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孩子未来才会有人格魅力，才会团结人，才会有领导力。
所谓人格教育，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对待现实的态度或处理社会关系上，表现为对他人和对集体的真诚热情、友善、忍让，即所谓格局要大；第二，在理智上，表现为感知敏锐，对待事物有领悟力和逻辑性，善于厘清和解决各种难题；第三，在情绪上，表现为善于控制和支配自己的情绪，善于应对各种突发事件和人际矛盾。
孩子的问题多数是大人的问题，父母要以身作则。如果你整天打麻将，怎么能要求孩子不玩电子游戏呢！
钱文忠对快乐（纵容）教育的忠告是，教育中不能一味地向孩子让步，教育本身一定要有痛苦的成分。如果我们对孩子没有一些抑制、约束，一味以爱的名义向他们让步，这样的教育会酿恶果。
南怀瑾先生引用《礼记》上所述的“经师易得，人师难求”来强调，教育就是以身作则。教师是牺牲，以身作则，教化育人，自己不求功名。古时大官衣锦还乡，首先要跪拜的就是老师。
现在，80后夫妻面临的一大难题，就是由于职场竞争压力，把孩子丢给父母。于是，教育就不只是快乐教育了，有些简直就成了纵容教育——这会导致“熊孩子”批量产生。
第三，角色培养大课。
与应试教育对应的另一个极端是所谓的“快乐教育”。而钱文忠先生认为，教育本身一定要有痛苦的成分！我想，人格教育尤其需要一点痛苦吧。
角色培养是社会学中所谓“人的社会化”的一部分，是一个人进入社会前的角色预演。
曾经被热议的“机场弑母事件”中的留学生汪某，留日五年，从未打过工，学费和生活费都靠母亲每月7000元人民币的收入支付。母亲四处举债，实在拿不出钱，他在机场捅了前来接机的母亲9刀。有道是：“养不教，父之过。”但也是母之过，学校之过啊。这样的学生“产品”在人格上是有缺陷的，怎么就“面市”了呢？
这在过去似乎不是问题，比如玩过家家、兄弟撞拐、伙伴攻城。这些游戏中有父母、兄弟和团队合作的角色培养，更别说父母的耳提面命、社会的宣传教育了。
人格培养不见得会导致贫富差别，却决定了一个人一生的得失。
反观现在，都是独生子女的角色培养。我们有猫鼠大战、喜羊羊、光头强，情节都是竞争关系而非合作关系。难怪有“一胎谢绝二胎”这类新闻现象，因为他们没有这样的角色培养。“怎么来了个竞争者和我分玩具、分遗产？”过去姐姐抱妹妹、哥哥带弟弟的景象怕是不常见了。
第二，人格培养大课。
中国教育的最失败之处，就是把角色培养缺失的一代人推向社会。似乎，孩子们只剩下通过电子游戏来培养团队合作精神了。
大家知道，复旦学生宿舍投毒案，不过就是同学们因为用水不均闹矛盾。难道家长、老师没教过他们“洒扫、应对、进退”之道吗？似乎没有。
现在的小孩，皮球都不让别人碰，皮球本来就是抢着玩的，每个孩子玩自己的球，还有什么意思？小孩不懂，家长也不懂。在我家社区有这么多小孩，我只见过一个小女孩说：“我原意分享。”
关于“进退”，就是知道做人做事的进退之道。我的朋友给我讲了个生动的故事：他儿子在英国某贵族学校上初中（该校坐落在英国乡村）。一次，儿子与来自巴西的同学闹矛盾，问老师怎么办（这是我们中国孩子通常的做法），老师反问：“你自己认为呢？”过了一周，儿子又来跟老师说：“还是不行。”老师反问：“你真认为必须我出面吗？”儿子回去憋了一周，终于还是与那位巴西小孩解决了矛盾。我说，这就是所谓的“进退之道”，就是成长吧。
人类有自私的基因，也有合作的基因。只是合作的基因要靠培养来诱导，自私的基因则不用，天然就会。所以，人是需要教诲的。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仁”字，二人之意，无非讲的就是“我心中有你”（星云法师）。这个道理不讲一万次是不行的，因为人性有自私的弱点。
太湖大学堂的教学讲究文武合一、古今合一、中外合一。课时虽满，但学生不累，每天中午静定，下午都有体育课，周五全天学习做饭和户外活动。每个班和宿舍都有各种“桌长”“门长”“地面长”之类的人管理“洒扫”。至于“应对”，各种集体活动包括野外搭帐篷、生篝火、拉练，到一个陌生城市去独自旅行，都是大学堂强调的人生历练。
而角色培养不只有团队合作，还有如何当子女、兄长、下属、领导等，慢慢学吧！
“洒扫”的倡议，我们现在也并非没有，只是做家务得给奖励，社区服务流于走形式。当初，我儿子的假期作业的一部分内容就是要“洒扫”，做社区服务。但结果呢？什么也没做，社区人员也明白，随便签个字罢了，心想：你添乱还不够呢。不要奢谈什么公民的意识，先从“洒扫”这样的小事做起吧。
未来社会需要培养有高认知度、高行动力、高合作度的人（按这三个维度，你可以划分出八种人格），而不是高认知度、低行动力、低合作度的人。合作度决定着一个组织的成败，也决定着一个人晋级的成败。
朱熹说：“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古代小孩从八岁开始，上至王公大臣、下至普通老百姓的子弟都要学习的内容，除了文化知识，还有待人接物的礼节、洒扫做事的能力、做人做事知进退的尺度。
第四，认识自己大课。
这里的关键词是“洒扫”“应对”，再加一个“进退”。
古希腊德尔菲神庙门口刻着——“人啊，认识你自己。”这个命题亘古不变，人要用一生去发现这个命题。
第一，生活能力培养大课。
“认识你自己”分为认识你的人生方向（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你的偏好（教育就是发现偏好、培养偏好、发展偏好，最终找到一只饭碗），你的性格（是理智型还是情绪型，是快速反应型还是慢半拍型）。如果能完成这个命题，就不枉此一生。
在人品教育上，中外圣贤的理念大多一致——学会做人比什么都重要。归纳起来，当今“电脑儿童”“手机少年”缺乏以下“人生大课”，而其核心是要教会孩子如何做人。
我们认识自己，往往是通过别人，比如老师和同学，或者某个难搞的老板。
我们大致可归纳出四类教育“产品”：有德有才的是“优等品”，有德无才的是“合格品”，无德无才的是“废品”，有才无德的是“危险品”（比如化学博士造起了冰毒）。
按照南怀瑾先生对教育的解释：传道，就是帮助学生找到方向感，道者，路也；授业，就是教会学生一技之长；解惑，就是你问我答。总结起来，教育就是帮助学生“发现那个独特的我”。南老还说，远古时代的教育是教化（那时还没有教育这个词），即按照每个学生的性向或心性，发现他的专长。教育不是灌输，那是注入式教育（即当下的应试教育）。
应试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即便成功于一时也难以久远。纵然在个人意义上成功，但在社会范围上是荒谬的，就像社会学家韦伯所称“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
在教育理念上，南怀瑾先生传承了正宗的孔子教育——“有教无类，因材施教。”把传统教育简单地理解为背诵和灌输是后人发展出来的，怪不到孔子身上。
而应试教育的主要缺陷是让学生忙于应试，缺失了重要的“人生大课”：生活能力培养大课、人格培养大课、角色培养大课和认识自己大课。
在这两讲中，我把应试教育说得一无是处。其实，中国的基础教育还是不错的，否则，也不会有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经济起飞，一是由于人们勤劳、节俭、储蓄率高，而储蓄可用于大量投资和建设；二是由于基础教育水平远超印度等国。中国人学什么会什么，甚至让西方的“老师”没饭吃，中国的家电产业全面实现进口替代就是个鲜活的例子。但只懂做题是不够的，还要立题和破题，以应对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
应试教育之弊也是明显的：无论文理科，都是以整齐划一的标准来塑造人才。其结果就是，大家都是齐头齐尾的“标准件”。但人才参差多态才是常态，每个个体都是“独特的我”。许多人才因此被残害。应试教育教不出爱因斯坦，也会刷掉“沈从文们”和“鲁迅们”。应试教育只求标准答案。可不幸的是，这些都是未来人工智能擅长的领域。你的孩子能跑得过机器人吗？
当然，最关键的还是要学会做人。今天的教育，就是这个国家明天的经济。大国崛起需要大国民崛起。中国的教育能适应未来人工智能时代的竞争吗？将来，你的孩子能沉着应对这个迅速迭代的世界吗？在学习掌握最新科技知识之余，还是要补上这些“人生大课”的。
应试教育之功劳，是快餐化地培养一批精于数理化的学生，顺便刷掉那些多余的人，所谓“10分干掉一操场”。
[1] 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将达尔文进化论中自然选择的思想应用于人类社会的一种社会理论。该理论认为影响人口变异的自然选择过程，将导致最强竞争者的生存和人口的不断改进。——编者注
我们反省应试教育，不只是因为它带来不快乐，带来亲子隔阂，带来残酷竞争并导致社会达尔文主义[1]，而是要回到教育本源。这样的教育培养的“人才”批量面市对整个社会意味着什么？应试教育只会培养人文哲学家马尔库塞所谓的“单向度的人”，简单地讲，就是那种对社会没有批判精神，一味认同现实成功的人。或者，如钱理群所称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