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布斯有句名言：“谁说我不去问用户？我常问用户，每天早上起来我就对着镜子问‘你要什么’。”乔布斯有众多头衔，如商业艺术家、设计美学大师、科技趋势大师、细节偏执狂……乔帮主的偏执叫“现实扭曲力场”。而“贾布斯”的现实扭曲力显然不够，因为不但你的创意要厉害，产品更得厉害。凭发布会上砸烂一部苹果手机就厉害了吗？
2011年乔布斯去世，国家领导人就发问：“中国为什么出不了乔布斯？”贾跃亭可能心里说：“我来试试。”可惜，他的逆袭参照系错配了。
2016年3月，在某次IT领袖论坛上，首次出席该峰会的贾跃亭质问马云：“为什么总是你们BAT的天下？”他是多么渴望与BAT大佬平起平坐啊。
第一，逆袭参照系错配。
第二，逆袭路径错配。
乐视七年烧掉了1500亿元。“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晒PPT（演示文稿），眼看他楼塌了……”贾跃亭的阶层逆袭悲剧，我用两个字概括：错配。
真正的小镇青年应该像雷军，或者华为的余承东那样，经过魔鬼式的高考训练步步为营，先把人做扎实了，把产品做好，再去谋求业界的一席之地。
贾跃亭代表小城青年的逆袭悲剧，从中我读出了“错配”两字。
贾跃亭决定放弃手机市场而进军汽车市场，简单的手机没做好，转而做更为复杂的汽车。这个路径肯定不对，你凭什么“1”都没做好就跳到“3”呢？
（2）“贾跃亭式”的急躁症，渴望一步登天。
第三，逆袭资源错配。
无论是“祁同伟式”的自我爆棚还是草根式的自我矮化，都会导致逆袭失败。面对社会不公，应该有所行动，但不是铤而走险或自我贬低。
贾跃亭从一个农家子弟到小城青年再到大城市精英，要想一步登天的难度可想而知。贾跃亭曾经疑似政商勾结，一段时期出国未归，最后虽然解禁了，但留下污点。当初，晋商就败在官商勾结啊。在民企跨越式发展时，虽离不开与权力打交道，但此时更应万分小心。
向上攀比的另一个极端就是自我矮化为草根，因为攀比不起就自我贬低，以求心理平衡。
无须否认，贾家教子有方。不管怎么说，贾跃亭姐弟三人，两个是大学生，一个是大专生，先后都跳出农村，尤其是贾跃亭，更成了风云人物，这说明他们的父母的确教子有方。我们也不能否认，贾跃亭开局不错，财技也不错，短期内就把企业做大。但是，他中了那个“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魔咒，中国人这样的急躁病好像一直挥之不去。
但是我必须指出，攀比不是坏事，没有欲望的社会也不会进步。焦虑使人进步，欲望使人晋级。考上名校或者职业晋升，就是建立更高阶的参照系；与什么人成为圈子，就是建立什么样的参照系；甚至鄙视链，也是一种参照系。但问题是，如果攀比的结果是羡慕嫉妒恨，就会陷入“祁同伟式”或者是国家部委处长“赵德汉式”的悲剧（还记得他那堵“人民币墙”吧）。
贾跃亭所代表的“造概念—上市圈钱—再造新概念—再圈钱”的成功模式，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其实，导致“农民的儿子”欲望膨胀，走上犯罪道路的是前面所说的相对剥夺感——我辛辛苦苦打拼上来，凭什么一些资质不如我的人，混得比我好？我手握大权，何不行使一把，以平复我嫉妒的心。
（3）“任正非式”的埋头苦干，步步为营。
中纪委机关报曾刊文批驳“农民的儿子贪腐概率高”是个假命题。在贪腐官员交代的材料或忏悔书中，常会看到这类表述：“我是农民的儿子，是组织和人民把我培养成为领导干部……”这种话反复出现，就容易给人们造成一种“农民的儿子”贪腐概率较高的假象。
前面说了，从某种意义上，第一代成功者都是凤凰男、凤凰女，无论是官员还是企业家。
我曾在微博上提问：“如果你有当官的亲戚，就希望他像祁同伟；如果你没有当官的亲戚，就希望当官的像李达康。人们都这样想吗？”下面的回答都是肯定的。
华为创立于1987年，其创始人任正非是贵州镇宁县一个小学校长的孩子。30年前，华为创业的时候只有三个人，靠21000元人民币起家。30年后，华为在全球170多个国家形成了世界级的商业版图。
说白了，就是原来穷小子逆袭的通道越来越狭窄了，精英循环不畅通（过去，科举创造的精英循环还是成功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伟大不是一开始就伟大的，伟大是在实践中、行动上日益培育的。
随着市场改革的深入，改革早期的“精英循环”阶段很快被另一个“精英再生”阶段取代。整个社会出现了组织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相互结盟的趋势，他们掌握了大多数的资源，赢家通吃，其他阶层的人很难进入精英阶层。当中产阶层或准中产们，感受到向上晋级乏力、向下滑落却随时会发生时，相对剥夺感就产生了。此时，有人就选择了铤而走险。
任正非说：“世界都是循序渐进的，我不相信大跃进可以成功。我们公司从来不搞大跃进。在大机会时代，我们拒绝机会主义。”他还告诫同人：“一个浮躁的社会，一个泡沫化的社会，需要一个长期的修复过程。父母已经严重泡沫化了，你怎么才能让儿子、孙子不泡沫化？”
“相对剥夺感”是一种向上攀比后产生的不满、怨恨、愤怒。比如“吃肉骂娘”论，因为参照系变了：以前大家碗里都没肉，后来有的肉多、有的肉少，再后来我吃肉，你吃上海鲜了，所以仍然不满足。向上攀比的结果就是“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法国大革命表明，革命不是发生在贫困时期，而往往是发生在相对富裕时期，因为产生了市民社会，人们的攀比欲望空前高涨。
在企业文化方面，华为倡导“高层要有使命感，中层要有危机感，基层要有饥饿感”的组织文化。这种文化造就了华为手机掌门人余承东，余承东应该是华为众多凤凰男中的典型代表。
祁同伟随着自己的步步高升，他的参照系变了，于是心生“相对剥夺感”，或羡慕嫉妒恨。
余承东代表华为CEO的“Hard模式”（艰难模式）：每天一睁眼就开始工作，一直到晚上一两点，第二天又像打鸡血一样，周而复始。大家都不敢跟他一起吃饭，因为吃完饭就会被拉去开会。
（1）“祁同伟式”的羡慕嫉妒恨，或自我矮化为草根。
余承东提供了一个典型的阶层逆袭案例，一路升级打怪到了今天，虽然已经到了富裕阶层，但不改自己的性情和农家子弟本色。
我将底层逆袭姿势归结为三种：一是“祁同伟式”的羡慕嫉妒恨，或自我矮化为草根；二是“贾跃亭式”的急躁症，渴望一步登天；三是“任正非式”的埋头苦干，步步为营。下面，我们对这三种姿势进行逐一分析。
我问过华为的某位中层管理者，华为内部有阶层分化感吗？他回答：不多，华为的团队意识更强。如果任务不达标，组长和组员的绩效奖金都没了，说不定这个组还会被取消，分到其他组，你又得重新开始。据称，华为员工的基本工资并不高，差距也不大，几万元与几十万元的差距而已。但分红与绩效奖可是千差万别，差多少？他回答：几千万元。
本讲的标题叫“以凤凰男的姿态埋头实干”，意思是你不一定是凤凰男，但你在晋级之道上要有正确的奋斗姿态。
华为的狼性文化表现在“是男人就对自己狠一点”，华为的女性职工也一样拼，但对待客户则是无微不至的服务，因为“是他从口袋里掏钱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