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信仰之为信仰，未必是宗教的。“信仰”可分为“个人的”信仰与“群体的”信仰，一般而言，“宗教信仰”属于后者。但是，有一点值得注意，我们之所以常把“信仰”都理解为“宗教信仰”，是因为它们有着很明显的共性。这用英文词汇或许能表达得更清晰，“宗教”的英文是religion，另外有一个词与之同源——religiousness，我们可以译为“宗教情怀”或者“虔诚”。“虔诚”就是信仰的特质，个人信仰有之，宗教信仰亦如是。换言之，凡能被称为“信仰”的东西，都是使人充满宗教情怀，满怀虔诚的东西，即使它不属于任何宗教团体。这种“虔诚”源于一个人对某个对象绝对的信任和全身心的奉献，这个对象可以是一个人、一尊神，或者一种价值，比如真理、道德、美、爱……
何为信仰
有些人以“爱情”为信仰，爱情、爱人便是他为之献身的全部意义。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世上会有“殉情”之人，会有“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的名言，会有“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的贞烈誓言，会有梁山伯与祝英台化蝶而伴的绝美传说。对于以“爱情”为信仰的人，爱人的离开就是世界的毁灭，自我的消亡，是一切意义化为灰烬。
“信仰”因为是一个人自己的事情，所以那是个“我信什么”的问题，与别人无关。换言之，个人“信仰”不见得需要与他人交流，也不一定要向他人宣布、解释或传播。在这一点上，可以认为德国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提出的“因信称义”就是让基督教变得更具私密性、更加个性化的一次尝试。所谓“因信称义”意在指明信仰是个人与神明之间建立直接的通道，它不需要他者的介入，神明不需要任何人作为中介，就可以通过《圣经》直接向个人低语。而信仰是人对自我的良心，以及住在良心里的神明的直接交代，无须向他人证明、获得他人的认可，无需他者的参与。因而这揭示了个人“信仰”的一个特点：无所谓你知不知，只求我知我安，然后天知地知。
有些人以“金钱”为信仰。最典型的代表便是我们所熟悉的文学人物——巴尔扎克笔下的“葛朗台”。“在老葛朗台眼中，金钱高于一切，没有钱，就什么都完了。他对金钱的渴望和占有欲达到了常人无法理解的病态程度：他半夜里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密室之中，爱抚、把玩、欣赏他的金币，放进桶里，紧紧地箍好。临死之前还让女儿把金币铺在桌上，长时间地盯着，这样他才能感到暖和。”他是完全的“拜金者”。我们千万不要误以为现代社会中常说的“拜金主义者”指的是金钱的信仰者，就是真正的“拜金者”，绝对不是。真正的“拜金者”热爱金钱，远胜于爱其他一切。在他眼中，金钱是神，他崇拜金钱，尊敬金钱，珍惜金钱，爱戴金钱，愿意为金钱牺牲其他。所以真正的“拜金者”绝不可能挥霍金钱、乱用金钱、浪费金钱，“一掷千金”“千金散尽”绝不是他会做的事情，如果可能，他甚至会阻止别人这么做，因为金钱就是他的命，就是他的灵魂，挥霍金钱就等于要了他的命，撕扯他的灵魂。所以真正的“拜金者”，那些以“金钱”为信仰的人，一定很节俭、很刻苦，一定是“守财奴”。他们的乐趣不在消费，只在敛财；他们不舍得用钱换购物质享受，因为钱本身就是最大的享受，金币的光芒就是他们认为最美的辉煌。我们现在所谓的“拜金主义者”实际上并不真正尊敬金钱，只是把金钱当成一种工具或者一种手段，利用它来得到其他东西。所以，我们感兴趣的是其他东西，而且这些东西常常会变。而真正的“拜金者”不以金钱为手段，而以它为终极目的，心存向往，始终专一。
所以，“信仰”与“宗教”是两个有差别的概念，并不能简单地划上等号。“信仰”更倾向于私人事务，或者说个人修养，它基于个体。相对而言，“宗教”则更倾向于群体活动，或者说集体修养，它基于某个共同体。“信仰”是个人自我要求的行为规范，就像体操比赛中的“自选动作”，那是我们自创的或者自行选择的动作，却不用它去要求别人。比如，从个人信仰的角度，不是所有的信仰者都会将“不饮酒”作为自己的自选动作。但“宗教”中的行为规范，相对来说就是一些公共的“戒律”，类似于我们常说的“纪律”，那首先是一种集体意志的表现，是共同体的选择，是“规定动作”，它们得到了其中大多数人的主观认同，并自愿把它作为个人生活的行为准则。当然，并不能保证每一个信徒都自愿恪守这些纪律，比如世上很多人偏好饮酒，但很多宗教却都对“饮酒”有着明文禁规。这些宗教团体的清规戒律，有时虽看似不近人情，不如个人信仰的“自选动作”那般自由自在，但其实本质无异，都是以一种实际的生活态度、具体的行动来保障和捍卫某一个内心坚信的价值。
有些人的信仰源于他对人类美好精神的热爱，比如中国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他对古代建筑所包含的智慧和艺术的热爱，超越了任何可见的疆界，极为博大。1944年夏，二战接近尾声，中国持续了八年的抗日战争也将结束，美军已经对日军占领区和日本本土开始战略轰炸。梁思成当时在重庆担任教育部战区文物保护委员会副主任。他在弟子罗哲文的协助下，整理古迹遗址名单，并在地图上标明位置，防止盟军轰炸时破坏了那些无价的建筑珍宝。虽然，当时的中国人无一不对日本恨之入骨，梁思成本人也有两位亲人在这场战争中牺牲，但他仍然竭力保护日本的奈良和京都，使之躲过了一场文化浩劫。为此，日本古都奈良还专门为梁思成立了像。
那我们中国人有没有自己的宗教呢？这是很多外国人深感好奇的一个问题，曾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外国人相信中国也有自己的宗教，他们称之为“儒教”。为什么呢？因为在他们观察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的时候，他们发现深入中国人骨髓的“儒家”思想，也符合“宗”与“教”的结合。首先，我们的儒学有自己的“宗”，即信仰，其灵魂人物是“孔子”“孟子”等圣贤，其思想核心是“仁道”精神，或者说“良心”；其次，儒家有成熟的组织形式，它关涉全体中国人，以家庭、宗族为单位；它也有仪式，比如礼乐，或者对祖先的虔诚敬拜；它当然也有严格而无所不包的行为规范，比如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礼仪、为人处世中的仁义礼智信；它还有自己的符号系统，但不像基督教或者佛教那样是以某种图案呈现，而是化入中国人的言行方式之中，那是一套符号化的规则与习惯，比如下跪磕头、打躬作揖；它有内涵丰富的理论体系，如四书五经；它有自成的话语系统，比如忠恕之道、中庸之道、温良恭俭让；它有极多的活动场所，除了特定的祠堂、孔庙，它实际上发生于一切场合。所以，这样看来，外国人将“儒家”思想当作中国人全民信奉的宗教，也不无道理。
得意时使人心怀敬畏，失意时令人心存企望的那个东西，往往就是我们的信仰。
所以，“宗”+“教”=信仰+外部教化机制=宗教。
所以，有些人或许没有宗教归属，却不代表他没有信仰。我们可以认为，有些信仰的持有者人数，尚未达到发展为“宗教”的规模，尚不足以形成组织或团体。或者，有些信仰的持有者本身排斥外部建制，例如信仰“自由”的人本就信奉个人精神的自我主宰，追求最大程度的自治自律，因此他们往往会拒绝遵从外来的规则，通常也乐于游离在任何群体组织之外。又或者，有一些将“美”作为个人信仰的信徒，比如很多伟大的艺术家，他们不愿拘束于任何一个团体，而更愿意在美的感召下单打独斗。还有一些信仰的持有者无须参与任何信仰的共同体，因为他们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有一个尚未被理性自觉的信仰。比如我们很多中国同胞，尤其是老一辈，都以为自己没有什么信仰，但事实上却是“良心”的忠实信徒，就像在日常生活中，我常听老人说“摸着良心做事”“人在做天在看”“人心自有一杆秤”诸如此类的话。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其实这已然透露了这些老人心中的虔诚与敬畏。得意时使人心怀敬畏，失意时令人心存企望的那个东西，往往就是我们的信仰。
如果我们解析一下“宗教”这个词，我们常说“万变不离其‘宗’”，“宗”意味着最核心的精神、最重要的本质、最基本的价值，指的就是某一种信仰；而“教”则是对外的教化、对人的育化、上施下效的传播和普及，这就是“外部建制”的功能。
中国人的信仰
“宗教”与“信仰”不同，“宗教”是很多人抱有同一个价值观，同时，这个价值观衍生出一套与之相匹配的外部建制，比如组织形式、仪式、行为准则、符号系统、理论体系、话语系统、活动场所等，人们尊重并自愿遵守这些戒律与要求。换言之，信仰是宗教的精神内核，所有的宗教必然根植于某一种信仰，但宗教不只是信仰，它在信仰之外还有一套外部建制。当某一个信仰，结合上一套外部建制，并从个人事务转而成为群体的公共活动的时候，信仰才成了宗教信仰。
很多人以为中国人没有信仰，其实这是一个误解。
比如我们所知道的乔尔丹诺·布鲁诺这位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思想家，他就将真理作为自己毕生的信仰，“真理”就是他认为具有至高价值的东西，他发自内心最爱的东西，愿意为之献身的东西，同时，在他实际的生活中，他所有的言行举止都是在捍卫他坚信的真理，这的确也证实了，真理是他一生的追求。在亚里士多德的“地心说”被视为权威思想、普遍真理的中世纪，他对哥白尼“日心说”的支持为他扣上了“异端”这个十恶不赦的罪名，那近乎是“魔鬼”的代名词。宗教裁判所对他实施了八年的审讯和折磨，只要他能当众悔悟、承认错误，就可以既往不咎。但是他拒绝低头，最后被处以火刑，烧死在罗马的鲜花广场上。布鲁诺不愿放弃他心中的真理，即使这意味着要付出极其惨烈的代价，他认为“真理属于人类，谬误适于时代”“能为真理而斗争是人生最大的乐趣”。可见，“真理”就是他的信仰，他为之而生，为之而死。“真理”之于意大利的布鲁诺，就相当于“良知”之于中国的司马迁，虽然他们看似信仰的是不同的对象，但他们有一个共性：全身心地热爱，并以实际行动毫无保留地自我奉献。
虽然早在两千年前的孔子时代，高瞻远瞩的他已经为我们后世的子孙选择了“敬鬼神而远之”的生活方式，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中国人就没有高于生命本身的存在意义，也不是说，中国人的生活不存在超越世俗的精神世界。这其实说明，中国人的生活无需鬼神介入，也能通达精神世界的完满。
“信仰”的核心是一个人内心坚信的某一套价值观，这是他心甘情愿为之献身的生命意义，换言之，就是他对于“我为什么而活”的回答。一旦精神找到了这样的目标，自然而然就会化为生活中与之相匹配的一套行为规范。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一书中这样说道：“中国人不大关心宗教，是因为他们极其关心哲学。他们不是宗教的，因为他们都是哲学的。”换言之，冯友兰先生认为，中国人的信仰不是宗教的，因为它是哲学的。这样的哲学信仰无须组织，不分场合，而是润物无声地自化于中国人的生活中。中国人的哲学信仰就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大多数中国人之所以不需要从事宗教信仰的活动，是因为他们已然在每天的日常起居、待人处事中实践着他们的哲学信仰。大多数中国人不会定期去庙里、道观里、教堂里、清真寺里寻找神圣性，因为对他们而言，世俗生活如明波般清晰可见，神圣性则似暗流，恒久地潜伏在世俗生活的背后，与世俗生活同在，决定着它的流向、它的起伏。西方人将世界划分为“上帝之城”与“世俗之城”，“上帝之城”掌管着信仰，“世俗之城”掌管着生活，“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上帝之城”与“世俗之城”分立而治，互不侵犯。而对于那些深谙中国传统哲学精神的人而言，信仰与生活，恰如此岸与彼岸，信仰即生活，此岸即彼岸，二者浑然一体，从未分裂过。中国人的生活世界就是他的哲学世界，也就是他的信仰世界。因此，中国人的哲学信仰不需要借助外力，不需要一个来自彼岸却要为此岸生活制定规则的陌生的“他者”——“神”——的拯救，中国人相信“心可转万物”，“修心”便可使人化此岸为彼岸，在此岸实现彼岸，因此我们致力于人内在的自我修养。中国人的身与心、现实世界与信仰世界从不分裂为“此岸与彼岸”，我们从不轻视此岸而力求彼岸，对中国人而言，用彼岸洒脱的精神应对此岸琐碎的生活，那“彼岸”便在“此岸”之中；身在风霜雨雪中，心却常常清净明朗，那“此岸”也就是“彼岸”。所以，到底是“此岸”还是“彼岸”，不在于你实际的生活处境如何、具体的人情世故哪般，而是在于你的“心”有多宽，你的精神境界有多高。所以，中国人的信仰力量，不借助神的力量、鬼的力量，或者圣人的力量，唯一借助的是自我精神境界的不断提升，个人修为的不断提高，由此滋养并激发自我内在的“心灵力量”。
事实上，“信仰”并不能完全等同于“宗教”。它们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别，当然也有着密切的联系。
就像《六祖坛经》中所说的那样：“佛者觉也，法者正也，僧者净也。”我对这话的理解是，人与人的差别本质上是心灵的差别，精神觉醒就是成佛，心怀公正就能明辨是非曲直，内心常有清明安和便是出家人。其实，山还是那山，水还是那水，生活还是“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而面对同样的山水、经历相似的生活时，不同之处尽在“人心”。不同的人心，意味着不同的“心境”，带来不同的“心态”，化生出不同的处世之道，领略到全然不同的人生滋味。所以中国人的哲学信仰从来注重从“心”修养，以心境的提升拓宽日常的视界，以胸襟的豁达开阔生活的天地。比如，中国古代的读书人就懂得怡心以补运，宽心以安生，“天薄我福，吾厚吾德以迎之；天劳我形，吾逸吾心以补之；天厄我遇，吾亨吾道以通之”。中国人的信仰不是宗教的，中国人在生活中从来习惯了不假外道，不求助于某个“天外来客”的拯救，而是凡事力求诸己，一切问心，自了自度，自我拯救，即使竭尽全力仍无力改变现实困境，至少不失自我沉潜之识、卓越之见、慷慨之节、笃实之心、文雅之学。有名或无名，得利或失利，都追求内心对名利的淡定。无可改变生死，但可以超越对生死的惶惑与恐惧。
对于我们很多中国人而言，宗教似乎就是信仰的同义词。在日常的交往中，我们一般不会问别人有什么信仰，这好像从来不是一个我们特别关心的问题。如果我们在对话中问及对方的信仰，很多时候我们的潜台词往往是“你是否属于什么宗教”。换言之，我们常常认为一个有信仰的人就是一个有宗教归属的人，他要么是一个佛教徒、一个基督徒，要么是一个穆斯林，各自归属于佛教、基督教或伊斯兰教，这是我们大多数人最常听到的宗教类别。作为局外人，我们未必了解这些宗教，但至少我们确定一点，这些宗教信徒们有他们的信仰。而且，我们也常听人说“宗教信仰”这样的四字组合，听多了也就习以为常了，久而久之，也就认为“宗教”与“信仰”这两者本就是一物，彼此等同。
中国人的信仰力量不在于坚信我们在此岸忍受的苦难，将来或死后能到彼岸得到补偿，这种“此处吃亏，别处得利”的想法仍然基于一种心态上的失衡，是一种得失上的计算，一种不彻底的释怀，终究还是脱不了市侩气。而我们的哲学信仰使我们能常保“尽己之力，得失随缘”的豁达，名利上的难得糊涂、输赢上的偶尔健忘，让我们能心平气和地应对生活万象，甚至连此岸的困苦经历，也可以被我们晋升为自我修心养性的磨练、提升精神境界过程中的挑战与考验。当生活的“重力”将我们往沼泽中拉扯，内心超然向上的“光”却只是把我们引向“清风明月”之境，那是一种面对生活时更为达观、更加飘逸、从容不迫的心灵力量，使我们能常怀彼岸之淡泊心境，泰然安身于此岸之中。正是这样的心灵力量实现了中国人不假外力的内在超越，无需外援的自我拯救。所以中国哲学信仰紧贴世俗生活，中国人的智慧从日常生活中来，超越于日常生活，最终也回归到日常生活中去。
宗教与信仰
这也就解释了一些奇妙的语言玄机，比如在中国文学、哲学或武学中的“牛人”通常不是那些来自彼岸世界的“超人（superman）”——所谓“超人”，超乎于“人”之上，换言之，“超人”不是“人”，他有某些非人的特异功能，或我们称之为“神力”。中国语境中的“牛人”往往恰是此岸世界中的“高人”“真人”——他们仍是凡人，“高人”之“高”不在体型能力，而是“高”在心境、觉悟、智慧；“真人”之“真”在于他活出了真本色、真性情，有本真之性、天然之态、清净之心。由此可见，我们中国人欣赏和敬仰的，素来不是无可挑剔的完美者——某些不具人性的“非凡人”，而是能以彼岸的洒脱心态经营此岸生活的“平凡人”，是能“入世地做事，出世地处世”的“厚德之人”，是能“尽人事而听天命”的“逍遥之人”。“高人”“真人”不拘泥于特定的职业身份、学问见识，也不论年龄性别、不分人虫鸟兽，中国人在意的只是其修养心性上的“高低”“真伪”。因此，在中国诸如《西游记》这样的民间传说中常有这样的情节：不经意间一个斗字不识的葱姜老太就是观音菩萨的化身。在中国武侠小说里，一个相貌平平的山林野夫竟会是隐居多年的武学泰斗，一个衣衫褴褛、破破烂烂的老乞丐竟然是江湖上最鼎鼎大名的丐帮帮主。南山、秋菊这些寻常之物也可以有一种人情之萧雅恬淡；鸟兽虫草之中往往也蕴含着一种自在舒展。中国的书法亦如是，泼墨挥毫尽如为人处世，字里行间皆是人生哲学。中国的哲学信仰使得中国人常是以心解景、以心通物、以心达人。所以我们有“达观”一词。我们都知道，人无论如何都突破不了自己的皮囊、自己的身体，所以“达”不是“身事”，换言之，不是身体力行能成之事。但有趣的是，心能成就“达”，“达”可以借心取道，所以是一桩“心事”，所谓“达观”就是由心观物，以心阅人，忘心以通天地。
换言之，就是他对于“我为什么而活”的回答。
中国的哲学信仰奠定了中国独特而璀璨的文化。而能威胁到中国文化的从来不是外来文化，异国文化与中国文化并不是对立的，相反，在某种意义上它们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交相辉映的。尽管异国文化与我们中国本土的哲学信仰、传统精神不尽相同，但是这样的差异不存在针锋相对的矛盾，而是取长补短的多元，就像西医的精准与中医的达观，就像科学的理智与信仰的神秘，正是它们的差异造就了文化的精彩和无限的灵感。
这是他心甘情愿为之献身的生命意义，
真正的威胁从来都源于内部的变质和扭曲。很多时候，我们自以为代表了中国文化，实际上所言、所行、所思、所想全然偏离了纯然本真的中国精神，却逐渐形成了一套不中不西，与很多文化形似，却在任何文化中找不到精神根基和内在底蕴的“四不像”。不论何种文化，其根基、其精髓必来源于某种信仰，这种信仰或是宗教的，或是哲学的。很久以前，一个外国哲学教授曾问我一个问题：“What do you mean by being a chinese？”你为什么说你是中国人？“中国人”的标准是什么？这些年来，我从没有停止过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判断“中国人”身份的标准是什么？是形象外貌吗？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吗？肯定不对，日本人、韩国人乃至其他亚洲国家的人，也与我们有着相似的外形。那是我们的母语中文吗？也不对，从小在中国长大的外国小孩，也可以把中文作为母语，讲得可能比我们还好，他们算是中国人吗？不一定吧。那是我们居住在中国吗？一定不是这个答案，住在中国的外国人太多了。是因为我们持有中国护照，我们是中国国籍吗？似乎也不对，中国国籍代表的是国民身份，却不足以证明我们是骨子里的中国人。所以最后，我的答案是“文化归属感”——我发自内心认同并热爱中国文化，她属于我，我也属于她，是她造就了我的精神。可是问题又来了，“文化归属感”基于文化认知，如果一个人对中国文化一无所知或者一知半解，又怎么谈得上认同或热爱，更何来归属呢？所以，一个骨子里的中国人必当首先了解中国的文化，她从何而来？她是什么？她正在往何处去？只有真正了解她，才能找到真正热爱她、为她效力的方式。因此，了解和理解中国的文化、中国人的信仰，是身为一个中国人的责任，也是对自己的负责。因为生为一个人，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文化的“起源”、一个精神的“出处”，了解它就是了解自己的根。
“信仰”的核心是一个人内心坚信的某一套价值观，
我们很多中国人不是在西方的基督教社会中耳濡目染长大，很难理解西方基督教信仰的内涵，也就很难真正明白西方文化，因此我们再怎么努力，英文说得再怎么流畅，终究成不了纯正的骨子里的西方人。所以我们更应该努力成为一个纯正的骨子里的中国人，那是我们的祖先遗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文化底蕴，美不胜收。若不倍加珍爱，若不相沿成习，那就真的是暴殄天物，真是一种辜负了。对一种文化的不理解，必然会导致对这种文化的歪曲，中国文化所遭受的最致命的伤害，从来不是来自于他国之人，而往往是来自于国人自己无知的歪曲。我由此想到一句话：“孔子不是儒家弟子，老子不是道家弟子，释迦不是佛家弟子。”这句话正是在说，能败坏儒学的只能是不纯粹的儒者，能败坏道学的只能是不纯粹的道士，能败坏佛学的只能是滥行的和尚。那么同样的道理，能败坏中国文化的，只能是不识中国文化之真精神的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