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5月15日，犬养毅首相竟被公开打死，这刺客可比佐乡屋留雄的胆子大多了！历史上被称为“五一五事件”。
于是，日本无脑愤青的队伍在1931年不断壮大，他们中的狂热分子，更以佐乡为榜样，对其心目中的“日奸”进行了一系列的“天诛”。军队中的无脑愤青，更是不断地闹武装政变。
1935年8月12日，日本陆军军务局局长永田铁山中将（1884年—1935年），被一名愤青陆军中佐相泽三郎给斩杀了。据说这个日军统制派的龙头大哥是“军中第一大脑”，其高明程度远在石原莞尔之上。
这样一个出身于底层的爱国愤青，在刺杀首相之后不但没有受到惩罚反而成为民族英雄，还受到广泛的宣扬和鼓励。可想而知，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该有多少想出人头地的青年人要纷纷效仿。
1936年，继前两次事变后，“二二六事变”仍在上演，安藤辉三等22名少壮军官（多多少少都有点愤青气质）携1400多名士兵，打着“昭和维新”“尊皇讨奸”等旗号，连续把内阁大臣斋藤实、大藏大臣高桥是清以及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在内的数位日本重臣给杀害了。他们旨在以军事政变，加速对外侵略扩张的步伐。这场政变虽然被镇压了下去，却让日本迅速走向了军部法西斯专政的道路。
1931年初，日本法院开庭审理“浜口刺杀案”，还进行了现场播送。结果出现了惊人一幕，凶手竟得到了社会广泛的同情和理解，还成了不少日本青年心目中的“爱国典范”。直播结束后，居然有7万多份要求为佐乡屋留雄减刑的请愿书被递交到了法院。就这样，在舆论压力下，佐乡被送往“保外候审”，直到1933年11月6日，才收到法院死刑判决的通知。然而在行刑前夕，他竟被天皇裕仁特赦了，不得不感叹佐乡屋留雄的命真的是“太好了”！此后，他以“佐乡屋吉明”之名，过上了民族英雄式的生活。这个爱国愤青，二战后年纪大了仍不消停，组建过右翼社团“护国团”，还不可思议地平安活到了1975年。
日本明治维新后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近代化的法制社会，在短短十几年内就被摧毁了，治理日本的不再是法律，而是看谁忠君爱国的口号喊得响，谁手里的枪杆子硬。这以后的日本首相，要么自己是军队的实力派，要么老老实实听军队的话。毕竟谁也不会嫌自己命太长，都会害怕半夜里有人上门说自己是日奸，来个天诛。
刺客佐乡屋留雄，是一个出身于社会底层的愤青，当时年仅18岁，属于黑龙会派生出来的秘密社团“爱国社”的成员。他悍然行刺首相的动因，是他所在的社团认为浜口雄幸违背了对天皇的诺言，在“伦敦条约”中裁减了海军经费以及海军军备，是个该被“天诛”的卖国贼。
一旦一个群体为了所谓的某种理想，开始崇尚暴力和杀戮，蔑视秩序和生命，那他们无论多么骇人听闻的事情都能干得出来。不管这种“理想”披着哪种外衣，是叫“皇国思想”也好，叫“雅利安人至上”也好，无一不是变成了对他国人和本国人的屠杀。虽然表现上有些许区别，但是其本质完全一样。
1930年11月14日，日本首相浜口雄幸（1870年—1931年）在东京火车站被一名愤青刺客开枪击中，当场不省人事，在辗转病榻9个月后最终辞世。这一事件引发了当时日本国内一系列的变故，内阁的凝聚力因失去有权威的领导而急遽下降，日本政局开始呈现出焦灼状态。这不但是日本政党内阁分崩离析的导火索，更是日本迈入自我毁灭道路的历史拐点。
当时日本就变得这么怪里怪气，随便什么首相、大臣都可以拿来杀着玩，而且不需要负责任，以“爱国”的旗号实行“天诛”，杀了高官就是英雄，还受到热捧。在世界历史上，只有1930年代的日本愤青，才能把这种“下克上”的传统发挥得如此淋漓尽致。这些无脑愤青慷慨激昂地高喊爱国，其实做的都是害国误国的事。他们最大的问题是容不得异见更容不得理智，最终把这个国家最清醒最理智的大脑几乎都给干掉了，让日本变成了一个暴走的“无头怪兽”。一个国家，一旦被砍掉脑袋，那么离陷入癫狂状态也就不远了。
石原莞尔这个有脑子的另类，中途就被开除出了愤青队伍。这样一来，日本愤青的队伍就“纯洁”化了，剩下的两类成为一对绝配，那就是出身于社会下层的无脑愤青和出身于社会中上层的心机愤青。
与无脑愤青相伴始终的，是日本在那个时代的“特产”——心机愤青。这些人就是日军内部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各色“小石原莞尔”们。他们个个眼热石原莞尔的一赌成名，一心念着有样学样，也想弄个“民族英雄”当当。于是，心机愤青在军中开始各显其能，制造起各种“事变”来。
心机愤青与无脑愤青：一对绝配
这些“小石原莞尔”，在战略方面没有石原的精细考量，但野心却个个都比他大。1936年的绥远事变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案例。当时，石原在关东军中的后辈武藤章，想在中国内蒙古制造第二个伪“满洲国”。石原莞尔深知不妙，亲自从东京乘飞机赶去劝阻，他苦口婆心地开导武藤说：皇军再这么搞下去，会陷入中国大陆的泥潭，当今之际，最要紧的是积聚实力云云。但武藤章一句也没听进去，反而略带嘲讽地回了一句：前辈，我们现在只不过想要再现你的英雄事迹，哪里有错了？这句话，对于石原的打击恐怕是巨大的，他意识到自己根本管不住这帮要“山寨”自己的下级。可以说，日本陆军走到这时，已经彻底丧失了被约束的可能性，再没有什么战略可言，只能朝着灭亡的深渊狂奔而去。
他的这种复杂个性，在二战后还把美国占领军给弄得一愣一愣的。1946年1月的某一天，盟军驻东京宪兵司令部门口来了一个身着和服的老头，从他拄着拐杖颤颤巍巍的脚步和每次迈步时的痛苦表情中，不难看出他已时日无多。然而，他面对接待他的美军军官说的两句话，立刻把全场都惊着了。第一句是：“我是来自首的，我觉得我有资格成为甲级战犯。”第二句是：“如果由我来当总参谋长，根本轮不到你们今天在这里耀武扬威。”作为“九一八事变”的发动者，石原“自首”的理由固然十分充分。不过，与他的自首相比，更令我等后世历史研究者们后怕的，其实是石原的第二句话。如果这个曾被奉为“关东军大脑”的人如其所愿成为整个日本战争机器的“大脑”，日本军国主义还会在亚洲肆虐多久，着实很难说啊，想起来就后怕。值得所有爱好和平者庆幸的是，作为战争的始作俑者，石原已经被比他更疯狂的日本愤青挤出了主角的行列，成了个求战犯之名而不可得的可笑配角。有时候，历史就是那么吊诡！
按理说，像武藤章这样从陆军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应当是理智冷静有头脑的，为什么会如此肆无忌惮地“下克上”唯恐天下不乱呢？可信的解释就是三个词语：利令智昏；有恃无恐；法不责众。
二战后有人分析，石原莞尔此人的性格有点像洋葱，剥开怪胎的外衣，你看到的是一个绝顶天才，而摘下天才的面具，你又看到了一张军国主义愤青的脸，但在这个愤青的内心深处，又藏着一个稀世战略家的精巧心机。这些不同层次的人性在他生命中依次展开，构成了复杂的个性。
他们都是从陆军、海军大学培养出来的军界精英，当时只要成绩排在前六的学生，就有资格得到天皇御赐佩刀，所以又有“军刀组”之称，前途可谓一片光明。他们的军事素质无可非议，然而却存在着一个致命的弱点：学校的环境相对封闭，学霸们一般都一门心思用功读书，很少与外界接触，久而久之对真实的社会、世界的局势产生一种认知模糊，直白点来说就是不接地气。他们既缺乏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也无深奥的哲学思考，满脑袋都是军人那套蛮横直接的思维方式，认为靠对外侵略扩张就可以解决日本的一切问题。他们年纪轻、资历浅，但是野心大、企图心强。按寻常路线，一步一步踏踏实实地走个几十年以后，才有出人头地的可能。想很快上位的心理，使他们要另辟蹊径。怎么搏出位？下克上，各种暴走，去搞事啊！搞出的事越大越好！侥幸成功了，立马声名显赫加官晋爵；不幸败了也不怕，反正有日本政府给他们擦屁股呢。而且又不是一个人这么想并这么干，有一大帮人陪伴着，没什么大不了的。
站在日本帝国的角度，从长远战略上看，石原的观点和想法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石原的才能、性格以及旧日本帝国陆军的制度，使他永远都不可能位高权重，也就无法使他的战略主张落实为日本的国家意志和行动。石原虽然是个天才，但是依然不能阻止大日本帝国这台战车在毁灭之路上狂奔。一方面，这是他个人的不幸，更是日本帝国的大悲剧；但在另一方面，却是中华之幸和世界之幸。
挑起战争，对他们来说是实现自己往上爬目的的最佳手段，爱国之名正好借来行利己之事，其中充满了个人利益的算计。所以我把这种人称为“心机愤青”，或者用今天的话讲，就是一帮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有小聪明但缺乏大智慧。比起那些个无脑愤青，这些人误国更深，破坏力更大。因此，二战后才出现了这样一种说法——有一种战犯叫参谋。
“七七事变”后，由于石原老在强调他“日本再战必亡”的“泥潭论”，以致原先将其奉为“英雄”的军国主义分子越看他越像“日奸”，石原在日趋疯狂的日本逐渐失去了人望。他在陆大的同学东条英机上位后，就不断打压他。石原与东条英机长期不和（他一向瞧不起东条英机，公开嘲弄说人家最多就是个上等兵的智商和水准），而情商比他高得多的东条英机又特别会混，居然当上了首相，这下石原就悲剧了。1941年，他被东条英机编入预备役，等于是被赶出了军队。睚眦必报的东条做得也很绝，把石原弄到乡下闭门思过还不算完，居然还派宪兵去监管他的言行，免得他继续妖言惑众。
日本为何盛产愤青？
但在全日本都陷入战争狂热的时候，石原却难得地保持了头脑清醒。1937年后，他一直主张不扩大侵华战争规模，好好经营东北这个抢来的风水宝地，努力去让东北人“日化”（皇民化）。1938年，在日本统治下的伪“满洲国”GDP已经几乎和日本本土相当了，好好发展下去，日本肯定将积聚起足够的战略实力，而中国将在缓慢的蚕食中被日本肢解。石原还力主日本不要去刺激美国，要依靠外交手段笼络美国民众，尽力避免或至少是延迟日本与美国的战争，而把下一步战略进攻的矛头对准苏联。
日本那个时期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愤青？不管是无脑愤青还是心机愤青，他们又是如何养成的呢？
与此同时，石原莞尔成了日本愤青争相崇拜与学习的“榜样”。日本军队里开始了一场对他的“模仿秀”，一拥而上根本停不下来了。于是，从“九一八”开始，到“一·二八”，再到“热河事变”和“华北事变”，最后到“七七事变”，不计其数的“事变”像雨后的狗尿苔一样冒了出来，终于把日本拖入了全面侵华战争的大泥潭中，在毁灭之路上一路狂奔起来。
简明扼要地说，天皇制国家的政治体制，军部日趋严密控制下的新闻传媒以及军国主义化的教育体系，在日本愤青的养成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九一八事变”这场豪赌的侥幸得手，让石原莞尔一下子就变成了日本的“民族英雄”，从此他凭借着侵华战争这股日本大势之风而官运腾达。自1932年8月，石原莞尔任大佐一职，先后当过陆军第4联队队长、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和战争指导课课长。1937年3月晋升为少将，并被任命为日本军部要害部门——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1939年8月，高升为陆军中将，自此走上了个人军事生涯顶峰。
在政治体制方面，从明治维新到大正民主，日本虽然进行过一些改革和近代化建设，但仍然存在很多的缺失和很大的弊端。这集中体现为不仅没有确立政教分离的原则，反而强化了政教合一的天皇制国家政体，在政治和思想上实行以天皇为中心的专制统治。这种统治，通过政治与道德、政治与教育的混一，达到了对国民思想的完全控制。战前的日本人，一入小学就必须背熟明治天皇的“教育敕语”。在这个“圣旨”中，把忠于天皇说成是日本臣民的最高美德，而后才是孝顺父母、爱护兄弟、和谐夫妇、信任朋友，在前者与后者发生矛盾时，首先应该效忠天皇。随着国民教育的普及，这种思想被灌输到一代又一代日本人的脑海之中。在这种大环境下，国家不允许出现任何异端思维。凡是不爱国、反战的人，一律都贴上反对天皇、人中败类等“非国民”标签。为了对付这些“非国民”，在军警中专门设立了“特高课”这类的特别机构，还鼓励国民告发任何政治不正确的言行。实事求是地说，当时日本只有极少数知识分子对战争的性质及其必然失败的前途保持了冷静的看法，也只有极小一部分还保留着自己脑子的人，没有被举国上下无处不在的爱国狂潮所裹挟。但他们不能也不敢表露自己的意见，因为那样做随时会被特高警察侦知和逮捕。
日本关东军，是日俄战争后日本为守护其在中国东北获得的满蒙权益所建立的卫戍部队。在“九一八事变”前，这支部队不仅力量弱小（人数只有一万人，是张学良东北军的1/30)，而且按照当时日本文官政府缓和对华关系的打算，关东军还面临“大连租借条约”到期后卷铺盖回国的尴尬前景。也正因为如此，关东军一度成为军部用以打发不受欢迎军官的收容站。这种安排让关东军内部积聚了大量的“愤青”军官。这批少壮派“愤青”虽然郁郁不得志，却又偏要以“忧国忧民”为己任，积攒了一肚子的青春荷尔蒙无处发泄。恰在此时，石原莞尔如同一个火星，落在了这个火药桶上。在这个“有脑愤青”的带领下，一帮日本军中的“无脑愤青”成功地玩了回“下克上”，在“不抵抗将军”张学良无意间的“配合”下，没费多大力气就轻而易举地得到了东北这个巨大的粮仓、金库和军需库，让日本拥有了一个比自己本土还大的战略大后方。整个日本也由此被裹挟着走上了战争之路。
此外，这个体制还有外围组织，几乎将所有的日本民众都动员了起来，比如大日本产业报国会、大日本青少年团、大政翼赞会和町内会等这些与政府配合度高的群众团体组织。
于是，实在看他不顺眼的上司们，在1929年把石原“发配”到了关东军。不过，令日本军部那帮老爷们始料未及的是，石原莞尔这次担任参谋一职，无意中打开了整个战争的潘多拉魔盒。
1931年起，军部对日本新闻传媒业的控制越发严密。在国内，当时日本平民所接收到的关于日本侵华战争的报道如下——“9月18日晚上10时半，在支那将官指挥下，有3400名支那兵有计划地袭击了我铁道守备队。我军应战，导致了日、支兵开战。”所有日本传媒对“九一八事变”报道，几乎都是这种调调。
不过，石原虽然智商爆棚，但情商似乎恰恰相反。按当时陆军士官学校的惯例，天皇会对每届毕业学生中的前五名予以奖赏，奖品是一块银怀表。以他当时的学业成绩，能够轻松地进入前五名，但学校偏偏以“品行恶劣”为由将其操行分打得很低，将其名次拖到了第六名。在陆军大学就读时，类似的事件再次上演。毕业时，其学业表现冠绝诸生，是名副其实的魁首。当时陆军大学首席毕业生能够朝见天皇并发表御前讲演，这一殊荣对学生来说举足轻重且备受追崇。但估计校方是怕这位“怪胎”在演讲中说出什么悖逆狂狷的话吓着天皇，硬生生把他的名次拉下到了第二名。陆大毕业后，由于石原浑身散发出那种怪胎气息，没多久就在军部挣了个“正常人无法与之完成合作”的名声。
这些报道都有着固定的模式：第一步，有问题的都是中国人。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军部确定的传播战略就是“要具体地在内报道支那方面的不法、非人道行为”。所以，当时日本对内常见的传播切入点包括：蒋政权是美英的走狗——诉求是民族情感；中国军队的行为很残暴——诉求是维护正义；中国社会各种堕落——诉求是拯救。第二步，日本为正义而战，救中国百姓于水火之中。对于日本的参战动机要反复渲染，比如卢沟桥事变是中国方面不断刺激日本，日本使用武力已是迫不得已。第三步，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日军每次都取得了胜利。这种传播逻辑，虽然很一般也很老套，但却很管用。因为当时日本军部控制了所有的信息传播渠道，并让其自身成了唯一的信息来源。
石原这个学霸，在他考日本陆军大学时展现了一种“料事如神”的神功。面试时有这样一道题目：“请问机枪除了常规用法还能怎样使用？”他沉思片刻后回答说：“可以装在飞机上，向地面扫射。”在场的主考官们都惊呆了。因为这一年4月份，石原所预言的战斗机刚刚被法国人发明，几乎没什么日本人知道。
在新闻传媒如此这般地反复单向度信息疲劳轰炸下，当时大部分日本人是信军部那一套的。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后，日本国内的反应是：中国人又挑衅了，简直欺人太甚。于是，无数日本人看到报道后，就纷纷喊着“膺惩暴支”的口号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并响应号召给国家捐钱买飞机报仇。连一个99岁的老太太，都被煽动得热泪盈眶，掏了5块钱。血气方刚的日本愤青，只会更激动万分地跟着军部的节奏起舞。大众传媒完全沦为军国主义宣传的有力工具，其反复进行片面、错误的新闻报道，对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1889年1月，石原莞尔出生在一个官宦之家。父亲石原启介时任日本山形县鹤冈市警察署署长一职。在如此优渥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石原莞尔，从小就养成了不畏权势、狂放不羁的个性。除此之外，他还是一个当之无愧的学霸。1902年，年仅13岁的他不费吹灰之力考入仙台陆军幼年学校。在同期生因繁重学业而焦头烂额、苦不堪言时，石原却随时都在阅读与学业毫不相干的闲书，还总能在考试中获得高分。1904年，15岁的石原因把自己的“小弟弟”画作当成素描写生课作业上交而差点被学校开除。几十年以后，不少日本人谈起这件事时，总是感叹道：“如果当时学校开除了他，那么日本甚至亚洲的历史可能就此改写。”
经过传媒的误导，普通日本民众真的以为本国进行的战争是为了“解放”亚洲，并期待像以往日清、日俄战争那样带来国内经济的繁荣，从而提高国民生活水平。传媒的洗脑，使整个日本陷入战争的狂热。“一亿玉碎”，即全体国民决心为天皇为军国主义殉葬，就是在这种社会氛围中广泛流行的口号。自卑的弱者乍富后，两大标志是“我有钱”“我能打”。疯狂于物质，崇尚暴力——这正是当时疯狂浮躁的日本的映射。
石原莞尔（1889年—1949年），综合他的相关经历来说，可以说他是日本愤青中唯一的一个另类。其一是因为他是日本帝国陆军大学几十年办学史上独一无二的、被公认为“战略家”的毕业生，为日军筹划了一系列对外侵略战略，是日军内部无可争议的理论家；其二是因为在“无脑冲动”的愤青群体中，他是绝无仅有的“有脑”者，以其发明的“世界最终战论”成为日本独一份的军事思想家。
日本教育的军国主义化，首先体现在当时的政府把军事教育作为国民教育的重要一环，从军队中派人到学校去当修身辅导教师，要求学生背诵“军人敕谕”，将宁死不当俘虏、上司对下级的所谓“爱之鞭”等“武士道精神”传授给学生。1920年代后，凡不升高等学校的毕业生，必须进入青年培训所，强化军事训练，然后应征入伍。这样，日本人从小学到服完兵役，始终被军国主义思想所包围，久而久之，成为一种国民意识。
1931年9月18日晚，日军在我国的东北地区策动了“九一八事变”，这次进攻激起了中国人民的英勇反抗，中国历史上的抗日战争由此开始。自作主张一手策划并实施这一重大事变的主谋，即为当时担任关东军作战参谋的石原莞尔中佐（中校）。
当时日本的学校充斥着畸形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教育，将爱国等同于爱天皇、爱军部、爱政府，极力鼓吹大和民族和日本天皇制国家的优秀和无比优越性，同时大力美化日本的对外侵略扩张。当时日本文部省审定的一本应试教辅参考书，对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给出的标准答案是这样的：“日本为了自己的生存，自我防卫，进而为了亚洲各民族，将英美势力赶出亚洲，彻底打败敌国英美，以谋求在世界和东亚建立永远的和平。”学生们努力背会了这样子的标准答案，会变成无脑愤青的可能性是很大很大的。另外，日本学校教育的宗旨与正常国家完全背道而驰。一个正常国家的教育，应该是爱的教育，然而在日本学校里，从小就对学生进行仇恨排外教育。日本一战中本来是胜利国，却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战败国的样子，总哭着喊着自己是受害者，总说中国人和欧美白人在欺负日本人，总把日本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归咎于外部敌人的捣乱破坏……这样的观念盛行，在学生的心里就埋下了一颗排外仇外的萌芽种子，待到生根发芽便会潜移默化地造就着一代又一代的无脑愤青。
石原莞尔：另类的日本愤青
在愤青的养成过程中，教育、体制、媒体的作用缺一不可。加上日本民众又崇尚共同集体意识，更容易被整体情绪所裹挟成为乌合之众。这说明了，世界上最大的邪恶不是杀人纵火，而是制造愚蠢。愚蠢本身并不邪恶，却可以把邪恶放大千万倍。聪明的人反对愚蠢，愚蠢的人却反对文明；聪慧之人自我思考，愚笨之人让他人代替自己思考。无法思考是羞耻的，比这更可怕的是，麻木的后者正盛气凌人地教导前者如何思考。于是日本的愤青就越发成了气候，一帮生活在底层的无脑愤青和精于算计的心机愤青这对绝配，在少数野心家、阴谋家的带领下，联合起来把日本拖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战车，整个国家宛如一匹脱缰的野马或没人能制服的怪兽，朝向灭亡一路狂奔。
在日本通往毁灭之路的征途上，走在最前列的是一个名叫“愤青”的群体。这是当时日本盛产的一种特殊生物，因为在危机四伏、矛盾重重中找不到出路而苦闷，又因为苦闷而充满了愤怒，为了宣泄愤怒又变成了亢奋的“爱国”者。在这些“愤怒青年”眼里，“爱国”具有天然的正当性和正义性，无论做什么事情，只要标榜着“爱国”，披上这层外衣，那一切都是对的，凡是不跟他们一样整天高喊“忠君爱国”口号者，特别是那些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提出异议者，都是“非国民”“日奸”，应该被“天诛”。这帮高喊“忠君爱国”的“愤怒青年”，实际上是一帮“爱国贼”，更直白一点说，就是一帮无脑的“害国贼”，不仅害了自己，害了日本，更祸害了整个亚太地区。这就是所谓的“愤青误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