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002年5月,2003年4月，蒋家成员在台北受访；2006年8月30日，曾参加过 “八仙俱乐部”的一位成员给我的电子邮件。
[5].陈鹏仁， 《蒋夫人》 ,pp.181-191。关于白宫午餐，参见Tyson Li,Madame Chiang,pp.374，375.
[7].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 no.43-64，March 11，1964，p.5，FOI request to the CIA.
[200]6)，pp.374，376.
[8].New York Times,December 1.1960.
[4].引用自Laura Tyson Li，Madame Chiang Kai-shek(New York：Atlantic Monthiy Press,
[9].New York Times,September 4，1960.
[3].陈鹏仁主编，《蒋夫人宋美龄女士画传》 (台北：近代中国，1998) ，pp.181-191。
[10].孙宅巍，《陈诚晚年》，pp.122-123.New York Times，June 4，1960.蒋接获情报(或许是要求之后才得到)声称雷震窝藏匪谍——但是他深怕证据不足。陈诚认为处理这件案子应该符合扩大统一阵线的目的，推测指的是温和的反对派、台湾成员和海外华人。最后，雷震被判相对较轻的十年徒刑，反映出蒋介石想要减低美国的批评声浪，以及缩小对陈诚所言统一阵线的冲击。Chiang Diaries， September 6，8，16，22，24，1960，Hoover,Box 68，folder 3.
[2].Boorman，Biographical Dictionary,vol.1，p.364；1996年6月5日，蒋纬国在台北受 访。
[11].Sun Lifan,Chen Cheng,pp.122-123.
[1].孙宅巍，《陈诚晚年》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 ，p.151。
[12].FRUS(1958-1960)，vol.19：China,pp.724-726.
台湾地区立法委员增额补选如期在十二月间举行。郭国基“大炮”和黄信介这两位党外候选人违反官方规定，要求停止戒严、宣称“反攻无望论”，甚至说蒋总统若是长期在位，对国家不好。[151]蒋经国必然已预计要给予如此空前的宽容，而他父亲也一定默许。固然报纸上没有报道这些尖锐的批评，党外报刊却抨击国民党撒大把银子竞选，又控制了绝大部分的媒体。后来这两位党外人士当选，使立法院破天荒添了两名象征性的真正反对派委员。蒋经国欢迎他们的出现，因为这使体制的威信稍稍增加了一点点。
[13].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vice,Daily Report,Asia and Pacific，Septcmber,23，p.DDD.2，September 27，p.DDD.13；New York Times,October 9 and 22,1960.
蒋经国及其父亲也看到此一政策变动是迫使美国多给台湾先进武器的机会。十一月十九日，蒋致函尼克松警告说，美方决定停止第七舰队巡弋台海，会引诱共产党攻击台湾、澎湖间的航线，以及外岛。因此，他要求立即检讨双方对防守台澎所订定的应变方案“罗彻斯特计划”。蒋在信中再度支持尼克松主义，并重申要求潜水艇和F-4幽灵式战斗机。尼克松答以一封友善的信，表示美国乐于听取蒋对修正防卫计划的任何意见。蒋虽然没拿到F-4或潜水艇，却收到五艘驱逐舰及驱逐舰护送型船只，足够的 F-104战斗机以更替所有的 F-86，以及F-5战斗机的台湾生产线。此外，美国海军重新调整路线，每个月有十五艘船舰来往日本时要穿越台湾海峡。[150]
[14].John Israel(易社强),“Politics on Formosa，” China Quarterly 15(July-September 1963)：6.
八月间，罗杰斯在答复蒋介石时，向他保证尼克松总统没有“任何意图要把第七舰队调离”台湾海峡。[147]可是，三个月之后，五角大厦通知蒋经国，由于预算的限制、加上第七舰队要裁减一百艘船舰，美国海军事实上将中止这类象征性的巡逻。美方解释说，这个动作绝不会影响台湾海峡的安全或美国的承诺。根据档案文件，美国国防部起初的确因为预算的缘故作出此一决定，但是白宫立刻看到它对中国政策会有正面政治意涵，马上批准方案。[148]基辛格的用意是让北京相信，这个行动为美方的示好、建立信心的动作，而巴基斯坦总统亚雅汗 (Yahya Khan)也秘密地以这套解释向中方传递这个决定。[149]
[15].Stephen Ambrose, Eisenhower,vol.2(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84),p.580.
一九六九年春天，中苏边防部队在乌苏里江的珍宝岛爆发冲突，中共中央下令沿边界全面动员，解放军四位元帅建议中国打“美国牌”。陈毅元帅还向周恩来建议，中方主动提议和美国进行高阶层会谈。[146]
[16].New York Times,June 19，1960.
五
[17].FRUS(1958-1960)，vol.19：China,pp.677，679，680，690.
车祸之后，蒋的“精神不如以往”。健康检查时，医生发现他的心脏主动脉有杂音，怀疑他的心脏瓣膜受伤。[144]到了十一月中旬，蒋夫人仍不能走路；又过了四个月，连在书信上签名或绘画都不行。尼克松总统表示可以派一名美国神经医学专家来台湾替蒋氏夫妇治病，但是他们婉拒这番好意。[145]
[18].同上注,pp.686,687。
一九六九年九月某天上午，蒋氏夫妇坐上轿车，沿着蜿蜒陡峭的山路前往阳明山上的官邸。安全人员坐两辆汽车护送他们上山。不料，一辆下山的吉普车超速驾驶，冲到对向车道。前头的随扈车司机踩了刹车，轿车猝不及防，撞了上去。蒋和夫人都没系安全带，两人猛往前冲。蒋的假牙碰飞，受到惊吓，但是没有明显重伤。蒋夫人撞向前座，颈部扭伤，一只腿受了伤、没断。[143]
[19].FRUS（1958-1960）vol.19.China，pp.688,689，748。
一九六○年代中期最讨厌的人物是李敖，《文星》杂志主编。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李敖发表一篇文章，径呼蒋介石之名，要他记住国家已进入宪政时期，出版权是受到保障的。警备总部哪里记得这种自由，立刻查封《文星》杂志，并把李敖送到专门关政治犯的绿岛，关了四年。李敖虽然是个统派，出狱不久，又因涉嫌协助岛内最知名台独人物彭明敏教授逃亡到瑞典的罪名被捕。可是，蒋认为李敖和彭逃亡成功不相干；他认为这是中情局玩的把戏，要在海外培植彭带头的台独运动，并以“两个中国”的架构为基础和大陆和解。
[20].New York Times,October 14，1960.
老蒋接受儿子的建议，任命本省籍、反国民党的无党无派人士高玉树出任台北市长(高已是省辖台北市长，改制院辖市后出任首位官派市长)。高玉树因为参加雷震短命的组党运动，一度在政治上失去舞台。但他代表的正好是两蒋希望鼓励的、务实的本土反对派人士；他们虽然不喜欢国民党甚至仇恨国民党，却愿意在体制内工作，同时不断替台湾人争取更多权利及多党制民主政治。高玉树被允许私底下畅所欲言，正是吸纳异议人士、让他们保持若干可信度的方法。[142]
[21].同上注；New York Times,November 12，1960.
两蒋的生存策略也聚焦在加速提升台湾经济，进入资本更密集的阶段，并且更加提升教育和人均所得水平。蒋经国告诉中情局台北站站长，台湾是国民党唯一的前途，他认为仔细管好、逐步开放的政治体系(包括本土化)是必要的。[141]为了领导这个未宣告的政治改革方案，蒋经国任命他的长期副手李焕，出任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技术官僚张宝树(渔业专家)为中央党部秘书长。改革有两个目标，一是吸纳更多本省人进入国民党，一是小心地培养温和的反对派。县市级的国民党主管纷纷换下外省人，改由本省人出任。一年之内，本省人已占三分之一。台北的中央党部也有更多本省籍干部。
[22].FRUS(1961-1963),vol.22：Northeast Asia，p.2n.
要在岛内外维持对台湾未来的信心，两蒋必须抗议美国要走向正常化，此外还得对即将来临的政治挫败处变不惊——以前华盛顿只要想到试图和中共修好，台湾动辄就威胁说即将崩溃，或甚至要向中国大陆投靠过去，现在却是完全相反的战术。美国舆论固然赞同向共产中国开放，美国人民似乎也反对美国放弃台湾安全的一切责任。蒋氏父子晓得维持这种情感关系到台湾长期生存，也必须善加利用以争取美国一些让步，强化台湾的防务。
[23].钱复，《钱复回忆录》， (台北：天下文化，2005) ，pp.115-116。
罗杰斯末尾说，这是个妥协的时代，美国预备放松对中国的贸易和旅行限制。蒋没有回应。即使在这个阶段，蒋氏父子比大部分美国高级官员更清楚幕后动向，这些了解让两蒋认为由共和党籍总统、民主党居多数的国会所推动的美中关系和解，将无法制止。在罗杰斯到访之前，父子俩已很有远见地决定采取收敛策略。和过去四十五年面临重要关键时刻一样，蒋发觉他也别无良策，只好顺势而走，把握每个能扭转乾坤或阻挡逆势的机会，并且祷告会出现幸运之神。对于两蒋父子而言，在与美国关系即将丕变、国民党统治的基础必将动摇之下，他们的主要挑战将是如何维持台湾的政治、经济安定，争取美国继续军援和同情，并且吸引美国投资者，开放市场。
[24].CIA Field Information Report，Taipei，June 27，1961，FOI request to the CIA; Enclosure to a State De#ch25">[25].Alfred W.McCoy,The Politics of Heroin in Southeast Asia(New York：Harper and Row,1972)，p.176.
蒋以前警告美国不要派兵进入亚洲国家，现在又警告说不要太早撤军。当罗杰斯说，美国人民的脾气不会允许慢慢撤军时，蒋不再说话。他冷静地问，尼克松总统是否决定鼓励国民党政府回大陆解救中国人民，还是要它“冻结”在台湾。罗杰斯答说：“如果国民政府能以和平的政治手段回到大陆，美国将会很高兴，但是任何方式的军事冒险都不切实际。”这是很简单、很明确否决“反攻”的说法，但蒋也不作声反对。他反而向罗杰斯说，国民政府“不希望试图入侵大陆，因为它没有这个能力”。自从蒋一九四九年逃到台湾，这一直就是事实。蒋又表示他的关切完全在防卫，不是攻击。[140]此外，他指出，美国固然提供台湾胜利女神和鹰式导弹，每套系统却只提供六枚弹头，根本就没有用处。
[26].FRUS(1961-1963),vol.22：Northeast Asia，pp.50-51.
可是，蒋介石是个老手，擅长判断报上传闻何者可能为真，何者可能不实。他几乎肯定不相信美方对布加勒斯特(罗马尼亚首都)传出的罗马尼亚谈话之报道的否认。纵使如此，他还是异常镇定，在国务卿罗杰斯于仲夏访问台北、两人谈话时完全不动声色。
[27].FRUS(1961-1963)，vol.22：Northeast Asia,pp.58，60.
到了一九六九年七月中旬，全球盛传尼克松拜托齐奥塞斯库调停美国、北京关系。美国国务院官员向国民政府担保“这种猜测丝毫不真确”。[138]基辛格在索非亚会谈时也在场，他向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周书楷说：“在罗马尼亚绝对没有关于与共产中国开启会谈的谈话。”他告诉周书楷，尼克松总统要他向蒋总统保证，美国对共产中国的基本政策毫无改变。[139]
[28].同上注，pp.76-79。
初到台湾的时候，委员长和国民党里多数大佬一样，反对家庭计划，因为他们认为要反攻大陆，必须有充沛的兵员。但是在六十年代，国民政府的技术官僚和美国国际开发总署的官员，推动降低人口成长的计划，大规模发放避孕器“乐普”。蒋经国采纳马克思主义和孙中山的观点——中国人多多益善——反对家庭计划，这个立场使得原本长期对他颇有疑虑的大佬们喜欢他。可是，委员长或许是受到蒋夫人的影响，批准了这个计划，它也立刻出现成效。[137]
[29].同上注，pp.76-78。
蒋经国出任副院长后第一道措施即发动反贪腐。最早的一项成绩是揭发香蕉生意的贪污舞弊案。可是，准自由报刊批评说，在这个案子及其他案子，只有小人物遭判刑，大部分高官罪魁逃过刑罚。譬如，与蒋夫人关系密切的中央银行总裁(徐柏园)被控渎职后，获准辞职。纵使如此，绝大多数当时消息灵通的外国观察家都推许政府肃贪认真。蒋经国和他父亲一样，以清廉闻名，即使官越做越大，依然一介不取。不过，跟他父亲不同的是，他没有一个富太太，也没和秘密社团或帮派有瓜葛，领导作风也不是以效忠为最高优先。[136]
[30].同上注，pp.102-103。
小蒋依然是多个国内安全机关的地下主管，包括秘密警察、政工人员、情报和秘密行动单位。但是，他经常下乡深入民间，满脸笑容胖乎乎的模样，开始改变他的政治形象。每次下乡，他衣着朴素，戴顶软式圆帽。这个公共形象和他父亲迥然不同；委员长碰到正式场合必着戎装，平时则穿中山装或长袍。
[31].同上注，pp.89-91。
一九六九年六月，蒋任命他儿子出任行政院副院长，次月蒋经国又成为两个负责财经事务决策和协调的重要委员会主席。蒋经国首次正式职掌经济事务，虽然名义上还隶属于严家淦。这一年的情势一片大好：这一年的经济成长率为百分之十，使台湾一九五○年以来整体经济扩张了十倍。委员长在一九六八年一月晋升经国为四星上将，他担任副院长时仍保持此一军衔。可是蒋经国很少穿军装。他通常穿西装上班，平时则习惯穿运动衫。蒋经国下令减少政府的军事色彩。自从一九六四年以后，每年双十的庆祝仪式不再包括踢正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德国顾问所教) ，也取消坦克、导弹和喷气式机的亮相。
[32].同上注，p.160。
当年夏天，尼克松解除七类美国公民前往中国旅行的禁令。各方普遍认为这是谨慎向前迈进一步，但白宫其实秘密增加动作，想要与中方建立直接沟通。八月二日，尼克松在(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告诉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美国欢迎这位罗马尼亚领导人“在我们和中国之间扮演调停角色”。[134]十二天之后，尼克松告诉国家安全会议，让苏联在中苏战争中“粉碎”中国，“有违美国利益”。他接着又特别要求巴基斯坦总统向中国人转达他的看法。[135]
[33].FRUS（1961-1963),vol.22：Northeast Asia,p.148.
纵使如此，蒋认为，只要有中国在背后撑腰，这套策略逼不了北越作出重大让步。事实上，他依然认为美国在中南半岛可能落败，但是他必须支持尼克松。蒋氏父子立刻配合美国有关越战的各种要求，例如扩建机场以备必要时可供B-52轰炸机起降。同时，蒋越来越清楚，尼克松和基辛格把美中和解当做是脱离越战的策略之一，也看做是重建全球政治根本架构的历史契机。[133]
[34].同上注,p.184。
尼克松主义及“越战越南化”（把越战丢还给南越人）的起始，使得情势更清楚：尼克松已决定脱离越南泥淖。可是，尼克松和基辛格相信，若是先威胁要大幅升级越战，可以说服莫斯科和河内接受某种妥协方案，不让共产党在短期内得以接管南越。他们发出严正警告，十一月一日之前北越若不接受美方的妥协方案，美国将“采取会有重大后果的强力措施”。如果这些威胁说服不了河内，美国将展开第二阶段的军事升级方案：施展戏剧性的军事镇压，如强力轰炸北越的北部地区，对河内及其他港口布雷封锁。尼克松和基辛格希望能借敌人以为尼克松几近“疯狂”、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而得到效果——这套战术蒋介石最清楚不过。[132]
[35].同上注，p.195，196，196n。
同时，意大利、加拿大、比利时和联邦德国全都开始和北京讨论建立外交关系。东京也十分紧张。这些国家全都看到明显的迹象：新上台的尼克松政府想和共产中国达成某种诚恳的和解，而它们全都希望抢在美国人之前“搭上车”。七月间，尼克松展开访问亚洲若干国家之旅，但刻意避开台湾(蒋知道这又是一个恶兆)。[131]尼克松先在关岛暂停，发表了所谓的尼克松主义，宣称美国将完全遵守条约承诺，但也要寻求“直接受威胁的国家，承担其主要责任，自我防卫”。基本上，它是已经被忘掉的艾森豪威尔主张之复活；当年艾森豪威尔曾说美国绝不再派部队介入亚洲大陆的战争——这也是蒋已经宣扬近十五年的主张，而且在一九六四年颇有先见之明致函约翰逊总统，明确建言。
[36].同上注，p.203。
很快，此一外交政策就在公开场合展现出来。四月间，新任国务卿罗杰斯发表演讲，宣称美国将采取“主动与共产中国重新建立正常的关系，我们将对他们敌意减轻的任何迹象保持回应”。[128]对两蒋父子而言，最证据确凿的是，尼克松和基辛格开始采取行动，去除军事上让中国不痛快的东西。一九六九年初，白宫限制由台湾飞行员驾驶U2空中侦测大陆的行动。[129]华盛顿这些言行代表美国对中国态度大翻转，更是一向强烈反共、保守的尼克松令人惊诧的大改变。蒋氏父子怀疑除了这些“极其愚蠢（委员长的用词）”的动作幕后还暗藏更多玄机，但是他们面对这些美国对北京政策丕变的种种迹象（势必对台湾产生严重后果），却表现出罕见的镇定，不作任何批评。[130]
[37].同上注，pp.204-207。
北京的中国领导人也准备好要务实。在尼克松就职之前的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北京向华盛顿提议在次年二月恢复华沙双边会谈。华盛顿同意，双方对外做了宣布。就职之后十二天，尼克松告诉基辛格去“鼓励”政府“寻求与中国修好”的构想。[126]就职不满一个月，尼克松和基辛格就对若干世界领袖表露很有兴趣与共产中国改善关系。尼克松晓得他的话很快就会传到北京，他告诉法国总统戴高乐说，承认中国和苏联都是“大国”，并“与他们建立平行关系”，合乎美国的利益。[127]
[38].同上注，pp.218，218n。
尼克松当选之后，旋即延揽哈佛教授基辛格出任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当蒋读了幕僚呈上来的基辛格简历时，很不愉快地发现基辛格被公认是“现实主义者”。蒋明白，美国国内有强大的压力要退出越南，加上中、苏极不寻常的分裂，已日益增强美国“现实主义者”主张中、美和解的逻辑。[125]
[39].FEER 36，no.6(May 10，1962)：267.
时序迈入一九六九年，蒋热切盼望他的老朋友尼克松快快宣誓就任美国第三十七任总统。蒋和尼克松的交情胜过历任美国总统。尼克松曾经六度访问台湾，每次都住在蒋的宾馆。这两位知名的反共健将曾经长久且经常私下交换对世界局势发展的看法。蒋认为他非常熟悉尼克松，也觉得尼克松是诺兰参议员、周以德众议员这一类型的坚强的保守派。即使如此，尼克松一九六七年在《外交事务》上冒出要把中国带进国际社会那句话，还是令人不无疑虑。
[40].FRUS（1961-1963),vol.22：Northeast Asia,pp.220-221,223-224.
鉴于有关中国、苏联、美国和中南半岛的种种不确定因素，蒋的战略目标是建立防卫能力，使其政府尽可能自立自主。两蒋父子争取购买各种最现代化的美国军事器材设备，包括若干艘传统潜水艇和驱逐舰、一百多辆坦克、一个中队的反潜机、二十架直升机。[123]国民政府核子吓阻的秘密研发工作，此时已开发出一座小型的再处理设施(“热实验室”) ，正在设法取得一座研究反应炉和浓缩铀。[124]
[41].同上注，p.220。
蒋当然晓得，在强大的苏联红军会攻打中国之际，满心忌惮的毛可能绝不会在此时进犯台湾。白宫现在已经彻底明白委员长这套伎俩，分析蒋是希望争取到美国高层的承诺，让下一届新政府难以推翻。但是，为了安抚委员长，五角大厦提议暂时、间歇性地派四到八架幽灵式军机每个月有六天轮番巡守台湾。[122]
[42].同上注，p.232n。
自从一九四五年以来，委员长就抨击亚洲种种罪恶的罪魁祸首就是苏联，但是路易斯访问台北之后，台北的报章杂志不再谩骂诋毁苏联。国民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反而宣称毛泽东故意制造中苏边境冲突事件，以转移各方对中国内部危机的注意。有一段时候，台湾媒体甚至舍“反共”、改用“反毛”一词。[121]委员长照例试图利用此一情势，争取美国更多军事援助，他对来访的美国高级将领表示，毛泽东担心苏联在北方攻击，会想要在南方巩固他的军事地位。他说，这一来解放军可能又对外岛施压，甚至可能攻打台湾。如果他不能替自己的空军争取到F-4幽灵式战机，他要求美国空军派驻一个中队的F-4幽灵式军机防守台湾。
[43].FRUS(1961-1963)，vol.22：Northeast Asia.p.228.
捷克遭入侵之后两个月，担任《伦敦明星晚报》（Londen Evening Star）驻莫斯科特派员的苏联籍记者维克多·路易斯(Victor Louis) ，抵达台北。具备苏联情报机关“国家安全委员会”(KGB)特务身份的路易斯，与蒋经国信赖的一位助手(魏景蒙)有数次谈话，也和蒋经国见了一次面。路易斯传递的信息是，国民政府和苏联应该探寻合作方法以促成毛泽东垮台。心存怀疑的蒋经国答说，如果莫斯科废止一九五○年和中共签订的苏中条约，“会有助于台北调整想法”。后来，路易斯在香港泄露他到台北一行的消息。显然克格勃的目的是在大陆挑起恐惧，两蒋父子乐得与他配合。事实上，往后三年，蒋经国的人继续在欧洲和路易斯碰面。[120]
[44].同上注,pp.247-248，268，270，274。
同时，苏联也在中苏、苏蒙边境增加兵力部署。到了一九六八年底，中、苏双方皆在边界部署了数十万大军。[119]苏联在八月份入侵捷克，莫斯科又发布“有限主权论”的布里兹涅夫主义，合理化它派军介入、阻止共产党政府遭推翻的行动，对中国而言这不啻是个警讯。
[45].同上注，pp.275，297。
中国境内，解放军仍然忙着恢复秩序，周恩来也逐步降低红卫兵对外交政策的负面影响。毛派的宣传攻击毛主席的内部敌人是“国特”(国民党特务)、“走资派”。蒋抓住这些话，在一九六八年的双十国庆文告中表示，毛终于被迫承认国民党在大陆激发反毛路线。[117]美国大使馆这段时候的报告指称，国民党政府仍继续“断断续续地计划”反攻大陆，但自一九六八年起，台北的“高级领导人”不时向美方人士承认明显的现实：国军不可能片面执行大举反攻的行动。[118]
[46].同上注，pp.283-284。
接下来，罗伯特·肯尼迪和马丁路德·金相继遭到暗杀，蒋认为这些事件是美国“日常生活道德败坏的表征”，是“民主放纵”的结果。[115]他的反应映照出他最大的恐惧：美国在越南失利会引起它更不想和中共从事冷战斗争。蒋在接见新任美国驻华大使马康卫 (Walter McConaughy)时，罕见地态度强硬，他说美国对越共、北越和中国的态度让人联想到“张伯伦对待纳粹德国的态度”。事实上，美国国内呼吁与共产中国修好的声音确实越来越大。助理国务卿威廉·彭岱公开表示，台湾一千三百万人民的生命不可牺牲，但是他说，美国政府“完全承认”中国共产党控制了中国。六月间，《纽约时报》一篇社论主张美国承认北京为代表中国的政府，但不是代表台湾的政府。[116]
[47].同上注，pp.285-288，292。
蒋的预言成真：美国人民没办法久撑一场目标含糊、旷日费时、代价不菲的中南半岛反共的地面战争。他一再向美国人提出警告，纪律严明的越南共产党，它的北邻就是不虞匮乏的广大供应基地，更往北又有个超级大国撑腰，加上对抗外国敌人可在宣传上占优势，必定会比起强敌撑得更久。他现在再也不对美国人谈论越战，也不去评论美国国内的政治动荡了。
[48].FRUS （1961-1963)，vol.22：Northeast Asia，pp.285-288，292.
一九六八年，美国遭逢一系列挫败，使它的外交政策基本假设陷入一团混乱。新年过后不久，朝鲜就占领了美国讯号侦察船“普布罗号”(USS Pueblo) ，把八十三名官兵当做间谍扣押。蒋介石一点也不惊讶，华盛顿困陷在中南半岛，未能对朝鲜威胁要报复；美国人反而从事冗长交涉要救出囚犯。“普布罗号”事件一星期之后，越共游击队在北越陆军部队协助下，发动春节大攻势，攻击南越数百座大小城镇。对共产党而言，未能占领任何新地盘可谓军事失利，但政治上它却是大胜，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因而辞职。接下来，三月间，约翰逊总统令举世震惊，宣布放弃竞选连任，并且批驳越南美军司令韦斯特摩兰 (William Westmoreland)将军所请增兵二十万六千人的要求。
[49].同上注。
四
[50].同上注。
最黑暗的时刻，星群也快现光芒。[114]
[51].同上注，p.313。
命运乃是一座慢工出细活的磨坊；
[52].1995年11月30日，高立夫(Ralph Clough)在华盛顿受访。
众神欲毁之，必先使其癫狂；
[53].FRUS(1961-1963),vol.22：Northeast Asia,p.337 and p.337n.
蜂为采花贼，只为他人作嫁；
[54].1996年5月31日，熊丸在台北受访。熊在这次受访时提到他亲眼看见美国医生两手发抖。熊在1998年的口述历史则说，蒋夫人说美国医生在开刀前两手发抖。蒋夫人1962年给宋子文的一封信说，老蒋坚持要用美国医生，但她其实很反对。参见Tyson Li，Madame Chiang,p.382.这次处理不当的手术究竟确切日期是哪一天，并不清楚，但明显是在1962年之前。熊丸在口述历史及1996年接受我访谈时，记错了，把事情记成1969年车祸之后。参见《熊丸先生访问纪录》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丛书(69)，1998)。
后来，和这位传教士医师、国会众议员敬酒之后，委员长又陷入沉思。虽然早先他在日记中道白，此生恐将终老台湾，“文革”却使他转变念头：他告诉周以德，他将在大陆过九十大寿。他评论“文革”，认为毛泽东所做的一切，根本是在帮国民党加速回到大陆。目前他最好的办法就是静观其变。接着，蒋吟诵一段由一句中国谚语、三句西方谚语拼凑出的特别诗曲，每个谚语都反映出他传统不变的信念——不管历史如何变幻莫测，命运终会眷顾他和中国：
[55].1962年7月2日，宋美龄给宋子文的信，引用自Tyson Li，Madame Chiang,p.382.
这段难得一见的评语显示，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深刻不理性已使蒋认为，共产主义迟早将在中国殒亡——他们父子的使命就是打造台湾为模范，向世人(尤其是大陆人民)展示，中国回复大国光荣之“正确途径”。
[56].1995、1996、1998、2003、2004年，蒋介石多位前任秘书、助理，在台北分别受访。
当天晚间，蒋在谈话中两度讲起哲学大道理。他说，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失去大陆或许是天意”。来到台湾二十年，使他“有机会在不受与中共冲突的干扰下，向全世界展示，一个未开发国家真正迈向进步的正确途径”。他说，在台湾的一切成绩，绝对无法在大陆完成，因为有来自中共威胁的压力干扰。在台湾成功的计划搬到大陆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中共的颠覆，以及政府因为困于内战而无法全力注意它”。[113]
[57].FRUS (1961-1963)，vol.22：Northeast Asia，p.330.
蒋在美国还有坚强的支持者，如曾在中国传教兼行医的共和党保守派国会众议员周以德(Walter Judd)。当年九月，周以德前来台湾，探视蒋介石。蒋氏夫妇在阳明山寓邸以茶会接待时，获悉当天就是这位美国长期老友的六十九岁生日；蒋夫人立刻邀请周以德等一行人出席当天晚上的即席寿宴派对。根据周以德的叙述，在这个友好场合，委员长似乎十分健康、有活力、精神抖擞。周以德注意到他胃口好、能吃，心情也很愉悦。事实上，蒋在这个场合的平静使他就其失去大陆、治理台湾的话题，作出对外国人或甚至任何人都是极为罕见的肺腑之言。
[58].同上注,p.338，p.338n，p.334n.
↑1967年10月，蒋介石在大溪接见美国众议院周以德，周一直是蒋的支持者 （国民党党史馆提供）
[59].钱复，《钱复回忆录》,pp.115-116。
[60].1995年11月30日，高立夫(Ralph Clough)在华盛顿受访，以及1995年8月29日，钱复在台北受访。1963年9月23日，高立夫在给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的信上提到柯克和蒋的对话。这封信现收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手稿部，参见Harriman Papers，Kennedy-Johnson-Administrations，subject files：Kirk.
尽管共产中国在多方面一再展现新的极端主义，美国的公共评论却呈现越发支持和北京有某种和解的迹象。美国饱受越战之苦，国内又掀起民权和反战运动风潮，人民似乎欢迎和中国——管它是不是共产党——友好和解的可能性。尼克松在著名的期刊《外交事务》上发表文章，宣称美国“再也不能让中国永久留在国际家庭之外，滋养它的幻想，怀抱它的仇恨，威胁它的邻邦”。[111]虽然只有少数有见识的观察家了解这句话的重要性，蒋认为这是严重的恶兆。[112]不过，它还未令他怀忧丧志。
[61].FRUS(1961-1963)，vol.22：Northeast Asia,pp.342-346.
鲁斯克国务卿访问台北时告诉蒋，最近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在“极机密”谈话中，说他很后悔在一九六三年禁止核试条约里没有订定“对非签约国执行条约规定”的条款，葛显然指的是中国。鲁斯克告诉蒋，美国会再“追踪”葛罗米格这句话究竟什么意思。[109]同时，苏联把它部署在中苏边境的部队从十五个师增加至二十一个师。所有这些发展增强蒋决心静观其变。他在一九六七年新年文告中宣示，台湾的任务就是增强政治准备，确保可预见的共产党垮台能够和平过渡。[110]
[62].American Embassy Taipei Airgram no.A-649，February 22，1963；and Air-gram no.A-757，March 23，1963，National Archives，RG 59，State De#ch63">[63].FRUS(1961-1963),vol.22：Northeast Asia,p.352.
这时候，蒋经国的智库“国际关系研究所”里的留美学者，提供的大陆局势分析已受美国人肯定，认为相当客观。[107]他们有一项结论，认为尽管“文革”闹得凶，共产中国的军事力量仍继续成长。中共的兵工厂每个月完成新的传统动力潜水艇、地对空导弹、二十至二十五架米格19战斗机(不久也升级到米格21)。[108]新中国的茁壮、“文革”的狂热精神，以及北京电台尖锐的红卫兵宣传，令苏联对这个前盟友日益感到不安。一九六七年六月，中国试爆氢弹，观察家预料毛泽东将在七十年代初期以前拥有洲际弹道导弹。
[64].CIA Taipei report no.TDCS DB-3／654，567，May 9，1963，FOI request to the CIA.
到了一九六七年初，全中国似乎已陷入公开的权力斗争，许多军队及各省领导成功地挡住毛对其地区及组织的控制。[105]解放军平定红卫兵的角色益发加重。蒋认为这股斗争会持续许久，可能二三十年之久——远超过他和毛的在世之年——中国的经济也可能蒙受“灾难性的后果”。他分析，最后有可能出现“在不同领导人之下的统一中国”。副总统严家淦在一九六七年五月告诉约翰逊总统，“在这方面，我们仍有所抱负”。[106]蒋试着想象毛若下台，继承人或许会来找他。但是，他担心，更有可能的是，由刘少奇或其他温和派领导的反毛势力若是得胜，会恢复中苏同盟，因此对国民党及蒋的地位构成比毛更大的威胁。
[65].国务院最高机密备忘记事“Visit of Chiang Ching-kuo，US-GRC Consultations Concerning Possible Actions against the Mainland，”background paper， September 17，1965，Lyndon B.Johnson Library,National Security File(China), memos，vol.4，7／65-10／65，pp.1-2.
在一片大疯狂之下，蒋和“大跃进”促成灾害时的反应不一样，并没有呼吁美国支持他反攻；他告诉来访的鲁斯克国务卿，鉴于中国大陆当前的整肃清算所起的动乱，他和其人民可以“等候机会”光复大陆。[104]“文革”看来太不理性，几乎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搞不好中国又会四分五裂、互相杀伐。蒋打从一开始就了解军事反攻完全不切实际，更何况现在更明显的是，国军若是大举反攻，或许还会使严重分裂的共产党团结起来。蒋认为上上之策是耐心等候。
[66].Nancy Bernkopf Tucker(唐耐心)，Taiwan,Hong Kong,and the United States,1945-1992(New York：Twayne，1994)，p.65.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六日，由官方批准的失序开始铺天盖地席卷全中国，每个学校、办公室、商店和工厂，统统卷入——除了解放军和农村经毛泽东和军头指示没被卷进来之外，每个社会组织单位无一幸免。青年和工人被鼓励用暴力和自订的规矩来清算他们组织内的修正主义分子、反党领导人，以及其他当权人士(如教师)。奉化县溪口镇百来名和蒋介石有近亲关系、未及逃出大陆的蒋家人，被派去扫街，干村子里最脏的粗活。[103]
[67].FRUS (1961-1963),vol.22：Northeast Asia,p.405.
中、苏裂痕日渐扩大，毛泽东越来越介意苏联社会的“资产阶级化”，极力避免中国走上同样的路子。毛的蒙昧主义和自我陶醉被围绕在他四周的偶像崇拜鼓舞，他对统治者及其（本人）学说的至高无上论亦变本加厉。毛泽东搞“大跃进”带来大灾祸，使得中共党内出现政治分裂，这也进一步助长激进化的火焰。毛妻江青和林彪这一派先打倒彭德怀，再迎合毛的自大狂妄，争取胜出。总而言之，这些因素加起来创造出邪恶的风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68].Chiang Diaries,November 2,one week reflection,3,1963,Hoover,Box70,Folder 10.
蒋经国出任国防部长，下令五百名将官、两千名上校退役（全是外省人）。同时，本省人进入军校的人数稳定上升，第一批本省籍校官也开始担当领导大任。[99]到了一九七○年，全台湾二十六万名公务员当中，有十六万人为本省人。[100]蒋经国也必须处理八十多万名老兵，他们走遍中国大江南北，替委员长征战三十年，而在将近二十年前又追随撤退到台湾。他们和故乡已经间关万里、不复联系。美国和国民政府一致认为，非常需要让这些无妻、无眷的老兵，不会成为对台湾社会、政治安定的威胁。在美国财务支持下，蒋政府开始让十八万老、残、没念过书的“战力外”士兵退役。[101]每个仍堪工作的老兵受到辅导就业，当建筑工人、清洁队员，或是贷笔钱当三轮车夫、小贩。有些人从台糖公司配到一小块地转业务农。在美援资助下，现役军人情况也大有改善，薪饷提高、营房翻新、伙食改进。此外，国防部总政战局开设三十七家“茶室”(军中乐园)，备有上千名女服务生，帮助这些老兵解决问题；美国并未赞助这项服务。[102]
[69].FRUS（1961-1963），vol.22:Northeast asia，doc.197。
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小蒋不曾和他父亲直接讨论过渡到多数统治这个敏感议题。不过，老先生在最后十年所批准的许多决定，显示他默许蒋经国要带领党走的大致方向。他默许新路线或许主因在于，他认为这是安抚台湾人和美国人必要的战术。但是委员长也是个虔诚的人，对实现孙中山建立民主政体的遗教十分认真(即使不是在他有生之年)。因此，他对某种程度政治革新的默许，也可能反映出他对三民主义的坚持。
[70].1996年5月17日，温华雄(Wen Huaxiong，音译)在台北受访。
十五年来，蒋氏父子以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处理这股不满的潜在挑战：一是提供合理的良善治理，改善经济、社会条件；一是运用无情的警察手段。但是，到了六十年代中期至末期，蒋经国和他比较温和的核心干部认识到，他们不能再无限期地借助戒严法来维持少数统治，并且一再压抑异议人士。他们构想以二十年左右的时间过渡到民主、多数统治的政府体制。可是，当时多数的外国观察家认为，本省人不会给蒋政权这么长的时间转移权力，而且若无暴力斗争，掌握权柄的外省少数族群也不会交出他们的地位和特权。[98]况且，身为岛内安全及情报事务沙皇的蒋经国，也不像是会领导和平转移权力的人。
[71].FRUS(1964-1968)：vol.30：China,doc.26.
从他到台湾的那一天，老蒋就认为此生恐将终老于这个岛上——情势也越来越清楚，国民党未来恐怕也要在台湾耕耘数十年或数个世代。一九六六年三月，国民大会选出老蒋继任第四届“总统”，同时也通过小蒋力推的一项宪法修正条文。为了反映台湾地区人口的成长，修宪条文允许每三年由全民投票，增额选举国民大会代表及立法委员。增额席次仅及这两个机关总人数的百分之五左右，但是他们将替垂垂老矣的机关增添非常需要的新鲜血液，以及本省籍中央民意代表(其中有少许真正的反对派人士)。这象征意义大于实际作用的一小步，反映出蒋经国已经认识到对国民党未来最根本的政治挑战，将是来自占多数人口的本省人之不满意。
[72].K.T.Li(李国鼎)，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f Taiwan，ROC(London：Shephrard-Walwyn，1988)，p.111.
两蒋都很担心美国的公共舆论走向视迁就共产中国为理所当然的路。四月间，委员长告诉来访的克莱恩(已调回中情局总部任职) ，他认为“不论美国现在是否有意”，美国的对华政策可能出现若干变化。[95]的确，越来越多迹象显示，美国和西方国家希望和已不再和苏联结盟的新生的核武器大国交好。中国事务专家鲍大可 (Doak Barnett) 首先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提出“遏制但不孤立”的概念，认为美国的目标应该是把中国纳入国际社会。同年夏天，约翰逊总统呼吁在亚洲“修好”，爱德华·肯尼迪参议员也要求立刻让北京加入联合国。同时，在台湾方面，美国中情局开始把对“无用且行不通的”国军在大陆活动的支持“降到最低”，特别是突击行动；并且也减少它在台北站的庞大编制人力。[96]美军顾问团照会蒋经国，美国军援将逐步缩水，到一九七○年仅有三千万美元左右。[97]这些动作反映出台湾在美国心目中的重要性日益下降，但也间接反映出美国日益感觉中国大陆在世界事务的潜在重要性极大。
[73].John Franklin Cooper,Taiwan：Nation-State or Province?(Boulder,Colo.：Westview,2003), p.95.
不过，小蒋对美方并没有完全坦白他的军事计划。在他访美前三个月，他父亲已下令台湾超级机密的原子弹计划，从研究阶段迈入开发阶段。在决定之前，据说有好几位国民党高级官员和“总统顾问”向委员长进言，台湾要搞“曼哈顿计划”在经济上不坚固、在技术上不可行、在政治上不明智。[94]异议者有可能的一个假设是，美国人迟早会发觉——后来也果真如此。
[74].Richard Hughes，“Portrait of Chiang on His Mountaintop,”New York Times Magazine,September 28，1958.
蒋夫人赴美后一个月，蒋经国也应邀访美，个别拜会了总统、国防部长、中央情报局局长，以及国家安全顾问彭岱——这样的接待规格反映出美方已认定这位贵宾将是下一个委员长。但是，小蒋也让美方很清楚地明白，自己和（美方眼中）不理性地要与赤色中国誓死作战的父亲，很不一样。首先，他没有提起先发制人、攻击中共核设施。他尽责地提出攻占华南五个省的新计划，明白表示这是他父亲的想法，不是他的想法，而且它“不是一个可行的提案”。他强调光复大陆“靠的是争取民心和共产党军队的心”。[93]
[75].2003年10月3日，楚嵩秋、钱复和郝柏村在台北受访。
一九六五年八月，蒋夫人飞到美国，展开最后一次公开演讲之旅。十八天之内，她发表了十四次演讲。[91]在鲁斯克迎接她的晚宴上，她力促美国提供她丈夫核子设施的硬件。国会为她办了接待会，约翰逊总统夫妇邀请她喝茶，她也接受纽约市颁赠“市钥”，以及若干大学颁授的荣誉学位。但是，她在美国没有得到太多外交成绩。[92]
[76].Tyson Li，Madame Chiang,p.385.
由于视力衰退，七十八岁的委员长现在很少自己读东西，他的属下也不太报告可能会惹他不愉快的消息。[90]但是，有关华盛顿的中国政策、中南半岛战争，以及大陆政治动态的消息，他一直都密切追踪。蒋把接班问题已经安排妥当。蒋经国在年初出任国防部长，实际已是台湾执政首长。委员长就像一家出奇成功的家族企业的高龄创办人，已转任名誉董事长，也出席会议，但很少进办公室，越来越少作决定。蒋经国的支持者同时掌控军、党，以及情报、政工部门，入主大位的态势已定。
[77].2003年10月21日，一位要求匿名的亲属受访。
↑蒋介石在台湾与家人在府邸合影 （国民党党史馆提供）
[78].Tyson Li，Madame Chiang,p.424.
[79].American Embassy Taipei cable to the De#ch80">[80].FRUS (1964-1968),vol.30：China，p.22.
但是，尽管鲁斯克这么说，美国第一批作战部队于一九六五年春天抵达越南(后来总共派出人数高达五十万)，展开攻势作战；显然违背他早先的直觉。蒋当然必须继续与他的关键盟友合作，因此在他所预测且不看好的中南半岛消耗战中，台湾仍提供重要援助给南越，也对美国提供重要的后方基地之支持。蒋经国秘密派国军特种部队和南越游击队合作，包括有一次深入北越进行破坏任务。[87]民航公司以及美航公司 (Air America，美国中情局另一个部门，在台湾也有设点)在中南半岛替中情局活动提供空中支持。南越也派心战人员及政战人员到台湾研修国军的做法，台北另派二十五名政战人员组成军事顾问团进驻南越。[88]最后，蒋经国的情报人员和南越华侨合作，参与一九六五年西贡军事政变，促成阮文绍出任总统。[89]
[81].同上注,p.161。
蒋也认为，若是派国军到其他亚洲国家去敉乱，不会比美国人更受欢迎或作战成功。纵使如此，他觉得身为美国盟友，有责任在越战提供协助；和美国人在各种场合谈话时，若是谈到这个话题，他就带一句：如果美国要求他派国军到越南，他愿配合。但是，就跟朝鲜战争时期的情况一样，他从来没强出头；当美国联合参谋首长建议邀请国民党军队参战时，鲁斯克拒绝，深怕它会被中共拿来当借口而大举加入战局。鲁斯克也正确地指出，如果战事一部分扩大为对付毛泽东，国民党政府领导人本身只会希望派出大量国军到亚洲大陆作战。鲁斯克有一次访问台北，向蒋提到：美国不会把大批传统部队派到亚洲大陆，蒋热切欢迎这段话。他说：“越南人力应该用在越南，中国人力就应该用在中国。”[86]
[82].同上注，pp.112-113，116。
同时，蒋担心美国会越来越深陷越南泥淖。十年前，他曾经预测，法国人不论有无美国支持，都不会在中南半岛胜利。现在，他于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给约翰逊一封长信，表示在和当地叛军作战时，亚洲国家“应个别承担起从事战争的主要责任，直到成功为止”。他提前预料到未来的尼克松主义，力劝约翰逊只在后方提供训练、协助作战计划、后勤支持，以及“最多……在前线的顾问与监督”。他向约翰逊警告说，最糟的是美国陷入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它会“(使得美国)民穷财尽、产生社会失序，并……（导致）对美国的仇视”。蒋并且担心美国人民不会有坚持长期作战的意志。[85]这是颇有远见的分析，可惜的是当时最深知局势的美国人却没这种认识。
[83].同上注，p.143.3。
十月间，中国在罗布泊试爆第一颗原子弹。蒋告诉美国人，不理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将会用核武器对付他们的“主要目标”——台湾以及国民党政府。他说，台湾的人民觉得他们的美国友人现在要他们“坐以待毙”。[82]他致函约翰逊总统，再度敦促美国“至少”给予国民政府必要的东西去摧毁中国的核设施。可是，美国人此时对委员长的长篇大论已经完全听不进去。约翰逊回信，重申一九五八年杜勒斯和蒋介石联合公报的原则，强调应以政治手段达成推翻中国共产党的统治。约翰逊坦率地说，美国政府没有证据可说共产党在大陆的控制已衰弱，他也怀疑当前情势如何有利于军事行动。[83]为示礼貌，他下令美国派一两架可携战术核弹的幽灵式喷气式飞机进驻台湾，进行所谓的中国核武器攻击吓阻行动。但是，运送这些喷气式机及其武器的真正目的是，万一北京直接大规模介入中南半岛战争，就可将它们派上用场对付中国大陆。[84]
[84].曾于20世纪60年代在台湾任职的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1995年在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受访。可查证自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Electronic Briefing Book no.197， http：／／www.gwu.edu／-nsarchiv,ed.William Burr,accessed August 18，2006.
三
[85].1964年11月23日，蒋介石给约翰逊总统的信，FOI request to U.S.De#ch86">[86].FRUS(1964-1968)，vol.30：China，pp.41-55.
这个时候，贪腐风气又慢慢回到此时相对清廉的官僚体系。公务员的薪水赶不上通货膨胀。老师和军官原本是人人称羡的“铁饭碗”工作，据说已开始收贿——甚至侵吞公款——以维持生活水平。学界人士必须兼两三份差事；社会上，小型犯罪率上升。[81]
[87].George McT.Kahin，Intervention:How America Becam Involved in Vietname (New York：Doubleday,1986)，p.332.
同时，台湾作为全中国政府所在地的国际角色，也开始瓦解。一九六四年初，法国总统戴高乐舍弃台北，承认北京为中国政府，但未与国民政府断绝关系。蒋在华盛顿推动下，展现弹性，没有宣布和法国断交，直到巴黎方面对国民党政府外交代表团下达逐客令。蒋觉得他没有必要地丢了面子，决心不再重蹈覆辙。[80]
[88].Joyce K.Kallgren，“Vietnam and Politics in Taiwan，”Asian Survey 6,no.1 (January 1966)：28.
蒋经国依然主管敏感的政治议题。现在的他试图争取本省籍反对派人士的支持。那些散发违法传单和从事其他禁止活动的人只判轻度刑罚，囚禁人士也被提前假释，蒋经国甚至替他们安排工作。他也会威胁要没收顽抗分子的家族财产；此一战术在台独领袖廖文毅身上发生作用，廖放弃在日本的活动，回到台湾(廖被派挂名曾文水库兴建委员会主任委员)。在地方选举方面，他允许无党无派人士担任监票人员，包括台北市在内，有三名反对派人士当选县市长。
[89].Gabriel Kolko，Anatomy of a War(New York：New Press，1985)，p.211.96. American Embassy Taipei Airgram，1963，National Archivcs，RG 59，State De#ch90">[90].American Embassy Taipei Airgram，1963，National Archives，RG 59，State De#ch91">[91].Melvin Gurtov,“Recent Developments on Formosa，”China Quarterly 31(July-September 1967)：59-60.
一九六三年，陈诚病了，后来验出是得了肝癌。他先告假，暂时交出行政院长职务，后因不满蒋经国在党和军中的力量越来越大，正式辞职。[79]蒋挑选技术官僚、财政部长严家淦出任行政院长，严家淦于一九六六年被选为“副总统”。严家淦在政治上是个“软性”人物，和蒋夫人关系密切，也可被经国接受。由于他专注台湾发展，台湾人和美国人都喜欢他。实质上，严成为台湾的首席营运长。
[92].2003年4月11日，陆以正在台北受访。陆以正是国民党政府前官员，1965至1966年蒋夫人访美行程大部分由他随行。
二
[93].State memcon，Rusk-Chiang Ching-kuo，September 22，1965，NSF,China, 1／165-1／3／66，Lyndon B.Johnson Library,Austin，Tex.
蒋介石很关心他的孙儿女。长孙孝文是个爱玩、聪明的美男子，但是六十年代他的酗酒问题变本加厉，加上先天遗传糖尿病，最后造成严重的健康危机。蒋原先安排他在军中发展，但是并不成功 ，于是又安排他到台湾电力公司任职。孝文娶中德混血的徐乃锦为妻，她为老蒋先生生下第一个曾孙女友梅。经国和方良唯一的女儿孝章，不顾父母反对，在美国嫁给年长自己许多的男人——长期担任国防部长的俞大维之子（俞扬和）。她和夫婿住在美国，育有一子俞祖声。孝武也遗传了父亲的糖尿病，经过一段漂浮岁月，前往德国念书深造。最小的儿子孝勇先是进入陆军官校，两年后便和大哥孝文一样退训，转往国立台湾大学。蒋家人娶欧亚混血儿的倾向也出现在蒋纬国身上。丧妻的纬国娶了一名中德混血女子（邱爱伦）为妻，生下儿子孝刚。有了这些新成员，家庭集会多出小朋友嬉闹的笑声。七十五岁的委员长膝下孙儿女及后代，除了未认祖归宗的孝严、孝慈两兄弟之外，全都是欧亚混血儿。孝严、孝慈在念大学时，都得到经国的暗中支持。
[94].Min S.Yee，Boston Globe,May 6,1968.
最受宋美龄宠爱的外甥女孔令伟，此时接管了夫人的许多慈善组织及其他活动，包括管理蒋夫人主持的圆山大饭店。孔令伟仍然剪短发，穿传统的男子长袍或西装、领带。[76]她有女性爱人，其中一人是蒋经国长子孝文之妻一位好朋友的母亲。[77]另一位蒋夫人宠爱的亲戚即外甥孔令杰—— 现在是得州石油富商，娶了美丽的电影女星佩姬（Debra Paget)为妻。当孔令杰这位名人姨妈到美国时，即下榻于他提供的一栋纽约市豪华公寓。在上海曾和经国发生冲突的孔令侃，在共和党人的圈子中相当活跃，六十年代他是蒋夫人了解美国政治发展最重要的一位顾问。[78]
[95].FRUS(1964-1968),vol.30：China，p.279.
蒋介石的长久任期中罕有国宴饮酢，现在则更少。如果访客与总统一起用餐，通常是一顿便饭。在正式餐宴中，他吃的是好入口的蔬菜、海鲜，以及由他擅长宁波料理的私人厨师所准备的鱼翅（蒋唯一喜欢的奢华料理）。他偶尔也喝可口可乐，在五十和六十年代它们来自距士林官邸不远的美军供应社。
[96].1995年11月30日，高立夫(Ralph Clough)在华盛顿受访。
蒋依然会动怒或假装生气，但现在已经很少发脾气了。蒋本来的领导方式是巨细靡遗的管理，现在则已逐渐放手让蒋经国、陈诚和技术官僚去处理。他的办公桌一向很整齐。他用陶瓷笔筒中的五支毛笔，亲笔批示公文。[74]他往往只在公文上简短写着“可”或“不可”，再由秘书完成核示文字。每星期五的上午，他照常出席情报会报（包括对大陆局势最新发展分析），但星期四上午的巡视和星期六上午的军事会议逐渐减少。他下午不办公，通常在下午一点回到官邸，午睡至两点，然后会吃点轻食；通常是蒋夫人陪他，不然也会由经国陪同用膳。餐后，他有时会在院子里遛狗，然后坐在池塘旁击掌、赏玩锦鲤。其余时间他都守在书房里。有位秘书认为他在思索反攻大陆的计划；其他人则认为他主要是在读唐诗、《孟子》或历史书。[75]
[97].曾于20世纪60年代在台湾任职的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1995年在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受访。FRUS(1964-1968),vol.30：China，p.267.
台湾军队军官也享有美式的军官俱乐部，里面有酒吧、餐厅、游泳池；有钱的台湾人开设乡村俱乐部，热衷打高尔夫。这时有两万名美国人住在台湾，许多人住在地方街坊，与当地人互动积极。无论本省人、外省人家庭都想方设法鼓励大学毕业的子女前往美国深造，这个风气长期下来对台湾的生活有深远的影响——一九五四至一九八九年间，台湾共有十一万五千人到美国留学，在全世界居第一位。[73]此时已有少数留学生自美国学成归来，对台湾经济发展平添生力军，也有人投入政府部门服务。李登辉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得到康奈尔大学农学博士学位，后来成为第一位本省籍国民党领导人。
[98].蒋介石的观点，我从1995到2006年间对蒋介石和蒋经国的友人、副官和秘书的访问中取得，这些人包括李焕、秦孝仪、张宝树、楚嵩秋、余纪忠、马英九、钱复、马树礼、宋楚瑜等等。另参见Mark Plummer， “The New Look in Government，”Asian Survey 9，no.1(January 1969)：18-22；Hung-mao Tien(田弘茂)，The Great Transition，Political and Social Change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Stanford，Calif.：Hoover Institution Press，1989)，p.69.蒋介石退守台湾十七年之后,二十四个县市警察局长，没有一个是本省人；一百二十个分局长，只有五人为本省人。二十二个县市财政局长，只有两人为本省人；二十二个税捐稽征处长，只有一人为本省人。内阁阁员只有一人为本省人，部长级以下高层官员几乎全是外省人，三军将领无一是本省人。参见Plummer. “New Look,”p.21；Hung-mao Tien(田弘茂)，Great Transition.p.69.
此时，岛上半数以上居民已住在城镇，农村许多人拥有由耕耘机改装的三轮车。大多数家庭拥有自行车，有些人也拥有摩托车。尽管军费支出比重甚大，六十年代的教育经费支出约占政府预算的百分之十三，在这段年代，政府把国民义务教育延长为九年。(一九六八年九月实施九年义务教育。)
[99].Plummer,“New Look，”pp.18-22.
电视也成了台湾人生活的一部分。即使小康之家也买得起小型黑白电视机。政府公营的一家电视台播放颇受欢迎的连续剧，据说委员长夫妇也定期观看。篮球是最多人打、最多人看的运动项目，各军种皆组织篮球队互较高下。棒球则承袭日本，也受美国影响——不久就变成全民风靡的项目。
[100].FEER 89，no.32(August 8，1975)：28.
↑1963年蒋介石与陈诚合影 （国民党党史馆提供）
[101].FRUS(1958-1960)，vol.19：China,p.529.
[102].Joseph J.Heinlein，“Political Warfare：The Chinese Nationalist Model,”Ph.D.diss.，American University,1974，pp.584-584.
六十年代中期初次到台北的访客都可以看到，这个城市四周环山，虽然贫穷，却是个适宜居住且欣欣向荣的地方。人均所得年增长率将近百分之七，但所得分配依然出奇的平均。好几百家的中国餐厅（如衡阳路两侧那些）挤满顾客；菜市场里满是肉类、蔬果。沿着小街，几千家小店及摊子叫卖收音机、面食、电风扇、新鲜水果、五金商品，以及形形色色便宜的日常用品。新、旧佛寺和道观四处林立，日本人留下的柏青哥店也有上百家。几十家电影院(有些很新，冷气开放)放映香港电影、中文配音的美国电影，以及颇受欢迎的台语片。
[103].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May 7，1986.
在经济方面，陈诚和技术官僚制订一套加速经济发展方案，包括以优惠税率奖励侨外投资、不限制获利汇出，及废除来台外资必须有台湾人资金在内的法令。新的方案也强调奖励国内民间企业和出口导向的成长。就意识形态而言，老国民党许多人仍执迷政府公营企业、进口替代政策，也不鼓励外人投资。然而，华盛顿和国民政府改革派的目标是，使台湾不再仰赖美国经济援助，替六十年代中期的经济成长奠定基础。蒋全力支持此一现代化策略。[72]
[104].FRUS(1964-1968),vol.30：China，pp.351-352.
虽然蒋拒绝动用核武器，国民党政府在台北外头的山区仍继续秘密进行研发，探索制造核武器的可行性。但是，这个计划无法对美国人保密。美国中情局针对国民政府的渗透最好的成绩，就是吸收到一名参加此一极端机密计划、具备科学背景的年轻军官。这名特务让美国得以掌握其进展。
[105].同上注,p.490。
同时，中南半岛战事一直有扩大之势。一九六四年四月十六日，鲁斯克国务卿飞到台北，进行两天的会谈。委员长提出颇为委婉的观点——一点都不像他对克莱恩、庄莱德的末日说教——甚至表示他“原则反对使用核子武器，尤其反对以此解决中国问题”，又说美国轰炸华南只会让中共对美国更加仇恨。[71]
[106].严家淦在华盛顿和约翰逊总统会谈时说，这是蒋的估计。同上注，p.559.
两个月之后的一九六四年一月，台北倒是真的发生兵变，但却像是一出闹剧。由蒋纬国提拔、过去五年担任装甲兵第一师师长的赵志华，有一天早上集合部队及坦克车，宣布要开到台北展现实力，因为委员长没有认真推动反攻大陆。师里头的政战部主任口喊支持，冲向司令台撂倒师长，立刻将他逮捕。事件之后，蒋纬国受到父、兄贬抑，再也无法复起。[70]
[107].1996年4月30日，丁大卫(David Dean)在弗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受访。
两蒋父子无疑又加强对自己高级将领的秘密监视，特别是与美方有密切往来者。[68]吴廷琰丧生之后二十天，大清早消息传到台北，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蒋可能觉得肯尼迪遇刺是天道报应他杀害吴廷琰和吴廷瑈，但他没在日记里写下他的感想。他没有派特使团出席肯尼迪的吊唁，后来台北当局解释说是“疏忽”。[69]
[108].FRUS(1964-1968)，vol.30：China，p.59.
十一月，两蒋父子获报西贡发生军事政变，南越独裁者吴廷琰总统和他的弟弟、主掌秘密警察的吴廷瑈都被阴谋者杀害。两蒋和吴廷琰政府有许多往来关系——譬如，陈诚在当年稍早曾访问西贡，拜会过吴廷琰兄弟。此外，吴廷琰至少曾到过台湾一次，与蒋经国会商过，可能也见过委员长。美国鼓动以政变方式推翻南越领导人使蒋“殊为寒心”，更加相信“残忍不道”的美国人不可信赖。他反复强调“国非自立不可”。
[109].同上注，p.491.
同时，蒋采取新策略，派蒋经国到华盛顿建议美国和国民党政府合作，摧毁解放军的导弹基地和原子弹设施。美国国家安全会议首席顾问麦克乔治·彭岱(McGeorge Bundy)告诉蒋经国，美国政府会审慎评估他的提议。[65]或许并非巧合，美国中情局近来也建议美国可考虑铲除北京的核试验设施，包括通过与台湾或苏联合作、共同行动。[66]可是，两个月之后，美国政府得到结论，认为“中共(核子)炸弹”的战略意义有限，它一口就摒弃“扼杀摇篮婴儿”的构想。[67]
[110].同上注，p.553.Melvin Gurtov, “Recent Developments on Formosa.” China Quarterly 31(July-September 1967)：61.
↑蒋介石视察金门 1963年摄（国民党党史馆提供）
[111].Richard Nixon，“Asia after Vietnam，”Foreign Affairs 46，(October 1967).
[112].2008年4月19日，钱复在台北受访，他在1967年10月担任蒋介石的机要秘书。
到了夏天，美国许多官员已发现蒋介石很清楚国军若是认真反攻大陆，将酿成大悲剧。克莱恩调离台北后，美国中情局自台北发出的报告归纳出新观点：国民党政府“可能并不期待当今共产中国的情势或国际现势，转为有利台湾反攻”。[64]
[113].AmEmbassy Taipei Airgram，A-249，September 30，1967，National Archives, RG59，／50／65／6.shelf 4，1967-1969，China Policy File，China box 1984.
可是，俞大维和张群这两位国民党高级官员却分别告诉美国驻台官员，别把委员长在这个问题上的发言当真。俞是国防部长，与蒋同为浙江人，是学界出身；张群则是蒋介石少有的几个最亲信朋友之一。[62]如此坦率的发言，背后应该有蒋的支持。美国驻台北大使馆代办高立夫 (Ralph Clough)是第一位深入到言辞举止表相之下观察的美国外交官。他认为蒋的真正目标只是要争取行动更自由的“表相”，以便增强他的公众地位。高立夫呈给国务院某一电文的结论是：蒋所要的可能只是一个说法，美国只要表面上同意不反对他对大陆采取武装行动，并且在类似攻击发生时，假装它会采取不插手政策就行了。[63]
[114].同上注。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底，美军顾问团发现，委员长计划动用国防特别附加捐的款项，再装备一个空中团，并且打造一百艘登陆艇。[58]新年之后，台北新闻界传出来，美国中情局也报告说，国民党政府已在筹划另一次大规模反攻计划。国民党政府也被发现试图从日本、比利时等国家购买如降落伞、橡皮艇等器材设备。[59]以反攻大陆来讲，这些采购依然数量单薄得可怜。柯克终于能够再见到委员长，他还是坦率地说美国不会支持国军跨海反攻，也不会宽恕它。[60]柯克完全不了解蒋真正的想法，回到华盛顿述职时向肯尼迪报告说，他认为委员长觉得他必须实现反攻大陆的承诺，希望把美国也拉进这个冒险行动。[61]
[115].FEER 63，no.9(March 1，1968)：352。
一九六二年十月的古巴导弹危机把肯尼迪和他的国家安全团队累坏了，蒋也一路密切盯住该事件的发展。一年半内发生两次加勒比海冲突，它使得美苏两大超强积极寻觅新方法降低核战机会，以及借由核武器禁试条约来限制核武器的扩散。这个转折也更加令毛泽东相信美、苏这两大超强阴谋联手反中，不让中国拥有核武器。古巴导弹危机发生的同一个月，中印边境经过多年的小摩擦之后，毛下令解放军在双方系争的喜马拉雅东部地区，把印度守军赶离既有的控制线；在完成毛的指示后就退兵。中印争执当中，莫斯科一直和印度站在一起，扩大了中、苏裂痕。中共可能在一年左右就能核武器试爆，不仅引起肯尼迪和蒋介石两人“重大关切”，也使苏联领导人相当介意。[57]
[116].FRUS (1964-1968),vol.30：China，pp.638-640.
多年来，蒋一直有泌尿问题。根据他的私人医生熊丸的说法，一九六○或一九六一年，蒋终于同意让美国陆军一名泌尿科医生从冲绳飞来给他动手术。这位美国军医面对如此威名赫赫的病患，患得患失之心太重，在动手术时，竟然两手发抖不已。[54]一九六二年，委员长老病复发，熊丸决定必须再次动手术。这次蒋夫人通过哥哥宋子文的安排，聘请一位美国名医由纽约来台北操刀。蒋夫人在医院陪伴丈夫，虽然这经常会使她的皮肤炎症发作。[55]第二次手术大体上很成功，但和一般动过这类手术的病患一样，此后蒋一直有尿失禁之苦。由于这个原因，他开始培养一种习惯，即每次会议结束后他依旧端坐，等到人人(除了随扈)都走了，才离开会场。他也开始出现种种衰老迹象。每天早会后的精神训话或指示，越来越短，或干脆取消。他依然虔诚地每星期一主持“总理纪念周”，但是他在这些场合以及复活节证道的讲话也越来越短。[56]
[117].FEER 62，no.43(October 26，1968)：184.
蒋解释说他“真正的目标”，不是取得新武器，而是在美国和国民党政府之间建立“更多的互相了解”。他指责华盛顿正在培养“它开始要和中国共产党交好，却又绑住其盟友手脚的风气”。他说，这种做法已经伤害到台湾的士气和安定。[50]这次和柯克谈话后七天，美国国务院向蒋抗议国民党驻港、澳特务在中国大陆执行恐怖爆炸活动，要求立即停止这类活动。[51]蒋接下来在年底之前都不愿接见柯克大使。[52]同时，台湾军队驾驶的U2间谍机也首度遭到中共击落(前后折损了三架) ；另有九组空投到华南的二十人谍报也遭中共歼灭。[53]
[118].FRUS(1964-1968)，vol.30：China,pp.661，674-675.
九月初，柯克大使正式通知蒋，肯尼迪总统已决定送给台湾两架C-123运输机，但不给国民党政府方面所要求的轰炸机和登陆艇——除非新情势证明有此需要。作为象征性的姿势(其实很可笑)，肯尼迪总统也批准美国中情局所支持的方案——空投每批二十人的台湾谍报人员进入中国大陆。蒋不高兴，再一次提出警告：如果民心要求协助大陆同胞的愿望落空，他的政府最后恐怕也很难控制住局势。他说“台湾政府已准备好遵守条约”，但是当大陆情势变了，“就必须重新检讨条约”。但是接下来蒋又回到坦率的路线，请求华盛顿了解，就美国对国军跨海反攻的立场而言，问题关键是“让全世界了解”——也就是广为周知，依据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国民政府“不能自由做这、做那”。他认为，华盛顿“大可宣称，如果大陆发生大规模动乱，这将是一桩国内事务”。[49]
[119].Chen Jian(陈兼)，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p.240.
蒋很显然不相信他这套说辞。纵使如此，蒋说他完全同意，只有在两国政府共同认为大陆局势适合反攻，才会认真考虑军事行动。蒋又向柯克暗示他很清楚光是空投数百人到华南山区，必然会失败。但是依他的估算，这种有限度的失败，比起按兵不动，对于一个流亡的弱势政府的威权和声望来讲，还比较有助益。蒋希望美方了解——但又无法直接启齿的是，除了中共内部大动乱所造成不确定的“新情势”之外，所谓“反攻大陆”这回事只是嘴上说说的心理战、政治口号，维系国内士气民心罢了。对他来讲，美国人怎么依然不了解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两天之后，他派驻美大使去问鲁斯克国务卿，“美国是否至少可以不要做些有利于中共的公开声明”呢？[48]
[120].1995年5月台北《中国时报》有关路易斯的系列报道。另亦参考1995及1996 年，我和好几位蒋介石部属及美国官员的访谈记录。
肯尼迪也选派一位强悍的新大使到台北，负责和委员长打交道——退役海军上将柯克 (Alan G. Kirk)在诺曼底登陆时，曾任美国海军舰队司令。肯尼迪认为，柯克年岁大、军事历练足，也有声望可和蒋介石就当前军事问题抗衡。柯克七月份抵达台北，第一次和蒋谈话，蒋就抱怨美国和北京会谈时伤害盟友。他说，他并不期待美国宣布它支持国民政府反攻，但是鉴于维持国军士气的需要，他不知道华盛顿有何必要“向敌人宣布美国不会协助”其盟友台湾。柯克大概是为了遵循谈话重点，只好谎称美国只是和过去一样向北京提议相互放弃使用武力。[47]
[121].FEER 64，no.17(April 26，1969)：240.
此时，解放军却大举调动部队和军机进入福建及华南各省。周恩来太了解蒋介石，认为委员长绝不会在当前状况下甘冒严重的军事风险。可是，共产党也不能不提防。何况，共军调动或许可以鼓励华盛顿叫蒋介石停止诈唬要反攻大陆。国务院情报研究局错误地认定，解放军调动显示毛已决定要再创造外岛新危机。[44]但是，这个分析正中毛、周下怀，符合他们的利益，因为美方正是深怕中共又蠢动，肯尼迪终于照会苏联和中共，美国“无意在当前状况下支持国民政府进攻中国大陆”，如果蒋介石真的反攻，美国将“和攻击脱离关联”。[45]美国报界和通讯社在华沙、莫斯科和北京(通过英国)，报道中、美双方对此议题的交流要点。但是，为了把话讲清楚，肯尼迪六月二十七日举行记者会，宣称美国反对在台湾海峡地区动用武力。[46] 这下子轮到蒋被这些报道吓坏了。
[122].FRUS(1964-1968)，vol.30：China.p.704.
五月中，蒋又传出讯息说，由于他的将领越来越不满意，他很难把反攻的日期延到十月一日以后。可是，如果美国可以提供台湾军队若干重要的飞机和舰艇，他或许可以克服此一压力。[42]他明白提出：五架C-123运输机、十六架B-57轰炸机，“一旦爆发敌对行为，可制衡中共的伊留申IL-28轰炸机”；还要有二十至二十五艘可载运装甲车的登陆艇。蒋说，有了这些装备，他可以设法再推迟一段时候。[43]这个冒失的敲诈动作让华盛顿很不痛快。
[123].Johnson，“Visit of Chiang Ching-kuo，”pp.5-6.AmEmbassy Taipei Airgram A-1037，June 20，1966，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Electronic Briefing Book no.19，ed.William Burr，October 13, 1999，http／／www.gwu.edu／~nsachiv.
肯尼迪担心，如果他一口回绝了委员长，美国的台湾游说集团又会蠢动，因此为了安抚蒋及其支持者，他同意：台湾若不再公开倡言反攻大陆，美国可以给国民政府两架C-130运输机，并训练其机组人员，但飞机和机组人员要留在美国，直到两国政府共同决定行动有可行性，才能用到它(他)们。[37] 多了两架飞机或两百名伞兵便能扭转局势的想法本来就荒诞不经，蒋拒绝，表示他预备把“针对大陆的可能行动”推迟到十月，但这是最后的延期了。[38]接下来他颁令几乎全部政府税收项目，及若干公用事业费都附加紧急的国防捐，为期十四个月，以便准备“军事行动”光复大陆。[39]华盛顿遇上此一既成事实，大为“震惊”。美国国际开发总署台北分署署长奉命去表示，这样的行动可能迫使美国重新检讨美援计划。[40]蒋一点儿也不怕，继续课征附加捐，并且延长役男兵役期。[41]全球媒体把这一切行动当做是国军反攻大陆的前奏。
[124].AmEmbassy Taipei Airgram A-1037，June 20，1966，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Electronic Briefing Book no.19，ed.William Burr,October 13，1999,http：//www.gwu.edu/～nsachiv.
台湾的报章杂志连篇累牍报道中国大陆因为搞“大跃进”，造成饥馑和营养不足的灾情。蒋在一九六一年新年文告中宣称，国军很快就将重回大陆，拯救中国人民和世界脱离灾祸。[34]当年六月，他让美国人晓得，不论美国同意与否，他已下令国军将领准备在八月一日大举反攻。但是，实际上则一直没有付诸行动。次年，他继续摆出姿势，他坚决要在军事上有大动作以拯救大陆人民。他一再拍发电文给肯尼迪、接见来访的美国官员，也让蒋经国再次传讯给克莱恩，暗示已定下多个“反攻”日期；又说，如果美国被认为阻挡已定的行动，台湾有可能爆发反美示威。他一度订出一个计划，组训两三百人的游击战士，派他们潜入大陆。一九六二年三月十四日，他对来访的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哈里曼表示：除非快点采取行动，他可能控制不了局势。哈里曼是一九五○年以来第一个直接说蒋是在诈唬的美国官员，他说他根本不怕蒋会失去控制。[35]蒋还是着手准备相对大规模的跨海反攻，并提升对大陆沿海的突击。[36]
[125].2008年4月19日，钱复在台北受访。
一
[126].FRUS（1969-1976)，vol 17：China,pp.7-8.
蒋的威胁再次奏效。他和肯尼迪达成秘密协议：他答应不在联合国否决外蒙古入会案，肯尼迪也大方地承诺，如果中国代表权问题进到安理会表决，必要时美国将动用否决权，“有效防阻中国共产党进入联合国”。[32]蒋运用这套自我毁灭的威胁老招数，从美国新总统那里又挤出重大承诺，而他这一方面事实上只不过答应不做出会伤害本身利益的事！他认为自己的冒险冲撞策略和老到经验已争取过来在他心目中稚嫩没经验但显然真诚的美国年轻总统。[33]但是，老策略毕竟用得太多了，下次蒋再想用它来推进利益时，就会发现招数失灵了。
[127].同上注，p.51。
庄莱德赶紧奔回办公室，向华盛顿示警：若是允许廖文毅入境，美国在台湾的影响力会“消失或摧毁殆尽”。[29]美国中情局台北站站长克莱恩也相信蒋的威胁。他报告说：蒋深受美国政策困扰，正在“准备危险的冒险行动”，包括“自杀性地反攻大陆”。虽然当时的一份情报评估的结论是：只要美国的军事、经济援助持续，蒋政府将会接受并作出调整。这份分析又被忽视——就和艾森豪威尔时期类似的分析一样被忽略，或甚至最高层根本不读它。肯尼迪觉得兹事体大，不能冒险听任这位国民政府领袖“拆房子砸自己，还波及我们”。[30]经过古巴猪湾事件之后，肯尼迪可不能再次栽在共产党手里。他立刻回复蒋，声称美国政府将无限期推迟发放签证给廖文毅以及承认外蒙古。他向台湾当局担保，他的“首要目的”是“尽一切可能支持国民党政府”，不让中共进入联合国。[31]
[128].同上注，p.399。
这些发展令蒋认为，非得对太不把他和国民政府当一回事的美国年轻总统展现强硬态度不可。一九六一年六月，蒋和夫人悄悄邀了庄莱德大使会谈，递给他一个讯息，而该讯息立刻就被送到肯尼迪的办公桌上。蒋说，美国把它和国民党政府的关系当做“主仆关系”看待。他警告说，再这么下去，“后果非常严重”。他抗议美方在外蒙古问题上对他施压。他说，美国处理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的方案不仅没有效，还构成一个会导致“两个中国”局势的计划。他警告说，台湾宁可退出联合国，也不接受如此安排，“美国必须(为此一后果)负责”。他指控美国政府似乎正在有算计地改变其对华政策。如果未来继续有不利的发展、果真出现此一状况，国民政府对美国“可能产生严重偏见，对两国安全和其他利益会有不幸的后果”。最可惊的是，他说若允许廖文毅入境美国，将代表“美国政府支持反对他及其政府的阴谋”。[28]
[129].FRUS(1969-1976)，vol. E-13：Documents on China，p.4.
蒋先前答复肯尼迪来函时，客气地强调国民政府绝不接受联合国有“两个中国”的安排。但是，联合国内立刻出现国民政府是否承认外蒙古的问题。国民政府于一九四六年，因为苏联未能遵守它对东北的承诺，废止了对“蒙古人民共和国”此一苏联附庸国的承认。美国国务院新团队要求台湾弃权，不在安全理事会否决外蒙古加入联合国，令蒋大为不痛快；这一切是因为苏联威胁说，外蒙古若被否决，加入不了联合国，接下来表决第三世界国家毛里塔尼亚入会案时，它也要投下否决票。美国国务院认为，若是走到这一步，联合国里的非洲国家将怪罪台北当局，可能在中国代表权问题表决时集体倒戈。时机不巧的是，美国国务院也向白宫建议，美国应承认外蒙古，希望使它不再那么倚赖莫斯科。蒋被照会这两项提议，而且几乎同时又获悉美国国务院预备发给住在东京的台独运动领导人廖文毅访美签证。
[130].2008年4月19日，钱复在台北受访。
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七日，肯尼迪这封信抵达台北的同一天，美国中情局支持的古巴流亡势力在古巴猪湾登陆，卡斯特罗的革命武装部队很快就击败他们，美方并未介入。在蒋看来，以这么一支小部队登陆是稳输无疑，而这么做只不过再次证明美国领导全球事务的优柔寡断。副总统约翰逊于五月来到台北，向委员长保证：美国绝对不会承认共产中国，又以他那别人模仿不来的方式表示，肯尼迪政府的政策是“爱友人、恨敌人”。[27]
[131].同上注。
鲁斯克发函给蒋，严词要求国军部队统统退出缅甸，肯尼迪也致函委员长，表示自由世界“迎接共产主义挑战的上上之策是强化民主体制，使它们更符合世人的期望”。[26]
[132].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Electronic Briefing Book no.195,http：／／www.gwu.edu／~nsarchiv.
蒋为了鼓动风潮、激励部队士气，又秘密规划“反攻大陆”；其中一个方案即是由缅甸发起反攻，当地国军游击队在来自台湾的准军事单位增援下，已经跨越边界对中国大陆发动新的攻击。[24]中共和缅甸政府对国民党这些活动不胜其烦，缅甸陆军和人民解放军联手发动军事行动，把大部分国军赶到老挝，并占领游击队在缅甸的主要基地孟八寮（Mong pa Liao）。他们也虏获五百吨美国军事补给品和武器，使得刚上台的肯尼迪政府尴尬极了。[25]
[133].2008年4月19日，钱复在台北受访。
然后，紧接着肯尼迪当选之后，传闻颇有可能出任国务卿的鲍尔斯 (Chester Bowles)提出“两个中国”的政策；而向来被蒋诋骂的艾奇逊也提议美国承认台湾是个“独立的国家”( self-contained country)。[21]蒋现在预期美国新政府会对国民党政府十分不利；果然肯尼迪政府第一件事就是取消艾森豪威尔答应给国民党政府的那架C-130B运输机，理由是飞机“或许会被移做他用”。[22]他们换成提供一架旧的C-54，并且把秘密进驻台湾、配备核武器的美军斗牛士导弹撤走。[23]不过，令蒋欣慰的好消息是，熟面孔鲁斯克而非鲍尔斯，出任国务卿。鲁斯克虽是民主党人，在台湾却以坚强反共出名，他相信要以武力打冷战。然而，蜜月极短：鲁斯克很快就因缅甸危机和委员长闹翻。
[134].FRUS(1969-1976)，vol.17：China,p.52.
和一九四八年一样，中国问题是一九六○年美国总统大选中的一个争议极大的议题。蒋有充足的理由深信尼克松副总统将在行动上比艾森豪威尔更加反共甚至更加支持台湾。当肯尼迪驳斥尼克松的主张，认为不应因为金门、马祖是“自由的象征”，美国就得为防卫它们而卷入战争时，蒋对民主党的疑虑就更深了。蒋积极回应，下令台北的政府发言人表示，“即使选情炽热，任何负责任的美国领袖竟能如此不负责任地随意丢弃另一个国家的领土，都教人不可置信”。同日，蒋接受媒体访问，蒋宣称国民政府将“为金、马誓死奋斗”。[20]
[135].同上注,pp.67，69。
蒋、艾会谈时，避开让他们关系不谐的、“可恶的”外岛问题。但是，国军针对大陆的活动仍是讨论的重点。蒋提起对大陆展开准军事行动的构想，要求艾森豪威尔提供美国飞机与通讯，支持“空投和其他破坏与游击行动”。[18]回到华盛顿后，艾森豪威尔批准美国替国军训练有限量的部队进行空投作业，提供一架长程 C-130B运输机，以及最为重要的，一个中队的现代化的F-104喷气式战斗机。[19]能拿到F-104固然很好，但是蒋心里明白，相对于反攻大陆所需的飞机和舰艇大队，它只是杯水车薪。
[136].FEER 65，no.37(September 7-13，1969).173-189.
艾森豪威尔显然已经忘了因外岛危机引发的对蒋介石的不信任。由于和共产党来往迭遭挫折，现在他对这位坚决反共逾三十年的斗士反而倍感亲切。蒋告诉艾森豪威尔，中国共产党“绝对不可能”和苏联分裂，艾森豪威尔也同意，苏联集团是“一块大顽石”。[17]他们很明显没预料到四个月后赫鲁晓夫不多久就取消和另一半大顽石在一九五七年成立的核协议，并且下令苏联驻大陆军、民顾问一千三百四十三人，不论从事核子计划与否，统统召回苏联。
[137].1995年9月7日，李国丁在台北接受采访；Ralph W.Huenemann,“台湾家庭计划”，《现代中国》16，no.21(April 1990)：173-189。
↑1960年6月，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访台，在总统府前对热情的群众挥手致谢 （国民党党史馆提供）
[138].FRUS(1969-1976)，vol.17：China,p.53 n.3.
[139].同上注,pp.53-54。
艾森豪威尔希望在他最后一年的任期集中全力结束冷战，但是一连串的挫折浇熄这股热忱，其中最著名的就是U2侦察机在苏联领空遭击落事件，以及赫鲁晓夫发表长篇演说，先行退出巴黎高峰会谈。[15]然后是由于东京爆发反美动乱，他被迫取消到日本访问的行程（此访问原来是安排在访问台北之后）。因此，蒋介石特别在台北安排一场盛大的欢迎这位美国上宾的活动。当艾森豪威尔在一九六○年六月十七日抵达台北时，受到该城市有史以来最盛大的欢迎。三十多万人在台北街头夹道为他的车队欢呼。第二天，又是三十万人——毫无疑问有许多是同一批人——集合在总统府前广场聆听艾森豪威尔演讲。[16]
[140].FRUS（1969-1976)，vol.17：China，pp.55-56.
艾森豪威尔的国务院也更加重视人权，训令庄莱德大使向蒋警告，不要犯下“李(承晚)政权”相同的“致命错误”。可是，庄莱德向美国国务院报告，靠自由选举，“国民党几乎必败无疑”，因此两蒋不可能容忍一个强大、有组织的反对党崛起。庄莱德没有将美国国务院措辞严峻的讯息传给蒋。[12]在岛上，蒋第一次短暂允许公开批评政治压迫。将近五百名立法委员当中只有两人，以及少数无党无派人士(包括胡适)公开谴责对雷震“罗织罪名”，也指责不应交付军法审判。[13]可是，对政治异议分子的取缔很快又加紧，警备总部每年查禁、停刊好多家刊物。[14]
[141].关于蒋介石的观点，我依赖1995到2006年间对他们父子俩许多部属、助理和秘书的访问，受访名单已见前引注98。
副总统陈诚显然是希望在本省人当中建立未来支持的基础，令政治观察家大吃一惊，他竟公开说只要不是“军阀、地痞流氓”组的反对党，都可以存在。这句话被解读为默许雷震的活动。[10]最后，雷震只被判有期徒刑十年，相对而言刑罚不重，反映出两蒋希望克服美国的批评。[11]发展中国家的支持成为冷战中大家争取的大赏，而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肯尼迪也号召美国要强化它在世界的道德权威。
[142].FEER 60，no.20(May 12-18，1968)：343.
韩国事件强化蒋的决心，一定要拔除台湾任何有组织的在野势力。他接受蒋经国的建议，同意以捏造的叛乱罪名逮捕《自由中国》发行人雷震。虽然雷震在一九五七年就冒着被捕的风险，发起一个非正式的党外协调小组，不过两蒋当时惮于美国批评孙立人被捕以及台北美国大使馆遭破坏，没有对雷震采取行动。雷震长久以来主张要在大陆促成政权更易，唯一的方法是建设台湾为民主楷模，又宣称“反攻无望论”。[9]两蒋对雷震的直言早已容忍多时，但是，一九六○年在胡适的支持下，雷震又跨越言辞的分际，开始计划成立新党“中国民主党”。
[143].1996年5月31日，熊丸在台北受访。陈三井访问， 《熊丸先生访问纪录》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丛书(69)，1998)，pp.117-118。
一九六○年三月，国民党大会选举蒋介石和陈诚连任正、副总统；陈诚并兼行政院长。同一个月，韩国大选舞弊，引爆大规模抗议，迫使李承晚总统辞职；当暴民走上街头试图找到李承晚时，中情局一架DC-4飞机或许是从台湾飞出，把他救出韩国，送到檀香山。蒋大受震撼。在他看来，“愚昧、拙劣”的美国人又在一个未开发国家追求民主的幻影，不顾由苏联扶植的强大政权对它的威胁，鼓励其国内政敌反对其反共领袖。毫无疑问，他也想到台湾和美国到底有多少人会以李承晚垮台当做台湾变革的样板。
[144].翁元，《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的日子》 (台北：书华出版社，1994) ，pp.118，128-131。
一九五九年十月，赫鲁晓夫成功访问美国之后，再度来到紫禁城和毛泽东会谈。根本上的歧异，尤其是核武器时代的战争与和平、中印边界冲突、毛对解放台湾的方式等等，一再伤害到表面上的客客气气。两人这次会谈不欢而散的新闻很快就外泄，举世皆知。这时候，只有少数西方观察家认为艾奇逊十年前的预言——中苏集团必会分裂——可能成真。艾奇逊本身都不再这么认为了：他在次年仍公开说，认为两个社会主义巨人会互相争斗的想法，是“一派胡言”。[8]
[145].熊丸，《熊丸先生访问纪录》，pp.117-118。FRUS (1969-1976)，vol.17：China, p.146；Tyson Li，Madame Chiang,pp.400-401.
↑蒋介石在其阳明山宅邸的花园，1959年摄（国民党党史馆提供）
[146].Chen Jian(陈兼)，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pp.245-249.
[147].FRUS（1969-1976)，vol.17：China,pp.88，143
如果蒋看起来很高兴，也不是没有原因。五十年代末期是他到那时为止一生中最快乐、最满足的时期。毛泽东则陷入重大麻烦。中国的“大跃进”最终成了一场灾难。十二月，刘少奇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蒋开始相信在可预见的将来，大陆终将出现反共的抗争。可是，周恩来却是一副大陆越来越适合养老的模样，公开呼吁委员长回归祖国，可以替他及其僚属安排适当的职位。根据中央情报局的报告，一九五九年起，北京给台北传递一次以上的秘密信息。一九五八年十月杜勒斯向蒋说教之后，蒋和周通音讯，这或许让周认为，或许委员长有兴趣与北京交涉协议。一九六四年，中情局说，没有证据显示共产党对两蒋父子的提议，得到任何回应。[7]即使如此，蒋氏父子还是决定不告诉他们的好朋友（中情局台北站站长克莱恩）最新的这些接触。
[148].同上注，pp.88-90。
这些年，蒋夫人住在美国的许多外甥(年龄从九、十岁到青少年)——但没有外甥女——都会被前往香港的父母中途送到台北去。暑假期间，他们这位出名的阿姨或姑妈会给他们安排不同的活动，也邀请蒋经国的小孩参加，组成了所谓的“八仙俱乐部”。他们记得她花不少时间绘画，一天抽半包到一包香烟。他们也记得委员长穿长袍在庭院散步，背诵唐诗，并在阳明山家庭野餐时炒了一锅炒饭。(美龄爱吃南方炸鸡。)小孩子跑进跑出时，委员长和夫人坐在一旁慈祥地微笑。她会点根烟，插在烟嘴里，静静地看着小辈嬉戏。[6]
[149].同上注，p.105。
蒋夫人当年六月从美国回来。那一年她一直代表委员长在美国奔走，到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众议院亚太小组委员会、美国退伍军人协会、美国国防大学、美国全国记者俱乐部及其他数十个组织演讲。[3]她得到三所大学颁赠学位，在华盛顿探访病危的陈纳德，也参加了五月间病逝的杜勒斯告别式。《新闻周刊》赞誉她“有个人魅力、才智敏捷以及能言善道”。盖洛甫民调则说她是全世界最受钦佩的女性之一。[4]但是，如她演讲的音调总是很刺耳，又爱用一些艰涩字词，因而引来批评和讥笑。回国之前，她在白宫和艾森豪威尔夫妇共进午餐。[5]当她回国时，委员长和往常一样，到机场接机。她已离开一年多，但这对夫妇仍在别人面前展现出非常不中国式的恩爱。
[150].同上注，p.137。
一九五九年，因为台湾的国民大会即将在次年选举第三任总统，胡适、王世杰等自由派知识分子开始呼吁蒋遵守宪法，不再争取连任。当年稍早，陈诚也以为蒋不会扩张宪法对总统任期的限制，与一群他熟识多年的将领私下讨论继任问题。但是，蒋经国的手下若非已在陈诚周遭布下眼线，就是在会议室装了窃听器。委员长闻报有此秘密会议之后，立刻设法破坏任何可能的计划，让陈周遭亲信将领退役或改调非主管职位，连参谋总长“王老虎”王叔铭也职位不保。[1]大约同一时期，他也解除了和蒋经国意见不合的蒋纬国之装甲兵司令职位。蒋纬国担任司令不足一年，又奉派到美国进修。蒋纬国觉得自己是因政治因素被调职，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担任带兵职位。[2]
[151].Sheldon Appleton，“Taiwan Portents of Change，”Asian Survey 1，no.11(January 197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