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完脾气后，杰克坐在电脑前，吉姆没有说话，但那个砸到墙上的咖啡杯并不是杰克扔出去的——因为即使他的儿子愤怒于无力挽救罪犯的生命、厌恶即将夺走他案子的斯德哥尔摩警察，也远远比不上父亲意识到自己无法帮助儿子而产生的沮丧。
挫败感让杰克的眉毛耷拉下来，躁动不安在他心里掀起了狂风。从头一个进入那座公寓开始，他就一直在强自按捺濒临爆发的怒火，但上一次讯问之后，他再也无法忍耐，冲进办公室，愤怒地叫道：“肯定有目击者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们知道事实，却对我们说谎！他们难道不明白，有人可能正躺在某个隐蔽的地方流着血等死吗？为什么见死不救，反而要欺骗警察呢？”
长久的沉默。两人先是对视了一眼，然后又盯着各自的键盘。最终，吉姆开口说道：“对不起。我会收拾好的。我只是……我明白这件事让你很生气，我只想告诉你，它也让我很生气……”
父子俩在选择啤酒时也能吵起来。杰克是那种喜欢尝试新奇味道的年轻人，而葡萄柚、姜饼和糖果之类口味的啤酒在吉姆眼里一律属于“垃圾”，他想要的是啤酒的本味。有时候，他把那些叫不上名字的复杂口味啤酒统称为“斯德哥尔摩啤酒”，当然，不能经常这么做，因为儿子会很生气，接下来的几周，父亲想喝啤酒就只能自己买。他有时候非常想不通，一起长大的孩子为什么会变得完全不一样，也许“一起长大”正是原因所在？他瞥了一眼电脑屏幕后面的儿子，盯着他搁在键盘上的指腹。在这座不是特别大的城镇上，这个小小的警察局是个相当安静的地方。镇上很少发生大事，对于劫持人质这种戏码，他们还很不习惯，或者说无论什么闹剧，在他们眼里都是新鲜事儿。所以吉姆知道，这是杰克向上级展示能力的好机会，得让他们知道他可以成为什么样的警察——当然，一定要赶在斯德哥尔摩的专家露面之前。
他和杰克把公寓的平面图研究了个遍，每一英寸都不放过。那里没有藏身之处，劫匪无处可去。杰克看着他的父亲，又看看他身后的碎咖啡杯，然后平静地说：“一定有人帮他。我们漏掉了一些东西。”
几年前，吉姆发现杰克取出了全部积蓄，准备拿来买公寓和支付姐姐在一家私人医院的治疗费用。杰克开车把姐姐送了过去，两周后她自行出院，他没来得及把钱要回来。失联了六个月之后，某天半夜，她突然打来电话，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问杰克能不能借给她“几千块”。钱是用来买机票回家的，她说。杰克寄了钱，她却没回来。她的爸爸还在地上跑来跑去，不想让天上那只脱了线的风筝飞出他的视野，这就是父亲和弟弟的区别。明年圣诞节，他们中的一个会说：“她……”另一个小声接话：“我知道，爸爸。”然后再给他拿一瓶啤酒。
吉姆凝视着证人讯问记录。
女儿十几岁的时候，吉姆曾经以为孩子就像风筝一样，所以他得尽可能地紧紧抓住风筝线，然而风还是把她吹走了。她挣脱束缚，自由飞向天空。很难判定一个人开始滥用药物的确切时间，所以当他们说“我已经控制住了”的时候，都是在撒谎。毒品如同天光逐渐暗淡的黄昏，给我们一种自己有权决定何时天黑的错觉，然而这种力量永远不属于我们，黑暗可以在它喜欢的任何时间把我们带走。
“我们只能尽力而为，儿子。”
老警察和年轻警察之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隔阂，无论两人的生活有多少交集。杰克最终不再跟着姐姐跑——这是弟弟和父亲的主要区别。
当你不知道该如何谈论生活中的其他事情时，那么谈论工作还算是比较容易的。劫持人质事件发生后，杰克一直在想那座桥，因为他运气好时会梦见那个男人没有跳下去，自己把他给救了。吉姆也一直在想着那座桥，因为他运气不好时会梦见跳下去的是杰克。
他们的办公桌上摆着同一个女人的照片，她是其中一个人的母亲，另外一位的妻子。吉姆的桌上还有一张比杰克大七岁的年轻女人的照片，但他们不怎么谈论她，而她也只有在需要钱的时候才会联系他们。每个冬天开始时，吉姆都会满怀期望地说：“也许你姐姐会回家过圣诞节。”杰克则会回应：“当然，爸爸，我们拭目以待。”儿子从来不告诉父亲他想得过于天真，这毕竟是一种爱的表现。每年的平安夜即将过去的时候，吉姆的肩膀上都会像是压了几千斤重的隐形巨石，他无比失落地开口：“我们不能怨她，杰克，她……”杰克总是回答：“她病了。我知道，爸爸。你想再来点儿啤酒吗？”
“要么其中一位证人撒了谎，要么所有证人都在撒谎。肯定有人知道罪犯藏在哪里。”杰克机械地重复道。
现在他们正面对面地坐着打字，速度却完全不同步，吉姆慢，杰克快。吉姆写起报告来像在讲故事，杰克只是单纯地撰写一份报告。吉姆频繁删除和编辑已经写下来的文字，杰克却一刻不停地敲击键盘，仿佛世界上的所有事物都只能用一种方式来描述。吉姆年轻时曾经梦想成为一名作家。实际上，直到杰克小的时候，吉姆依然做着这个梦，后来他又转而期待杰克能成为作家。这种事对儿子们来说是个难题，也是父亲们必须承认的耻辱之源：我们不希望孩子按照我们的步调追求自己的梦想，而是希望他们按照自己的步调追求我们的梦想。
吉姆偷瞥了一眼杰克两手的食指，它们正在敲打桌面。杰克的母亲每次去医院或者监狱工作，心情沉重地回家后，也会这样敲打桌面。然而，父亲早已错过了询问儿子过得怎么样的时机，儿子也早就错过了跟父亲解释的时机。两人之间的隔阂太大了。
其实，父亲并非完全不了解如何使用那些让他儿子疯狂的技术，问题在于他是一知半解。比如说，吉姆不会截屏，所以当他想保留电脑屏幕上的图像时，会拿出手机拍照，想保留手机屏幕上的图像时，就用复印机。吉姆和杰克最近一次大吵，是某些上级的上级认为镇上的警察应该“多参与社交媒体互动”（因为斯德哥尔摩的警察就天天泡在该死的社交媒体上），让他们每个工作日互相拍照发到网上的时候。吉姆拍了杰克在警车里的照片，杰克当时在开车，吉姆用了闪光灯。
吉姆慢慢站起来，椅子发出中年男人般的呻吟声，他擦拭了墙壁，捡起被自己摔得四分五裂的杯子碎片。杰克迅速地站起来，走进警员休息室，又拿了两个杯子回来。虽然自己不喝咖啡，但他明白，偶尔有人陪伴、不必独自喝咖啡，对他的父亲来说意义重大。
这样的一对父子当然会互相折磨，把彼此逼疯，哪怕鸡毛蒜皮的小事都不放过。儿子把上网查东西叫作“谷歌一下”，但父亲会说：“我在谷歌上查一查。”当他们针对某一件事产生分歧的时候，父亲会说：“嗯，这一定是对的，因为我是在谷歌上读到的！”儿子则会说：“你读的东西不是谷歌上的，爸爸，你只是用谷歌搜索到了它们而已……”
“我不应该干涉你的讯问，儿子。”吉姆声音低沉地说。
吉姆出生在大众将计算机技术视为魔法的年代，杰克那一代人却把这项技术看成理所当然。吉姆年轻的时候，父母惩罚孩子的方式是把他们关在自己的房间里面，现在惩罚孩子的方式则恰恰相反，是强迫他们走出自己的房间。上一代挨父母骂的原因是坐不住，下一代却被父母告诫不要整天坐着不动。吉姆打报告的时候，每次小心翼翼地按下一个键，都会立刻察看电脑屏幕，确保上面显示的是正确的字母，生怕电脑欺骗他，因为他可不是那种允许自己被骗的人。杰克却是那种典型的从未在没有互联网的世界中生活过的年轻人，他可以蒙着眼睛打字，轻而又轻地摩挲键盘，连鉴定专家都无法证明他曾经触碰过它们。
“没关系，爸爸。”杰克说。
两个警察彼此对视，其中一位面露尴尬，另一位满脸关切。老警察名叫吉姆，他的儿子，那个年轻警察，叫作杰克。对于这对关系别扭的父子而言，警察局实在太小，根本没法互相躲避，于是两人只能将就着分别占据一张桌子，半张面孔始终隐藏在各自的电脑屏幕后面。如今的警察，实际工作的时间只占日常的十分之一，其余的时间都用来详细记录实际所做的工作。
他们说的都不是真心话。我们会对所爱的人撒谎。父子俩继续趴在键盘上，把证人讯问记录输入电脑，然后从头读到尾，再一次寻找线索。
咖啡杯被人愤怒地丢了出去，径直越过两张桌子，在它飞行的过程中，离心力以深不可测的方式保住了杯子里的大部分内容物，直到它撞上墙，从此把墙变成跟卡布奇诺咖啡一个颜色。
他们是对的，两个人都对。证人没说实话，至少说的不全是实话。不是全部证人都说了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