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夫人的化疗没有成功，她决定到台北荣民总医院接受乳房切除手术(mastectomy)。她还是瞒着丈夫，只说她要到美国去。蒋总统夫妇依然十分气美国，更气尼克松。蒋夫人养病期间，写了长达三十五页的长文，指控种族关系紧张、吸毒、警察贪腐、暴力犯罪等等社会奸邪，正在破坏美国的“精神力量”。她说，美国和“红色中国”的修好，只会鼓舞后者的“侵略倾向”。蒋经国对这篇从未发表的文章“又惊又怒”。[107]
蒋介石的暂时忍辱策略再次获得成效。他的儿子现在又多出几年时间，以迎接美国将与台湾断交的冲击，而且美国对台军售看样子也有可能无限期地维持下去。至于基辛格，他达成了与中国修好的主要目标——“世界力量相互关系”的大改造，美国增加了对付莫斯科的筹码，也降低了中南半岛可能崩溃的冲击。
四
一九七四年八月九日，尼克松不名誉地辞职下台，由直升机从白宫草坪载走。虽然尼克松下台时，台北天未破晓，蒋家父子可能盯着电视看。这种说法应该不可能，台湾当时电视仍未全天候播出，听广播倒是有可能。——编者注就和肯尼迪总统遇刺一样，两蒋一定把尼克松不名誉下台看做是天谴。新任总统福特接篆立刻就签可了致周恩来的一封电文。由基辛格拟稿的这份电文，保证履行前任总统对台湾问题所做的承诺。但是，事实上并非如此。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华盛顿照会蒋经国，固然美国将继续追求与北京关系的正常化，“现有(与北京)的关系形式合乎我们的需求”。[106]
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是清明扫墓节最后一晚。全中国传统上都相信祖先的鬼魂四处游走，准备回到打扫得干干净净的住所。当天晚上，蒋的医师熊丸在士林官邸庭院散步，抬头可见满天星斗。他回到室内就寝后不久，值班医师紧急召唤他。蒋总统心跳停止了。熊丸披上袍子，冲到楼下蒋的寝室。打了强心针后，他的心脏恢复跳动。蒋夫人赶到病榻之侧，总统心跳又停了。医生再打了一针。不久，蒋经国也闻讯赶来，此时老先生又停止心跳。熊丸准备打第三针，夫人却轻碰他的手，叹了一口气说：“停了吧！”距午夜还有几分钟。此时，从台北到高雄，全岛突然风雨大作、雷电交加。即使哈佛学成归台的官员也认为这不应该是纯属巧合。[108]救护车旋即把老“总统”的遗体送往不远的荣民总医院。
同时，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尼克松同意卖给蒋介石政府另一批先进武器，包括十五艘驱逐舰、两艘潜水艇、六十辆M-48坦克。他还批准诺斯洛普在台湾的飞机装配厂打造一百架现代化的 F-5 E 防卫战斗机。[105]周恩来的政敌现在更加炮火猛烈抨击。此时，美、中政府已在双方首都互设“联络办事处”，周恩来、邓小平领导的温和派决心要维持对美国的突破。
委员长过世后两小时，政府发表了一份号称是一星期前写下的遗嘱。内容如下：
同一个月，基辛格亲口告诉毛泽东，由于美国“国内情势”冲击，意即水门事件，已经使得尼克松第二任期内无法和台湾断绝关系。毛泽东发现，美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不满两年，美国人就要毁弃他们最重要的承诺——保证五年之内终结与台湾的外交和军事关系。对于毛泽东而言，这个承诺加上他希望反制苏联威胁(现已越来越小)才是他和“美帝”修好的基本理由——这个修好政策相当有损他的革命家形象。中共党内现在有人指控周恩来被基辛格和尼克松骗了。[104]
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无日不为扫除三民主义之障碍、建设民主宪政之国家，艰苦奋斗。
十月初，蒋夫人飞往纽约探望病重的大姐霭龄。到了美国，宋美龄经过体检，发现她本人罹患乳腺癌，旋即回到台北。四天后，宋霭龄病故。两姊妹都是意志坚强的女性，她们的丈夫互相在权力上争胜，但多年下来，姊妹感情一向深厚。蒋夫人拖到次年才接受乳房手术，但先在台北荣民总医院接受化疗。她把病情瞒着丈夫，只告诉他，她得了重感冒，恐怕有一阵子不能来看他。次月，八十六岁的蒋介石，看来非常孱弱，和国民党九个领导人合照。这是将近十八个月来，他首次正式露面。[103]
近二十余年来，自由基地日益精实壮大，并不断对大陆共产邪恶展开政治作战，反共复国大业方期日新月盛。全国军民、全党同志，绝不可因余之不起而怀忧丧志！希望一致精诚团结，服膺本党与政府领导，奉主义为无形之总理，以复国为共同之目标，而中正之精神自必与我同志同胞，长相左右。
同时，北京方面，复出的邓小平接管了周恩来负责的外事，对两蒋展开新的和平攻势。但是经国不为所动，认为人民若是怀疑他和大陆寻求和解，会在台湾——不仅是本省人——引起强烈甚至暴力的反应，吓跑了投资人。
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复兴民族文化、坚守民主阵容，为余毕生之志事，实亦即海内外军民同胞一致的革命职志与战斗决心。
蒋从医院回到士林官邸。蒋夫人每天探望他两次。蒋经国每天早上都到，晚间再回来和父亲共进晚餐，通常余南庚和熊丸两位医师随侍。有一次，熊丸见到蒋经国念《孟子》给父亲听。多年前父亲念这位古代圣人的书给儿子听，而今反转过来，相当感人。[102]到了夏天，病人已能坐着和孙子孝勇及其新婚妻子方智怡合照。同时，孝武的妻子受不了虐待，回到欧洲；根据中国法律，她不能带走子女，他们被留给孝武。
惟愿坚此百忍，奋励自强，非达成国民革命之责任绝不中止！矢勤矢勇，毋怠毋忽。[109]
一九七三年一月，昏迷了六个月的蒋介石，不可思议地恢复意识。在他的家人和部属看来，这不啻是天意。不久，他可以坐上轮椅，并且理性地但极其孱弱地和蒋经国对话。根据蒋经国助手的说法，一般他只向老人家报告好消息。[101]毫无疑问，这包括尼克松当选连任的消息。它不是个坏消息，因为两蒋认为，让政治上已经跛行的尼克松继续主持美国和中国大陆、台湾的关系，总比自由派民主党当家的政府来得好。
严家淦立刻宣誓继任“总统”。根据中国古礼，高官逢父丧应守丧三年。蒋经国也呈辞行政院长，但新任总统批示不准。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还推选他为主席。蒋经国开始一个月的守丧，期间写成一篇纪念父亲的文章《守父灵一月记》。三十天的国殇期间，政府要求全岛电影院、夜总会、酒吧及其他娱乐场所全部停业。禁打高尔夫、网球和棒球。电视和电台只播放有关蒋总统的纪录片或民众悼念的新闻，配上哀乐。[110]
台湾一九七二年十二月的选举，党外候选人史无前例大肆批评，“诋毁”政府甚至“总统”，也抵触动员戡乱国策。警备总部和其他安全单位建议取缔，但蒋经国不准。不过，他倒是逼《大学杂志》主编下台，并下令国立台湾大学校长停聘十四位政治上好直言的教授（即台大哲学系事件，被停聘者不尽是“教授”，也有副教授、讲师）。即使如此，政治觉醒的本省人现在认为持续冲撞言论自由的限制，可以达成权力移转给多数族群。[100]
美国副总统洛克菲勒代表福特总统于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五日抵达台北，他向记者们表示双方友谊长存，但避免提到国民政府或美国对台湾的防务承诺——福特总统一月间在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时也避谈这个问题。洛克菲勒也没提到（台湾）的新领导人，但至少他到场了。蒋介石在大战期间的其他盟国统统没有派代表来吊丧。[111]
北京的毛泽东也已经老了。他说的话比起往常更难听得懂，“稍为动动就呼吸急促，脸色发黑”。他神智清楚，但越来越古怪而且爱胡思乱想。不过不像比他大六岁的宿敌，毛泽东依然当家。大约此时，体检中发现周恩来得了癌症。这时候在内部斗争上反复无常的毛泽东，决定让邓小平复出，增加温和派的势力。[99]
前任总统尼克松从加州圣克里蒙住家发出唁电，称呼蒋是“我们时代的历史巨人之一”。不过，这未必是各方的共识。对他评价最友善的多数历史学者和记者，称他是掌握了一切优势，却“失去中国”的人。罗素·贝克 (Russell Baker) 形容蒋的失败“悲壮”、“惊人”。“他的败有如文斯·龙巴迪(Vince Lombardi，著名的美式足球教练)的胜。”许多人则重复史迪威离华时的评语：蒋介石是傲慢、无知、无能的领导人，只知追求权力，对抗战、对中国或对中国人民毫无贡献。《纽约时报》撰文指出他的过世使我们又“记起二十世纪政治史上不朽的幻想”——委员长一再宣称，从他的小堡垒他将反攻大陆，击败庞大的解放军。蒋应该很骄傲，有那么多人在那么长久的时间里对他要击败共产党巨人的信念，深信不疑。[112]
总统府对外宣布他得了肺炎，国内媒体也不敢妄加揣测。一连几个月，只有蒋夫人、蒋经国、孔二小姐和医疗团队 (现在作为美国心脏病学会会长的余南庚医师)，见得到委员长。孔二小姐负责打理病人的“琐事”，夫人向医护人员频频“呼喝下令”。但是据熊丸的说法，蒋经国和孔二小姐每天上午出席医疗会报，核准当天的诊疗。[98]病榻上的蒋不能出席双十庆典，这可是一九四九年来台后的第一次。政府发言人在外籍记者追问下否认他得了重病，但是谣言不止息，外国人和大多数台湾人要么认为他不论得的是什么病，恐将一病不起，不然就是以为他已经死了。
蒋经国、蒋纬国两兄弟按习俗把父亲遗体包上白布。依照蒋的指示，他的《圣经》、《荒漠甘泉》和唐诗选集放入棺木。有人发现委员长忘了提《三民主义》，赶紧送来一本。一连五天，灵榇放在国父纪念馆。蒋曾经主持了上千次的总理纪念周会，纪念这位创党人提携他成为国民党和中国的领导人。据报道，全台有两百五十万人排队瞻仰遗容，其中包括被蒋关了许多年的雷震。四月十五日，美国的南越盟友果如蒋的预料崩溃了。西贡于当天失陷，美国外交官和陆战队员当天从大使馆屋顶仓皇搭直升机逃命。
委员长的部属不晓得他有心脏病，但熊丸医师晓得三年前阳明山车祸诊断出来的心脏瓣膜问题日益恶化。七月底，也就是尼克松北京行五个月后，熊丸陪他在官邸庭院散步时，委员长心脏病发。熊立刻替他注射了一针，虽然保住性命，却自此陷入昏迷。[97]
委员长的告别式于一九七五年四月十六日，一个灰沉沉、多云的星期三，在国父纪念馆举行。灵柩四周围满百合花，还有一座巨大的白色菊花十字架。在僧侣的诵经声中，蒋夫人戴着墨镜，向铜棺行三鞠躬，蒋经国、蒋纬国，以及代表第三代的孝武也依礼行三鞠躬。然后棺木封上，基督教牧师周联华主持仪式，军乐队奏哀乐，十名执绋人抬起棺木步出纪念馆，送上以白花、黄花布置成教堂状的灵车。礼炮二十一响，向一代伟人致敬。[113]
一九七二年春天，委员长依然耳聪目明，虽已年登八十四岁，身体算是相当健康。但是，一些病痛开始上身，尤其是一九六九年发现，但一直保密到此时的心脏问题。新的小毛病包括假牙越来越不舒服、关节酸痛、腿疼、身高萎缩。他现在经常是一副温和、慈祥的样子，情绪平静，讲话时笑容满面。但是适逢国家遭遇拂逆时，助理有时候发现他仍会大发脾气，这在六十年代是很少有的事(除了在日记中)。他仍然严以律己，每天洗冷水澡，不论坐在餐桌或是庭院锦鲤池畔椅子，一定腰杆挺直。
蒋夫人由蒋经国、蒋纬国两侧搀扶，跟在灵车后走了几百米。遗属旋即坐上轿车，出殡行列缓缓经过又湿又热的台北市，上了公路，穿过小镇。数十万民众夹道恭送，其中有大专学生、男女童子军、邮差、护士、后备军人披麻戴孝，有佛教僧尼身穿袈裟，一群女子则穿黄袍、头戴方顶帽，还有乐师弹奏国乐。许多人低声啜泣。军乐队和中学生乐队也鸣奏挽歌。过程全都经过细心安排，但是未必崇拜这位已逝领导人的外国观察家感觉，出席者不论其政治背景都认为这是历史性的一刻。[114]
三
出了城，车队经过数以百计的小型工厂，其间还穿插着刚要春收的翠绿田地。穿过山区蜿蜒小路，车队来到离台北约六十公里、竹林环绕的慈湖。这是蒋氏生前喜爱的僻静处所，常使他想起故乡浙江山区的老家。他一直希望有朝一日能回归故土，埋在溪口镇上方雪窦寺附近的母亲灵塚旁。
同时，蒋经国专注和其他国家发展经济关系，不问其意识形态或与北京的关系。因此，台北立刻成功地在被迫关掉大使馆的许多国家设立经济文化办事处。因此之故，即使在尼克松破天荒访问中国之后的几个月，即一月至九月，台湾整体贸易较去年同期成长了令人不敢想象的百分之四十三。尼克松和基辛格虽然耍了两蒋，却认真、成功地支持台湾维系它在国际重要金融组织，如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的会籍。基辛格和尼克松也批准美国进出口银行对台湾放款，如五千八百万美元现代化钢厂设备贷款，以及全额贷款给两座核能发电厂。[96]
五
三月份国民大会开议，蒋向大会报告：“心怀愧疚（光复大陆未成），余恳请大会另选贤明接任我职。”出席代表不理他的请求，照样推选他为第五任总统，并不意外。[94]比老蒋正式当选连任更重要的是，五月间，六十二岁的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他立刻将本省籍阁员加了一倍，变成六人，提名本省人(徐庆钟)为副院长及(谢东闵)省主席，并有三名本省人获选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党外人士、台北市长高玉树出任交通部长。蒋经国又促成中央民意机关增额一百一十九席，其中大多数为本省人当选。六月十日，蒋经国颁布被称为“十诫”的“公务员十大革新要点”，禁止公务员上酒家、公共食堂或其他不当场所，婚丧喜庆不得奢靡铺张。警察全省检查禁止公务员涉足的夜总会，发现顾客具公务员身份即予逮捕。蒋经国亦发动肃贪，逮了不少人，警备总部本身就有五十人被捕。行政院人事行政局长(王正谊，蒋经国祖母王太夫人家族后人)贪污罪名成立，被判无期徒刑。有位海关副局长则遭处死刑处分（指豫源轮白庆国案，白后来由死刑改判无期徒刑）。[95]
蒋出殡当天，自知来日无多的毛泽东端坐房里，静静聆听以十二世纪古诗谱写的哀乐。那位诗人以此告别一名被贬谪边疆、赍志以殁，际遇有如蒋介石的爱国官员。[115]
挺讽刺的是，台湾在国际间加速坠入不寻常的孤立状态，却使政府在本国更受支持。这个情势有助于蒋经国身边的改革派说服国民党的强硬派，由于危机更需推动本土化和政治改革。许多学生活跃分子和独立意识的本省人开始认为，在可预见的将来，台湾的改革将是最可期待的。彭明敏在密歇根接到蒋经国邀请回台，只要他不挑战国民党光复大陆的教条及其控制军队，就准许他自由参加省级政治活动。彭拒绝了，但许多流亡在日本的台独人士接到类似邀请后，纷纷回台。[93]
[1].FRUS(1969-1976),vol.17：China,1969-1972,pp.147-149、
就和往常遭遇重大挫败(如被迫退守台湾)一样 ，蒋会寻找“荒漠甘泉”，找寻绝境中光明的一面。自从一九四九年此一最沉重的打击以来，光明面不多，不过蒋已找到不少个。虽然美国已不再坚持北京不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中、美的和解实质上保障了在可预见的将来共产党对台湾的军事威胁停留在微乎其微的状态，这可以增加投资人信心。蒋家父子也可期待，北京加入联合国、跻身五强，又和美国和好，将替台湾删去“台独”或“两个中国”的选项，它也会影响中国外交政策往更和平的方向发展。
[2].同上注。
华盛顿方面，沈剑虹大使在三月一日先后见了基辛格和尼克松，得到和过去一样的担保：美国在北京明白表示，它不会改变和台湾的外交关系，或“放弃”与台湾的共同防御条约。即将回来述职的沈剑虹问尼克松，换了你是（台湾）首脑，你会怎么做。尼克松答说，首先，“我不会提起美国是否有承诺这个问题。现在你提起这个问题，只会伤害到自己。我必须很坦白地说……第二点是，他要怎么做、贵政府对大陆要怎么样，坦白说我没有答案”。说完这些称不上建议的建议，尼克松并请沈向“老朋友”委员长问好。[92]
[3].同上注，p.150。
虽然国民党的路线是别无选择，只好接受美国对大陆的新做法，但还是发生一段风波：外交部长周书楷在台北答复记者发问时表示，国民政府也可以和莫斯科来个“华沙会谈”。蒋经国快速决定这是下下之策。他下令发表声明，绝不打“苏联牌”，解除周书楷外长职务，并且终止和克格勃特务路易斯的接触(他曾试图掀起苏、蒋合作的传闻)。蒋经国果决地摒弃苏联牌，反映出老蒋对此策略的短暂迷恋亦已终止；蒋氏父子下定决心，即使面对可恶的尼克松，还是得尽可能地与美国保持密切关系，同时试图替未来打造基础。
[4].FRUS（1969-1976)，vol.17：China,1969-1972,p.198.
根据蒋经国的说法，美方向他担保，固然上海公报提到美国预备和北京关系正常化，但这并不是建立外交关系。[90]葛林并没有出席基辛格和中方的会谈，不清楚基辛格说话内容，但此时却明白表示，美国没有改变它对台湾的政策，也将和国民党政府“继续维持外交关系”，信守对台北的防务承诺。何志立向基辛格报告，蒋经国以及他们见到的台湾其他官员，“特别关心美国对台湾经济发展的持续支持”。何志立的评估是，台湾人民和领导人将“努力顺应局势，以典型的中国人之决心，他们可能会适应得不错”。他预言：“我们和他们的关系将会继续下去，因为他们已走投无路了。”[91]
[5].同上注,p.154。
尼克松飞回华盛顿之际，东亚事务助理国务卿葛林以及基辛格的助理何志立展开向美国东亚盟国简报北京峰会的行程。来到台北，委员长说明他只要听基辛格亲口简报。除此之外，蒋倒是藏住他对尼克松以及白宫团队之背信弃义的愤恨。在他指示下，美方和蒋经国进行“长时间、友善的会谈”。令何志立意外的是，蒋经国非常镇静，没有斥责美国人，反而强调只要共同防御条约和美国军援继续下去，他并不太烦恼。[89]
[6].James C.H.Shen(沈剑虹)，The U.S. and China：How the U.S.Sold Out Its Ally (Washington，D.C.：Acropolis Books，1983)，p.67.
最重要的是，事情果真是如此发展。这份著名的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七日上海公报，在台湾问题上运用技巧的文字申明：“美国确认(acknowledge)——中文版则说‘承认’(recognize)——到海峡两岸所有的中国人认为中国只有一个，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不反对这个立场。”美方接着把“美国部队及军事设施撤离台湾”的最终目标，和其“台湾问题和平解决的利益”联结起来，间接表示和平解决是撤军的报偿。可是，私底下基辛格对周明白保证，这个暗示的条件“不影响总统对你说他将会做的事……我们不是订定条件。无论如何，我们会做(结束与台北的军事、外交关系)”。[87]尼克松二月二十八日在上海举行记者会声明，在共同防御条约下，美国对台湾的承诺不变。[88]
[7].Roy Medvedev,China and the Superpowers(New York：Blackwell，1986),
尼克松答说，他的目标是美中关系正常化。他说：“如果我当选连任，我有五年时间去达成它。”但是，他强调，他“不能作出秘密交易，握握手，就说第二任期内会达成它。如果我这么做，报界一问起来，我一定被修理”。尼克松解释，他需要的是“活动空间”，希望在上海签署的联合公报能提供这点要求。也就是公报文字不能让台湾“在未来两三个月，和未来二三四年，成为大问题”。讨论到越南战争时，尼告诉周，即使公报文字写得再技巧，还是会被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要求我们的是处理台湾问题，他们如愿了；而我们要求的是在越南问题上的协助，我们却一无所获”。[86]
[8].FRUS（1969-1976),vol.17,China,1969-1972,p.182.
他说，最好“当你(尼克松)还在职的时候”推行一个中国原则。但是，他重提和基辛格说过的担忧：蒋可能不久于人世。“总统先生，你应该了解蒋介石来日不多了。”他解释说，“我们不是要求你除掉蒋介石。我们会自己来。”尼问：“和平地？”周答说：“是的。我们有自信……当我们自己解决了这个问题，你的部队理所当然就可以走了，很自然的！”[85]
[9].与涉及会谈的美国外交官员的许多谈话。
次日，尼克松和周恩来更仔细讨论中、美所面对的问题。周恩来回想起一九五八年蒋和共产党领导人如何合作，化解杜勒斯要强迫委员长从金门、马祖撤军，从而切断台湾和大陆关系那一段故事。他说，他的政府只担心在日本、美国活动的台独团体，不担心台湾，因为委员长在台湾一定会镇压台独。“他有能力这么做。”周告诉尼：“你不应该强加什么在我们身上，我们也不应该强加什么在蒋介石身上。”这是会谈中周恩来差一点就要提到放弃使用武力的唯一一次。[84]
[10].State De#ch11">[11].FRUS(1969-1976)，vol.17：China,1969-1972,p.187.Chiang Diaries,March 1， 1970，Box 75，Folder 14.
第一次会谈在陈列软垫座椅的接待室举行，随员、译员分列两侧，领导人寒暄客套。一向嘲弄、讽刺的尼克松，好像被毛泽东震慑住。毛泽东说：“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介石对此很不以为然。”稍后他又说，蒋“跟我们交往比你还长久”，指出中共一度曾与蒋合作，但“也跟他吵，跟他打”。他说，蒋“依然坚持一个中国，这一点我们可以好好利用。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个问题相当容易解决”。[83]
[12].同上注,pp.192-194.1970年3月27日的事件，请见pp.193-196。
二月二十一日，在全世界注目之下，尼克松终于在北京紫禁城旁毛泽东的寓邸和毛碰面。自从蒋介石时代以来，政府就拆除许多旧城墙，也拆除从前门到天安门之间蜿蜒的胡同，使得天安门广场成为巨大的公共空间，巨大的斯大林式建筑物和单调的劳工住宅的钢筋水泥，在紫禁城周遭冒出来，但是城里仍无摩天大楼；古城仍旧具有成吉思汗都城的味道——街上常见骆驼，不是水牛；每年春天必有沙尘暴；人们吃水饺、面条和馒头，不是米饭。
[13].1995年4月28日，俞国华在台北受访。2008年4月19日，钱复在台北受访。
尼克松预备展开历史性的一九七二年北京行，先给委员长一封信，向他保证：“我心中牢记着贵政府之利益。”尼克松心中仍对背叛蒋有愧疚感。一月间，他对基辛格又说道：“我们没有出卖台湾。我们一点也没有。”基辛格急急附和称是，可是旋即指称罗杰斯提议，尼克松促使中方承诺不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是“不可思议”的想法。尼克松有一度遗憾，因受制于北京会谈的脉络，却不能重申对国民党政府的条约承诺，不过他接下来又猜度，如果大陆攻打台湾，“我们还是可以行使条约吧！”基辛格说：“喔，是呀。”[82]
[14].FRUS（1969-1976)，vol.17：China,1969-1972,p.197.
委员长读到沈剑虹、周书楷报告和基辛格谈话的内容，最令他生气的可能是，美国领导人竟然把他和其高级助手当成黄毛小童糊弄。然而，他倒是同意基辛格的判断，如果国民党政府未来几年能够维持稳定，情势可能会有许多转变。[81]近来的发展已增加蒋身后接班平稳过渡的概率；至于毛泽东死后大陆的接班问题恐怕没那么平稳。蒋和任何人都没想到，让他和台湾觉得天道报应的事正要因尼克松的个性阴险而在华盛顿的水门大厦引爆。
[15].Richard M.Nixon，Memoirs(New York：Gosset and Dunlop，1978)，p.547.
这乃是坦白接受美中和解、台湾在国际失势的现实——也正是基辛格和尼克松所想要听的话。它反映出台北的一种政策思维，而且正是基辛格曾和沈剑虹谈话时所鼓励的想法。基辛格建议，以目前来讲，国民政府“应该埋头苦干，坐稳了……静观变化……不贸然行动”。即使如此，基辛格仍觉得需继续对国府官员耍弄心机。他再次向沈剑虹保证，美国不会放弃它对台湾的防卫承诺，也不会改变它和台北的双边关系。沈要告辞时，基辛格又表示，北京之行是“非常痛苦”的一项任务。沈觉得这是“鳄鱼要吞噬食物前的眼泪”。[80]
[16].FRUS(1969-1976),vol.17：China,1969-1972,p.202.
两蒋父子根本就不期待基辛格对十月间在北京进行的第二回合中美会谈，会有一丝一毫的真话。即使如此，当基辛格回国后，蒋还是派外交部长周书楷到华盛顿听取基辛格的简报，并且表示委员长对事件不以为然但平静的反应。周按着蒋对他的指示，告诉基辛格说，在台湾失去联合国席次，中美关系又频生变化之下，台湾最需要的是民众和企业界“平静的气氛”。周书楷说，最怕的是资金外逃或股市恐慌。他以务实的态度解释说，如果国民党政府能顶得住初期冲击，维持经济稳定，保持工业生产，老百姓才不在乎是否还是联合国会员。[79]
[17].Shen(沈剑虹)，US.and China，p.439.
蒋经国看得更远，同意杨西昆的见解，风雨欲来只会更强化一个结论：最终目标是要引进本省人进入党、政、军，组成真正有代表性的民主，在逻辑上就是让本省人当家。基于务实以及哲学和民族主义的理由，他认为未来民主的台湾可以依然坚持一个中国的理想。蒋经国和杨西昆不同的是，他认为这个过程要花一个世代的时间去完成，因此不能失去政治控制是非常重要的。
[18].FRUS(1969-1976)，vol.17：China，1969-1972,p.220.
在这些紧张时刻，尽管觉得受出卖、被鄙视，委员长仍设法使对美关系尽可能亲近。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尽管尼克松耍诡计、玩阴险，蒋还是继续支持美国在中南半岛的战争，并配合华盛顿搜集中国情报。他也在全球每一个外交据点奋战，设法将国军现代化，并且秘密发展核武器。但是同样重要的是，这个策略也要求比以往更专注台湾的经济成长，提升全民生活、公共卫生和教育水平。
[19].同上注,p.225。
台湾退出联合国后，外交部次长杨西昆向蒋总统“私下坦诚地”报告，需要把台湾的政治权力移转给本省人。委员长深切明白情势，但他完全、明确、平静地拒绝了任何类似的行动。[78]他继续走防御性、不认输的策略，那是他们父子一九六九年底首次听到尼、基预备采取激进路线时所制定的策略。这个策略涉及到展现怒意，接受必要的羞辱和损失，长久坚守，保持尊严，固守原则，尽速发展经济与军事实力，威胁要誓死作战以防止中共武力犯台，等候天意干预。它有点像一九三七年以前对付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策略，也像他在面对抗战、战时与美国同盟、史迪威风波、马歇尔调处、东北必败、国共内战将败、大陆即将失守、杜鲁门艾奇逊时期的政治危机，以及和艾森豪威尔、杜勒斯为外岛防卫交涉等等，所采取的策略。
[20].Chen Jian(陈兼)，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1)，p.256。
再次到了北京，基辛格再向周恩来重申，美国“预备推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正常化，我们明白你们心中的想法”。他重述，美国不会支持或鼓励创设一个“台湾独立运动”、“两个中国”的架构或是“一中一台”的策略，它也将反对日本在台湾建立军事力量。最令人瞩目的是，他还明白表示，美国不会坚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使用和平手段把台湾统一进中国。他说：“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在能力范围内行使自己的主权，宣布它愿意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美国的)行动就会方便多了。”说完这句话，基辛格接着送上一张空白支票：“但是不论你们是否如此做(意即采取和平手段统一与否) ，我们将继续往我所指出的方向走。”[77]如果周恩来向蒋通风报信，他必定传上这段对话，它彰显出尼克松政府的意图：一旦和台北断交，它会容忍中方以武力接管台湾。
[21].FRUS(1969-1976)，vol.17：China，1969-1972,pp.225-226.
基辛格十月重访北京之前，和尼克松有一番长谈。尼克松试图替自己的行为在政治、道德上找掩护，说服自己并没有出卖美国的台湾盟友。他告诉基辛格，他们必须“切记每件事最终都会曝光。如果我们出卖台湾，我可不认为我们有秘密交易，你明白吗？我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但是我要非常小心”。[76]
[22].同上注，p.228。
台湾人民再次处变不惊。“联合国投票当天，没有人激动。生活一切照常。孩童上学念书，太太上街买东西。晚间人人打开电视机，但新闻播报一如平日，没有特别节目。”国民政府代表团一名团员回到台北时公开宣称，这样的结果基本上对台湾有利。他说：“退会反而替国家省了不少钱和人力。我们卸下重担，现在可以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即使某些长期批判委员长及其政府的外国记者也不禁忖想：有哪些国家“在经历国民政府所遭遇的一连串拂逆之后，能够不愤怒、不屈膝”。国际新闻也不尽然全是坏消息。在联合国失利前不久，巨人少棒队才在美国赢了世界少棒冠军，激起岛内球迷不分省籍的民族热情。一千多万人，包括蒋家人，绝大部分在半夜守在电视机前观赏决赛。[75]
[23].FRUS （1969-1976),vol.17：China,1969-1972,p.230.
九月间，尼克松宣布美国将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同时反对任何将台湾排除出大会的方案。可是，尼克松明晓得北京将排斥允许（台湾）以任何身份留在联合国的安排。由于这个理由，很可能即使美国提案获得通过，大会也会在一年内把台北驱逐出会。蒋氏父子完全了解他们别无选择。驯服地退出安理会、冀望保住大会席次，台湾丧失地位依旧是尽早的事，只不过加倍遭到羞辱罢了。况且，蒋和周恩来还有非正式的协议——台北和北京在反对“两个中国”方案上的立场一致，绝不退让。台北总统府内的想法，归结起来就是“宁为玉碎，毋为瓦全”。[73]于是乎，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十月二十五日在联大即将表决驱逐它出会的前一刻，宣告退出联合国。蒋觉得安慰的是，他认为联合国已经变成“可耻的组织”“蛇鼠一窝”，不复值得留恋。一切都不变，国民党政府仍将屹立不摇，“绝不允许外来力量干预其事务”。[74]
[24].同上注，p.232。
蒋希望能尽量保住美国的支持，越多越好避免金融、企业界对台湾前途出现恐慌，他觉得一定要让美国人及全世界晓得，台湾可以应付好尼、毛峰会的一切冲击。因此，当天总统府前的庆典上，里根被奉为上宾。数十万民众欢呼雷动，蒋总统夫妇一如往常笑容满面，挥手致意。
[25].同上注。
在这段过渡期间，尼克松派共和党新星、保守派的加州州长里根，代表美国出席双十庆典。当天早上，在士林官邸喝茶时，里根解释尼克松即将访问北京，也重申尼、基一再表达的台湾重大利益必会充分受到保障的保证，蒋很客气地回应。里根毫无疑问相信自己所说的话，而蒋也说他“不质疑(尼克松)总统的好意”；但是蒋也指出，他认为除非攸关到避免重大危机——而今重大危机并不存在——否则没有理由走这一趟。他说，他确定北京会专心从美国这里榨取台湾问题方面的让步，此行将对他的政府“特别有伤害”。蒋希望尼克松知道，他和台湾人民绝不允许中共接管台湾，必要时将战到最后一兵一卒以保卫台湾。[72]
[26].同上注，p.233。
在如何处理蒋介石这个关键问题上面，基辛格只能建议言语上尽量虚与委蛇，同时准备大破裂的来临。他说：“至于台湾，我们也只能借由重申我们的外交关系和共同防御条约来期望降低损害，即使我们已明显预见未来几年会有一番政治演变。”[71]
[27].同上注，pp.234-235。
尼克松向基辛格担保说，没有人比他本人“对此一（与中国和解的）倡议更不抱幻想”。可是很讽刺的是， 尼克松同时建议基辛格在和媒体谈话时，要指出他（总统）“和周恩来有相同的性格……和背景”。譬如，两人“都在逆境中淬炼出坚强信念，面临危机镇定如恒……坚忍勇敢……愿意冒险，（而且又）细腻……几迈温文尔雅”。[70]
[28].FEER 71，no.10(March 6，1971)：31.New York Times,December 20，1999.
基辛格完成七月北京行回到华盛顿后，告诉满心欢喜的尼克松，这项突破会“向全球发出巨大震波”，令苏联惊慌得“深陷敌意”，使日本紧抱美国的态度松动，并且“在台湾惹起暴力动乱”。基辛格和尼克松对中国领导的佩服已近乎迷恋。基辛格声称他注意到中国领导人“非常的意识形态，其信念的强度已近乎狂热”，但同时又认为他们展现出“精神上的安全感，使他们能在其原则框架内与别人交往时，既锱铢必较又可靠”。[69]
[29].FRUS(1969-1976)，vol.17：China,1969-1972，pp.237-238.
周特别强调委员长对日本及黄杰的忌惮。当时香港盛传国共双方在此一殖民地进行接触。[68]具体的事证不足，但是以周这段不寻常的话和香港的传言来看，有可能蒋通过他们在香港的中间人向周保证，他会誓死抗拒日本人的任何阴谋，如传闻由岸信介建议并得到黄杰赞同的方案。
[30].同上注,p.241。
周恩来也会告诉基辛格，蒋“密切关注”此一危险发展，这里再次暗示他和蒋就此事有所接触，而这个中间人就是他的消息来源。根据周的说法，蒋“不同意”东京提议、明显也得到国民党亲日派支持的方案，因为它会“使台湾变成日本的属国”。周说，蒋“很不放心”、“十分害怕”黄杰；在台湾他被认为是老蒋过世后，和蒋经国争取可能的竞争对手。基辛格断然重申美国将强力反对日本推翻蒋经国的计谋，但周的结语还是提醒说：“只要蒋介石还在世，他不会让日本军力进入台湾，但你也晓得，蒋……已经八十五岁啰。”[67]
[31].当时我在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负责报告中国的国际关系，包含中美关系。
一九七一年十月，周、基再次碰头时，周恩来告诉基辛格国民党内在此一危机上的分歧，出现一段有趣的发展。根据周恩来的说法，基辛格“震撼”之后，国民党内三大“亲日派”人物联袂访问日本，和佐藤荣作首相、岸信介前任首相就台湾未来有“非常重要的谈话”。台北三名访客分别是：蒋总统的亲信助手张群(当时担任总统府秘书长)、国防部长黄杰和在台北的世界反共联盟荣誉主席、大保守派谷正纲。周说，日本东道主对如何解决台湾在联合国的问题，作了“一些建议”。根据周的说法，佐藤和岸向蒋总统传达了“非常保密的信息”，宣称台湾前途的“唯一希望”是采取分离路线，放弃对大陆的一切主张和虚矫——跟杨西昆的构想非常接近的建议(除了杨强调政府台湾化之外)。[66]
[32].2004年4月，一位宋家成员在加州受访。
虽然台湾人民处变不惊，依据马康卫后来的说法，国民党领导阶层内却“群情激昂”。除了两蒋父子之外，台北大部分官员都被“基辛格惊奇”所震动，至少有少数人认为必须采取“大动作”，以反制国际间对中国主张它有权“接管台湾成为中国不可分的一部分”。[65]
[33].FEER 73，no.31(July 31，1971)：6.
七月十七日，尼克松发电文给蒋，表示他“深为遗憾”，未能早点告诉他打算在北京会谈。但是，他解释说，“亚洲自由国家的人民”将“最先受惠于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降低紧张关系的努力”。尼克松保证美国将维持与蒋的“国家”( country，不是他的“政府”)的友好关系，会继续遵守它对台湾的防御条约承诺。这时候，尼克松已经晓得，基辛格已在北京答应如果美国成功退出越南的话，这个承诺将在一九七七年之前终止。在这时，蒋可能也很清楚基辛格答应了什么，因为周已经告知他有此临时协议。[64]
[34].FRUS(1969-1976),vol.17:China,1969-1972,p.296.关于“稍微冷却一下”请见p.254.Edgar Snow：New York Times,December 11，1970.
华盛顿方面，新任驻美大使沈剑虹向助理国务卿葛林提出抗议。根据沈的回忆录，也对美国背着国民党政府和共产党秘密交易感到灰心。这是国民党政府官员就此事所作最强烈的抗议，但是沈大使可能夸大了他对葛林的责备。根据美方对沈、葛谈话的记录，他温和地强调，(基辛格)密访北京“不能说是友好的行为”，并表示感谢葛林保证美国继续支持台湾。[63]
[35].FRUS(1969-1976)，vol. 17：China,1969-1972,p.254.
听完钱复报告后，蒋经国以行政院长严家淦的名义起草了一份温和的公开声明，带着它到总统官邸。根据钱复的说法，委员长“非常镇定”，没有咆哮，也没有显示怒意。蒋批准了这篇声明稿；它表示“非常惊讶和遗憾”，谴责共产党，并且宣称绝不向“任何强权暴力”低头。[61]次日上午，国民党和独立的报纸都宣称不能信任美国，国民大会也指责尼克松“背叛”。但是，当天还有往后的日子，台湾人民处变不惊地处理日常事务。外国外交官、记者，以及周恩来、基辛格都对这份镇静感到意外。[62]
[36].Chen Guying(陈鼓应)， “The Reform Movement among Intellectuals in Taiwan since 1970，”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July-September 1982)：34. “Popular pressures”see：FEER 71，no.10(March 6，1971)：31.
七月十五日，基辛格一行人搭乘另一架巴基斯坦民航机离开北京，九十分钟后，尼克松上了国际电视，宣布此一戏剧性大突破。宣布前一个钟头，尼克松首次告知他的资深外交官国务卿，这个在北京的外交杰作。罗杰斯吞下一肚子的怒火，急电台北。马康卫大吃一惊，赶去见代理外交部长杨西昆，告诉他即将播报的新闻。看完尼克松在电视上的讲话后，北美司司长钱复立刻缮打一份背景报告，附上自己的想法，呈报给委员长和蒋经国。[60]
[37].关于彭案关系人，取自1996年6月4日彭明敏的同侪谢聪敏，在台北受访。关于驱逐出境，见Sheldon L.Appleton，“Taiwan Portents of Change，”Asian Survey, 11，no.1(January 1971)：68-73.
二
[38].Chen Jian(陈兼)，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p.261.关于“欢喜得冲昏了头”，请见Chiang Diaries，April 16，1971，Hoover，Box 76，Folder 10.
次日，周恩来和基辛格会谈，周遂采用更严厉、恃强凌弱的态度。他在越南问题上特别强硬，强调中国对越南人民的大业有道德承诺。他明白表示，如果必要，中国预备继续支持北越，不顾美国挫折之后的报复。换句话说，除了没什么意义的一句话——北京赞同谈判解决——基辛格根本得不到任何暗示说：中国愿意协助美国退出越南。周恩来滔滔不绝地指控美国“侵略”、“干预”，有一大堆“傀儡”，基辛格只一再说中国有“原则”，周是个“有原则的人”，毛具有“伟大的内在力量”。表演完了对美国特使的下马威之后，周提议双方决定尼克松到访的日期，很少再谈达成什么协议。[59]
[39].Shen(沈剑虹)，U.S.and China,pp.58-59.关于再向白宫查证，参考2008年4月19日,钱复在台北受访。
毛从基辛格的话看出来，美国非常迫切要从越南脱身。他分析，美国只求在他们（美军）撤退出和河内接管之间，安排一段让他们不致颜面扫地的空当。毛向周说，猴子进化为人，要花一段时间，美国人现在还处在“人猿阶段”。他告诉周，中国在台湾问题上不用急，但越南还在打仗，中国不应该在这个题目上退让。[58]
[40].State cable to Taipei，April 30，1971，National Archives，RG 59，China Pol， box 2202；Amembassy Taipei cable to SecState，2537，April 30，1971，National Archives，RG 59，SNF(1970-1973)，China Pol，box 2203.
经过这第一轮会谈后，周立刻向毛报告，美方的立场比他们所希望的还要好。基辛格没对尼、毛峰会设定任何条件，他也费了许多唇舌声明美国的目标是终止对台湾的军事、政治关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基辛格曾说，这些都可以在尼克松的第二任期内(即一九七七年初以前)达成。基辛格也暗示美国会做做样子，在联合国反对“两个中国”的决议案(给予北京安理会席次、准许台北留在大会) ，但是美方明白表示这个方案一定会失败，结果就是台北退出或被驱出联合国。[57]
[41].Y.C.Wang(汪一驹)，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West,1872-1949(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66)，p.440，quoting Arthur Salter， Personality in Politics(London：Faber and Faber，1947).关于办公桌上的照片,参见 John Robinson Beal，Marshall in China(Toronto：Doubleday Canada，1970)，pp.360-361.
周说，蒋介石也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和“台独”。在这里他又暗示和蒋介石有过沟通。他说，国民党领导人将会因为知道美国会反对日本填补其军事地位而松了一口气。周回想到当年曾在蒋之下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因此他“很了解蒋”。周似乎很有信心地表示，蒋对台湾地位问题，以及美军撤离后日本在台角色的危险，与北京观点相同。他一度提到，蒋能够控制他的部队，但“他部队里有人刻意要冒险……刻意给他和你们制造麻烦”。[56]
[42].关于“遗嘱”，参见T.V.Soong Collected Papers,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Stanford,Calif.
毛、周和两蒋父子一样，特别担心台独这个选项。基辛格一再重申美国“不会支持台湾独立”。周说这个声明“非常重要”，并一再回到这个主题，特别追问彭明敏这个个案，显然他曾经十分注意它的发展。周暗示他和蒋介石就这个主题有过接触。他说，蒋抱怨美国中情局涉入到彭明敏的逃亡。我们在前文说过，蒋深信美国中情局应该为彭逃离台湾负责，但他从来没有公开谈论彭的潜逃出境和中情局的角色。周毫无疑问，反映毛的地缘政治观点，提到日本的经济扩张“一定导向军事扩张”，他一再提到，美国撤离台湾后，日本将试图在军事上或其他方面取代美国在台湾的角色 。[55]
[43].FRUS(1969-1976),vol.17:China,1969-1972,p.293.
周清楚表示，他和毛的目标是，美国承认北京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基辛格说：“我必须诚实告诉你，未来一年半我们不可能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的政府。”但是他说，(尼克松)政府“必会在总统第二任期的初期解决这个政治问题(亦即退出台湾)”。至于美国结束军事、政治支持之后台湾的命运，基辛格预测岛上“政治演变”很可能朝周恩来“所指的方向”发展，也就是与大陆统一。他强调，(尼克松)政府不可能在短期内正式宣布此一政策目标，但“只要贵我双方有了基本共识，我们将不会阻挡基本演变”。[54]
[44].同上注，p.295。
在十七个小时的会谈中，基辛格只有一次而且还是挺温和地，提到台湾和大陆的统一应是和平的。这位美国特使说：“我们非常希望，台湾问题将和平解决。”周答说：“我们尽可能做。”基辛格也只有一次提到美中之间“共同放弃使用武力”之协议，这是尼克松上台之前美国在历次华沙会谈之主要焦点。但是现在基辛格提的是毛泽东一九五五年在日内瓦会议前所提的此一协议的妥协方案。他说，美国预备签署“贵方在一九五五年所提议”的协定。周含糊地回答，但是指出现在任何这类协议必须反映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事务这个事实。[53]
[45].2003年4月3日，郝柏村在台北受访。
在说明一九五○年美国如何卷入台湾局势时，基辛格告诉周恩来说：“由于现在已不值得重述的原因，前任政府把朝鲜前途和台湾前途连在一起，有一部分是因为当时美国国内的意见。”基辛格在北京期间每提到台湾时就说美国卷入当地局势是个或许可以理解的错误，但毕竟是个错误，而尼克松政府的目标就是以让国内反弹及美国国际形象伤害降到最低的方法，结束美国对国民政府的政治、军事支持。基辛格说，美国与北越协议结束中南半岛战争后，在某一段时间内，美国预备把三分之二的兵力撤出台湾，可能就是一年半以内。此外，基辛格指出，美中关系改善后，美国也将开始降低它在台湾还剩的兵力——只剩下对台防务承诺所需或情报搜集所需的程度。[52]
[46].Chiang Diaries，April 29，1971，Hoover,Box 76，Folder 10.
七月九日凌晨，经过甩掉世界媒体的紧张悬疑之后，基辛格带领一小支随员搭乘一架巴基斯坦民航机，从拉瓦品第起飞，飞越白雪皑皑的兴都库什山脉，再经过广袤的新疆高原，抵达北京。基辛格在当天稍后与周恩来展开第一次会谈。会谈一开始，周恩来很快就营造一种气氛，美方是来自远处祈求中国惠施援手、协助解决问题。基辛格一下子就栽进这个角色。他一开头就说，“在美中之间从前的接触，我们是一个新兴的发展中国家，而中国却是文化先进大国”。周抱怨冲绳交还给日本之后，《美国之音》仍继续从冲绳向中国播音，基辛格没有替《美国之音》辩护，反而推诿怪罪“美国官僚”作此决定。[51]
[47].FRUS(1969-1976),vol.17：China,1969-1972,p.293，300，309-311.
过了一夜，尼克松似乎又很遗憾，会被别人怎么看待他对老朋友的做法。次日和基辛格碰头时，他表示即将在北京的洽商，有关台湾问题的谈话重点“太直接了”。他要基辛格“不到必要时，不要泄露出我们愿意放弃对台湾的大部分支持”。他要求基辛格检讨有关台湾议题的整个讨论，“我们不要显得一副抛弃朋友的模样”。可是，基辛格到了北京，完全忽视这些指示，尼克松则因为对历史性突破太过兴奋，忘了他在这个议题上的严峻指示。此外，尼克松告诉基辛格，他希望在北京举行的领导人高峰会议，某些附带议题上能有“若干成就”：释放中国所拘押的美国战俘，至少某些美国谷物象征性地运到中国，最重要的是，“在越战议题上有若干进展”。[50]这些条件在美中关系大突破的兴奋中，也全都忘了。
[48].同上注,p.344。
尼克松：肯尼迪政府手上不幸沾满吴廷琰的血。那真不好。[49]
[49].同上注,pp.348-354。
马康卫：是的。当然他们……
[50].同上注，pp.355，356。
尼克松：你记得吗？
[51].同上注，pp.394，396，403。
马康卫：是呀，的确如此。
[52].同上注，p.368,369。杜鲁门派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的原因是，美国领导圈内存在一个一致共识——后来也证明正确——认为朝鲜南侵是中、俄要在东亚搞革命改造的大计划之一环，这项计划由中共协助，必要时由它担任主力后援。
尼克松：他们送了最漂亮的礼物给我们女儿……（声音不清楚）的婚礼等等。我们就是……我们只能这么办啰。个人的考虑是……我们这么说好了，我们不会做出肯尼迪政府对吴廷琰所做的事。因为他们可能会那么想。无论实质上或逻辑上，我们不会对朋友干这种事。
[53].同上注，pp.445-446。
马康卫：的确是啊！
[54].同上注，pp.370-372。
尼克松：他们会看得清清楚楚。他们——我跟他们的交情太久了。
[55].同上注，pp.372，383。
马康卫：是的，真不容易。
[56].同上注，pp.405，447。周恩来提到蒋介石的时候说“美国应该当心”。给人的印象是，要提防蒋介石的接班人。
尼克松：我晓得这太困难了。
[57].同上注，pp.291，294，348，412，448。
马康卫：是的，它……
[58].Chen Jian(陈兼)，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p.268.FRUS(1969-1976)，vol. 17：China,1969-1972.
尼克松：这让人很难信服啊。
[59].FRUS（1969-1976),vol.17：China,1969-1972，p.422.
马康卫：是……是的。
[60].1996年5月16日，钱复在台北受访。
尼克松：之所以这么做就是因为，如我说的，因为在其他方面有很大的考虑。
[61].同上注。
马康卫：的确如此。
[62].FEER 73，no.31(July 31，1971)：7.
尼克松：这不是在贬低台湾，这是因为世界局势已经大大改变了。
[63].FRUS (1969-1976),vol.17：China,1969-1972,pp.456-457.
马康卫：是的，确确实实如此。
[64].同上注,p.458。Chiang Diaries，July 16，1971，Hoover,Box 76，Folder 13.
尼克松：但是我们必须记住，他们也必须准备接受事实，我们会继续一步一步地，与另一方——中国大陆，有更正常的关系。因为我们的利益需要它。不是因为我们喜爱他们，而是因为他们已在那里。
[65].FRUS（1969-1976),vol.17：China,1969-1972,pp.599，602.
尼克松立刻转到核心议题。
[66].同上注，pp.514-515，602。
马康卫：是的，正是如此。
[67].同上注，pp.514-515。
尼克松：我们将……我们必定将在联合国(支持他们)。我们不会支持任何会把他们赶出去的提议。
[68].同上注，p.591。
马康卫：我认为他们，他们发现……当然啦……他们知道我们不会这么做。我认为他们想到的是支持他们在联合国的会籍……国际间支持他们。
[69].FRUS （1969-1976)，vol.17：China,1969-1972,pp.454-455.
尼克松：他们是不是怕这个？
[70].同上注,p.459。
马康卫：哦……
[71].同上注，pp.446，527，538。
尼克松：我觉得差不多就这样。就说我们，我们的……以台湾来说吧，我们已经……我们知道谁是我们的朋友。我们要持续我们跟他们的亲密、友好关系。至于他们的重大利益，你所谓的重大利益，你的意思是，我们会不会把他们交给中共，是不是呀？
[72].FRUS (1969-1976),vol. 17：China,1969-1972,p.586.
大约此时，尼克松接受了争取许久的邀请，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直接对话。双方同意基辛格将在一九七一年七月秘密访问北京，协调次年在北京举行的高峰会谈之细节。基辛格出发前往拉瓦品第 ( Rawalpindi)，然后秘密溜到北京去的前一个星期，马康卫大使依然不晓得有此秘密安排，回到华盛顿试图了解他在美中关系上能够配合做些什么事。他在六月三十日晋见尼克松，对话十分散漫、毫无条理，喋喋不休的尼克松语，一会儿讲话躲躲闪闪，一会儿又暗示实情，一度还怪异地说他的政府无意暗杀委员长。在对谈之初，马康卫大使先问起，他是否还获授权去发言，美国降低和北京紧张关系的努力，“不会伤害到（台湾）的重大利益”。
[73].同上注，p.493.Harvey Feldman(费浩伟)1999年1月给作者的信。根据钱复 2008年4月19日在台北受访，前任外交部长沈昌焕建议用这句成语。
针对蒋一再要求新武器系统和降低美国对台军援的大幅削减，尼克松通过肯尼迪传话，他将在八月份派一名高级军事代表“以有利、友善的方式”评估重要的防务事宜。可是，直到一九七一年十月，美方根本没派出这样的代表团，甚至也没有派人的计划。可是，蒋还是没向华盛顿抱怨。[48]
[74].《领袖精神万古长青——总统蒋公哀思实录》，台北，《中央日报》特刊，1971年10月25日(编按：日期有误)。关于“数年最大之心愿”，参见Chiang Diaries，end of October reflection，1971，Hoover，Box 76，Folder 16.
蒋偶尔会在他内圈亲随之外的人面前表现出他的怒气。五月间，他接见来台北谈判台湾纺织品外销事宜的前任美国财政部长肯尼迪 (David M. Kennedy)。亲切地谈完纺织品事宜之后，蒋提起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四月二十八日的一篇声明。发言人重复杜鲁门总统二十多年前的话，宣称台湾的最终地位仍有待决定。[46]蒋说着说着，“越发激动”，开始“明显地颤抖起来”。他说，华盛顿近来的声明质疑起中国对台湾、澎湖的主权。他说，这“不啻是一记耳光”。蒋接着道歉，表示他对这个题目感受太强烈，“无法自已”。尽管有这段情绪激动的表现，马康卫在蒋、肯会后报告说，美国对台湾关系因为华盛顿、北京近来发展而要付的代价仍属“温和”。[47]
[75].FEER 74，no.46，November 13，1971：60；no.50，December 11，1971：17.关于 威廉波特世界少棒冠军，见Sheldon Appleton， “Taiwan Portents of Change，” Asian Survey 11，no.1(January 1971)：68，37.
周书楷回到台北，向委员长报告了尼克松和基辛格“最低限度痛苦”的保证之后，蒋并没有要召见马康卫，或以任何方式响应美国这种扭扭捏捏的信息。根据当时在蒋身边的一名高级军事助理的说法，蒋此时已让身边高级部属明了他对尼克松的鄙视。蒋一向很小心，不让他的部属听到他批评美国总统，但尼克松例外，在蒋眼里，尼克松不仅是对共产党天真，他还不忠诚、不信实、耍诡计。蒋痛恨他犹胜过当年对史迪威的故意。[45]
[76].FRUS(1969-1976),vol.17:China,1969-1972.p.560.
同一天，周书楷也去见了基辛格。基辛格告诉他，即将采取的对北京之步骤，“和美国与台湾政府之关系毫不相干”。基辛格请周向蒋总统说明，如果尼克松政府“非得做出使他们痛苦的事，这将是在尽可能最低限度内”。即使基辛格又答应说美方“不会不跟（台湾政府）照会就做任何事”，这些信息听起来就不会令人放心。然而，尽管有这些承诺，美国根本什么事也没跟台湾政府商量。[44]
[77].同上注,p.505。
美国乒乓球队还在北京的时候，尼克松在白宫接见即将回台北接任外交部长的驻美大使周书楷。这是尼克松就职以来，首次有机会向亲近蒋介石的高级官员解释他的中国盘算。尼克松请周书楷向委员长报告，美国将“坚守我们对台湾的条约承诺”，“将会非常受到委员长想法的影响”。他也警告周说，“我们将在未来几天内（对北京）采取若干步骤，它们主要可看做我们对世局配置的一部分，特别是在对苏联关系上面”。[43]
[78].同上注，599-601，629。十二月，华盛顿传话给杨西昆说，他的观点“已交美国政府内部适当层级予以考量”。
数十年来，中国民间一直盛传，出身财富之家的宋子文和孔祥熙在职期间贪赃枉法，窃取巨大财富。宋子文死时，留下净值约两百七十万美元的遗产给子孙，数额出奇的少，但是当然有可能他另有别人不知的外国银行账户。[42]台湾有些研究这个问题的历史学家认为，宋子文可能没有受贿，但的确曾因对政府财政政策掌握内幕消息而赚取巨大利益。例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他在民间经商时，知道政府预备以银本位制取代金本位制，涉嫌从中获取暴利。但是要控诉他犯罪而不是不合道德赚取暴利，则似乎欠缺具体证据。
[79].同上注，pp.582，584。
宋子文是个有争议的人物，但不论他有何缺点，他的事业让人印象深刻。多年来，他坚持推动负责任的财政政策，包括节制军费开销。他长久以来怀抱大志，认为有朝一日或许会继承蒋的大位，但是他在军中、党中的支持度都不够。委员长有很多事(包括他的新儒家热忱) ，都令世故的宋子文不以为然，但是他佩服妹夫专心一志追求国家统一、富强。宋子文本身的脾气和妺妺美龄一样，“在黑暗的抑郁和开放的勇敢之间摆荡”。他们家手足之间感情两极化，或许也不足为奇。宋子文和宋美龄一样，和左派的二姐庆龄感情甚笃，他办公桌上经常摆着宋庆龄的照片，蒋介石从来也没意见。[41]
[80].同上注,pp.581，591，593。关于“鳄鱼的眼泪”请见Shen(沈剑虹)，U.S.and China,p.77.
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四日，七十七岁的宋子文在旧金山餐馆用餐时，因骨头梗住而亡故。蒋夫人已坐上飞机前往美国出席兄长的告别式，新闻报道传出，她二姐宋庆龄也会出席。蒋介石父子深怕两姐妹一碰头，会掀起北京和台北之间有秘密协议的臆测，下令飞机掉头回台北。蒋夫人可能大为不悦。她满心希望和久违的、心爱的姊姊见面，这下子不可能了。后来她获悉，和新闻报道截然不同，华盛顿方面毫无迹象显示宋庆龄曾以任何理由申请赴美签证。[40]
[81].Shen(沈剑虹)，U.S.and China,p.77.FRUS(1969-1976)，vol.17：China，1969-1972,p.593.
可是，墨菲被误导了，他并不了解白宫的真正想法。他再也没有回复否决权这个问题；三个月之后基辛格和周恩来会谈时也明白表示，美国将支持北京取得中国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席次——并非倒过来的情况——这一来台北保证会彻底退出联合国。
[82].FRUS(1969-1976)，vol.17:China,1969-1972,pp.668-669.
同一个月，尼克松和基辛格派退休大使墨菲 (Robert Murphy)到台北，向蒋总统简报华盛顿官方对于如何处理联合国中国代表权的官方看法。墨菲告诉蒋，由于再也不可能阻挡中国共产党加入联合国，美国提议邀北京进入联合国大会，但台湾仍保持在安全理事会及大会的席次。蒋和尼克松、基辛格都晓得毛泽东绝不会接受这个方案，蒋回应表示，如果台湾的确保留安理会席次，他可以接受。墨菲认为这不是问题，又指出台湾在安理会有否决权；但稍后他说，他要请示白宫，否决权是否确定无误。[39]
[83].同上注,p.678。
美国国务院提出许多扩大美中贸易和增加旅行的方案，但也警告说，恐怕会在对蒋关系上激生严重危机。可是，尼克松和基辛格根本不介意。他们正在寻找机会把对中贸易摆到和对苏贸易同等基础之上，终于一九七一年四月初“契机”出现了。毛泽东有一天半夜醒来，突然决定批准邀请一支正在日本比赛的美国乒乓球队到中国。[38]为回应这项颇有意义的动作，尼克松和基辛格立刻宣布取消对中国非战略贸易的禁运，同意允许中国访客到美国，准许美国船只载运中国货品，并且开放对中贸易使用美元的管制。
[84].同上注，pp.765，766，772。
但是，蒋经国画下一道很明显的界线，一边是批评政治结构和领导阶层，另一边则是拥护台独或试图组织反对党。三月间，警备总部也再度拘捕彭明敏同案的两名学生。政府也把一对美国传教士夫妇和一名日本观光客，以涉及台独运动的理由驱逐出境。在台北外交部坚持下，美国大使馆把一名美国中情局初级官员、四名美国军方人员调离台湾，理由是他们提供顾问意见给本省异议分子。[37]
[85].同上注，pp.766-768。
同时，在台湾蒋经国继续小步走向民主和更加开放的社会。一月间，政府准许《大学杂志》创刊，它刊载文章要求中央民意机关全面改选。蒋经国发表演讲，鼓励青年人勇于表达意见和批评，政府也取消了一项遭地方农民反对的、可容五十万人的新市镇开发计划。蒋政府首度因民众在特定议题上有意见，而作出响应。[36]
[86].同上注，pp.768-770，773。
可是，接下来两个月别的地方爆发的事件阻滞了中美接触的进展。[35]三月间，巴基斯坦陆军强力镇压孟加拉国独立战争，一千万名难民涌入贫困的印度孟加拉湾。印度和巴基斯坦各有超级大国军力在后撑腰，眼看着就要爆发大战。莫斯科支持印度，北京支持巴基斯坦，而由于巴基斯坦总统的调停角色，华盛顿也站到伊斯兰马巴德这一边。
[87].FRUS(1969-1973).vol.E-13：Documents on China,doc.100.
委员长发表一九七一年新年文告，警告台湾民众他们正面对“无尽的困难、危险和痛苦”——的确，他很快又被美国人赏了一记耳光。[33]美国要把冲绳还给日本的方案内，包括台北北方无人居住的小岛钓鱼岛列岛(日本人称为尖阁群岛)，而台北、北京和东京都宣称对它拥有主权。蒋氏父子很生气，美方在方案内容修正之前竟然没来商量，尤其是最近期的探勘显示钓鱼岛周围可能有大量的石油蕴藏。台湾本省、外省青年结合起来在台北等城市掀起反美示威，两蒋允许抗议继续，以示民族主义和自主独立。此外，他们也想要石油，如果有的话。可是，白宫只顾着它和北京的秘密交易。一月间，白宫从罗马尼亚接到尼克松致函给周恩来的回音。周恩来说：“尼克松总统……在北京将受到欢迎。”尼克松很快就跟基辛格说：“我想我们可能表现得太急切了。稍为冷却一下。”次日，美国人读到周恩来接受斯诺访谈的记录，似乎发出信息：中国外交政策路线将回到“和平共处”。[34]
[88].William Bader and Jeffery T. Bergner,The Taiwan Relations Act(Menlo Park，Calif:SRI International，1989)，p.159.
一九七○年秋天，蒋家出现一些麻烦。住在上海的宋庆龄传话出来，她想到香港见见家人，但又暗示她无法离开中国。[32]十月，蒋的长孙孝文因糖尿病中风，陷入昏迷。虽部分复原，但他住院近五年。由于他的情况，以及蒋夫人久病在身，当年的圣诞节气氛就不怎么热闹了。不过，委员长还是讲了一些中英文双关笑话。当然，蒋家不是人人出问题。孝武在瑞士结识、娶了一名中国年轻女子。孝勇在台湾大学功课也不错。同时，蒋经国另一对身世尚未公开的双胞胎儿子，事业也开始顺利起步。孝严投身外交工作，孝慈在法学院授课。
[89].FRUS(1969-1976)，vol.17：China 1969-1972,p.835.关于“何志立感到意外”的资料来自1997年10月10日，何志立在华盛顿接受的电话访问。
一
[90].蒋经国引自FEER 102，no.2(January 12，1979)：22。
同时，美国、中国大陆与台湾关系的快速演变继续挑动中苏关系变化。苏联明白尼克松和毛泽东团队玩的地缘政治游戏，他们不想被推到局外。苏联在当年稍早略表姿势之后，北京和莫斯科双方的大使都回到对方首都的任所，两党在革命周年纪念时也互有热切贺电。
[91].FRUS（1969-1976),vol.17：China 1969-1972,p.858.
十一月份的国家情报评估宣称“北京不预期中美关系早早有重大改进”。[30]但是，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继续认为中国外交政策仍朝重大改变方向进展，反映出其领导层内严重分歧，而且分歧还在扩大。[31]更重要的是，一九七○年美国国务院内流传的公文以及外国使馆和联合国之间的函电，大多认定中国代表权问题必须通过“一中一台”方式解决。
[92].同上注，pp.837,840。
蒋经国接见马康卫时，刻意展现的怒意倒是赚回一些补偿。一九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副总统兼院长严家淦拜会尼克松时，尼克松悄悄告诉严，他预备向国会提出追加预算案，试图恢复从台湾项下删除的“极大部分”军援。会谈结束前，尼克松告诉严家淦，美国对共产中国的态度“实际上没有变”。他说，华盛顿只是维持通话管道畅通，但“没有任何幻想”。可是，严家淦前脚才走出椭圆形办公室，尼克松在同一天见了来访的巴基斯坦总统亚雅汗，告诉他“我们十分需要和中国开启谈判”，要求他向中方传达美国总统希望派特别代表到北京访问的意愿。次日，尼克松和基辛格又力促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担任(和北京的)调停人”。十二月，毛泽东向斯诺表示，他乐意与尼克松一谈，不论他是游客或是总统身份。[29]
[93].同上注，p.626。
有鉴于蒋、美关系即将丕变，蒋经国更换了各军种总司令，并且改组内阁，起用与他关系更密切的官员。内部安全再次抓紧，九个在亲国民党媒体工作的外省籍知名记者被控涉嫌参加匪谍组织。身为台湾秘密发展核武器计划的大总管，他成立一个新单位“核能研究中心”负责开发核能发电厂。武器部门成为新中心底下的秘密单位，但是美国中情局潜伏的特务仍在里头工作。[28]
[94].FEER 75，no.11(March 11，1972)：6.关于蒋的想法，请见Chiang Dairies， March 11，April 10，1972，Hoover，Box，Folder.
事实上，真相没那么复杂。美国政府从上到下只是越来越不重视长期盟友国民党政府的利益和感受罢了。马康卫和阿格纽一样，都不是白宫拉拢、交好北京政策的核心，他对小蒋说，尼克松总统和阿格纽副总统的“性格、信念和智慧，就是这个政府对其承诺坚定不移的保证”。蒋经国一脸怒容说，他的政府“的确在尼克松总统和(阿格纽)副总统的领导中找到宽慰和保证”。[27]
[95].J.Bruce Jacobs，“Taiwan 1972：Political Season，”Asian Survey 13，no.1 (January 1973)：102-112.
台湾不久又遇上一连串失利。首先，加拿大承认北京政府、与台北断交。接下来，美军顾问团照会国民党政府国防部，下一个会计年度的军援项目经费将从三千万美元大幅降至七百万美元。两蒋后来获悉所有的投资项目(意即新或替补的军事设备)将被删除，供工作与维修用的经费也完全砍掉，更加“震惊”。[24]十月二十二日，蒋经国告诉马康卫大使，美方此一突如其来的、片面的决定实在“岂有此理”，“其中一定有政策意涵”。[25]蒋经国话锋转到批准彭明敏入境签证，指它是“过去二十年中美关系上最为伤害之事件”。他说，台湾方面认定美国同情台独运动。[26]
[96].Appleton，“Taiwan Portents，”p.37.关于“亚洲开发银行”，请见FRUS,1969-1976,vol.17：China,p.115.
一九七○年八月底，两蒋父子获悉自从一九六九年逃出台湾即滞留瑞典的彭明敏，即将应密歇根大学之聘前往美国。由于蒋认为是美国中情局把彭偷渡送出台湾，彭要转到美国，使他又担心华盛顿支持彭明敏。尽管国民政府外交部长提出正式抗议，罗杰斯国务卿和基辛格还是核准发给彭明敏签证，条件是他签署一份不具拘束力的文件，承诺不在美国从事政治活动。对两蒋来讲，最不能理解的是美方竟然事先没警告就发签证给彭明敏。毕竟四月间蒋经国访美，在纽约企图行刺他的两名台籍青年，就是彭明敏组织的成员！委员长亲函副总统阿格纽，请他介入本案，但是美国官员讷讷地解释，依据美国法令，无法拒绝彭明敏入境。[23]两蒋认定中情局安排彭明敏逃出台湾，因此担心“一中一台”阴谋将成为尼克松意图的核心，即使可能危及美中和解也在所不惜。这个想法可能使得蒋介石重启与周恩来配合的兴趣，好扼杀此一阴谋。
[97].Chiang Diaries，July 20，21 July 21，1972，Hoover，Box，Folder.关于“隔天”等，参考1996年5月16日，钱复在台北受访；熊丸，《熊丸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丛书(69)，1998)；1996年5月31日，熊丸在台北受访。
在毛的邀请下，美国作家斯诺出席了十一国庆，站在毛身边。接下来，毛花了五小时接受斯诺访谈，他终于承认自己被过分神化，表示“亲密战友”林彪加封给他的头衔，称呼他是“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最高统帅、伟大的舵手”，太荒谬了。[20]让基辛格觉得更有趣的是有一则报道说，“毛告诉一个法国代表团，中国绝不接受两个中国”，但可以“和这个事实状况共存”。[21]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九月初有一份分析指出，中国外交政策新方向“可能即是改善关系的机会”。[22]
[98].1996年5月31日，熊丸在台北受访。
这些迹象显示，中共领导圈内对究竟苏联还是美国才是中国头号敌人这个问题，发生激烈斗争。林彪和激进派声称，接受尼克松特使到北京会粉碎中国的革命信誉。另一方面，周恩来及其盟友则把矛头指向苏联在中国北方边境陈列重兵的举动。一九七○年八九月中共中央委员会集会，这个问题表面化，毛泽东拍板定案，宣布苏联是中国的主要敌人，也通知他的同志，中美两国正在进行谈判以图恢复关系。
[99].Li Zhisui(李志绥)，The Private Life of Chairman Mao(New York：Random House，l994)，pp.573-574.
尼克松曾经警告基辛格，不能让中方觉得美国人求和心切，但是当毛泽东安坐太师椅，仔细斟酌来自华盛顿的倡议，尼克松事实上是极端焦急。六月间，他发出另一个信息给北京，表示他预备建立替代的直接渠道，处理两国所面临的最敏感议题，并且再次建议他派一位高级个人代表去和中国领导人直接会商。[18]可是，当年夏天，中国传出来的信息却是矛盾的。周恩来释放了在中国囚禁多年的美国主教华里柱(James Walsh) ，可是林彪派的总参谋长黄永胜却公开说，中美紧张关系“绝对没的谈”。大约这时候，中共军方试图在公海上击落一架美军C-130运输机，基辛格分析可能是激进派要破坏周恩来的努力而干的。[19]
[100].1995年8月29日、1996年5月16日，钱复在台北受访；1996年5月16日，张祖诒在台北受访。关于“知识分子”等，参见Chen Guying(陈鼓应)， “The Reform Movement among Intellectuals in Taiwan since 1970，”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July-September 1982)：35.
同样在五月间，蒋经国亲访南越，评估战局前景。他判定，他父亲多年来的判断一直都是对的：只要中共和苏联源源不断地提供北越所需的一切援助，美国人打不赢这场战争。南越似乎有充足的兵力和武器可以挡住北越和越共，只要美国继续提供必要的物资支持的话。可是，西贡统治者是否有足够的民意支持，军方有没有必胜的精神，却颇有疑问。同时，美国国会和美国人民源源不绝供应军援的意愿，同样令人担心。台湾要学的教训，十分清楚。
[101].1995、1996年间和多名蒋经国旧属的访问；1996年5月19日，蒋孝勇在台北受访；1996年5月31日，熊丸在台北受访。
一九七○年五月，尼克松下令大举轰炸柬埔寨，但同时又宣布从南越撤军十五万人。北京为示报复，取消当月份的华沙会谈，不过毛泽东对轰炸事件的声明却相当有节制。
[102].1996年5月31日，熊丸在台北受访。
华盛顿会谈之后，蒋经国飞往纽约向东亚美国商工协会发表演讲。当他正要进入广场大饭店时，两名年轻的台独激进派从大理石柱后跳出来，其中一人朝蒋经国开了一枪，没打中，旋即被警员推倒在地。蒋经国继续走进旅馆，只字不提此一事件，镇静地完成演讲。这件事使他在台湾的国民党圈子被视为英雄。
[103].熊丸，《熊丸先生访问纪录》；同上注，关于周恩来，请见：FEER 82，no.49 (December 10，1973)：22.
基辛格可能认为这是个讯号，代表蒋介石明白美国人的中国计谋用意何在。为了搞清楚，基辛格次日不带译员，穿过宾夕法尼亚大道来到布莱尔宾馆，与蒋经国以英语密谈。蒋经国的英文能力不错，以这场几乎是单向谈话来讲，已足够了。除了暗示华沙会谈事实上将会移到北京或华盛顿之外，基辛格可能也向经国保证，美中任何协议都不会有“两个中国”的脉络，美国也会为台湾的联合国会籍奋斗，但不会力保安理会席次。国民党政府一名官员问经国，究竟在布莱尔宾馆还谈了些什么，他微笑不语。[17]
[104].William Burr,ed.，The Kissinger Transcrits：The Top Secret Talks with Beijing and Moscow (New York：Free Press，1999)，pp.114-115.FEER 84，no.19(May 13,1974)： 30.
虽然明知道美国人在耍什么，蒋经国丝毫不表露对尼克松和基辛格的善意有任何怀疑。第二天，基辛格和小蒋会谈时宣称，“我们非常强烈相信要支持友人”。然后花时间解释，尼克松总统“在棋局里总是先想到四步以后”，因此他的战术决定有时候令人看不懂。他又说明他和总统如何“经由多次演练”才有所动作，因为“没有必要露出我们底牌”。听了基辛格这一番吹嘘尼克松隐藏不露、善计谋的本事之后，蒋经国说，蒋总统认识尼克松总统逾二十年，“倾向认为他了解他，也知道他的想法”。[16]
[105].FEER 87，no.4(January 24，1975)：22；FRUS(1969-1976)，vol.17：China,pp.1119-1120.
一九七○年四月底，行政院副院长蒋经国抵达华盛顿正式访问，他受到等同政府首长级的接待。他住在白宫对面、专门接待来访国王、女王、总统、总理等贵宾的布莱尔宾馆，并与尼克松进行了不寻常的五十分钟单独会谈（没有任何其他美国人在场）。基辛格和国务卿、国防部长后来参加进来在椭圆形办公室的会谈，会谈又进行了半小时。蒋经国一度告诉尼克松，台湾是“亚洲的中心问题”，中国共产党可能对台湾发动珍珠港式的突击。但是尼克松根本不理会此一预测，蒋经国在后续行程也不再谈它。蒋经国除了客气地表示，以北京而言，华沙会谈只是企图疏远美国和国民党政府的战术之外，他并没有抗议或抱怨美国对中政策近来的发展，在这个时候，透露他从香港消息来源获悉共产党可能建议把双边会谈地点改到北京。[14]散会转去参加盛大晚宴之前，尼克松又重申支持国民党。他说，他和委员长相知相交已有二十三年，“美国绝不会出卖你们”。[15]
[106].See the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Electronic Briefing Book，no.18，at http:// www.gwu.edu／~nsarchiv／NSAEBB／NSAEBB 19／.
三月间，蒋致函尼克松，继续佯装不知真相，谈论尼的“善意政策”。他也声称并不反对华沙会谈，但接下来则检视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后，美国和中国共产党屡次谈判皆失败的记录。他坚持，共产党没变；他提醒尼克松要提防。蒋有信心，不会出现“两个中国”的安排。现在他最担心的是，美国可能考虑在和中共的联合公报中，“共同发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包括不干预其他国家事务，并在这个架构内与北京讨论如何解决“所谓的台湾问题”。他告诉尼克松，这么做“将侵犯中华民国的主权”——但是他明白的担忧是，这个原则最后将合理化北京动用武力把台湾统一进入祖国。总而言之，这是几乎流于形式的轻微告诫。[11]可是，美方在华沙已经接受在涉及台湾问题的协议中可以引用“五项原则”。尼克松答复蒋说，他必须确认美中之间存在的问题是否不可能通过谈判去解决。尼克松总结表示，无论如何，美中会谈不会影响到美国与国民党政府之间存在多年的友谊与密切合作。[12]蒋知道这不是实话。但是他没有办法避免或甚至迟缓尼克松急着要拥抱毛泽东，因此他继续冷静自持，既得假装意外、实则相当愤怒，准备迎接美中关系变局；不过大体上他对未来仍有信心，相当乐观。蒋告诉僚属说：“我们必须庄敬自强。”[13]台湾成功的关键将是尼克松继续承诺防卫台湾，以及支持委员长统治台湾。最重要的是，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在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激烈反对下，似乎可以安心。
[107].熊丸， 《熊丸先生访问纪录》；熊丸先生1996年5月31日受访。宋美龄的报告见Laura Tysod Li，Madame Chiang Kai-shek(New York：Atlantic Monthly Press， 2006).
基辛格告诉尼克松，鉴于与北京交涉已有成果，“我们或许需要(对国民党政府)更坦白一点”。基辛格关切共产党或许会把华沙会谈的情况扭曲后泄漏给台北方面。美国人也晓得波兰情报机关监听会谈进展。国务院发了两封电文给台北方面，将提供给国民党政府驻华盛顿大使馆的华沙会谈内容简报，作个总结。根据国民党政府一位前任外交部长的说法，这两份“误导”的电文忽略美中对话所有的关键内容，它们错误地暗示，“放弃使用武力”依然是美方认为与中国关系进展的关键要求。[10]同一时期，周恩来似乎提供给蒋更坦白的消息。
[108].我在另一本著作中描述了蒋介石咽下最后一口气前几个小时的情況，The Generalissimo's Son(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1)，p.321.我在1996年5月31日访问当天在现场的熊丸医生，他提供最权威的经过之叙述。可是，熊丸在访谈中漏掉一件事，当天夜里委员长心脏病发，即刻被送到荣民总医院。经国随蒋夫人之后赶到病榻之侧。关于雷电交加的反应来自FEER 88，no.16(April 18，1975)：20.政府宣布蒋在晚间11时20分心脏病发，送到荣总后，于11时50分逝世，蒋夫人及经国随侍在侧。New York Times,April 6.1975.
次月，循美国一九六九年一月在华沙会谈上所提的建议，中方同意接待美国总统特使，“进一步探索美中关系之基本原则”。中方明白表示，他们关切的“基本原则”即是台湾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别的问题都好谈。他们也明白表示，台湾问题的解决不能放在“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脉络下去谈判。[8]虽然华沙会谈结束，新闻报道对其内容却颇多臆测，特别是会谈已经停止了两年，忽然又召开起来，显然美中双方在某些议题方面已有重大进展。[9]
[109].New York Times，April 6，1975.英文版以比较不具共产主义色彩的同僚 (colleagues)取代同志(comrades)。
十二月是中、美关系非常忙碌的一段时候，基辛格向尼克松报告，巴基斯坦总统亚雅汗已“把他的想法传递给中方”，透露美国“预备与共产中国关系正常化”。北京表示感谢巴基斯坦传话，并表示将释放二月间误入中国领海的两名美国游艇客。[5]十二月二十五日，国务院公开承认台海巡逻的改变，白宫也宣布它反对众议院要给台湾一个中队F-4战斗机的方案。[6]一九七○年一月二十日的华沙会谈上，美国代表史托赛尔 (Walter Stoessel)告诉中方，美国预备派一位高级代表到北京，或在美国首都接待一位中方代表。为了加重对北京的吸引，尼克松批准销售美国谷物给中国，并取消美国人前往大陆旅行的许多限制。[7]
[110].Taylor(陶涵)，Generalissimo's Son，p.321;同上注。
可是，何志立忽略了周、毛决定要把此一敏感情报传递给蒋的主要原因。第一，他们很可能希望让蒋明白，他已被美国抛弃，因而鼓励他同意与共产党政治解决。第二，也是最直接的理由是，他们可能希望促成双方，坚定“反对两个中国”的安排。周和毛晓得，蒋和他们一样，都是民族主义者，因此既然华盛顿、北京高阶层会谈已近，周有必要传话给委员长透露北京领导人绝不会接受“两个中国”的架构，希望蒋也采取相同立场。近日内，这两个旧日同志、友人一定重新确认过彼此的共同观点，以及各自政府对此关键议题的主张。因此，中共领导人希望再次搭起国共联合阵线的舞台——这次是事实的不经宣布的联合阵线——仅适用于中国领土完整的。就和一九五八年金门危机的幕后交涉一样，这一次的合作将涉及到大陆同意在一段无限期的时间停止对国民党政府动武。
[111].New York Times,April 12 and 14，1975.
间接证据有力地证明，此时或甚至更早几个月，周恩来就通过往常香港的中间人报蒋，北京与华盛顿通过第三者秘密接触。次年春天，蒋经国告诉基辛格，国民党政府“在香港情报人员获悉中国共产党可能提议更改华沙会谈的地点，或许甚至会主张移到北京举行”。基辛格的助理何志立 (John Holdridge)向基辛格和尼克松呈报，蒋经国“试图暗示我们，（国民党政府）与中共有情报接触”；何很可能是对的。何志立认为，台北的目的可能是“提醒我们不应该不拿（国民党政府）当一回事”。何志立推论，从北京的观点，“这个情报插曲是个有用的提醒，让我们明白，共产党在当前会谈的即时策略目标，或许是试探能否在我们和（国民党政府）之间塞进一把刀刃”。[4]
[112].New York Times,April 7，April 27，1975。
这次谈话又是一个例证，蒋早已清楚明白全球政治正在产生最基本的转变，他也务实地估算到他若大发雷霆，只会替自己制造更多问题。此外，他可能也认为尼克松和北京修好的举动，若是惹起中共党内及解放军反毛的声浪，很可能会失败。关键点是尼克松如何处理台湾地位，以及美国对台军事关系如何演变。蒋有信心，中共不会接受“两个中国”的安排。当然，在这个高度敏感议题上，他和毛的看法一致。“两个中国”的方案，无可避免就是台湾独立，而它是对蒋家、对国民党在岛内地位的最大威胁。可是，蒋在和马康卫谈话时，完全不提它。
[113].以下两段取材自何若然(Richard Halloran)刊登在New York Times， April 17, 1975.的文章。
蒋“全神贯注毫不打岔地用心”听马康卫的陈述。将近三十年来，蒋频频向美国人说教，说明他为何认为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太过天真；二十多年来他认为有一群美国人与英国人勾结，阴谋把美国推向中共，远离台湾及其政府。但是，听完马康卫的话，蒋静静“思索了几秒钟”，然后表示“他因为确认美国坚决支持国民党政府的政策没有变化，而再度放心”。他只提到一个关切问题：第七舰队不再巡防台湾海峡；马康卫答说，尼克松授权他表示，这个行动“纯粹因经济考虑”而起。他又引述尼克松的话说，共产党对台湾海峡国民党政府船只任何“无理、无端”的攻击，“不会受到忽视”。蒋对此一照本宣科的保证表示“谢意”。[3]
[114].同上注。
马康卫解释说，白宫“决心继续寻求有用的接触渠道，我们觉得蒋总统是个友人和盟友，应该充分明白此一政策的性质和目的”。马康卫代表尼克松说话，以“最正面、明白的词语”向蒋总统担保，美国坚守它对国民党政府共同防御的承诺。追求与大陆改善关系的目标绝不会“稀释此一承诺”，也不会“打击或伤害到国民党政府任何基本利益”，更不会“妨害到我们政府之间建设性、合作的发展，我们希望气氛不会因大陆侵略之威胁而蒙受阴影”。[2]
[115].王守稼等编， 《毛泽东晚年过眼诗文录》(香港：八龙书屋，1993)，pp.17， 871-874.毛泽东显然没有像其他报道所书，多添两行字悼念蒋介石，参见熊向晖， 《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 ，pp.289-290；and June Chang(张戎)and Jon Halliday,Mao(New York：Alfred A.Knopf,2005)，p.628.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七日，新任驻华大使马康卫来到士林官邸，转达尼克松对蒋总统去年十一月去函的口头答复。马康卫一开始先强调中国共产党政权对东亚依然构成威胁，美国“不会改变它的警戒态度”。他说，同时，美国政府“认为它有责任采取一切务实的、审慎的步骤，降低（本区域的）紧张”。他说：“在这个时代，与世界所有伟大地区及人民有效接触，俾便创造更大程度的了解，是十分必要。”基于此一精神，美国“认真与北京政权要建立有价值的对话”。[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