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统治者的好日子可能一去不复返了；从另一种意义上而言，被统治的人也回不到以前了。旧时的与世隔绝结束了，“密封条”已经被撕开，内陆开始向沿海地区发号施令。（尽管桑给巴尔的旗帜还在耶稣堡上空飘荡，但这只是一个空洞的姿态，距离最后一位苏丹被推翻，由一位奴隶的后代取而代之的日子不远了，那位苏丹在英国南部沿海一座被赠予的别墅度过余生。）
印度在东非的要求导致英国的殖民地部在1923年7月提出一份白皮书。白皮书制定了历史性的指导方针：“首先，肯尼亚属于非洲，女王政府认为有必要明确记录下这一点，他们认为非洲本土居民的利益一定是首要的。”这是对90年前英国议会对印度的声明的明显附和：“无论何时，当英国殖民地本土居民的利益与当地欧洲人的利益发生冲突时，本土居民的利益会被优先考虑，这个原则不容置疑。”这两份声明的背后有一个不可回避的逻辑，但是在肯尼亚英国的统治还不到30年，这个进程的时钟就已经开始滴答作响了。
极少数非洲人接触到了欧洲的教育，但是它的影响快速且惊人。在一张1934年拍摄的照片中，美国演员保罗·罗伯逊几乎浑身赤裸，除了腰间围着一张豹皮，这张照片是在电影《桑德斯河》（Sanders of the River）拍摄期间拍的。在他旁边是一位穿着时髦欧洲服饰的肯尼亚黑人，他是这部电影的临时演员。这位临时演员既不知道自己的出生日期，也不知道自己的真实姓名，因为他是一个孤儿，他自称乔莫·肯雅塔。后来，他因为政治活动被英国人投入了监狱，之后被释放，成为肯尼亚的第一任总统。
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黑人的民族主义就初露端倪，其表现是主要由受过教会教育的教师和传教士领导的“福利社会”和“年轻人社团”。战争也影响了印度的政治发展速度，其影响很快波及大洋另一侧的肯尼亚。而另一部分人被贴上“亚洲人”的标签，到1918年东非十分之九的零售贸易掌握在他们手中，而且他们敢于要求和白人定居者一样的政治权利。尽管他们没有被认为是非洲人，而是尽可能使自己远离他们，但是一场政治争论已经展开。其反响在更加遥远的坦噶尼喀也可以感受得到，而坦噶尼喀在德国战败之后成为英国的托管地，乌干达甚至南至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也受到影响。
在《桑德斯河》全球公映期间（罗伯逊深感懊悔，因为他太晚意识到这部电影美化了非洲的白人形象），帝国主义正在采取它最后的主要行动。在贝尼托·墨索里尼的命令之下，意大利人入侵了埃塞俄比亚，在40年前的阿杜瓦战役中他们曾遭受可耻的失败。尽管意大利人对他们的报复行为立刻感到了满意，但这场入侵是一个分水岭，它增强了黑人的怨恨情绪：埃塞俄比亚曾经在瓜分非洲的狂潮中保住了自身的自由，它成为一个象征，但是在意大利人以残忍的暴行征服它的时候，世界却袖手旁观。
1914年之前，殖民者对殖民地民众的要求只有顺从一条。当他们开始被要求忠诚的时候，白人与黑人之间的关系突然就发生了变化。当再度恢复和平时，非洲人逐渐产生了一些疑问。基于何种原因，统治者要求忠诚？统治者完全不理会传统的领土界限，通常划直线将它们切开，将殖民地各民族局限在一块块区域内。所以，难道非洲人不应该忠诚于自己并且联合起来恢复他们自身的尊严吗？他们对于欧洲人旧有的敬畏很快被消磨殆尽。
1955年，约翰·甘瑟的巨著《非洲内幕》（Inside Africa）问世。甘瑟是一位不知疲倦的研究者，他的书是一部时代之作，如同一颗小号铅弹向世人释放出那个时代的事实和观点。这本书里满是曾与甘瑟在旅途中一起吃过饭的殖民地总督的名字，但是总体来说，它传递出的信息十分简明：“如果不提及殖民体系中的各种不道德和不正义，关于非洲的殖民主义，有两个要点应该被提及，其一，它有很多好处；其二，它正在走向灭亡。”针对白人统治在建立了不到半个世纪之后就注定衰败，甘瑟列举了一些原因。“道德因素，即人们普遍认为一个国家统治另一个国家是不道德的。毕竟，非洲是非洲人自己的大陆。而且事实显示回报逐渐缩小，继续镇压（或者甚至不镇压）的统治花费超过了回报。军队消耗金钱。此外，基督教传教士教导非洲人，在上帝面前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伍德罗·威尔逊还传播了弱小民族自决的观念。”甘瑟在目录中增加了印度独立和欧洲对中东的控制动摇的多米诺影响。但是，无论殖民主义发生什么变化，他都确信非洲与欧洲之间的纽带牢不可破，并且作为一个美国人，他将非洲视为美国“全球边界”的一部分：“可以说欧洲离不开非洲，非洲也离不开欧洲，而美国离不开它们两个。”
然而，当看到殖民地的主人争吵不休时，非洲民众几乎没有受到“控制”，也没有接受新的税收分配、土地业权和中央集权等理念。不仅这样，在白人为争夺热带非洲而发动的战争中，许多非洲人还被招募进相互敌对的队伍，即使他们没被发放枪支要求直接参与作战，他们也被迫背着弹药和征用来的食物穿越灌木丛。
甘瑟的书问世一年之后，在1956年10月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美国与非洲和欧洲关系密切的程度变得明显。英国此时仍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帝国主义国家，它在埃及军事领袖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将苏伊士运河公司国有化时决定予以回击。在一次空袭后，英国入侵埃及，法国和以色列从旁协助。在华盛顿，这场现代炮舰外交被视为一次意识形态的灾难，因为这会给苏联在亚洲和非洲发展反殖民主义运动以可乘之机。美国声称它反对苏伊士的冒险行动，之后向英国施加金融压力，迫使它及其同伙撤军，这起到了很大效果。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称之为美国的胜利：“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我们在亚洲和非洲的问题上独立于盎格鲁-法兰西的政策，在我们看来这些政策反映的是殖民主义的传统。这份声明已经使全世界为之振奋。”
与古代罗马的相似性在一本有影响力的书中已被详细说明，这本书的作者是大英帝国的贵族克罗默勋爵，书里含有希腊语和拉丁语引文。他最感兴趣的是印度的命运，这是可以理解的，他认为谈论印度自治就“如同我们拥护一个统一的欧洲自治政府一样荒谬”。尽管可能需要改革，但是它们必须被置于英国人享有最高权力的长久框架之内。毕竟，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和平持续了几个世纪。另一位殖民地总督寇松勋爵将大英帝国描述为“在天意授权之下，为了美好目的，由全世界见证的一个最伟大的工具”。这样意气风发的宣言很少被弱一些的殖民势力冒险尝试，包括法国人。但是，毫无疑问，所有殖民者都觉得他们会引导非洲进行对未来有深远影响的发展。
纳赛尔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中也取得了胜利。通过扭伤英国这头“雄狮”的尾巴，纳赛尔成为所有仍处在殖民统治之下的国家的英雄，特别是那些穆斯林占人口多数的国家对他有一种宗教上的认同。殖民主义的终结已经隐约可见，但是纳赛尔的胜利确实加快了它的步伐。哈罗德·麦克米兰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之后上任，1960年他在开普敦说一阵“变革之风”正吹过非洲，他或许可以再补充一句，这阵风正是从开罗吹过来的。
英国官员控制非洲的“最大份额”，他们从不质疑传播他们的文化使得高压政策正当化的做法。他们的想法与18世纪历史学家威廉·罗伯森的看法一致，维多利亚时代的中产阶级普遍阅读了他的著作。他曾经这样讲述罗马人：“作为失去自由的安慰，他们向新的归顺者传递艺术、科学、语言和礼仪。”此外，“地球上最遥远角落之间的交流稳当且惬意”。
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殖民主义在非洲终结，如同它的突然降临一样充满偶然性。很多年长的非洲人讲述，他们曾经见到白人抵达非洲十分惊讶和恐慌，而看到他们突然离开也一样令人惊讶。
当白人行政长官考虑他们对非洲的占领，他们自身与臣服于他们的民众之间的分歧时，他们完全没有时间思考到哪里寻找真正的模范。在每个受教育的欧洲人都熟悉经典的时代，他们只需回顾学过的课本。15世纪末，伊比利亚的权力阶层从罗马的历史中寻求灵感，新的帝国建造者也是这样，只不过他们是在早期的罗马历史中寻求，在恺撒、普林尼和塔西佗的作品中寻求。英国人在他们的时代统治最大的帝国，他们对于历史的相似性毫不怀疑，所以他们用自己的祖先被罗马人征服的历史为他们对待非洲人的方式辩护。英属肯尼亚地区的第一任专员阿瑟·哈丁爵士简洁有力地说：“必须用子弹让这些人学会顺从，也只有子弹才能让他们变老实，在那之后，你们可以开始使用更多现代和仁慈的教育方式。”
而葡萄牙的两块属地安哥拉和莫桑比克是15世纪教皇划分世界的遗迹，它们与葡属印度一道在反殖民主义的浪潮中又坚持了15年。作为一个直接影响，这些国家将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被内战彻底破坏。反过来，杀戮和经济压力结束了白人在罗得西亚（后成为津巴布韦）、之后在南非的最后抵抗。
在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摆脱欧洲的帝国主义很久之后，例如美洲，非洲才被占领，而此时在其他地区帝国主义面临威胁，尤其是印度。所以，那些新近获取的殖民地的统治者觉得有必要为自身的行为辩护，他们通过审查自身的行为和目标有别于之前的帝国。最近的例子是葡属印度，它的管理显然不善，无法成为他们的模范。而且，它建立的原则与20世纪初时人赞同的原则大相径庭：当“教皇子午线”划分世界时，西班牙和葡萄牙将为基督教世界征服各自那一半当作他们的责任。而帝国主义是世俗的，公开宣布的目的是使落后地区“文明化”，基督教传教士只有在不引发政治麻烦的前提下才被欢迎加入。
苏伊士运河危机之后40年，全球的边界发生了醒目的变化。全球的财富平衡势态也是一样。欧洲的文化仍然在非洲传播，此外美国的金融意识形态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强加给非洲，但是非洲大陆的东侧，从红海到好望角，则越来越多地回复到它们与亚洲的历史关系。非洲人仍旧清晰地记得在受到欧洲的政治统治之前与亚洲的联系。当中国人从达累斯萨拉姆到赞比亚建造了第一条长达1000英里的非洲独立大铁路时，他们没忘记提及5个世纪以前郑和舰队对东非的访问。
——伊夫林·巴林《古代与现代帝国主义》，1910年（Evelyn Baring, Ancient and Modern Imperialism）
当船只在印度洋上航行时，季风不再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它们的活动规律仍然影响整个印度次大陆以及从东非到马来西亚2亿人的生活。印度洋正恢复它作为“冲突与接触地区”和“文化十字路口”的地位。1995年初，纳尔逊·曼德拉总统希望环“印度洋边缘地带”加强合作，并且强调了这种结构的统一。他回顾了圣雄甘地的政治生涯是如何始于南非，结束于印度独立。1996年9月，环印度洋地区合作联盟成立，它的章程开篇是：“我们意识到过去1000年来创建的历史联系……”该联盟的秘书处设在毛里求斯，其发起国包括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和所有的东非沿海国家（从肯尼亚到南非）。
这个大帝国未来的问题是与英国在种族、宗教、语言、行为方式和习俗等方面都不同的3.5亿臣民将在何种程度上进行自我管理或者受我们管理。罗马从未面对过这样的问题。
非洲在未来与亚洲的融合将面临一个艰巨的任务，因为它经历了一段漫长的不发达时期。这片大陆在过去是一个谜，它的内陆一直是未知地域，今天它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因而它的发展难以预测。数个世纪以来，热带非洲用未加工的出口物交换进口工业品，所以它从未有过资本积累。它现在仍然面临这个困境，这片大陆主要被视为东方繁荣的工业急需的原料供给者。非洲人在本世纪的挑战将是摆脱与印度洋邻居的从属关系，在一个长期以来他们的贡献被局限在象牙、金沙、豹皮和奴隶的竞技场中，他们需要找到一个平等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