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社会，不要高调扮演“上流”，而要做到低调内敛，这是一种生存之道。
荀况曾说：“君子宽而不僈，廉而不刿，辩而不争，察而不激，直立而不胜，坚强而不暴。柔从而不流，恭敬谨慎而容……”这种君子风度的精髓仍然适用于现代社会。一款衬衫、一件配饰如果搭配得好，再加上不凡的谈吐，也算一种品位、一种格调、一种风度。
“暴发户式”炫耀其实是一种“地位恐慌”，生怕别人不认识他，或者用炫耀向嘲笑他的人示威。有时，炫耀是一种地位不稳的象征。有段时间，大款们都愿意带个漂亮女孩谈生意，好像没有漂亮女孩这个“标配”就谈不成生意或实力不够。其实，做个低调的绅士更可以给生意伙伴安全感和可靠感。
有人说中国社会无“上流”，中国确实形成了财富阶层，但财富阶层所应具有的上流社会的礼仪规范还远远没有形成，所以需要教化。潘石屹算不算贵族？我又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至少人家不炫耀，而且家风也不错嘛。
第六，与其在意鄙视链不如做回自身本色。
炫耀，不仅雄孔雀喜欢，所有富人也都热衷此道。其实，爱炫耀的并非都是富人。炫耀行为是人的通性，通过表现、卖弄、引人注目，不断证明自己有多强，这是人类的天性。但炫耀也会“树大招风”，开屏的雄孔雀可能会吸引更多的雌孔雀和它交配，也可能会招来捕食者。
有社会阶层就会有阶层鄙视，鄙视是上层或下层的一种自我保护意识。成都小区名校名额之争，看迪士尼的瞧不起看喜羊羊、光头强的，以及小孩有没有英文名等阶层鄙视链，都是一堂堂活生生的阶层教育课。
第五，你需要低调而非炫耀，与其扮演“上流”不如做个绅士。
俗话说：“鱼找鱼，虾找虾，乌龟专找大王八。”“常与同好争高下，不共傻瓜论长短”是刷爆朋友圈的《欢乐颂》台词。“富二代”曲绡筱这句话是一种自我保护，没什么文化的她最怕被人瞧不起，尤其怕被赵医生瞧不起。
杂志让人增值。增加的是什么价值呢？文化资本。《欢乐颂》中不可一世的曲筱绡为什么惧怕赵医生？因为人家看《南渡北归》和《空谷幽兰》呢。
生怕被鄙视，反应过度就会导致虚荣。虚荣心作祟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LV这样的品牌能在亚洲大行其道。所以，LV厂商通常故意将这两个字母印得特别显眼，生怕别人看不见。
我曾策划过一个选题——谈谈一本杂志如何培养一代中产阶层，想写20多年来中国人是如何从蓝绿大军变得五彩斑斓的。今天，你在单位跟别人撞衫都不好意思打招呼。“一本杂志能培养一代中产阶层”肯定是夸张的说法，应该说“一批杂志培养一代中产阶层”。除时尚杂志外，还有《三联生活周刊》《新周刊》等文化杂志。20世纪30年代，邹韬奋就以“宁可不娶小老婆，也要读本《三联》”来推广杂志。如今的《三联生活周刊》依然定位为文化类期刊。而邹韬奋之前的楼适夷就曾宣称“未来的中国，将是新锐青年的中国”，以“新锐”为招牌的《新周刊》号称要做“中国最新锐的时事生活周刊”。应该说《三联生活周刊》和《新周刊》都是中产或白领们提升自己生活品位需要阅读的文化杂志。对中产阶层来说，除了穿衣吃饭外，还要有点精神、有点谈资、有点人文关怀。
庞麦郎因一曲《滑板鞋》走红，却最终被嘲笑。他头上顶着一个长长的ID（身份标识）——约瑟翰·庞麦郎，属于“联合国孟多拉斯图州约瑟翰市汉克顿尔唱片无限责任公司”。这就是他的微博简介，用的都是繁体字。只要听说要拍照，庞麦郎就赶紧掏出墨镜戴上。最终，庞麦郎在被娱乐圈消费了一把后逃走了。其实，他为什么不扮演好他自己呢？
某时尚集团老总自豪地说：“很多老板都把孩子送到我们杂志社来，就是想让他们有时尚感、懂艺术。我们这个社会多数都是美盲啊。”
第七，你要认识到谈资比名牌包还贵。
第四，读一些时尚杂志提升生活品位。
在一个聚会上，有两位年轻女士：其中一位女士拿的包看上去挺一般，但是谈吐不俗，谈话中居然引用了上周《经济学人》杂志对英国大选的分析；第二位女士的包一看就是名牌，但她更关心热播电视剧里的某个人物的命运。
心理学中的“晕轮效应”[1]很好地诠释了这一现象。在职场上，注重外形的人至少说明他具备了以下品质：很专业，很自律，对人尊重。
那你能不能判断，这两位女士谁的社会地位更高呢？
外形细节并非要求你的颜值有多高，而是要求你把自己打理得得体。西方研究机构曾通过一项调研发现：职场上，外形邋遢的男性比外形好的男性少赚15%，不太注意外形的女性比外形好的女性少赚11%。
在中国可能不太好判断（当然，那本《经济学人》要换成《财新》或《三联生活周刊》）。第一位女士显然更有文化，也许是某个大学的青年教师；而第二位女士的经济状况可能更好，也许是银行的某部门经理。作为读书人，我们更欣赏第一位女士，但二人地位的高低，很难说。
网上有人对《欢乐颂》中“五美”的包做了不厌其烦的分析，大家有兴趣可以搜搜看。还有人对“五美”的着装进行了分析，把《欢乐颂》当职场剧来看。比如，五位主角穿衣的变化——曲筱绡的外形随着她生意、身份的转变而改变；樊胜美跳槽去新单位后，从过去的人力资源管理人员成为现在的理财顾问，着装风格更显稳重；安迪更不用说，无论是度假、开会、谈生意，服饰搭配都是既有花样又得体——这些都像是一堂别开生面的职场着装课。
但是，如果是在欧美，答案就非常简单了——肯定是第一位女士社会地位高。不仅是学识，我们甚至可以断定，她的经济状况也大大超过第二位女士。
第三，你需要着装得体以显出职业精神和自律。
如果你的年收入超过20万美元，应该怎么花钱才能显示你的社会地位呢？有抱负的阶层的回答是“无形的消费”——把钱花在服务、教育、提升人力资本上，以提升自己的谈资、增加自身文化资本、博取更大的发展空间。
有这样一个说法：某人拾到一只名贵手袋，如果是在欧美，就在30岁以上的女人中找失主，如果是在亚洲，则是在30岁以下的女人中找失主。的确，奢侈品在亚洲受到的追捧比在它们的故乡——欧美更热烈，尤其是在年轻人中。通过比较，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及亚洲地区无论在对品牌的消费观念上还是文化认知上，和欧美都有显著的不同——欧美是现有社会身份的表征，亚洲则是新晋身份或未来预期身份的表征。所以，这分明就是个“励志包”或“虚荣包”嘛。
第八，“老就是新酷”，学学日本是怎样让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
有的白领用半个月薪资购买一款LV包。她是在超前消费吗？不，她是在阶层励志，为自己晋级下一阶层设定目标参照物。有时候，我们不能将白领用半个月薪水买包当成简单的虚荣。这是一种励志行为，先为自己预设社会地位，然后想方设法去够这个地位。
西化之后，日本出现了一批走向国际舞台的艺术家、设计师，比如影视圈里的黑泽明、宫崎峻，服装界的三宅一生（乔布斯就一直穿他设计的服装），音乐界的喜多郎、久石让，等等，更不要说动漫上的创新了。可以说，从理念到产品，日本成功实现了一次文艺复兴。
包、手表、车、房子是阶层身份的象征，也是励志目标，有人先设定一个超前目标，然后达到它。当然车和房子太贵，不少白领就买一款名牌包或手表来励志。
“老就是新酷”（Old is the New Cool），是日本文化界的口号。
第二，你需要用买包或名表来励志一把。
中国到这个阶段了吗？好像很近，又好像很远。全球化同时又是本土化的过程，在中国的精英群体中已经展开了。比如“例外”服装、动漫古风，周杰伦还唱上一曲《青花瓷》呢。文化就是一件衣裳，你穿阿玛尼永远都穿不过意大利人。文化资本靠的是积累，学习别人之后必然回归，从传统中去找经典。还是那句话，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国家如此，个人也如此。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在生活方式上，欧美不仅是技术发源地，还是风尚发源地，生活方式发源地，即所谓品位标准的制定者。新富起来的中国人需要买一件名牌商品来壮壮胆。
文化是一份信心，从文化自觉到文化重建，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例如，海派旗袍就是西方人看东方的一个窗口，也是东方时尚进入国际化的一种方式。如果是大清格格的旗袍，那是走不远的。
品牌代表新中产们的生活趣味和文化资本。什么是全球化？实质上，全球化或国际化、现代化，都是指同一概念，即西方化，表现在生活品位上就是西方品牌化。中国扫货军团每天都杀进老佛爷和巴黎春天这样的时尚品牌店。中国人已超越日本人成为欧美奢侈品的第一购买群体。LV（路易威登）甚至推出了“限购令”，每本护照限买一个包。
生活方式的载体是什么？是人，而不是物质，人才是物质的尺度。人不优化，何来生活方式的优化？人的优化需要一份自信和日常的积累。
在拉斯维加斯折扣店奥特莱斯，一条Lee（李，美国著名牛仔裤品牌）牛仔裤售价26美元，折合人民币180元，而国内同款的价格则至少翻一倍。难怪女士们嚷嚷要“裸着来”呢。可180元在国内也可以买到相当不错的裤子，只是不算名牌。
费孝通晚年将他的研究命题集中在“文化自尊与自觉，文化重建”上——只有恢复文化自尊，达到自觉，然后才谈得上文化重建。
一次，我去拉斯维加斯参加国际消费类电子产品展览会，某位同行女士感叹道：“早知道，我就裸着来啦！”赶上打折季，被名牌商品塞满的两个箱子已超重，箱子里全是她狂购的名牌商品：她本人的、老公的、七大姑八大姨的，当然最多的还是小孩的——“品牌一代”正在培养“品牌下一代”。
全球化了，你的文化资本在哪里？这可不是一道高考作文题那么简单。
第一，你需要买一件名牌商品来壮胆。
[1] “晕轮效应”属于心理学范畴，是指当认知者对一个人的某种特征形成好或坏的印象后，还倾向于据此推论该人其他方面的特征。——编者注
你可以尝试以下这些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