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为什么近来人们对社会固化特别敏感？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经过近40年急行军式的发展之后，社会阶层出现固化倾向。这既是合理的，也是不合理的。合理的是通常社会经历高速发展进入调整期后都会出现固化，不合理的是其中的“拼爹”、教育不公、机会不均等现象妨碍了社会公平。
一是贫富的代际传递。官员子弟从政的机会比普通人的孩子高2.3倍（陆学艺，2000年）；上海80后的教育程度和有房率，与其父辈的教育程度和有房率呈高度正相关（复旦大学80后调查，2017年）。
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程度的提高，一个社会会逐渐走向开放，人们的社会流动是向上的居多，也就是阶层高级化，从小白领到中产、从小老板到大老板。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发展就印证了这一过程。
二是发财投机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同一条起跑线”的优势一去不复返了，创富军到处攻城掠地、插小红旗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这使得阶层进一步走向僵化，各群体都想着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面对外省人和农民工，一线城市的市民也想要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
社会学家还将社会流动分为代际流动与代内流动。代际社会流动就是比较子女的社会地位与父母的社会地位，看两者之间有什么变化。如果穷人的孩子还是穷人，富人的孩子依旧是富人，那就说明这个社会固化了。而代内社会流动是指一个人在其一生中的社会地位变化，例如，某个人从店员晋级为店长，甚至自己当老板。
大家都知道，这叫“公车变心板效应”：没上车前，下面的人都喊“快上啊！快上啊”，等一些人上去了之后，反而开始喊“别挤啦！没地儿啦”。
而开放社会的特点是对自致性身份、地位的依赖程度大大超过封闭社会，而封闭社会更依赖先赋性身份、地位[1]。
阶层固化并非什么新鲜事儿。只是西方用了300多年，而我们只用了30多年就走到了今天这一步。客观来说，不要看有多少富人，要看有多少人离开了土地。比如农民，以前他们是不可能改变自己的身份、地位的，现在他们可能了。因此，我们在看到社会固化的同时，也要看到社会正在进步。
在一个完全封闭的社会里，每个人一生下来，或者到一定年龄就会被分配到某种身份或地位。这种身份或地位将永远不会改变。
每个时代都有走向社会固化的倾向，同时也都有变革的倾向，关键是看力量的对比。
社会流动是指一个人或一个群体，从一种社会地位或社会阶层向另一种社会地位或社会阶层的变化。这种变化可以是向上流动，也可以是向下流动。
“批量造富”的时代过去了，阶层定型了，我们该怎么办？这就要有变革，变革是群力、众包；也要有新的机遇，科技浪潮不断推陈出新，信息化、全球化也不断制造新的机会。我们寄希望于这些新机会能为新兴中产打造上升空间，而不要沦为一个陈胜、吴广式的死循环。
那么，什么叫社会流动？什么叫社会固化呢？
[1] 自致性身份、地位指的是凭借个人的才华和奋斗获取社会地位。相反，先赋性身份、地位则是通过世袭或“拼爹”而获得的。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陈胜的豪言壮语穿越两千多年的历史尘埃，至今仍被人传颂。我要从阶层激励的角度重新解读这句话，它说的是一种不服输、不认命的态度。可以说，这种不服输、不认命的态度造就了社会流动，打破了社会僵化。当然，陈胜、吴广起义是在极端时代采取的极端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