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世纪初，桑给巴尔只是一个闭塞的地方，一个对过去力量的记忆之所。年轻的英国陆军中尉理查德·迈纳茨哈根在征服大陆的非洲人时坠马受伤，于1903年去岛上休养。一位朋友领他去见“一位非常年迈的人”——蒂普·蒂普。迈纳茨哈根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他不被允许离开桑给巴尔，他自己也不想离开。我试图让他谈论劫掠奴隶的时代，但很显然他不喜欢……这位老人很少讲话，而且明显为他过去的行为感到尴尬。”在拜访期间，迈纳茨哈根对一个精美的银制咖啡壶赞美有加。当他们离开时，蒂普·蒂普坚持将那个咖啡壶作为礼物送给他。此时，轮到迈纳茨哈根尴尬了，因为他担心拒绝收下这件礼物会冒犯主人。
这场轰炸湮没了所有的旧伪装。几年后，桑给巴尔领事陆军少校皮尔斯简洁地表述：“1896年8月27日早上9点，桑给巴尔的阿拉伯人和斯瓦希里人得到了一个教训，他们将永远不会忘记它。”
迈纳茨哈根回到他在英属东非的职位。那个最先花费巨资迈出开发这片土地的第一步的特许公司已经消亡，因为它的财务陷入困境，它被英国财政部以可笑的低价5万英镑买断，代之以直接统治。
至于哈立德，他在轰炸中幸存下来，从废墟里溜出去前往德国领事馆。在确保他将受到政治犯的待遇之前，德国人拒绝交出他。（之后，德国人鼓励他过海前往坦噶尼喀。）一个月之后，《泰晤士报》登载了一篇有关新任苏丹哈穆德·本·穆罕默德的报道，他得到了英国人的认可。据说，他“完全符合英国顾问的要求”。他对英国很有好感，以至于他坚持将他的儿子赛义德·阿里送到英国的公立学校。
几乎毫无疑问的是，近来“真正的地理空白”将成为殖民地中的一块瑰宝。卢格德提出警告，这片新近才被占有的土地“不是理想中的黄金国”，但是它拥有“肥沃的土壤、健壮的高地民众、丰沛的雨水，以及总体来说怡人的气候”。被年轻的温斯顿·丘吉尔称为“非洲珍珠”的乌干达，以及内罗毕（后来肯尼亚首都的雏形）周围的高地，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尽管那条铁路耗费了大量的生命和资金，但是到1899年，去往内罗毕的300多英里旅程在一天之内就可以完成，而不是在泥泞中费劲地步行几个星期。
这位记者在他的长篇报道中有一处提到了桑给巴尔的白人女性居民。“女士们登上‘圣乔治’号旗舰。她们自始至终都表现得极其了不起。”英国社群普遍认为是时候升起英国旗帜，摆脱“阿拉伯人的统治”了。
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陆军中尉理查德·迈纳茨哈根在日记里记录了那段时期的肯尼亚。这份记录生动、令人震惊，而且十分坦然，是对非洲当地人遭受的高压政治最为可信的目击者的叙述，据此人们认为非洲可以按照欧洲人的方式被“重塑”。迈纳茨哈根不是一名典型的军官：他出身于一个犹太家庭，是英国哈罗公学的老校友，他还是有巨大影响力的社会主义学者比阿特丽斯·韦布的外甥。他对待非洲人很凶残，还热衷于射杀任何在步枪射程之内的动物。
第二天早上，海港里5艘皇家海军的船准时开始轰炸。轰炸持续了40分钟。那位特约记者写的关于8月28日情况的报道非常生动。战舰用重型枪炮和马克沁机枪开火：“在这么近的射程之内造成了巨大破坏，但是反叛者作战勇敢、意志坚定，并回以激烈的炮火。”宫殿变成“一大片燃烧的废墟”，死亡总数有500人。“许多阿拉伯领袖按照昨日的约定站在苏丹一边战斗。据估计，他们的财产将全都被充公。”苏丹的旧轮船“格拉斯哥”号向皇家海军开火，但很快被击沉。除了一位受伤的海员，英国一方没有伤亡。
暴力在“平定”肯尼亚的时期不可避免，部分是因为白人的到来恰好与19世纪90年代非洲社群遭受的一系列苦难在时间上巧合。干旱、饥荒、天花和蝗灾相继发生。最糟糕的是蹂躏畜群的牛瘟，非洲的动物没有对抗这种传染病的内在免疫力。有一种理论认为，牛瘟来自修建铁路用的印度耕牛，但更可能的是意大利人在建立索马里和厄立特里亚的殖民地时，将牛瘟从欧洲带入非洲。之后是从巴西来的船只带来的白蛉（跳蚤）灾害：这些虫子啃啮非洲人的脚，引发坏疽。（殖民主义带来的这些不利的生态后果还向南传播到坦噶尼喀，加上那里不情愿臣服的居民与德国人进行的断断续续的战斗，共同造成了人口的减少。）
8月27日，《泰晤士报》一篇题为“桑给巴尔：英国的最后通牒”的报道显示，英国的炮舰已经占据宫殿对面的海港。之后的一篇报道称：“晚上9点，英国向赛义德·哈立德宣布了最后通牒，通知他在次日上午9点之前降下旗帜，并且彻底投降，否则他们将轰炸他的宫殿。2000名军人和哈立德在一起。”
迈纳茨哈根首先在吉库尤人中开展工作，因为他们死于饥荒和其他问题的人数极多。对于殖民者的恐惧和憎恨促使村民们谋杀了一个白人，他们用棍棒击倒他，向他嘴里小便直到他呛死。惩罚很快就到来：
英国领事馆快速派出一支代表团前往宫殿，警告哈立德他的反抗是不被认可的，这是“公开叛乱”，他必须屈服，否则后果自负。哈立德说，他宁愿死也不投降。他最大的枪炮已经沿着宫殿屋顶一字排开。
尽管整夜响着战鼓，但是我们到达村庄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包围了村庄……我下令，除了儿童，每个人都应被无情杀死。我憎恨这项工作，并且焦虑地希望这件事情快些结束。一旦我们发现可以射杀的对象，我们就迫近他们。几个人试图突围，但是我们立刻射杀了他们。之后，我在对方能够构筑起任何防御之前，攻击了这个村庄。每个人不是被射杀就是被砍死。
希拉勒·本·阿马里被放逐两个月之后，哈米德出人意料地死了。在匆忙按照穆斯林习俗掩埋了统治者的遗体之后，哈立德以旋风般的速度进入王宫，宣称自己为新任苏丹。当哈米德之前创建的军队占据决定性的位置时，哈立德下令鸣响枪炮以致意，并且升起他的旗帜。这令英国人措手不及，桑给巴尔被一种严酷的气氛所笼罩。
迈纳茨哈根对一把刺刀可以轻易地捅进一具身躯又拔出来感到惊奇。
近距离见证这些事件的人是苏丹巴尔加什唯一还活着的儿子哈立德。他20岁出头，聪明且精力充沛，得到大部分桑给巴尔阿拉伯精英的支持。在哈米德继任时，哈立德的呼声更高，但是哈丁领事确保他退出竞争，因为他意识到哈立德太任性，难以驾驭。而且，他表现出亲德的迹象。
在第二个任期，他与南迪人有所接触，南迪人被限制在45万英亩的保护区内。尽管这片地域广大，但南迪人是游牧民族，不习惯边界概念或者土地所有者概念，所以征服他们需要一支庞大的军队。对付他们的远征军由80名白人军官领导，他们带领几千名黑人士兵、征召到的士兵以及搬运工。这支军队拥有10台机枪。除了镇压所有的反抗者之外，他们的另一个目的是通过没收畜群惩罚南迪人社群。迈纳茨哈根很快就可以在他的日记里写下（1905年11月7日）：“在过去的3周里，他们对南迪人进行了相当有效的清扫。他们失去了大概1万头牛，500名战士被杀死，还有7万头山羊和绵羊。”在“清扫”（一个流行的措辞）结束时，南迪人失去了1000多名战士和1.6万头牲畜。
到1896年6月，桑给巴尔通过一条海底电缆与外部世界取得联系。岛上还有一名《泰晤士报》的记者。6月22日，据报道，“昨晚，希拉勒·本·阿马里已遭驱逐”。这篇报道接着描述了全副武装的阿拉伯人如何试图干预，但是将军劳埃德·马修斯爵士用他的手枪打死了几个人。“局势又渐趋平稳。”
多年来，他们有效贯彻白人的规矩，到1910年，只有6个英国军官死亡。他们的非洲火枪手的死亡人数总计几百人，但是被他们征服的人的死亡人数要多出数倍。到1911年，在被标明“白人高地”的区域已经有3000名定居者，他们买下了被没收的牲畜。1.6万平方英里的富饶高地占据了殖民地可耕地面积的四分之一，在这些地方，非白人不得享有所有权。周围的大部分地区土地荒芜，但是白人的高地雨水丰富，足以支持作物一年两熟。他们也身体健康、精神抖擞。
哈米德很机灵，他在英国产生警觉之前建立起一支超过1000人的军队，并且用现代武器武装他们。新任领事阿瑟·哈丁爵士认为哈米德不过是一个“受保护的傀儡王子”，因而对于事件的反转他感到十分焦急。他责备苏丹的主要顾问希拉勒·本·阿马里，决定将他驱逐出境。
从一开始，这里就有引入“军官阶层”的倾向，其中很多军官曾在印度服役，他们每个人被给予1000英亩土地。另一个受欢迎的定居团体是喜好运动的上等阶层，期待上等阶层乘客的乌干达铁路在英国用广告吸引他们：“作为贵族冬日之家的英属东非的高地已成为一种时尚。追寻大型猎物已成为运动员的一种爱好。”出身名门的定居者的一个缩影是第三代德拉米尔勋爵休·乔姆利。为了参加一场狩猎，他于1898年来到高地，并在高地度过了接下来的30年，推进了白人至上主义的发展。在一个非正式的移居者俱乐部里，等级就是一切：爱尔兰人和犹太人，不能加入俱乐部，除非极其富有和受过良好教育；印度人适合经营商店；而非洲人则充当劳力。
事实将证明，这个假象可能被维持得太好了。1893年登上王位的苏丹哈米德在英国的注意力被蒙巴萨以北海岸的骚乱分散时（骚乱非常严重，以至于需要从印度运过来几船士兵），悄悄开始组建一支私人军队。新苏丹完全有理由不满，因为英国政府挪用了德国拨给桑给巴尔的20万英镑，用以负担购买海岸地区的费用。英国用这笔钱帮助不列颠东非公司解决债务，作为它占领肯尼亚和乌干达，使之成为英国附属国的前奏。尽管桑给巴尔将因为这笔它不再拥有的财富得到每年1.7万英镑的补偿，但是甚至英国官员都为这种安排感到羞耻。
尽管迈纳茨哈根的政治主张和比阿特丽斯·韦布不同，但是他发现，比阿特丽斯·韦布外甥的身份，使得上级对他产生了兴趣。肯尼亚的高级行政长官查尔斯·埃利奥特爵士邀请他共进晚餐：“埃利奥特希望吸引数千欧洲人来到东非，但似乎不能接受当地人有任何‘权利’。我认为东非属于非洲人，我们无权占有任何属于部落的土地。我们应该为了非洲人发展东非，而不是为了陌生人。”
在远离大陆的桑给巴尔，人们似乎可以暂时认为，桑给巴尔可以在又一个时代的巧妙掩盖手段下毫发无损地幸存下去：苏丹仍然是高高在上的殿下，在接见英国领事时仍需经过一套复杂的礼仪。毕竟，苏丹巴尔加什穿着他的华服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才过了20年。在女王生日那天，礼炮仍然会鸣响，颂歌照旧被唱诵，方方面面的假象显示，这座岛屿的统治者还是像他的祖先一样独立自主。
在之前偶然相遇时，他们就已经争论过这个话题：“我说有一天非洲人会接受教育并且武装起来，这会导致一场冲突。埃利奥特认为那一天太过遥远不足为虑，而且到那时欧洲人将强大到足以照顾好他们自身，但是我确信最后非洲人会取得胜利。”
——弗雷德里克·卢格德《我们东非帝国的崛起》，1893年（Frederick Lugard, The Rise of Our East African Empire）
在20世纪初期做出的这个预言足够让人惊奇。但更让人震惊的是，它很快就成为现实，速度快得以至令这个预言变成一个后见之明。
意识到我们在东非的责任是为了我们的利益是一件好事，而且不只我们这样做。有人说我们在非洲完全没有权力，它“属于当地人”。为了我们一直增长的人口，我认为我们有必要拥有权力，或为移民开拓新领地，或为海外领土的发展提供工作和就业，而且由于我们知道家乡的贸易萧条所带来的不幸，我们要寻找新的市场以刺激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