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特很快感到，苏丹在难缠的马达加斯加女王那里不太可能取得更多进展。他转向此行的真正原因：调查美国人签订的协定，关于它的谣言正在到处传播。赛义德立刻以他的随从听不到的声音悄悄地讲话，而哈特建议他们应该在第二天单独会面。与此同时，他带走了苏丹与美国人签订的协定的副本，以便晚上阅读。第二天一早，哈特宣称，他对于他发现的苏丹对美国人做出的让步感到震惊，并且他预测英国会认为苏丹“背信弃义”，赛义德请求英国的同情。
在宫殿会晤期间，哈特发现他自己不断论述赛义德的野心和焦虑。最让他感到好奇的是赛义德对喜怒无常的马达加斯加女王拉纳沃拉娜主动示好的姿态。他派遣一艘护卫舰载着使者前往女王处，向她借两千名士兵以便帮他占领蒙巴萨（他沮丧地告诉哈特，“阿拉伯人不会作战”）。他进而提出联姻，因为女王是一个寡妇，而且正值盛年。拉纳沃拉娜拒绝了他的求婚，她说马达加斯加的法律禁止女王再婚，但是有一位公主可能是与他结婚的适合人选。关于出借士兵的事她说得很模糊，她只是说他可以“想得到多少就得到多少”，但是对于得到一条价值1000银币的项链的要求，她的表述更加明确，她说一拿到项链，就会派出军队。
“埃德蒙·罗伯茨是一个肥胖、脾气又火爆的老头，”赛义德说，“我很高兴签订这份协定以摆脱这个人，因为我认为这份协定并不重要。”但是，如果“印度的英国殖民当局能够支持他”，他会立刻取消这份协定：“我还会保证，将来不会在没有我的老盟友和好朋友的建议和准许的情况下签订任何条约。”很显然，哈特成功地警告了苏丹。赛义德在一封写给孟买总督的信中，低声下气地为没有提到签订协定这个“琐碎事件”道歉，发誓今后“无论最重要的事还是最微不足道的事”都会向总督报告，“以便消除老朋友心中的所有疑虑”。
哈特很高兴得知赛义德·赛义德也在桑给巴尔，正待在他新建成的宫殿里，于是他登岸前往宫殿进行礼节性拜访。苏丹立刻派人给“伊莫金”号的船员送去两头小公牛和一大堆水果，其中一头小公牛成为当天的晚餐，水果则成为甜点。第二天一早，皇家海军鸣响了二十一门礼炮，而海港中停泊的苏丹的其中一艘军舰也鸣响礼炮作为回应。
接下来，赛义德做了哈特都没有想到的一步：作为他悔恨的一种表示，并且使英国人相信他是站在他们一边的，赛义德决心将他配有74门火炮的旗舰“利物浦”号献给英王威廉四世。这艘船停泊在桑给巴尔的海港，它显然是苏丹妄自尊大的象征，因为它太过庞大，远超阿曼的需求。哈特不确定英国的海军本部对于这份不同寻常的献礼将做何反应，但是他确信苏丹将会把它作为一个紧急事项加以解决。
在罗伯茨从马斯喀特离开后不久，有关他到访的传言开始从阿曼散播到印度。这激起了皇家海军在印度洋的总指挥海军中将约翰·戈尔爵士的注意，他派遣一艘船去查探在以英国法令为最高法律的水域美国海军的活动。这个任务落到了亨利·哈特上校的身上，他在1834年1月底乘坐皇家海军的舰艇“伊莫金”号抵达桑给巴尔。哈特精力充沛，十分爱国，并且派头十足。
在返回印度的途中，哈特有时间给海军中将戈尔写信，在信中他详细记述了他在桑给巴尔的所有经历、对于赛义德的个人观察细节，以及桑给巴尔岛的经济前景，并且提到他已经与苏丹达成协议，以苏丹的名义带给孟买8000银币。他还指出：“去年抵达桑给巴尔的13艘船中……只有4艘是英国的，其余都是美国船只。”
若与苏丹达成协定，美国人在包括桑给巴尔和斯瓦希里海岸在内的所有阿曼领土都享有优先权。他们达成这份协定只用了3天时间。1833年9月21日，他们签署了这份协定，它是以英语和阿拉伯语写成的，这是赛义德与其他国家第一次签订这样的协定。罗伯茨在协定上盖上了美国的国印，而赛义德则形容自己是“不值得救济的贫困者”。罗伯茨得意洋洋地带着他的羊皮纸返回美国，并向国务卿路易斯·麦克莱恩递交了他对赛义德的评估，他认为赛义德的“财力十分雄厚”。他的财富“来自商业，他经营的大量商船，从外国商人处收的税，还有获取的贡赋”。他很小心，没有提及任何关于奴隶贸易的问题，同样，当描述非洲的出口情况时，他也没有提到奴隶，他列举的是“象牙、龟甲、犀牛角、兽皮、蜂蜡、大米等”。
哈特很满意自己对美国人签订的协定的坚定立场，他以直截了当的方式圆满地完成了此次任务。他详细地叙述了赛义德对东印度公司没给他回信的抱怨：东印度公司的漠然态度是埃德蒙·罗伯茨受到欢迎的部分原因。此外，虽然赛义德娶了波斯国王的孙女，但是他与波斯国王不和，因为英国人曾警告他，如果他想维持与英国的友谊，就不能帮助波斯人攻打布什尔人。因此，由于拒绝帮助波斯国王，他与波斯国王的关系有所疏远。即便如此，他仍然等待孟买当局的回信，一直等了6个月。
由于担心英国人会毁掉他的计划，罗伯茨一路上隐姓埋名。他被登记为船长的文书，只有几个高级军官才知道他们健壮的同僚的真实身份。在暹罗，商业协定如期签订，之后“孔雀”号航行前往孟买。在与毫不起疑的孟买当局按照常规互致问候时，这位“文书”谨慎地待在人们的视野之外。然后，美国人前往马斯喀特，赛义德正好在那里集结军队，以应对另一场对蒙巴萨的进攻。“孔雀”号鸣响21门礼炮，罗伯茨邀请苏丹登船出席“客舱里举办的豪华宴会”。
显然，哈特正赶上赛义德的运气和自信都处于低潮的时期，这一点可以从他利用马达加斯加的雇佣兵夺取蒙巴萨的控制权的绝望想法反映出来。赛义德试图查明他的亲戚赛义德·希拉勒有无变节行为，他怀疑希拉尔在阿曼阴谋夺权，虽然这种做法有欠考虑，但是他仍然想要赢回他的名望和地位。赛义德向希拉勒郑重承诺安全后，将他引诱到马斯喀特，并把他关进监狱，但是赛义德的姐姐对此十分震怒，发起了一次暴乱，逼迫赛义德释放希拉勒。
埃德蒙·罗伯茨花了几年的时间赢得了他从华盛顿寻求的职权。如果没有赛义德交给多个返航的美国船长呼吁签订商业协定的信件，他可能永远也不会成功。最后，1832年美国总统安德鲁·杰克逊任命罗伯茨为他的政府“特工”，并且交给他一个盖子上面有美国鹰的镀银盒子，里边装着美国的国印。还有一些官方装备，例如一捆用于书写协定的羊皮纸（罗伯茨后来抱怨政府官员太小气，给的羊皮纸太少）。他被告知，他不仅要与赛义德·赛义德签订一份商业协定，还要乘坐美国海军的单桅帆船“孔雀”号前往暹罗，与暹罗国王签订一份商业协定，“孔雀”号将取道合恩角和好望角，完成一次环球航行。
这些各种事件不仅有助于哈特完成任务，还使他取得了更大的进展。他甚至将苏丹与美国人签订的协定的原件像战利品一样从桑给巴尔带回，交给海军中将戈尔。戈尔非常高兴，他将哈特信件的复件交给海军本部和此时的孟买总督克莱尔勋爵。他还写信给赛义德，将协定归还给他，并且遗憾地表示，在他拥有更高的职权之前，他无法代表他的君主接受“利物浦”号。起初，印度的英国殖民当局没有什么反应，他们认为赛义德有权向其他国家做出让步。至于赛义德对他们回复缓慢的抱怨，他们列出了回信发出的日期，以便给他一个安抚性的回应。
大多数到访的美国船只是从马萨诸塞州的塞伦来的商船。其中一艘是“弗吉尼亚”号，船主亨利·莱维特决定拜访还在马兹鲁伊家族掌控之下的蒙巴萨。莱维特请求“蒙巴萨国王”萨利姆·本·艾哈迈德·马兹鲁伊让他取点水。但国王以饮用水短缺为由拒绝了他的请求，于是莱维特在他的航海日志中发泄了他对此事的强烈愤慨之情：“没有足够的水。我对此感到震惊。我惊愕到哑口无言的地步。为什么，这里的水多到可以淹死人……呸，这里的水足以漂浮起50艘‘弗吉尼亚’号。这个伎俩显然只是想要困住我们。我能看穿你，你这个黑皮肤又斜眼的幽灵国王。”
相反，1834年8月，当哈特信件的复件抵达伦敦的东印度公司大楼时，反应非常激烈。在东印度公司的权力至高无上的地区，哈特干预了一个政治事件。东印度公司印度董事会的三人秘密委员会，受命立刻汇报“海军中将戈尔是如何委任一个军官与外国沟通的”。与12年前莫尔斯比上校与赛义德签订反奴隶制条约时相比，东印度公司此时显然更加不愿意分享它已享有的权力。此外，欧文上校宣布蒙巴萨是英国保护国的记忆依然清晰。此次，情况看起来就是另一个皇家海军军官肆意胡闹，僭越职权，耍弄外交手腕。
罗伯茨返回新英格兰，以游说获取代表他的国家与赛义德协商的权力。他还敦促美国向桑给巴尔派驻一位领事，毕竟自1799年以来他们在开普敦设有一位领事。但是，劝说的过程枯燥而缓慢，因为华盛顿的官员很少有人知道桑给巴尔位于何处。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美国船只出现在东非海域。有一些是捕鲸船，它们在桑给巴尔做短暂休整，顺便补充给养。这些船上的船员情绪烦躁，他们经常因为不堪忍受海上的恶劣条件而暴动或逃亡。
这场纷争中的关键人物是亨利·圣乔治·塔克，他是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会主席。傲慢自大对于塔克来说似乎是很自然的，但即便如此，他的过去还是有点儿令人反感：他年轻时曾因为在印度强奸未遂而被判处6个月徒刑。而这时候，外交大臣帕默斯顿勋爵正就赛义德想要派一位亲属去伦敦的事咨询塔克。这名使节应该出现在国王面前吗？塔克回答说：“我完全可以想见，你很快就会有来自印度各地的访客，他们有着同样的请求。”这是他有意说出的刻薄之词，因为上一年公司的特许状续期时，议会曾提出警告：“当地居民”应该被给予更多同情，没有人应该因为宗教、血统或者肤色而被排除在任何公司的岗位之外。在塔克看来，如果帕默斯顿和他的政客朋友如此渴望展现对亚洲人的友好，他们将不得不准备好在伦敦款待他们。
这些交流表明赛义德的视野拓宽到多广阔的范围，以及在波斯湾扩展他的势力遭受多次失败之后，又是如何梦想统治一个庞大的印度洋帝国的。不仅是莫桑比克，连马达加斯加和科摩罗群岛也在他野心勃勃的帝国边界之内。他还会很快看到挑起英国和积极进取的美国之间的竞争所带来的好处。
此时，公司正在更新的特许状之下适应新角色：统治，而非贸易。由塔克领导的公司董事看到了在整个印度洋一劳永逸地维护其政治权势的机会。秘密委员会的报告口气很大：“哈特上校所说的那份协定很重要，但是这份协定很可能根本不存在。”如果存在，它的影响也不大：“美国人不是我们在印度洋的政治嫉妒对象，他们用小船装载货物，与马斯喀特的伊玛目领地之间进行少量的贸易，不会干扰我们。”甚至在第二年6月，印度董事会仍然保持平静，它在给孟买当局的信中写道：“据说一个叫罗伯茨的人，是一艘美国军舰的船长……”董事会没有发现证据表明这个人拥有“公开声称的委任状”（事实上，美国参议院在12个月之前就通过了那份协定）。
在与苏丹会面初期，罗伯茨开始频繁抱怨到访桑给巴尔的美国船只的贸易条件：他们只被允许通过赛义德的代理人进行贸易，并且与英国船只相比，他们要缴纳的税金更重，而英国船只可以和任何人做交易。罗伯茨以这种强有力的方式提出警告：如果美国人不能得到更好的待遇，他们将不再到访桑给巴尔。这不是毫无根据的威胁，因为在过去几年，有20多艘美国船只在桑给巴尔海港内和海港周边进行贸易，数量远远超过了英国船只（或者法国船只，它们主要竞逐奴隶）。赛义德以想与美国人签订一份商业协定作为对罗伯茨的回应，尽管罗伯茨指出，“他对这个国家几乎一无所知”。苏丹试图为英国人享有的优待声辩，他解释说他和英国人签订了一份协定，他们给予他一笔补贴，在这一点上他凭借天生的个人魅力说谎了。
而在英国本土，董事会向海军本部“强烈建议”：海军中将戈尔及其下属军官，在没有与印度的英国殖民当局协调的情况下，不应该与东方的任何国家就实质性问题进行沟通交流。海军本部温顺地将这封信交给戈尔，严令他及其下属军官必须停止“掺和政治问题”。戈尔将这封信交给了哈特，其中还包括秘密委员会暗示他是一个幼稚轻率的人的评论。
罗伯茨在一封写给新罕布什尔的参议员利瓦伊·伍德伯里（后来成为美国海军部部长）的信中，生动地描述了赛义德演说这番话时的场景。他继续说明苏丹是如何要求他提供炮弹和其他重型军火，以便他进攻莫桑比克，“并且他非常不希望英国政府知道他的计划”。赛义德想要对自称印度洋的最高统治者、和平守护者的英国人保密，这点是可以被充分理解的。相反，美国人没有介入这片地区的政治，而且众所周知，他们是枪支弹药，特别是盛装在大木箱中的燧发枪的供货商。
对此，哈特并不觉得十分受辱，但是极为愤怒。他给塔克寄去了两封饱含愤怒之情的信，指出他只是听从命令去了桑给巴尔。他表达了他的反感，认为董事会这样做是因为“非常嫉妒他们的权力”。哈特这样做清楚地表明他看过秘密委员会的报告，所以印度董事会再次将怒火转向海军本部，因为哈特看这份报告“非常不合惯例，是逾矩行为”，为何会发生这种事情？当然，每个人都知道这是如何发生的，但是海军本部不想让一个海军将官遭受责备。所以，作为一个变通转换的方法，哈特被迫向塔克道歉，做出“充分补偿”。结果是哈特像之前的欧文一样，因为“掺和政治问题”而毁掉了自己的海军生涯。尽管被授予爵士头衔，但是他作为现役军人再也没有获得上校以上的升迁。
他宣称葡萄牙人不会在非洲的东海岸拥有尺寸之地。他说：“难道我忘了300年前我的祖先从邪恶的葡萄牙人那里得到什么了吗？”……他一边捋着长及他腰带的胡须，一边“以穆罕默德的胡须起誓”，他眼中闪耀着熊熊的火焰，好像他用一个眼神就能消灭整个种族，“我会像沙漠中的沙尘那样将他们掩埋”。
东印度公司带着不同寻常的顽固，仍然坚信美国人签订的那份协定可能不存在。但是1835年9月，美国军舰“孔雀”号再次出现，因为美国政府在之前的1月份最终通过了那份协定。埃德蒙·罗伯茨在桑给巴尔没有找到赛义德，于是他前往马斯喀特。“孔雀”号在阿拉伯海岸搁浅，受到海盗袭击，但是被苏丹的一艘船拖上了多石海岸。最终，他们在1835年9月30日交换了正式认可，之后罗伯茨继续航行。他对重返印度洋，成为桑给巴尔的第一任美国领事怀有很高的期望，但是几个月之后他死于澳门。
他想到此感到自信且斗志旺盛。当他看到海港里的“玛丽·安妮”号时，他就派人去请埃德蒙·罗伯茨，他很喜欢罗伯茨，在见过几面之后就开始向罗伯茨表露他的野心。这个美国人具有形象描述的能力，后来他写道：
于是，桑给巴尔领事的职位落在了理查德·沃特斯的身上，他是一名商人，也是一名福音派基督徒。尽管他出生在清教徒的早期移民定居点塞伦，而且属于一个海员家庭，但是他从未航行到过东方，他对桑给巴尔的了解是从他的哥哥约翰那里获得的。他的哥哥是在新英格兰和印度洋之间做贸易的商船的船长。由于在反奴隶制运动中表现积极，理查德·沃特斯被一位牧师推荐成为一名领事。这位牧师是海军部长利瓦伊·伍德伯里的兄弟，而利瓦伊·伍德伯里又是埃德蒙·罗伯茨的旧友。沃特斯这个名字对于塞伦的船长们来说比较容易接受，他们认为他们可以信任一个来自家乡海港的人将桑给巴尔的大部分贸易掌握在他们的手中。
赛义德很快意识到，桑给巴尔不仅比阿曼更宜人，它还是一个潜在的首都之选，因为它更安全，而且距离他的财富来源更近，即非洲奴隶、象牙和柯巴树胶的出口。这座岛本身还因一种大有前景的新作物丁香而获利。而且，自从那位忠诚的埃塞俄比亚宦官雅各特在10年前去世之后，后来委派到桑给巴尔的总督要么精力不济要么不够忠诚。赛义德相信如果他亲自在桑给巴尔监督各项事宜，税收很快就会增加。
这个职位的薪水不多，但是1836年秋天，沃特斯带着双重决心出发了：他既是货运代理人，又要赢得基督教的皈依者。当他还在海上航行时，他写道：“我渴望在异教徒中拯救灵魂，我将和他们居住在一起，因为这可能是我传播福音的一种方式。”在北上东非海岸的途中，他的船到访莫桑比克港，在那里他看到葡萄牙的奴隶贩子正将非洲人装上驶往巴西的船只：“大部分是10至14岁的孩子。”他反思道：“当我想到自己的家乡有数百万奴隶时，我能对参与这场贸易的人说什么呢。”但是，他也有十分现实的一面，因为他“准备努力工作几年……如果我能够得到必要的财富”。
罗伯茨恰好见证了印度洋历史上的一个决定性时刻，因为这是赛义德首次到访东非。在此之前，苏丹一直全神贯注于保卫马斯喀特，使之免受其众多敌人的攻击，因而他从来不敢冒险远离阿拉伯半岛的海岸，而是依靠可信赖的维齐尔统治他遥远的领地，并且收取那里的关税。这回他终于能够视察桑给巴尔，立刻就被这片富饶之地所吸引，而向东北航行2000多英里则是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阿曼的严酷地势。
1837年3月，沃特斯抵达桑给巴尔，成为第一位持有外交国书的外国代表。他得到海港中一艘美国商船13响礼炮的致意，苏丹也热情欢迎沃特斯，并且给他提供了一所房屋和一匹马。
在这个美国人售卖他的货物期间，桑给巴尔的海港变得更加拥挤。阿曼的舰队抵达桑给巴尔，领头的是架有74门火炮的旗舰“利物浦”号（为了表达对那位任职多年的英国首相利物浦勋爵的敬意，而谄媚地以他的名字命名）。旗舰后边跟着5艘小战船和载着6000名士兵的100艘单桅帆船。苏丹赛义德·赛义德就在旗舰上，他刚刚从征服蒙巴萨反叛者的胜利中归来（此时欧文上校的代表团已经撤回）。尽管强敌环伺，但是一群阿曼士兵仍占据耶稣堡，他以一种典型的枪炮夹杂哄骗的方法取得了一些胜利。
赛义德亲切慷慨的情绪，可能部分出于他最终在与他的宿敌马兹鲁伊家族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就在沃特斯到达前一个月，蒙巴萨马兹鲁伊家族的最后一位统治者拉希德·本·萨利姆投降，承认赛义德为最高统治者，并将耶稣堡的所有控制权交给他。而作为交换，赛义德同意让拉希德继续待在蒙巴萨作为其总督。但是之后，赛义德改变了主意，他试图贿赂拉希德，使他离开蒙巴萨前往桑给巴尔生活。不知道是出于怀疑发生叛变，还是他正在准备叛变，总之拉希德拒绝了赛义德的要求。
40岁出头的埃德蒙·罗伯茨已经是一名成功的商人，他出生于新英格兰的一个航海世家。之后，他的好运气耗尽了，为了重新获取财富，他决定采取大胆行动。罗伯茨在新罕布什尔的朴次茅斯租了一艘商船“玛丽·安妮”号，它满载货物，驶往桑给巴尔。1828年初，他顺利抵达桑给巴尔，这座岛屿主要海港的繁忙场景使他震惊：“这里有多于250艘的单桅帆船，以及载着旅行者和药品、咖啡、鱼、水等货物的其他船只。”这些船来自红海的各个港口，孟买、波斯湾，以及向南远至莫桑比克的非洲海岸。
之后，赛义德筹划了一个阴谋，他假装希望进一步和解。他派他19岁的二儿子哈立德和一位可信赖的顾问苏莱曼·本·艾哈迈德，乘坐轻巡洋舰前往蒙巴萨。以拉希德为首的马兹鲁伊家族的人，被邀请在耶稣堡外建立的会客室内会见哈立德。之后，他们三三两两地进入会客室，与苏莱曼互致问候。直到30多人进去之后，他们才意识到什么都不会出现了，所有的人都被关入了监狱。
——美国特工埃德蒙·罗伯茨向华盛顿汇报，1835年9月
哈立德耀武扬威地将他们运回桑给巴尔。他们在那里被关了一个月，之后被迫登上一艘驶往波斯湾的船。大部分人在远离海岸的地方被扔下船；少数被赦免，被带往波斯湾的一座要塞，他们在那里被慢慢饿死。
从1832年9月到1835年5月，41艘船到访桑给巴尔。这些船之中，32艘是美国船（5497吨位），7艘是英国船（1403吨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