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欧洲的东方神话》（Europe’s Myths of the Orient）的作者拉纳·卡巴尼的慷慨帮助，我对于伊斯兰世界的理解将仍然是吃力并且不充分的。在英国学者，对我产生最大影响的是阿伯丁大学的历史学教授罗伊·C.布里奇斯。他对于我文本的细微处和更广泛存在的问题都提出了富有洞察力的评价。伦敦大学的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的教授安德鲁·罗伯茨在前殖民时代的贸易方面的见解对我大有助益。杰出的剑桥考古学家大卫·菲利普森博士纠正了我关于非洲铁器加工的错误。如果还存在这类错误，那完全是我自己的缘故。大英博物馆的奥利弗·穆尔提供了他对于中国历史和语言的专业知识。而迈克尔·戴维则慷慨地赠给了我一本珍贵的《卢济塔尼亚人之歌》的18世纪译本，顺便提一句，地图上绘制的瓦斯科·达·伽马穿过大西洋向外行驶的路线完全是一种猜想，实际情况完全偏离了地图的标识。令人惊叹的学者 G. S. P.弗里曼-格伦维尔不知疲倦地追求印度洋历史的知识，他耐心地回答了我的问题，允许我使用他的译本。
我在内罗毕度过的多个星期则很平静，在那里我前往东非的英国研究院藏书丰富的图书馆，那里的主任约翰·萨顿和副主任贾斯廷·威利斯以及图书管理员伊娃·恩达尤一直为我提供帮助。在斯里兰卡的帕拉代尼亚大学，我得到莫伊拉·坦波和她的学术同僚的慷慨帮助。而在马尔代夫，马累研究所的主任穆罕默德·卢特菲给我讲了他对这些岛屿历史的深刻洞见。其他鼓励我研究的人有蒙巴萨耶稣堡之友的成员、桑给巴尔的安德鲁·霍尔（已故）、以及基尔瓦的3名英国志愿教师，他们让我睡在地板上并且将珍贵的饮用水分享给我。另外，还有一位经验丰富的政治家阿里·穆赫辛·巴尔瓦尼，他使我在迪拜投入到一场关于斯瓦希里种族划分的热烈讨论。
马尔加·霍尔尼斯在葡萄牙语的翻译方面提供了帮助；马克·福格尔在华盛顿特区政府档案馆挖掘到的材料价值巨大。对于早期手稿的严格审查，我要感谢托尼·劳伦斯、海斯特·卡特利、珍妮特和托尼·洛克夫妇、迪克·霍布森、艾丽卡·舒马赫。哈珀·科林斯出版集团的斯图尔特·普罗菲特和阿拉贝拉·奎因既怀有热忱，又提出了建设性的批评意见，为最后的文本增色不少，他们具有惊人的耐心。
自那之后，这本书的规模开始无限制地扩大。这部分是因为我意识到“寻找尼罗河”的传说已经被彻底耗尽，它的主要角色现在已变得相当无聊，但是就像那位被费力研究的理查德·伯顿一样，斯皮克在故事中仍占有一席之地。除了这些因素之外，我感到对洛根的怀念促使我做出更富雄心的写作。我接下了这项任务，并且因此经历了更多的旅行和远超过我希望的更加漫长的绕行，但是每个人都有超凡的忍耐力。其中，最重要的是凯·洛根，她将她的已故丈夫对这个项目的兴趣延续了下去。我的家庭成员在旅途中保持坚忍，包括乘坐独桅帆船沿东非海岸航行，以及在斯里兰卡搭乘摩托车的后座。
我查阅资料的英国图书馆包括牛津大学图书馆、罗德楼，以及牛津的印度研究所、伦敦的公共档案馆和皇家地理学会、爱丁堡的苏格兰国家图书馆。在所有这些图书馆里，我都受到友善的接待。
这本书的写作受到美国退休石油商哈里·洛根的启发，他的兴趣十分广泛。在他来伦敦购买油画和进行各种慈善活动期间，我们讨论了这本书。起初，我想为在19世纪“发现”非洲最大的湖泊，并以维多利亚女王的名字为它命名的旅行家约翰·斯皮克写一本传记。在洛根最后一次拜访伦敦时，我们在一个寒冷的冬日步行穿过肯辛顿宫花园去看那里的斯皮克纪念碑。在那之后不久，也就是在我研究的第一阶段，我在乌干达，出于对我研究对象的尊重，我待在坎帕拉的斯皮克饭店。在那里我接到一通电话：洛根在他宾夕法尼亚沃伦的家中突发心脏病去世。
理查德·霍尔牛津郡阿普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