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卢格德是印度一位随军牧师的儿子，但是他对宗教从来不关心。他只是渴望迫使姆旺加在一份条约上签字，将布干达置于不列颠东非公司的“保护”下。严格来说，这并不会使维多利亚湖与利奥波德国王的刚果自由邦之间的所有领地都落到公司手里，但是卢格德意识到一旦赢得布干达，其他地方将随之而来。他已经在肯尼亚山附近的吉库尤兰德到处搜寻签订条约的机会，并且他知道，甚至鼓励最小的酋长承认他的权威，也会扩展他所需的特许条约。卢格德此时持有的条约草案已不只限于涵盖布干达，还包括“附属的所有国家”。
关于汉宁顿的死亡以及“黑人殉道者”遭受苦难的消息在欧洲引发喧哗：由于责备的对象是伊斯兰教，解决问题的办法是使布干达完全成为信奉基督教的国家。传教协会知道他们无法只依靠自己的力量，所以他们无需劝说就毫无疑义地接受了帝国主义。这个时候，弗雷德里克·卢格德带着他的马克沁机枪从沿海地带向前推进的消息受到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同等的欢迎，因为他们都意识到他们处于险境。
姆旺加的问题除了嗜杀之外，还有无定见和傲慢。他不想将他的王国移交给欧洲人。就像他在1890年4月给英国驻桑给巴尔的领事查尔斯·尤安-史密斯的信中所写，他欢迎外国人来布干达“建立居所并且贸易”，但是他不想“把他的土地交给他们”。在他写这封信之前的几个星期，德国探险家卡尔·彼得斯拜访了他，1884年他通过与乞力马扎罗山附近的酋长签订可疑条约，将“争夺”引入东非。这一次，彼得斯从位于蒙巴萨北部海岸短命的德国“保护国”维图出发，对布干达进行了一次快速袭击。
一年前，姆旺加还下令杀死了一个有些自大的英国牧师詹姆斯·汉宁顿。汉宁顿从海岸地带到达布干达边境，自封为第一任“赤道非洲主教”。他被杀死不仅因为他的基督教信仰，还因为他被怀疑是白人统治的开路人。
彼得斯希望他能够哄骗姆旺加接受德国的“保护”，但是神经紧张、咯咯发笑的“卡巴卡”溜出了他的掌心，只签署了一份友好条约和授予他贸易权。德国人依然坚信他们可以通过维多利亚湖南岸再次抵达布干达，从侧翼包围英国人。当早先被斯坦利所救的埃明帕夏（爱德华·卡尔·施尼策尔）从海岸地带出发开始穿越非洲之旅时，他将与姆旺加签订一份决定性条约作为他的一个主要目标。
姆旺加对新宗教带来的压力回以暴力，这种压力还与他手下酋长之间的政治竞争混杂在一起。他的行为具有恐惧和困惑的典型特征，而这也是外部世界的突然闯入带给非洲的主要感受。像穆特萨做过的那样，他倾向于首先倒向穆斯林派系，因为他们的要求似乎较少（穆特萨和姆旺加都拒绝割礼）。姆旺加还从一些穆斯林商人那里体会到同性恋的乐趣，令他极为愤怒的是，他喜欢的一些年轻男侍从是基督徒，他们拒绝满足他的欲望。所以，在1886年耶稣升天节，姆旺加下令处决31名卓越的基督徒。他们被带到距离首都门戈几英里远的纳姆贡戈，通过不同的刑罚被杀死。有些被慢慢烧死，其他人则被剁成碎片或者活活被狗吃掉。所有人都大声哭喊着上帝而死去。
处于这种充满竞争的状况，卢格德突然得到一个比他的马克沁机枪更有力的武器。索尔兹伯里勋爵向德国提议，以承认英国为桑给巴尔的保护国为条件，交换砂岩小岛黑尔戈兰，它位于德国的近海湾，从拿破仑战争起被英国占领。柏林无法拒绝这个提议：德国的海军上将认为由外国力量占据黑尔戈兰岛，在战时将对德国构成恐怖的威胁。所以在1890年7月，这次交易成为解决非洲多个地区领土争议的关键因素。（法国也得到了安抚，它对马达加斯加岛以及撒哈拉沙漠大片土地的统治后来获得了承认。）
作为“卡巴卡”和精神领袖，尽管姆旺加身边环绕了一些接受新宗教的廷臣，但是他需要向他大量不信仰新宗教的臣民表示，他仍然尊重他们的信仰，并且尊重死者的灵魂。前任“卡巴卡”穆特萨曾回转到布干达的传统宗教，尊崇一位古老的湖神，希望它能帮助他对抗在1884年置他于死地的那种疾病。
对于不列颠东非公司及其代理人卢格德，这份条约含有一个关于英德在东非内陆边界的重要条款。这条边界终结于维多利亚湖东岸、赤道以南1度。在地图上扩展开来，这条边界线水平穿过维多利亚湖，直达刚果自由邦的边界。所以，不管姆旺加喜欢与否，或者是否知道，他都被置于英国的管辖范围内。要不是北海那几英亩多石的土地，他将成为德皇威廉二世而非维多利亚女王的封臣。
卢格德清楚地知道他们正朝着一个大漩涡行进，因为来自布干达的报告显示，布干达的社会已受宗教影响而陷入分裂。它的年轻统治者姆旺加是一个阴谋家，他使穆斯林和基督徒相互竞争。基督徒本身也分裂成多个派系：跟随英国导师的新教徒，他们被称作“英格利萨（Inglesa）；天主教徒则被称作“法兰萨”（Fransa），因为他们大部分是由非洲传道协会的传教士转化而来，而这些传教士多数是法国人。这些异国信仰新近被拥有21位神的布干达传统宗教所掩盖。
当埃明帕夏收到从海岸地带寄来的关于7月决议的信件时，他悲伤地在日记中写道：“很显然，英国已经得到了最大份额。”继续前往布干达已经没有意义，所以他向非洲更深处费力前行，直到他遇到土匪被杀死。
海勒姆·马克沁非常渴望让他的机枪经受实践的检验，所以他送给亨利·斯坦利一台机枪，让他在1887—1889年穿越非洲的远征中使用。斯坦利认为它是一个“了不起的武器”。单个白人躲在马克沁机枪的防护屏后面，可以收割一整群黑人战士。斯坦利带在身边穿越大陆的机枪被传给了卢格德。1890年秋，他率领66名苏丹和索马里的雇佣兵，后面紧紧跟着头顶60磅重的货物的非洲搬运工，他们从蒙巴萨出发前往布干达，这台机枪成为他最珍贵的武器。年轻军官芬威克·德·温顿是他的助手。
至于卢格德，他带着公司的授权向布干达行进。1890年12月18日，当他带领50名幸存下来的雇佣兵抵达姆旺加的首都时，他决心只下命令，不进行商谈。他拒绝前往受邀建立营地的那个地方，而是选择坎帕拉山作为最有利的露营地。第二天早上，他带着12名苏丹雇佣兵，穿过将他的营地与陡峭小山上漂亮的茅草顶宫殿隔开的香蕉种植园，行进了一英里。在与姆旺加握手之后，他坐在一把他事先精明地随队带来的椅子上，通过一名译者他对姆旺加做出解释，他受命来“签订条约并且解决争议”。姆旺加紧张地大笑，并且轻抚围绕在他身边穿着白衣的一些年轻侍从。
25年后，卢格德从未想过与黑人妇女跳舞或者手挽手散步。相反，他在东非最喜欢的“伙伴”是一台马克沁机枪。1884年，出生于美国的海勒姆·马克沁发明了这种武器，这项发明及时减轻了在整个大陆开拓殖民主义道路的难度。尽管有数百万支火枪被卖给了非洲人（甚至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还有数千支步枪），但是与拥有一英里射程，并且在一分钟之内发射330颗子弹的武器相比，它们不算什么。马克沁机枪成为一个巨大的话题，甚至成为俏皮话的描述对象。著名的非洲旅行家塞缪尔·贝克爵士在1890年他还年轻时曾收到詹姆斯·格兰特的求助信，希望他能为维多利亚湖地区捐助一艘用于传教的轮船。贝克回信表示遗憾，他说他没有多余的钱，但是他以一个小笑话缓和了他的拒绝：“我希望它除了装载基督教的箴言之外还装有一台马克沁机枪。”
卢格德快速离开，返回他自己的山间营地，制定抑制姆旺加的策略。他有他的马克沁机枪，并且准备使用它，但是他也对自身的个人魅力有信心。在圣诞节前一天，在芬威克·德·温顿的陪同下他再次前往王宫，要求国王和他的酋长应该签署条约，“如果他想要和平”。姆旺加仍然回避问题，于是卢格德轻敲桌子：“我怒目而视，尽可能看起来凶猛。”国王开始颤抖。突然，一群全副武装的人开始往他们的枪里装子弹，后来卢格德轻蔑地称呼他们为“暴徒”，这群人高喊他们会射杀任何签字的人，他们对两个白人也不例外。一个“暴徒”将他上了子弹的枪直指卢格德，卢格德谨慎地后退。在圣诞节那天晚上，卢格德再次尝试，希望能够有机会私下劝诱姆旺加，但是拿枪的人再次包围了他们，卢格德不得不在一片嘘声和嘲笑声中逃跑。
这些“探险家”只是大陆的过客，他们并不占有领土，这个特点控制他们的行为。19世纪60年代，当斯皮克在布干达遇到一位“非常漂亮的小女人”时，他伸出他的手臂邀请她，“然后我们一同散步，一路调情，就好像我们漫步在海德公园而非中部非洲一样，这让每个人都很惊奇”。斯皮克书中的一幅插图描绘的是他的同伴格兰特与一位袒胸露乳的太后跳舞。
在这个险恶时刻，非洲传道协会的法国传教士对卢格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担心发生血腥的内战，他们让姆旺加身边已成为“法兰萨”的酋长劝说国王签订条约。非洲传道协会的传教士知道殖民主义无法避免，于是承认英国人最后将取得胜利，并且认为选择卢格德总比一片混乱的结果要好，即便最后他一定会支持新教徒“英格利萨”。第二天，一群“法兰萨”酋长前往坎帕拉山，宣称他们准备签订条约。卢格德尚未意识到传教士们的“安静外交”，自大地认为布干达屈服于他的威胁和怒容之下。他抓住这个机会，大步前往王宫，拿出将“宗主权”割让给英国公司的文件，并且递给姆旺加一支钢笔让他签字。“他签字的行为并不优雅，把钢笔拍在文件上留下一团墨水，我让他继续签字，在第二份副本上他表现良好，在恰当位置签下了名字。”传教士教导几位高阶大臣也要签字，当他们费力且潦草地写下他们的名字时，卢格德极力抑制自己的急躁情绪。
维多利亚湖更偏远一侧的布干达及其邻近王国是高地之外的“真正奖品”，这是柯克之后对它的称呼。被选中去攫取这片诱人之地的人是弗雷德里克·卢格德。和许多早期在东非的英国旅行家一样，尤其是像伯顿、斯皮克和格兰特，卢格德也是一名陆军军官，他在阿富汗和缅甸服过役。但是，守口如瓶的卢格德不是一个“探险家”。他的气质和他们完全不同，他是一名征服者。
姆旺加和他的大臣大胆地增加了一项条款，“如果之后有更强大的白人出现”，这份条约将被取消。姆旺加似乎恢复了他的智慧，他将抓住任何机会抗争不列颠东非公司的“保护”。对于卢格德而言，幸运的是，几周之后出现的另一个白人是公司的另一位代理人威廉斯上尉。而且，他也有一台马克沁机枪。英国人最终还是达成了心愿。
* * *
“英格利萨”派的传教士沃克承认，姆旺加憎恨英国人“侵吞他的领土”，并且丝毫不给他回报。非洲传道协会的传教士佩尔·奥古斯特·阿赫特甚至更加直率：“把他成千上万的臣民和藩属置于一个商业公司的保护之下，是对骄傲的姆旺加最大的羞辱！”阿赫特带着巨大的反感说，国王已将自己降到了一个封臣的地位。卢格德几乎无法否定这样的说法。几年后，卢格德厚颜无耻地承认，他迫使姆旺加签署了条约：“条约当然有违他的意愿，我从未说过不是那样。”
霍姆伍德很快从这个分析的高度下降到市场问题。出生于“有益健康的高地”上的非洲人此时必须穿上兽皮以保护他们自身免受寒冷气候的侵袭，但他们真正需要的是工业生产的服装，而且他们的数量有数百万之多。所有这些人购买英国的衬衫、裤子、夹克和裙子的前景，甚至足以使傲慢的索尔兹伯里爵士变得热心。
不知疲倦的卢格德上尉接下来花了两年的时间作战、签订条约，经常强行将他的意愿施加给那个很快就会被称作乌干达的地方（斯瓦希里译者发不出“B”的音）。在此期间，他经历了一个扰乱人心的时刻：一封来信让他撤回海岸地带，因为不列颠东非公司正处于破产的边缘。这是伦敦最著名的银行之一巴林银行的第一次崩溃引发的结果。尽管英格兰银行已经开始挽救巴林银行，但此事还是让伦敦大为震惊：这意味着在热带非洲的投机冒险活动不可能再筹到更多钱了。
这封便函的开头部分讲了，在肥沃程度上“世界上其他地方可能都无法与东非内陆相提并论”，但它为何没有被开发。“穆罕默德的移民及其当地皈依者”长期以来占据海岸地带，他们切断了“更出色、聪明的种族”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而且他们对于“欧洲人影响的扩张完全抱有敌意”。“半开化、奸诈且不择手段的闪米特冒险家的恶名早就被四处传播”，这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阻止非洲人前往印度洋。而且，阿拉伯的奴隶贸易减少了内陆部分地区的人口，使得更有独立意识的人可能对任何冒险进入他们领地的人发起进攻。
1892年1月，当另一封信到来时，卢格德在坎帕拉山上一座用砖砌成的堡垒里，他仍然处在绝望中。因为英国圣公会差会筹集的资金使公司得以缓解困境，所以几天后，“英格利萨”和“法兰萨”之间爆发的战争完全恰逢其时，马克沁机枪派上了用场，用以保护新教徒，卢格德还发给新教徒500支枪。在第一场战役中，两台马克沁机枪从坎帕拉山上的堡垒向围在鲁巴加山上教堂周围的天主教徒开火。这个射程十分适合使用高弹道，而结果证明它们诱发的恐惧是决定性的。
1888年5月底，在一封送给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勋爵的长便函中，霍姆伍德进行了人们熟悉的展望：这片“崭新而广阔的地区适合移居，是我们的政治家、资本家、实业家和有技艺的工匠急切寻找的重要市场”。欧洲企业需要铁路来开发这片“有益健康的”区域。在这里，霍姆伍德用属于他的时代的语言表述：杰尔姆·贝克尔近来出版的回忆录《非洲人民的生活》开头的一幅版画，展现了一列蒸汽机车轰鸣着打破黎明，正驶向一群受惊而又骄傲的狮子，这幅版画的标题是“非洲的未来需要引进蒸汽机”。
最后，姆旺加和天主教徒逃到了维多利亚湖中的一个小岛上，但是卢格德不准备容忍这样的反抗。他将他们的行为视作为逃向维多利亚湖南端的德国领地做准备。姆旺加做了这个十分错误的决定，因为这个小岛距离岸边不到半英里，而马克沁机枪的射程是一英里。卢格德估计有100人被杀死，还有几个试图乘坐独木舟逃走的人则可能溺死。其他目击者认为死亡人数远远超过他的估计。布干达的天主教主教让-约瑟夫·伊尔特蒙席将他的记录送回欧洲：“一场可怕的事件刚刚发生……这是黑暗大陆文明史上最羞耻的一页……可怕的尖叫声！恐怖的枪炮声！溺水之人的呼救声！”
之前柯克在桑给巴尔领事馆的副手弗雷德里克·霍姆伍德，也是这样为公司调查“英国”内陆的。1887年下半年，他带领100名随从，从蒙巴萨冒险行进150英里前往乞力马扎罗山。这不是一次突破之旅，路德维希·克拉普夫及其同伴在19世纪中叶行进得更远，但是霍姆伍德是一位熟练的拥护者。
卢格德得到了他想要的。姆旺加投降，很快卢格德完全掌握了权力。1892年6月，这位上尉前往英国，踏上成为英帝国最伟大的殖民地总督之一的道路，他带着一封令人震惊的写给维多利亚女王的信。据称这封信是“卡巴卡”所写，信里说卢格德：“他是一位极其有能力的人，所有的乌干达人都非常喜欢他；他很绅士；他的判断公正且准确，所以我想让陛下将他派回乌干达。”姆旺加忠诚地屈服于维多利亚女王：“我与我的酋长在英国的旗帜之下，就像印度人民在陛下的旗帜之下一样，我们非常渴望英国管理这个国家。”（然而，姆旺加与这块殖民地主人的关系结局不太好。1899年，他与另一位不合作的统治者布尼奥罗的卡巴雷加被抓，被流放到塞舌尔群岛。）
虽然满怀热情，但是麦金农及其同伴仍然对他们获得的部分东非海岸线后面的地区（从蒙巴萨到拉穆）一无所知。尽管30多年前传教士路德维希·克拉普夫勘探了远至肯尼亚山的地方，但是马塞族可怕的名声打消了大部分人深入内陆的勇气，只有少数几个欧洲人冒险继续前进。当不列颠东非公司开始向内陆推进时，除了苏格兰地理学家约瑟夫·汤姆森的日记之外，几乎没有可以参考的资料。此时距离汤姆森勇敢面对马塞族，取道蒙巴萨直抵维多利亚湖只过去5年。
德国与英国用了不到10年的时间，就将两国的旗帜在超过60万平方英里的东非土地上升起。热带非洲最后剩下的所有权不明的领地位于坦噶尼喀湖北部，即遥远的卢旺达和布隆迪王国。它们也是利奥波德国王垂涎的地方，他想将它们纳入他已经臭名昭著的自由邦，而塞西尔·罗兹也垂涎它们，因为他希望它们可以成为他梦想的海角—开罗线路的连接点。这两个非洲王国放弃独立的过程进展缓慢，但是德国适时利用在这两国占据统治地位的图西贵族内部的分歧，1897年卢旺达被吞并，1903年布隆迪最终被征服。
高尚的帝国建造者威廉·麦金农爵士返回竞技场，重提昔日的论调：非洲的市场正期盼英国的工业产品。他还忍不住补充了一句，公司也会在“此项善举中获得股息”。申请特许状说明，公司的董事认为欧洲企业的直接影响是在“栖居于上述领地的当地居民”中引发文明的进步。
甚至在这些最后的殖民地边界被划定之前，大陆的发展就十分迅速，这主要是因为英国政府做出了从蒙巴萨建立一条通往内陆的铁路的决定，正如陆军上校基奇纳几年前敦促的那样。这条线路将通往西北方向到达接近赤道的位置，抵达维多利亚湖和乌干达边界。英国着手修建一条铁路的计划，不单纯是为英国定居者“开拓”内陆的愿望所激发的冒险，也不单纯是为了超过德国，1893年5月德国曾为它在东非的领地设想过一个铁路方案。对于这个耗资巨大的计划，战略性因素有助于平息反对意见：这条铁路可以将军队快速运到内陆，以保护乌干达，并且可以对抗任何向上尼罗河移动的法国或者比利时军队。苏丹的大部分地区还在马赫迪派的统治之下，但是英国人决心返回那里，为死在喀土穆的戈登报仇，并且为埃及夺回被控制的领土。（1898年，在乌姆杜尔曼打败马赫迪军队的任务落到了基奇纳的身上。）
当德国强行使坦噶尼喀进入阴郁的和平状态时，英国人正在加紧开发国际边界北侧他们自己的“势力范围”。1888年9月，尽管不列颠东非公司最终仍被授予一纸特许状，但在那之前他们早就开展了相关活动。这家公司毫不费力就筹到了24万英镑的初始资金，并且组建了一个包括桑给巴尔前领事约翰·柯克爵士在内的卓越的董事会，即使政府在限制公司的同时不承担任何财政风险，但是董事会成员依旧十分兴奋和乐观。
从印度被带到蒙巴萨的白人铁路工程师对他们遇到的地理障碍十分惊讶：这条起始于海平面高度的线路不得不在丛林中开路，之后上升到7000英尺的高原，接着下降1500英尺进入东非大裂谷，然后再次攀升3000英尺到达吉库尤断崖，最后在90英里的距离内下降4600英尺到达维多利亚湖。然而，1896年5月的《泰晤士报》报道，“乌干达铁路”（不设卧铺）的建造成本大概是300万英镑：“来自印度的1100名苦力和工匠已经就位。还有1000多人将要到来，而且已经发现使用当地的劳动力可行。”使用非洲劳动力的决定令在伦敦看到这个事件进展的柯克感到满意。之后，他写信给卢格德：“我很高兴一半的工程由当地人完成，因为哈丁和寇松认为黑人不会工作，而我说如果明智审慎并且公平地对待他们，他们会工作的。”
——查尔斯·卢万加，乌干达基督教殉道者的领袖，1886年
这条铁路完成不到200英里时，300万英镑就已经用完。疾病、精力耗尽以及野兽袭击，使得人力一直在耗损。（修建这条铁路需要3.2万名“苦力”，还需要非洲的搬运工大军以及劳力支援，他们中有数千人死亡。）但是，他们没有动摇：一旦新的轨道铺完，火车就鸣响着前进，穿过20年前白人从未见过的地带。最终，这条“疯狂线路”建造成功，耗资500多万英镑，它牢固地确立了英国在东非的殖民主义。
你对我施行火刑，但这就如同你向我身上泼水一般。我为对上帝的信仰而死。但你要当心，你所侮辱的上帝迟早有一天会将你投入真正的火焰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