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为什么我们需要选择不同的战斗方式来对抗不同的压迫机制？如果说我们所在的位置处于多个社会宿命的交叉处，也就是说我们拥有多个“身份”，多种受奴役的方式，为什么我们在知道任何运动最初和首要的原则就是造成社会分化的情况下，一定要只选择其中的一个作为我们政治主张的核心出发点呢？是否正是那些将我们建构为政治主体的理论与主张没有赋予我们建立起包罗万象的理论与主张的能力，没有赋予我们将所有压迫的领域、所有统治的形式、所有来自低等身份的召唤、所有面对侮辱性称呼而产生的羞耻感等全部包容进理论场域和实践场域的能力？我们的理论是否可以使得我们准备好接受所有新的运动（新的运动指关于政治舞台上出现的新问题和我们从未听过、从未预料到的新主张的运动）⑤？
1960到1970年代，当时我在读书，马克思主义或者至少是左派统治了法国思想界，其他类型的“斗争”似乎都变得“次要”，甚至被称作“小资产阶级分散大众注意力的伎俩”，他们想将注意力从“真正”的战斗，唯一值得关注的战斗，也就是工人阶级的战斗上面移走。我们称之为“文化”的这场运动（它强调了所有马克思主义搁置的问题，如性别、性向主体化，以及种族相关的主体化问题……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关注点局限于阶级压迫）提出了其他出自社会经验的问题，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阶级压迫的问题。
这次在耶鲁大学的会议对我来说是一次真正的考验，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当时我处于一段新旅程的关键时刻。当时我刚刚宣布自己决定重新拾起那本我在父亲去世不久之后开始创作（我当时立刻决定将书名定为《回归故里》），但没几个星期之后就放弃了的书（当时我感到无法完成这项工作）。我开始疯狂地阅读所有可能与这一主题相关的资料。我知道这样一个计划（关于“回归”的写作）只有通过一定的媒介才能很好地完成，我应该将之（媒介）称为过滤器、文化参照：文学的、理论的、政治的……这些参照帮助我思考并组建我想要表达的东西，但它们尤其中和了过重的情感负担，如果在没有这层过滤系统的情况下直面真实，我将不堪重负。但我向自己保证，除非我完成了最后一章，否则我不会阅读雷蒙·威廉斯的《边境乡村》（Border Country）⑥。我预感到他的著作会给我施加过重的影响。所以我等待。今天我完成了写作，也读完了那本书。书中“情节”起始于一位伦敦大学的教授得知自己的父亲心脏病发作，将不久于人世。他赶忙乘上火车。故事以倒叙的方式讲述，从他作为威尔士平民阶级孩子的童年生活，到他在举行丧事之前回到家里，中间部分，他描述了自己如何远离自己的出身之地，以及他因此必然感受到的痛苦和羞耻，以及他在“回归”之后感到必须在精神上重新回顾自己的童年和青少年生活。
但是，哈布瓦赫（Halbwachs）已经让我们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如果说集体记忆（也就是我们所属的团体的集体记忆，或者我们因为认同从而参与建设的团体的记忆）是个体记忆的前提条件，那么下列事实也同样真实：每个个体会属于多个集体。这种现象有时是相继的，有时是同时发生的②。这些团体有时会相交；它们总是在不断演变，不停地改变形态。集体记忆也是如此，而且，与之相伴的个人记忆和个人历史不仅不是唯一的，而且是变化着的。它们产生于多样、异质的时间和空间中，想要让它们变得整齐划一，或者通过宣布哪些是重要的、哪些是不重要的来对之进行分级的尝试都将徒劳无功。总之，安妮·厄尔诺于1974年出版的第一本书《空壁橱》（Les Armoires vides）不仅提到她童年及少年时期的社会环境，还讲述了一位20岁少女的创伤性经历，一次非法堕胎③。在她生命中的某一时刻，一个写作计划在她内心萌生，也就是回顾所有她过去“认为是耻辱所以深藏起来”的一切，而这一切如今变得“值得被重新回忆”；当她后来在《那些年》（Les Années）中回忆这一时刻时，她特别强调了那些“洗去耻辱印记的记忆”为她勾勒了一个文学、知识以及政治的前途，她可以在未来重新解读自己各个阶段的轨迹，以及她个性的不同构成维度：“为女性获得合法堕胎权而抗争，反抗社会不公，以及理解她自己是如何变成今天的她，这些事情对于她来说是同一回事④。”
在故事的中段，我们当然看到，他在父母的支持下，离开家庭去大学读书，而他的父母也深知他们的努力和付出只会以儿子的离开为结局。在最后一页，主人公明白，他不可能再“回归”，不可能消除那么多年建立起来的隔阂。我们至多可以通过将现在与过去连接起来，与自己和解，与自己曾离开的世界和解。他以非常节制的方式宣称，他“度量了这距离”，而且，“通过这种度量”，“我们结束了自己的流亡”。
就像她一样，在政治运动以及伴随它发生的理论界大动荡的背景中，我感到有必要“沉入”自己的记忆，通过写作“为自己的出身雪耻”。但这里说的是另外一种出身，所以我探索的也是另外一片记忆。因为集体运动为个体提供了将自身建构为政治主体的方式，所以集体运动同时也为个体提供可供理解自身的概念范畴。这种阅读自己的方式当然会被用来分析现在，但也会被用来分析过去。政治与理论的范式可以给人们提供看待自己的方式，从而创造了一种既是集体的，也是个人的记忆：我们以现代政治为坐标来回望历史，对统治与压迫的方式进行思考，对自我的改造和抵抗行为进行思考（无论这些改造与抵抗是自觉的还是日复一日的无意识实践）。这种记忆框架（政治的）在很大程度上定义了作为孩童的我们以及我们所经历的童年。
他说得有道理吗？我不能准确判断。我知道的是，在读到小说的结尾，也就是儿子得知父亲（他本来有足够的时间与他重新建立那消失的，或者只是被忘却的情感连接）去世时，我的双眼噙满了泪水。我要哭了吗？为什么而哭？为谁而哭？小说中的人物吗？还是我的父亲？我很伤心，我回忆起自己的父亲，遗憾没能再见他一面。遗憾过去没有试图理解他。遗憾过去没有试图和他沟通。事实上，我在遗憾自己任凭这个暴力的世界击败自己，就像它曾击败父亲一样。
在颁发这一奖项时，我应该发表一段正式的演讲。当人们询问我演讲的题目和内容时，我决定以批判的方式重读那些使我获此荣誉，并将我带至这场典礼的旧作。我想反思我们利用当前社会中即有的理论与政治范畴来重建历史的方式。我首先提到父亲的去世，然后是我与母亲共同翻看旧照片的时刻，以及我看到每张照片时重新记起那个过去生活过的世界……在描述过我作为工人儿子的童年生活之后，我自问，我为什么从来没有想到、没有欲望要反思这段历史，或者在这段历史的基础上来思考问题。我引用了一段安妮·厄尔诺的访谈，这段内容让我很有感触：当被问到布尔迪厄的著作对她的工作有何影响时，她讲道，她很年轻的时候就走上了文学的道路，她曾在自己1962年的日记中写道：“我要为自己的出身雪耻！”这里的意思是，她要为自己作为“被统治者”的社会身份雪耻。对于如何实现这一计划，她还在犹豫。几年之后，在68运动时，她读到《继承者》（Héritiers），勾起了她个人经历和教育经历中的痛楚，这本书对于她来说就像“一道秘密指令”，告诉她“沉入”自己的记忆，“书写在自己阶级身份提升的过程中感受到的痛苦，以及羞耻，等等”。
几年前，由于我再一次没有了稳定和充足的收入，于是很自然地想办法进入法国的大学工作。我的著作和我在美国的教学经验给了我进入大学的资格。绕了一个大圈子之后，我重新来到这片空间，这片我在1970年代末因为社会身份不够格而被迫离开的空间。今天我成了这里的教师。当我告诉母亲我获得了这个职位，她激动地问道：“你做什么科目的老师？哲学吗？”
2
“是社会学。”
耶鲁大学授予我一项奖励。我在思想史、同性恋研究、弱势群体主体性研究方面的著作使我获此殊荣，这是拥有社会最底层阶级出身的我从来没想到有一天会到达的层次，而我的阶级出身也的确几乎没有给我提供可以到达这一高度的机会。
“这是什么？它是关于社会的吗？”
于是我开始将许多时间花在旅行上面，欧洲、拉丁美洲，尤其是美国：我在芝加哥做讲座，我在纽约哈佛大学参加研讨会，我在伯克利教书，我到普林斯顿出差……
当时我花了一些时间才得以用自身的方式思考问题。因为，如要感到自身的合法性，就必须被自己的过去、被社会、被组织机构承认。虽然年轻时有一些疯狂的幻想，但对我来说，认为自己有能力（被社会赋予权利）写书而且还是理论书籍，并不容易。梦想是梦想，现实是现实。要使两者重合不仅需要顽强的意志，有利的时机也同样是必要的。童年时，我家里面是没有书的。与萨特在《文字生涯》（Les Mots）中描述的相反（这是一本针对青年时期的自传，目的是还原他内心的“召唤”甚至是“责任”的历史，也就是一种投身于文学和哲学的社会宿命），我并不被“需要①”。写作对于我来说不是早已存在于我的玩具和积木塔中的，一种来自未来的召唤，不是在大人们惊愕而慌张的目光中说出早熟的话语，它不是一种在多年之后定会浮出水面的召唤。相反！另一种宿命等待着我：我必须拉回自己的欲望以便它能与我的社会可能性相符。所以我必须抗争（首先要对抗自己），来适应学校生活，来为自己创造那些他人在出生前就已经被赋予的权利。对于一些优等阶级来说显而易见的人生坦途，我却需要独自在黑暗中探索。甚至，在很多时候，我需要自己开辟道路，因为许多已经存在的道路对像我一样的人并不开放。我在1990年代中期获得的新身份以及我当时所处的新的国际化环境，对我的作用就相当于阶级习惯和中学、大学直达通道对另外一些人的作用，他们在生命历程的早期便获得了这些，而我在很久之后才获得它们。
这些流产的尝试有一个共同点：在两次尝试中，我的主题都指向了同性恋历史和同性恋主体性。奇怪的是，我从没想到要记述关于社会阶级的故事，我本可以描写，比如说，一个远离家庭的平民阶级少年的故事，在此框架内还原两代或者三代人的生活，包括那些让他们分离的东西，以及让他们无论如何仍然聚合在一起的东西。不管怎么说，我没能在虚构文学领域走得更远，于是我转而投入到吸引我很久，但我一直没有付诸实践的领域：书写知识分子的生活，书写思想的历史。首先是两本采访录（与乔治·杜梅吉尔，以及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一开始，这只是我记者职业的延伸。但跨越至书籍的尺度时，一切都不同了。当我在1986年完成第一本书时，杜梅吉尔建议我写一本福柯（于此前两年逝世）传记。在写作的最初阶段，他给了我大量信息和资料，以此来帮助我，直到他本人也撒手人寰。这部著作对我来说是在那样一个时代致敬福柯的方式：那时，他的名字和作品被一些新保守主义小团体侮辱和诽谤，他们大肆占领所有发声途径，这使得他们可以让众人相信所有人都接受他们的意识形态主张和对他人的中伤，甚至，就像他们自己声称的那样，从那时起，一种新的“范式（paradigme）”就开始统治各个社会科学了（但它只是一种使用武力的倾向而已）。这本不合时宜、野心勃勃的著作获得了成功，而且我相信，它在当时刚开始在公共空间兴起的对当时流行的反革命意识形态的反抗中起着重要作用。它当时就被翻译到多个国家。它的成功让我开始受到许多研讨会和讲座的邀请……渐渐地，记者生涯离我远去，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我开始离它远去。当然，我每年仍会发表几篇文章，做几场采访，但频率越来越低，自那以后，我把几乎所有时间都用来写作或者赴国外大学参加活动。我改了行。这一新生活让我被归为善于革新学术景观的作者之列，尤其是那种善于挖掘在很大程度上被学术界忽视的问题的作者。我想要成为这一运动中永恒的一部分。我开始创作更加理论化的作品，第一本被出版的是《关于同性恋问题的思考》，之后是《少数派道德》。
我开始渴望创作文学作品：1980年代中期到后期，我开始写两部小说，在这上面花费了很长时间。头一个计划的灵感来自我与杜梅吉尔、与福柯的关系及对话，我想在其中描绘通过友谊联系在一起的三代同性恋者。三个时代，三种生活：它们之间有不变，也有变化。我写了一百页左右。或者更多一些。直到我感到难以继续，将这沓纸搁置在橱柜里。有时，我会重新看看“我的小说”（我这样称呼它），想象自己有一天可以完成它。唉！当我读到艾伦·霍林赫斯特（Alan Hollinghurst）的《泳池图书馆》（The Swimming–Pool Library）这本和我的小说相似的书时，我折服于作者的高超技艺，并了解了自己的草稿与一部成熟的作品之间的距离有多远：于是我将自己的稿子扔进了垃圾桶（字面意义上的）。第二本书的主角是一对恋人，灵感来自本杰明·布里顿（Benjamin Britten）和皮特·皮尔斯（Peter Pears）的创作，当女主角陷入恋情时，小说将围绕创造性活动展开。当时，我对布里顿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尤其是他的歌剧（往往使用皮尔斯的声音），包括《彼得·格赖姆斯》（Peter Grimes）、《水手比利·巴德》（Billy Budd）、《命终威尼斯》（Death in Venice），等等。我是否缺少毅力？或是创作小说的才华？或者更简单地因为我知道自己没把这件事当真？在难以放弃的旧时野心的激励下，我开始亦步亦趋地写起来。我幻想自己是一名作家，但我成为作家的条件却不成熟。逐渐地，我放弃了这一文学梦想，但我从没有真正忘记它：有时我还是会遗憾没有足够的耐心和能力将这条路走下去。
在刚入职的几天，我在《新观察家》（Nouvel Observateur）很不自在。这是委婉的说法。然而，在接下来的好几年间，我的名字都与这家我所厌恶的出版物联系在一起。我一直没能接受这一状况：我再一次走错了方向。这不仅是一种简单的讨厌，而是一种深深的抗拒感。一个大学的小团体将这本期刊的文学专栏看作自己的势力范围，并且以不知羞耻的方式利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试图将自己的反动思想倾向强加给整个政治—知识界并试图领导之。他们每时每刻都将攻击的矛头指向所有出众的、使之相形见绌的人，他们反对所有已经是或者试图保持左派身份的人。我的存在阻碍着他们的计划。我的每篇文章、每次访谈，都能激起他们的愤怒，这愤怒有时通过批评指责来表现，有时则是威胁（知识分子的生活在放大镜下总不是那么漂亮。事实总不会像我们试图进入知识圈时对它理想化的预想那样美好）。在经过一系列让我胆战心惊的争执和冲突之后，我决定不再将自己的精力花在这些耗人的、没有结果的争吵上。自那以后，我便将这份工作仅仅看作一个谋生方式，我将利用它带来的工资来撰写著作。在缕清思路之后，这些艰难的经历对我来说成为一种特殊的推动力：它们促使我转向新的目标；它们促使我调动自己所有的精力，再次进行一次自我改造。
我今天之所以成为这样的我，是两段历程交错影响的结果。我来到巴黎时抱着两个期望，一个是自由地作为同性恋生活，一个是成为“知识分子”。实现第一个计划并不是非常困难，但第二个计划却落空了：在我成为中学老师的努力以及完成博士论文的努力失败之后，我处于失业而无望的状态。我被同性恋亚文化提供的资源所拯救。同性恋社交场所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阶级混合的场所，我们会在这里遇到我们在其他场合不会遇到的人，其中既有属于其他阶级的人，也有来自遥远地域的人。这使得团结一致与互帮互助成为可能，这一现象与前文中提到的“文化传递”一样，只有在它们实际发生的时候，才能被直接地经历和感知为它们本身。在一个非常受欢迎的社交场所（圣母院后面的公园）中，我曾认识了一个男孩。当时我25岁。我不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我很难接受这一明显的事实：我必须放弃我从进入大学开始就天真地幻想的自己将来能够生活其中的乌托邦。当时的我漂浮不定、犹犹豫豫、满怀焦虑。我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一天晚上，这个男孩请他的一个朋友一起到家里吃饭，她在《解放报》（Libération）工作，这是一份诞生于1970年代初期、在萨特和福柯的支持下创立的期刊，属“战斗”一派。我们一见如故。我们之后再次见面，她向我约稿……面对这个出奇的机遇，我固执地把握住了它。就是这样，我渐渐地成为记者。更准确地说：文学记者。我写书评，做采访（我的第一次采访是与皮埃尔·布尔迪厄谈论他的《区隔》：当时的场景历历在目）。这一职业对我来说是一个从未料到的进入知识分子圈的方式。我从未在少年时期或者大学时期做过这种幻想。但这和我的梦想很相似。我经常与出版商吃午饭，或者拜访作家……很快我与他们中的一些人建立起友谊，甚至与布尔迪厄和福柯等人建立起密切的友谊。当时我刚刚放弃了博士论文的写作，但在存在之偶然性的作用下，我得以与现代思想领域的大家频繁来往，这些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受到了必要的社会连接和偶然决定的影响。我没有在这家报社工作很长时间：它已经变成保守革命（la révolution conservatrice）的主要传播工具之一，我在这本书中曾多次谈到这一问题。在政治—知识界（le champ politico-intellectuel）有组织地转向右派（组织性非常强）之前的大范围进攻中，哲学和社会科学界，以及它们进入公共空间尤其是媒体空间的动作在其中起着核心和决定性的作用。布尔迪厄和福柯对我影响至深，我致力于维护批判性思想和“68事变”的遗产……很快我在这里就变得不受欢迎了。但我有时间了解了这一职业。一家期刊的老板不能忍受布尔迪厄对他以及这家期刊中专栏文章的蔑视，这对他来说变成了他个人的心头刺，于是他邀请我加入他的团队，来改变这一状况。我不喜欢这家报社，从没喜欢过。另外，它比我之前离开的那家期刊更加深入地投入到了新保守主义转型当中。我犹豫了很久（为了让我接受邀请，布尔迪厄反复对我说：“首先应该养活自己。”“我给你安排一场访谈，这样，你接下来的两年就可以安心了。”）。无论怎样，我没有太多选择：的确，应该保证生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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