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除了他们信任的自由民和奴隶之外，阿拉伯人尽可能使非洲人远离火枪。就像伯顿说的那样：“在内陆，火枪仍然是极其稀有的。阿拉伯人很聪明，他们不会让野蛮人武装起来对付自己。”
商队支付给非洲人用以购买象牙的东西是布料和珠子，它们只占桑给巴尔象牙价格的很小一部分，但是就像路德维希·克拉普夫在19世纪40年代评论的那样，去一些地方取象牙可能是比较危险的工作。他曾见过由“600至1000个强壮的男人组成的商队，并且大多数人配有火枪”，他们冒险进入马塞族的领地，但是“几乎被全部杀死”。商队将优质象牙运回去，售给欧洲商人，从中获得巨额利润，因而人们认为遭受这样的损失是值得的，因为这里的人命廉价，枪也廉价。
尽管人们普遍渴求火枪，但是随着一群来自大陆遥远之地的战士的到来，长矛作为一种战斗武器在东非重新赢得了尊重。入侵者以前所未有的暴行与当地民众斗争，斯皮克评论他们的出现加剧了“混乱的状态”，因为他们激发了能够挑战传统结构的海盗帝国的成长。
在东非，从索马里到莫桑比克，人们对象牙的需求也急速增加。尽管人们已经不能像在中世纪时那样看到象群在海边闲逛了，但是内陆牲畜的数量似乎还是无穷无尽。但是，伯顿和斯皮克深入的地区有一个独特的因素，那里的象牙贸易不是由非洲人控制的：桑给巴尔的印度商人资助阿拉伯人经营的商队，而以桑给巴尔岛为基地的欧洲商人购买和出口象牙。
率领黑人兵团进军东非的黑人军事首领没有固定的目标。他们带着劫掠的期望不断驱兵向前（字面意思是“碾压”），史称“姆菲卡尼”。“姆菲卡尼”的源头在非洲南部，毗邻现代的纳塔尔，但是远至维多利亚湖的湖岸带都可以感觉到它的影响。当这支配有武装的迁徙队伍向前移动，并且在每场战役后停下来重建时，被征服者会形成新的军团，通常也会出现新的领袖。然而，“姆菲卡尼”的某些特别的战斗方式从未改变：战士们以新月阵形进攻，用他们巨大的牛皮盾牌使敌人的长矛偏斜，之后用他们的短刺矛投入近身战斗。这些战术被广泛模仿。
反过来，白人商人总是渴求象牙，所以猎象者成为新贵。安哥拉乔奎人的铁匠技艺高超，因而他们能在葡萄牙人的鼓励下，成为第一批采用火枪捕猎的社群之一。他们的模式在其他地方可以被重复采用，他们大力消灭了他们自己领地内的象群，之后到更加遥远的刚果河和赞比西河的上游地区狩猎。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彼此相距遥远的民族开始定期接触。
“姆菲卡尼”被钳制在德拉肯斯山脉和印度洋之间的沿海地区。讲恩古尼语的民族就居住在这片地区，就像几百年来他们所过的生活那样，他们主要忙于种地、饲养牲畜。除了纳塔尔海岸边失事船只的少数幸存者和在德拉瓜湾去往北方的葡萄牙商人之外，他们与欧洲人没有接触。
低品质火枪通常被称作“破枪”“该死的假铁条”，它们的造价大概是5先令（一支可靠的火枪的造价是16先令），射击的时候容易爆炸。当时，列日的工厂在“贸易用枪”的产量上，大致和它的竞争对手伯明翰相当，它的质量甚至更差。然而，非洲仍然进口这两个地方生产的武器。
人们对19世纪初突然改变了恩古尼各部落的田园生活，使他们相互敌对的原因，仍然存在争议。有可能是为了争夺土地或者与葡萄牙人的贸易。这场暴力迁徙与非洲南部的布尔游牧民向北方迁徙几乎同时发生，无论是什么原因，都不可能是一种巧合。
只有在19世纪20年代，便宜的火枪才开始到达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其中，多支火枪是拿破仑战争的遗留物。1815年之后，工业城市伯明翰有100万支火枪的库存，而非洲是最为理想的市场之一。在这些库存被售完之后，伯明翰转而开始专门为非洲生产低品质的火枪。到19世纪中叶，伯明翰火枪的年产量是10万支，有一半被售往非洲大陆。还有大量的火药和它们一起被售往非洲。
1820年左右，残酷的权力争斗之后，在纳塔尔出现了祖鲁王国，它成为这一地区的至高统治力量，它的专制君主沙卡以一种在非洲任何其他地方都不曾见过的方式进行统治。沙卡完善了与众不同的刺矛的用法。他的军团到处掠夺和杀戮，使得纳塔尔的部分地区成为空旷的荒原。来自好望角的白人商人的先驱对沙卡既仰慕又恐惧：有些人用他们的枪支帮助他在战争中取得胜利；其他人则返回好望角，谴责他是一个嗜杀的魔鬼。
改变了非洲的火器是欧洲使用了近200年的基础武器——前膛燧发枪。非洲人花费了一段时间才接受这种武器，一则因为它的价格比较昂贵，二则当它坏了时，当地的大部分铁匠缺乏修理它的技能。此外，这种火枪可能在关键时刻失灵，特别是在雨季，在这种情况下，拿长矛的人更有可能取得胜利。最后，还有一个原因，不容易获得火药。
1828年，沙卡在祖鲁族内部掀起一场动乱，这迫使他的两个哥哥在他的一个侍从亲信的帮助下杀死了他。但是，此时“姆菲卡尼”的势头不可阻挡。黑人兵团狂暴地穿过非洲的南部，有些向北进入莫桑比克，攻克了索法拉和其他葡萄牙人的定居点，其他人向西跨过德拉肯斯山脉。姆济利卡齐带领一支恩德贝勒人来到布拉瓦约，并且停留下来。他们建立了一个王国，其范围向外延伸，越过了高原，即500年前大津巴布韦的统治者控制的区域，也是早期的葡萄牙传教士努力传播他们的天主教信仰，但是最终却没有留下痕迹的地方。
欧洲人将一些火枪赠送给一些非洲统治者，他们想要使对方留下深刻印象，这一直以来都是他们的一个习俗，并且这个习俗保留了下来。在19世纪40年代，东印度公司的一个代表团访问绍阿，送给埃塞俄比亚国王萨赫勒·塞拉西一门3磅加农炮和一些火枪，以及一只音乐钟和几个音乐盒。但是，这样新颖的物品通常被当作宫廷玩物，而不会被实际应用。
至少还有三支游牧军队向北朝赞比西迁徙。其中，最有力量的一支是由首领兹瓦嫩达巴领导的恩戈尼人。他的军队渡过赞比西河，靠近葡萄牙人在宗博的定居点，由于那天发生了日食，我们可以推算出它的精确日期，即1835年11月19日。兹瓦嫩达巴率领军队向北朝坦噶尼喀前进，在途中他征服了当地的群落，将对方幸存下来的战士吸收进他的军团。他在坦噶尼喀湖东边一处被他叫作“马普坡”（意为“梦想之地”）的地方定居下来，1848年他在那里过世。人们在他的墓地周围种植了一片小树林。
从瓦斯科·达·伽马的时代开始，炮火声、欧洲的权力至高无上的呼声就在非洲海岸四处回响。所以，可以想见，早在16世纪，内陆的非洲人就获得了火器，他们用火器对付欧洲人，或者在对付只配备长矛的邻居时取得优势。但是，除了西非从事奴隶贸易的酋长，以及在安哥拉为葡萄牙人服务的雇佣兵掌握的火枪之外，几乎很少有非洲人拥有这些功能性枪支，直到拿破仑战争之后。
在围绕谁继任兹瓦嫩达巴之位的争吵之后，这支恩戈尼人分裂成了五个部分。这个时候，在到处劫掠的军团之中，只有“军官团”可以宣称，他们是在“姆菲卡尼”的最初阶段从故乡向南迁徙1500英里的移民后裔。但是，他们赖以生存和作战的规则没有改变。他们戴着不同的恩戈尼羽毛头饰，喊着相同的打杀声，并且绞死任何在战斗中表现出畏惧的人。
引发这些改变的一个显著因素是廉价火枪的引入，结果是满足了外部世界对象牙贪得无厌的需求，19世纪从桑给巴尔出口的象牙数量增长了10倍。
有一个群落又回到了故土，重新占领了马拉维湖附近的肥沃土地。这片地区的村落比较分散，它们很快就被拿着刺矛的班图族战士征服，当地居民被奴役，并且按照恩戈尼人的模式被聚集到新的村落里。在班图族战士攻击范围内的湖边社群，开始将他们的房屋建到远离岸边的湖中高地上，因为众所周知恩戈尼人不喜欢涉水。
另一个引起改变的刺激因素是从美洲和欧洲向非洲引入大量的人工制品：布料、盘子、杯子、餐具和工业革命时期生产的其他所有小商品，人们可以用头顶着这些东西进入内陆。在西非，一些曾经几乎完全依赖奴隶出口的强大王国，正在接受新的必要事物，尽管欧洲人与非洲大陆其他部分的接触不那么直接，但是他们接受新事物的决心依然坚定。
而兹瓦嫩达巴军队定居的地方是东非长距离贸易的一个要冲。这个地方向东通往基尔瓦，向西通往加丹加的铜矿，若朝西北方向进发则通往坦噶尼喀湖。在进入19世纪之前，非洲的尧人部落十分好战又经常从事贸易，他们为了象牙和奴隶曾经袭击过这片地区，并将它们卖到大陆城镇基尔瓦基温杰，这个城镇曾是东非最大的奴隶集散地。
此时，世界处于不稳定状态。原因之一是从美洲引进了像玉米和木薯之类的作物，相较粟等传统作物而言，同样面积的土地能够收获更多的产量，这导致人口激增（到1850年，赤道以南的非洲大约有3000万人口），加剧了人们对河流和湖泊附近肥沃土地的争夺。
之后，斯瓦希里的商队来到这里寻找相同的商品。到19世纪30年代，奴隶需求剧增，以至于传统上会被吸收进亲戚家庭的孤儿都被卖给了商队。因而，犯了轻微罪行的人此时也遭遇同样的命运，而在过去他们一般会作为家奴留在部落里。恩戈尼人不赞同这样的做法，因为他们的政策仍然是将被征服土地上的幸存者纳入自己的社会等级里。他们与来自海岸地带的奴隶买家之间的竞争，导致几十年的流血冲突。
过去，非洲人实际上处于一个被隔离的状态，他们与非洲大陆的自然地理环境和谐相处。他们的社群规模差异巨大：有些小村庄距离他们最近的邻居也很远，他们需要穿过一大片无人居住的丛林，才能到达邻近村落，而其他社群，特别是靠近大湖地区的社群，则是高度结构化的民族国家，一些弱小的社群向他们进贡象牙、牲畜和奴隶。整个内陆地区有数百种不同的语言和多种社会结构。这些社群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与其祖先有一种持续的精神纽带，在他们做决定时祖先会通过媒介给予他们引导。这意味着非洲人的生活比较保守，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每个社群都逐步形成了他们各自的生存模式：如何灌溉庄稼或者如何保护牲畜免遭野兽的攻击，每个人也都知道从生到死要履行的责任和遵守的禁令。
“姆菲卡尼”向北方迁徙的热潮，最终冷却下来，止于坦噶尼喀湖东侧的高原。在那里，恩戈尼人分裂成很多小部族，他们以盗窃为生，或者作为雇佣军，为任何想要增加民族自身的战斗力量的首领服役。只有当来自南方、掠夺成性的新来者出现时，东非和中部非洲村落的战士才拿起长矛、盾牌和战斧应对危机。危险过去后，他们就将武器放置一边，重新回到日常生活中：捕猎、采集蜂蜜、饲养牲畜和制作工具。
对于整个成年期都在印度度过的斯皮克而言，非洲就像印度一样，能够由一个政府统治，这种想法似乎相当可行。那个时候，人们还没有理由认为非洲将被完全人为地分割成一块块殖民地。对非洲大陆的历史缺乏了解的斯皮克，也无法理解过去的50年里他见证的“持续混乱状态”已发展成一个加速变化的进程。在19世纪上半叶，非洲内陆的生活发生的变化超过过去1500年里发生的变化。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恩戈尼人，他们是一个特殊的战士阶层。有时候，一些个别部族会合并以便突袭畜群，而且他们总是持续不断地从当地部落吸收年轻的战士进入他们的队伍。他们将散播恐惧作为他们的目标。对于那些他们要劫掠的人，他们被称作“鲁加-鲁加”（Ruga-ruga），这个词来源于阴茎。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将头发留得很长，并且编成很粗的下垂的辫子，但更可能是因为他们切下了敌人的性器官，将它们晾干，并且作为装饰佩戴它们。
当非洲周边的所有国家都快速发展时，相比较而言，黑人生活了这么多年却毫无进展，这是多么不可思议啊……可以为他们建立一个像我们在印度那样的政府吗？如果可以，他们会得到拯救；如果不行，我担心他们发展的机会将微乎其微，因为当前非洲人既不能自救，也不能指望其他人救助他们。他们的国家正处在接连不断的混乱状态中，他们最紧要的问题是寻找食物，他们没有闲暇考虑其他问题。
东非的“鲁加-鲁加”保留了恩戈尼人的发饰，这有助于他们在穿越高高的象草时相互跟随，但是在其他方面却改变了他们的习惯。他们有时候在肩上披挂亮红色的布条，当面对敌人并且嘲弄他们的时候，他们可以指着这些布条说：“这是你们的鲜血！”他们的装饰品包括用人的头皮制成的帽子，用肠子制成的腰带，以及用牙齿制成的项链。为了使自己战无不胜，“鲁加-鲁加”饮用用受害者的尸体的某些部分制成的药水。有关这些可怕行径的故事在东非广泛传播，但是关于他们使用刺矛的方式的报告引发了更深的恐惧。甚至那些得到了火枪的“鲁加-鲁加”仍然保留他们的长矛。
这场有清晰地理目标的旅行相当不同于典型的传教士旅行，它也从未被视为一场为了征服而进行的侦察。但这完全没有阻止斯皮克思索，他后来写道：
当恩戈尼人抵达东非时，他们迅速与被美国传教士埃比尼泽·伯吉斯称作这片地区“最富有、最有进取心”的尼亚姆韦奇人取得了联系。他们因一张由部落酋长构成的网联合起来，这张网从维多利亚湖一直延伸至坦噶尼喀湖，穿过中部高原，距离海岸的旅程大概是3个月。尼亚姆韦奇人总是根据领导能力选拔出他们的领袖，而不是按照世袭制。
伯顿充分把握旅途中与商人相遇的机会，向他们询问关于坦噶尼喀湖之外地域的事情。他能够确定，一些阿拉伯人已一路抵达过大西洋，所以，伯顿知道在他和斯皮克折返的地点之外“道路是开放的”，这使得他有机会在他自己的信中表达不满：“我们深深地后悔没有以更大的规模安排这次探险。我觉得有5000英镑，我们就能毫不费力地从非洲的东海岸直达非洲的西海岸。”他说得轻松，但是在这两位探险家后来写的书中，他们重点描述了经历过的不可预料的恐惧，以及更加离奇的事件，如斯皮克用一把袖珍小刀从他的内耳里挖出一只甲虫。实际上，伯顿可能对他们到达坦噶尼喀湖就折返，而没有继续向未知地域推进感到庆幸。
几百年来，这片地区的许多非洲王国起起落落而不为外部世界所知晓，遗留下来的痕迹只有灌溉系统和土方工程。19世纪伊始是尼亚姆韦奇人历史的转折点，他们认为他们自身与海岸地带的阿拉伯人和斯瓦希里人一样优秀。
在19世纪中叶的东非，商队一般由阿拉伯人控制，他们是穆斯林，所以帮助白人基督徒很考验他们的善意。但是，作为桑给巴尔苏丹的臣民，他们小心翼翼，将自己的任何不满都隐藏起来，尤其是当英国人沿着这条道路寻求支持时，因为他们知道英国的力量有多强大。有些白人会和阿拉伯人一同旅行几个月，比如“达乌德先生”、传教士大卫·利文斯通，从他们那里接受食物，并且住在他们受保护的营地里。
与恩戈尼人一样，尼亚姆韦奇人也是伟大的旅行者，但不同的是，尼亚姆韦奇人以商业而非战争为生。他们向南方冒险，沿着坦噶尼喀湖向距离最远的湖岸前行。在到达最南边的湖岸之后，他们转而向西前往强有力的首领“卡曾贝”的首都，1798年命运不济的葡萄牙旅行者弗朗西斯科·德·拉塞尔达从赞比西抵达那里。（当他抵达时，尼亚姆韦奇的商人可能已经在那里了。大概60年之后，大卫·利文斯通被告知，拉塞尔达的人开始与某些来自坦噶尼喀湖的拜访者争斗，但是国王通过给双方送奴隶作为礼物恢复了和平。）因为在那里可以买到加丹加的“红”铜，“卡曾贝”的统治之地成为一个颇有声誉的市场。这些“红”铜被尼亚姆韦奇人以金属丝和手镯的形式带回北方。
即便如此，就算他与伯顿不在大路上，至少也是走在商队使用了至少40年且被踏得很平坦的小道上。这支远征队在队首打着桑给巴尔统治者的深红色旗帜，任何地方都认识这面旗帜，并且畏惧它。因而，尽管他们经常回避这个事实，大多数去往非洲的新的白人旅行者沿着常有人走的道路穿过灌木丛，但是这些道路通常使人十分懊恼，因为它们非常迂回曲折。只要有机会，很多自封为探险家的人也会加入一支朝着正确方向行进的商队。
19世纪早期，尼亚姆韦奇人开始向南旅行到印度洋，他们带着象牙、蜂蜡和一些奴隶，以交换美国的布料和威尼斯的珠子。他们很少直接与桑给巴尔的欧洲和美国商船交易，因为穆斯林和印度商人已经牢固地占据了海岸。而且，尼亚姆韦奇人作为拥有很多大象的遥远内陆的定居者，已经吸引了一些大胆的阿拉伯人加入他们的返程队伍。尼亚姆韦奇人的口述史讲述了他们的第一批旅行者是如何在巴加莫约抵达印度洋，见到“长胡子的人”（阿拉伯人），并且向他们展示了象牙。“当阿拉伯人看到他们展示的物品时，他们想要去往获取这些象牙的国家。”
很自然，后来很多帝国建造者选择使人产生这样一种幻觉：他们艰难地穿越无人踏足的丛林和荒野才抵达目标。但是，斯皮克以他拙劣的方式，在探索一开始就暴露了实际情况。他和伯顿正从坦噶尼喀湖返回海岸，而在事前寄往海岸的一封信中，他写道：“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运动型国家，这里除了大象几乎什么都没有，持续不断的捕猎活动将它们从大路驱赶过来。”信中的“大路”一词用得很荒谬，因为斯皮克设想，皇家地理学会需要知道在非洲的中心地带持枪打猎完全出乎他的意料。
尼亚姆韦奇人骄傲且勇敢，他们因为能够远距离背重物而闻名。可能是他们的长途商队第一次将印度和欧洲的制成品从海岸地带运到大湖周边更为遥远的社群，例如很快将成为欧洲传教士和帝国建造者目标的繁荣的布干达王国。第一批阿拉伯商人在19世纪40年代以前并未到达距离印度洋800英里的布干达。
用“探索”这个词形容伯顿、斯皮克，以及紧随他们之后涌入非洲的欧洲人的旅行，是再恰当不过了，因为他们改变了非洲之外的人对这片大陆的神秘地域的认识。但是，这也表明非洲内陆的民族生活在一个地理边缘地带，那里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也不受时间的影响。他们与他们住处附近的山脉、河流、湖泊，均不在任何一幅地图上。所以，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无自主能力，等待“被发现”，而一旦发生这种情况，他们只会对此心存感激。
尼亚姆韦奇人与桑给巴尔之间的关系一度十分友好，因为1848年他们的部落酋长派出一支2000人的大商队去往海岸地带给苏丹送礼物。但是在19世纪中后期，阿拉伯人越来越多地控制了主要的贸易线路。尼亚姆韦奇人大多沦为受雇佣的搬运工或者向导，他们带着在内陆购买的象牙前往海岸地带，那里的象牙价格是内陆的4倍。在任何势力的较量中，阿拉伯人的胜算都更大，因为他们可以从桑给巴尔的欧洲商人处取得他们需要的所有枪炮，就像伯顿评论的那样：一座德国工厂每年销售1.3万支火枪。但是另一方面，阿拉伯人的数量非常少，而他们奴隶的忠诚度总是值得怀疑。在伯顿看来，这能使他们“十分强大，不至于不战就屈服”，但是又“不够强大到取得战斗的胜利”。
——斯旺《在中部非洲与劫掠奴隶的人做斗争》，1910年（A. J. Swann, Fighting the Slave Hunters in Central Africa）
阿拉伯人从海岸地带逐渐深入非洲内陆，他们追求商业贸易，采取了一种微妙而缓慢的殖民主义方式。尽管没有桑给巴尔苏丹的领地地图，在哈默顿看来，也没有“任何人能够明确划清这里的边界”，但是阿拉伯人正不断在内陆永久定居。许多人新到东非，他们是在1840年跟随赛义德·赛义德从阿曼移居到桑给巴尔的商人。他们与传统的非洲酋长生活在一起，还恳切地娶他们的女儿为妻，但是他们保留了阿拉伯人的生活习惯，将自己视为主人。如果一个酋长惹他们不高兴，他们会推翻他的统治，并且在继承人的人选上施以影响。
阿拉伯的制度延伸至很遥远的地方，它像章鱼一样能够控制住每一个不受保护的小村落社区，使得整个国家成为一个巨大的战场，而出了它的围栏，任何人都不安全。
1861年，约翰·斯皮克在第二次探险期间遇到了尼亚姆韦奇人的领袖马努阿·塞拉，他“带着30名配备火枪的下属”。马努阿·塞拉统治着乌尼亚尼扬贝，它是尼亚姆韦奇人最重要的省份，在他的领地中央就是阿拉伯人的定居点卡泽（后来的塔波拉），那里恰好是去往坦噶尼喀湖线路的中间点。当尼亚姆韦奇人想要对象牙贸易征税时，一场战争开始了。后来，阿拉伯人告诉斯皮克，他们有一支由400个奴隶组成的全副武装的队伍，准备追捕马努阿·塞拉，因为他“将他们的商队路线截成数段，并且根据最新报告，他刚刚抓获了他们护送弹药的小分队”。阿拉伯人花费了4年的时间才抓住马努阿·塞拉并且杀死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