓在帕默斯顿的案头。赛义德答应将阿拉伯马作为礼物送给维多利亚女王，但是它们迟迟未到。所以，在白金汉宫的压力下，外交大臣不得不写信给印度董事会询问马匹的下落，并且坚持要用船立刻将它们运到英国。除了马匹的问题之外，帕默斯顿还为托马斯·福韦尔·巴克斯顿爵士想出的一个计谋所烦心，后者是支持反奴隶制的竞选者，他在1821年继承了威尔伯福斯的衣钵。巴克斯顿十分关注西非，但是他仍然有空强调在非洲东岸建立一个英国定居点，以扼杀阿拉伯人的奴隶贸易，并且在当地居民中传播基督教文明。
在19世纪40年代早期，赛义德与帕默斯顿的立场相对立，赛义德还发现自己与罗伯特·皮尔爵士手下的外交大臣阿伯丁勋爵的通信，陷入了转弯抹角的含混状态。只有一次，赛义德得到过暗示，英国可能会给予他金钱安慰。但是，阿伯丁一再复述相似的论点，即“合法商业”的利润将很快填补奴隶税收方面的损失。这种说法在威斯敏斯特引发巨大反响，然而，桑给巴尔的现实情况完全不同，在那里合法的商业意味着除了象牙贸易，只剩下种植丁香、玉米和高粱，以及收获椰子（干椰子肉被用来炼食用油）和用于制作清漆的柯巴树胶。与赛义德一同来到东非的成功的阿拉伯移民，一直需要劳动力为他们的种植园工作，而他们只知道一种获得劳动力的途径。
科根限定自己在1839年5月起草出一份初步的商业条约，给予苏丹的船只在印度港口的优先权，并使英国与美国在桑给巴尔的贸易量大致相等。原则上，罗伯茨的条约使得美国船只拥有与非洲大陆直接做贸易的独特自由，但实际上和其他人一样，美国人继续在桑给巴尔购买象牙、柯巴树胶和丁香。阿拉伯人和他们的印度金融业者确信能够牢牢地掌握东非贸易。
与赛义德商谈英国商业条约的哈默顿与科根上校交涉之后，得到了奴隶经济的有力证据。“科吉姆汗”此时正在桑给巴尔经营一家贸易公司，并且开始和苏丹联合经营一个蔗糖种植园。作为一个英国人，他的问题在于根据英国法律使用奴隶收割甘蔗是犯罪，但是这座岛实际上没有“自由”劳动力。科根向哈默顿建议：他会购买奴隶，使他们作为奴隶被雇佣，但是他保证几年后释放他们。哈默顿公开谴责这种想法，说它只会“助长和教唆奴隶贸易”。
帕默斯顿的一些同僚希望科根可以同时协商终结东非奴隶贸易的事宜。理论上而言，“合法商业”可以取代奴隶贸易，成为赛义德和该地区势力小一些的统治者的收入来源。科根暗示，如果英国愿意负担与苏丹从奴隶贸易中获得的税收“相等的金钱补偿”，他的新主人可能愿意结束奴隶贸易。科根说，从桑给巴尔一地出口的非洲人一年就有5万人之多。这当然是一个夸张的说法，但是如果英国人相信这种说法并且愿意为此负担补偿，这自然对苏丹非常有利。帕默斯顿匆忙回避了这个想法。后来，东印度公司的官员确实赢得了对最初的1822年莫尔斯比协定就奴隶贸易的内容进行微调的机会，但实际上，向阿拉伯半岛和波斯湾出口被俘虏的非洲人的势头仍然没有减弱。赛义德对英国做出承诺：他确实想要结束奴隶贸易，但是他不得不循序渐进，因为“公开宣布他的态度会使他的臣民产生猜疑”。鉴于赛义德拥有马斯喀特这样的战略性海港，对帕默斯顿而言，在波斯湾不稳定的政治局势中，保有赛义德作为其盟友是眼下最直接的利益所在。
这两个人之间的友爱所剩无几。哈默顿向外交部抱怨到达桑给巴尔的“欧洲冒险家”，显然科根被归入此种类别：“看到一位被全能的上帝赋予天资的君主被如此轻易地诱劝和欺骗，真的使人非常痛苦。”对科根而言，他十分有说服力地指责哈默顿正在损害英国的利益，这些观点传到了伦敦。印度董事会甚至建议孟买当局换一个新的领事。（一个关于酗酒的有力事实也对哈默顿不利。某日清晨，他喝得烂醉如泥，跌跌撞撞地爬上了一艘船，他误以为它是英国船，而事实上它是一艘停泊在桑给巴尔海港里的法国船，尽管如此，那位法国船长还是款待了他一顿美好的早餐。）最后，这位领事还是保住了他的职位，而科根决定关闭他的公司并且离开这座岛屿。
1838年8月，双方组织了一场对温莎堡的拜访：谢赫在科根的陪同下与年轻的女王共进晚餐，并且留在温莎堡度过了一夜。他非常喜欢温莎堡，以至于他要求再被带到那里进行临行告别。帕默斯顿坚定地拒绝了他的要求：因为女王陛下觉得她已经和他告过别了。科根试图使自己成为被认可的苏丹驻英国代表，但是外交大臣也同样坚决地拒绝了他：因为他是英国的子民。帕默斯顿转变想法，建议科根可以尝试成为英国驻马斯喀特的领事。狡猾的科根拒绝了，他说这“对他的健康是致命的”，之后还徒劳地推荐了他的一个亲戚担任这个职位。他的真正野心是在桑给巴尔建立贸易，所以在拜访温莎堡之后几个星期，当帕默斯顿接受他提出的与赛义德协商一份商业条约的建议时，科根觉得这正合他意。按照科根的说法，威胁英国商业的不仅有美国人，俄国人也想“与赛义德达成一项协议”。在返回印度洋之前，科根向新成立的皇家地理学会发表演说，并且说服他们授予赛义德名誉会员头衔。这不是英国对赛义德表示敬意的唯一证明：谢赫阿里·本·纳赛尔还给他的主人带回一幅维多利亚女王的画像，这幅画像是女王赠送给他的。
1845年10月，英国强加给赛义德一份新的条约。条约允许他在他的非洲统治区域内继续自由运载奴隶，其范围是拉穆和基尔瓦之间500英里的斯瓦希里海岸，或者从斯瓦希里海岸到桑给巴尔和其他沿岸岛屿，但是不包括第一次赛义德承诺抵制奴隶出口的地区，即从他的统治区域直至阿拉伯半岛和其他亚洲地区。值得注意的是，他同意皇家海军和东印度公司的船只有权抓捕任何他或者他臣属的运奴船，只要它们不在其非洲海域航行。
尽管以前经历过一些艰难的时刻，而且美国领事又出现在了桑给巴尔，但是这时候英国与赛义德的关系得到了巩固。在维多利亚女王登基后不久，“科吉姆汗”就陪同谢赫阿里·本·纳赛尔返回伦敦，后者是代表他的统治者向女王致意来的。帕默斯顿将这件事当作一个外交挑战，决定要在公共支出“允许的范围内”款待谢赫，因为他是赛义德最信任的维齐尔之一。科根为此预先得到了200英镑，但是被警告要充分利用这笔款项。
赛义德为各种各样的让步抗争，例如从埃塞俄比亚进口宦官和姬妾的权利。尽管条约没有专门授予这些权利，但是某些条款的表述仍然有意含糊不清。而且，没有任何试图限制赛义德和他的臣属拥有奴隶的条款，因为哈默顿知道要把握逼迫赛义德的安全尺度，在桑给巴尔他的奴隶最多。
“利物浦”号被更名为“伊玛目”号，以纪念赛义德的宗教头衔，之后，英国将游艇“摄政王”号作为一份相匹配的回礼送往桑给巴尔。苏丹很快将它送给了印度总督，表示自己作为穆斯林不适合接受基督徒送的奢侈品。在“摄政王”号被送往印度洋之前，没有人注意到船舱里的垫衬物用的是猪皮。（无论如何，这都是一艘相当俗丽的船。）
新条约的局限很快就显露出来。孟买当局告诉哈默顿，从桑给巴尔来的运奴船仍然不断抵达阿拉伯半岛和波斯湾的港口，其中一艘已被确认是赛义德本人所有。但是，苏丹很快表达了对其他积极从事相似事业的人的恐惧：当皇家海军摧毁了基尔瓦南部大陆的几座大型奴隶临时禁闭处时，苏丹将印度奴隶主称作“残忍的动物”。从事奴隶贸易的人不时被公开鞭打，他们因为其他理由而失宠。
另一个引起英国人对赛义德的桑给巴尔岛关注的事件是那艘配备74门火炮的“利物浦”号突然抵达泰晤士河。孟买的海军高级军官罗伯特·科根上尉将这艘船带到伦敦。海军中校霍金斯由于在非洲购买奴隶男孩而被控告时，罗伯特·科根曾为他奔走求情。科根在印度服役20年之后退役，他此时受雇于赛义德，后者称他为“科吉姆汗”。罗伯特·科根宣称，如果威廉四世不接受这份礼物，他就下令将这个笨重的家伙拆成碎片卖掉。既不想大大冒犯苏丹，又不想在与苏丹打交道时冒险折损英国的行动自由，英国政府最终接受了这艘在和平时期完全派不上用场的船，并为此表示感谢。
有时候，哈默顿的信反映出他对未来抱有积极的看法：奴隶贸易不断被削减，赛义德的诚挚不容置疑。而在其他时候，他又有些忧郁，他承认取得的进展非常有限，赛义德自己的孩子公然反抗他，他的臣子也没有人真心遵从他的命令。
从英国的视角来看，理查德·沃特斯出现在桑给巴尔，这件事情最让人烦恼的一点是他的政府允许他将外交职责与个人生意结合起来。他很快就和印度商人杰莱姆·苏吉结成一组，后者从苏丹那里获得了一份有价值的经营桑给巴尔岛海关的合同。他们二者很快就严格控制了桑给巴尔的商业，这对于一个在岛上建立代理处的伦敦的公司极为不利。而杰莱姆作为一个印度人，是英国的臣民，这使得他的行为更加令人恼怒。美国领事也积极地向赛义德·赛义德推荐他自己的国家，他送给苏丹两幅框饰画，用来挂在宫殿的会客厅里，这两幅画的内容是在1812年战争期间美国战船痛击英国战船的场景。
英国希望能从源头压制东非的奴隶贸易，但是关于这一点一直存在一个奇妙的矛盾，即这个源头究竟在哪里？它显然不在桑给巴尔，这个巨大的市场到目前为止在所有的欧洲废奴主义协会之中声名狼藉。桑给巴尔对岸的巴加莫约（“放下负担之地”）港口也是如此。这些港口只是商队的集合地，在几个月之后那些商队在内陆排成一列行进，与他们一起的还有戴着手铐、背着象牙的俘虏。这些俘虏来自何方？当被问询时，他们讲到遥远的山脉、河流和湖泊，但是没能描述出他们通往海洋的路线。掌控商队的阿拉伯人和斯瓦希里人则选择对消息保密。唯一清楚的是，在这些漫长的内陆旅途中奴隶的死亡率和在海上航行时的奴隶死亡率不相上下。
销毁了苏丹的这封信，沃特斯得以继续担任领事，从那时起，他减少了传教活动，更关注“获取必要比例的财富”。赛义德·赛义德没有从美国总统范·布伦处得到任何回复，对此他似乎比较冷静，而沃特斯的行为也有所改变，他们和解了。谈到外部世界，美国人已经在印度洋取得了一个较小的外交成就：对于英国，他们先发制人。尽管东印度公司永远不会承认这一点，但不幸的哈特上校提出的警告已经被证实。
尽管欧洲人对东非的内陆地区越来越好奇，特别是威严的地理协会的考察委员会，但是哈默顿和少数其他居住在桑给巴尔的欧洲人不倾向于前往非洲内陆冒险。他们坚持认为他们在那里不会受到欢迎，情愿依赖他们容易得到的小道消息来获取对非洲内陆的了解。
塞伦的一艘双桅横帆船“切罗基”号此时正停留在桑给巴尔的海港里，所以赛义德决定将一封信交给其船长，再由他转交给美国总统范·布伦。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记录在3年后“切罗基”号的职员爱德华·布朗写给对这个事件后知后觉的美国国务卿丹尼尔·韦伯斯特的信中。苏丹的秘书艾哈迈德·本·阿米尔咨询美国领事：给美国总统写信如何致辞，那个时候布朗正好在那里，他在一片纸上写下了正确的格式。苏丹的信送达“切罗基”号之后，爱德华在桌子上看到这封信，发现苏丹在写美国总统“范·布伦”的姓氏时遗漏了一个字母“e”。第二天早上，当“切罗基”号要起航时，有人看见领事沃特斯手中拿着一封打开了的信。之后，他命令所有人离开房间。布朗告诉国务卿韦伯斯特：“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由于不在场，我不能只凭自己的了解就告诉你，但我知道的是上述写给总统的信没有再出现在‘切罗基’号上。”
然而，1839年9月，美国传教士埃比尼泽·伯吉斯将船停靠在桑给巴尔，他的态度则积极得多。他当时正在去往印度传播福音的路上，但他对“黑色大陆”也十分有兴趣。他花了几天时间，向尼亚姆韦奇族的商人打听情况，他们的故乡远离海岸，在“一个内陆大湖”附近。他把这些人称为“马诺莫伊西斯”（Manomoisies）。28年前，托马斯·斯密船长也见过他们，他称他们为“密安梅兹斯”（Meeanhmaizees）。伯吉斯认为尼亚姆韦奇族是“非洲那片地区最富有、最有胆量的部落”，而且他还与他们中的一小群人交谈过，这部分人来到海岸地带，想与苏丹商谈有关贸易沿线的安全的条约。他们中的有些人有八十个妻子和四百个奴隶：“女人干活；男人工作到他们拥有的钱财足够买一个妻子的时候，然后他们就不再工作，只是做生意和打仗。”在他的船再次前往孟买之前不久，这位传教士有一个与另一群尼亚姆韦奇人交流的机会。他写下他们语言中的基础词汇，一直记到第二十个，之后他们就不耐烦了，“我通过给他们测量身高、检查他们的装饰物之类的行为来暂时取悦他们，但他们还是很快离开了我”。
美国外交人员在桑给巴尔出现的最初几个月并不顺利，因为理查德·沃特斯的基督教信仰超越了他的谨慎态度。他不仅向苏丹详细说明他的宗教观点，还很快开始向普通的桑给巴尔民众散发圣经。一些虔诚的穆斯林十分气愤：他们不断地将石头打在领事馆的屋顶上，沃特斯被迫搬到其他地方。1837年底，苏丹果断决定采取行动：他要求美国总统换掉这个领事，派一个愿意将精力集中在商业而非激起宗教冲突的人来。
伯吉斯还向两个商队的阿拉伯人打听消息，他们近来被赛义德·赛义德派往内陆。其中一个商队行进45天后，离那个“内陆大湖”还有一半的路程，苏丹暗示他们，那些想要了解非洲内陆的白人旅行者可以加入他们的远征队伍。伯吉斯听到这个消息非常激动，并且对一个商队在他和他的传教士同伴到达之前刚刚出发表示遗憾：“如果现在正是时候，我们就应该考虑，我们之中是否应该有人不为金钱、不怕损失时间而参与其中。”
——帕默斯顿勋爵写给孟买当局的便函，1846年
桑给巴尔给伯吉斯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将该岛视为“通向非洲东部的道路的起点”。桑给巴尔的恶劣气候根本吓不倒他：“尽管这里的气候对法国人是致命的，但是英国人和美国人的健康状况良好。当然，还是有必要比在新英格兰更加谨慎。”但是，这位无忧无虑的波士顿人必须继续航行前往孟买，以至无法考验他的乐观主义。深入神秘东非的首次尝试，将留待一位年轻的法国海军军官来完成。
哈默顿上尉应该抓住每一个机会给这些阿拉伯人留下深刻印象，使他们铭记欧洲国家一定会终结非洲的奴隶贸易，而大英帝国是为上帝完成这项使命的最主要的帮手。这些阿拉伯人竭力阻止写在命运之书中的使命圆满完成，他们是徒劳的，他们应该向处于优势的力量屈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