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上次见面之后，你遇到什么事了吗？”心理医生问。
“房地产市场会再一次崩溃，就算不在明天，那也是早晚的事。作为银行，我们很清楚这一点，可我们还是往外借钱，当借钱的人失去一切的时候，我们就说这是他们的责任，这是游戏规则，全都是他们自己的错，因为他们太贪婪了。可这当然不是事实，大部分人并不是贪婪，而是……就像我们讨论这幅画的时候你说的那样：他们需要找到可以抓住的东西，可以为之争取的东西——他们只是想要有个住的地方，在那里抚养孩子和过自己的生活。”她说。
扎拉心烦意乱地笑了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所以她再一次答非所问地说：“现在无论什么事都好像变得轻松简单了，纳迪娅，银行也不再是压舱石。一百年前，几乎每个在银行工作的人都知道他们是怎么赚钱的，可是如今的每家银行里面，清楚这一点的不会超过三个人。”
扎拉抬起头，第一次直视着纳迪娅的眼睛。
“所以你是质疑自己在银行的作用吗？因为你觉得再也看不懂银行的盈利模式了？”心理医生猜测。
“请原谅，我可能是在瞎猜，扎拉，不过……听起来，你好像变得跟以前有点儿不一样了。”她说。
扎拉的下巴从一边移动到另一边。
扎拉沉默了。心理医生安静地坐在椅子上。
“不，我辞职了。因为我意识到，我自己就是这三个人的其中之一。”她回答。
“我相信银行的社会作用，我相信秩序。我向来都不否认，我们的客户、媒体和政客其实全都讨厌我们——因为这正是我们的目的。银行是经济体系的压舱石，把整个体系变得迟钝低效、官僚主义和难以操纵，从而阻止世界陷入太多的困境。人们需要官僚主义，这让他们在做傻事之前有时间三思而后行。”她说。
“接下来你打算做什么？”纳迪娅问。
扎拉伸手指向墙上的那幅画，尽量不碰到画中的女人。
“我不知道。”扎拉表示。
“这是什么意思？”心理医生用专业人士的语气问，尽管她想非常不专业地表示，她很高兴能见到扎拉，而且经常想到她，担心她可能会做出想不开的事。
心理医生终于有了重要的观点想要表达，虽然这句话不是她从大学里学来的，可她知道，每个人也许都需要明白这个道理。
“你曾经问我，为什么喜欢自己的工作，我说那是因为我很擅长。可是最近，我会突然不由自主地想，我之所以喜欢自己的工作，是因为我相信它。”她说。
“一无所知是个很好的开始。”她说。
扎拉望向纳迪娅身后。
扎拉没有再说什么，只是不停地搓手和数窗户。纳迪娅的办公桌很窄，但要是中间没隔着这张桌子，两个女人很可能不会坐得如此靠近。有些时候，我们需要的并非距离，而是障碍。扎拉的举止很谨慎，纳迪娅也小心翼翼。沉默良久之后，心理医生终于鼓起勇气再次开口。
“是的，我快乐，扎拉。虽然不是一直这样，但我知道，一个人没必要时时刻刻都快乐。不过我已经……足够快乐了。你来这里就是问这个的吗？”心理医生回答。
“还记得刚开始咨询那阵子，你问过我一个问题吗？什么是‘惊恐发作’？我觉得我当时回答得不怎么好。”她说。
纳迪娅想伸出手去碰碰她，但是忍住了。
说到这儿，心理医生摇了摇脑袋，扎拉忍不住笑了起来。然后，纳迪娅用她自己的话解释了什么是“惊恐发作”，没有借用她在心理培训中学到的定义或者从其他人嘴里听来的理解，她说：“你知道吗，扎拉？教科书上说，谈论惊恐发作有助于缓解这种症状。遗憾的是，在我看来，大多数人都对它缺乏了解——假设某天早晨，他们来上班时显得无精打采，被同事和老板问起原因的时候，与‘我得了焦虑症’相比，‘我昨天晚上喝多了’这种回答也许会获得更多的同情。但我认为，我们每天在街上碰到的许多人，其实也会有着跟你我差不多的感受，他们只是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而已。由于莫名其妙的呼吸困难而四处求医，却一连几个月都弄不清病因的男男女女十分常见，他们只觉得自己的肺有毛病，很难承认是别的地方出了问题，比如……精神方面的崩溃。那是一种灵魂的疼痛，是血液中无形的铅块，压在胸口的难以形容的巨石——然而大脑只会欺骗我们，吓唬我们：你快要死了。可是，扎拉，我们的肺没毛病，我们不会死，你我都不会。”
“你快乐吗？”扎拉问。
这些话回荡在两个女人之间，在她们的视网膜上跳起了隐形的舞蹈。我们不会死。我们不会死。我们不会死，你我都不会。
“是的。”纳迪娅犹疑地点点头。
“可人都是要死的！”扎拉终于忍不住提出了异议，心理医生哈哈大笑。
扎拉眼睛下方的皮肤满是细小的纹路，似乎被里面的东西挤压得马上就要裂开。她盯着“桥上的女人”看了几分钟，然后问纳迪娅：“你喜欢你的工作吗？”
“你知道吗，扎拉？也许你可以把撰写幸运饼干的签语当成自己的新工作？”纳迪娅调侃道。
“进来吧，快进来。”她不安地说。
“爱吃甜点的人只配得到一种签语：‘这就是你变成胖子的原因’。”扎拉反唇相讥，接着她也笑了，可这一次颤抖的鼻尖出卖了她的内心——她先是尴尬地往窗外瞥了一眼，然后悄悄移回视线，打量着纳迪娅的手、脖子和下巴，就是不敢看向她的眼睛。随之而来的沉默是她们历次咨询之中最长的。终于，扎拉闭上双眼，抿起嘴巴，她眼睛下面的皮肤终于自暴自弃地松了劲儿，从中渗出的恐惧化成脆弱的泪滴，落在桌子边上。
“不，我只是……”扎拉看似平静地说，可雨伞的金属辐条柔和地颤抖着，出卖了她的内心——纳迪娅注意到了。
她非常非常缓慢地让那封信滑出自己的手掌，心理医生犹豫了一下，把信捡了起来。扎拉想要小声告诉纳迪娅，就是因为这封信，她才会到这里来。那个男人跳桥十年后，她头一次需要有人把他写给她的这封信念给她听，然后在她的胸口腾起火焰的时候，阻止她跳下去。
“你好？对不起，我记得……我们今天这个时候好像没有预约？”纳迪娅纳闷地说，她先是翻了翻工作日志，又拿起手机看时间。
她还想要小声讲出整个故事——包含那座桥和纳迪娅的故事，还有她是怎么看到那个男孩跑到桥上救下纳迪娅的，从那以后，她每天都会思考人与人之间的差异……然而她只能勉强挤出几个字：“纳迪娅……你……我……”
纳迪娅挂断电话，听见了敲门声，敲门的人似乎不想触碰门板，在用伞尖敲门。心理医生过去敞开门，只见扎拉站在外面，手里拿着一封信。
纳迪娅很想隔着办公桌拥抱对面这位上了年纪的女士，可是她不敢。所以，趁扎拉还没睁开眼睛，心理医生轻轻地把小拇指伸到信封背面，挑开了封舌，从里面拿出一张十年前就写好了的纸条，上面只有五个字。
办公室外面的窗台被积雪压歪了。心理医生正在和她父亲通电话。“亲爱的纳迪娅，我的小鸟。”他用家乡的语言说，因为“鸟”在那里是一个听上去更美的词。“我也爱你，爸爸。”纳迪娅耐心地说。他以前从来不会跟她这样说话，可就连程序员步入老年之后也会变成诗人。纳迪娅一遍又一遍地向他保证，第二天去看他时，她一定会非常小心地开车，但他还是更希望亲自过来接她。爸爸始终是爸爸，女儿始终是女儿，连心理学家都无法完全和这样的现实达成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