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字劳动领域，不仅有“控制和反抗”这种二元解释，还有我们都很熟悉的“朝不保夕者”（the precariat）的理论解释。悬置并不是不理会这些理论，而是依据田野资料对相关理论的适用性进行“勾连”和仔细的分析。
我们知道，田野或质化研究产生概念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固有的概念”，另外一种是研究者根据田野资料建构的概念。孙萍正是从扎实的田野资料中，捕捉到了外卖骑手中“固有的概念”——“过渡一下”的“过渡劳动”。并以此建构了研究问题，即在国内城镇化和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劳动的过渡性如何被生产和被塑造出来，并指出这种过渡性既是过程也是结果。
第一，是对劳动控制的分析。控制是劳动过程中的基本问题。传统的劳动控制理论认为，资本家需要拥有对于劳动者的控制权。在平台经济的语境下，资本的运行逻辑在发生显著的变化——它的控制对象由“劳动者”本身变成了“劳动”。作者发现，数字平台语境下的劳动问题不单单是一个资本与劳动的问题，它是一个超越简单的“控制-反抗”逻辑的复杂系统。当不稳定性“遭遇”平台经济和零工劳动时，参与其中的劳动者展现出了与传统劳动者不同的特点，他们与算法技术、平台组织、社会污名、性别藩篱的交织互动既转瞬即逝，却又时刻存在。这里的不稳定性是聚焦时空的、具身的经验与感知，是个体作为劳动者鲜活且带有情感的记忆。因此，“在观照概念的总体勾连之前，需要观照生产它的情境与具体状态”。“过渡劳动”的提出，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考量。
比如，平台劳动研究常常陷入“控制和反抗”的二元框架，作者说，“二元的框架让我有些害怕”。这种“害怕”或“恐惧”的反应是认真做田野工作非常正常的反应。我们不难发现，那些利用现成框架理直气壮并一马平川地得出“既定”结论的研究，很多是不符合事实的，容易以偏概全。如作者所说，“数字劳动的丰富性、趣味性、立体性会被抹杀”。作者解释说，“本书在论述中无意去迎合、强化主流的常识性问题，也不想简单地批判‘资本万恶’。同时本书并不希望‘理论先行’，或者将丰富有趣的在地材料硬塞进‘社会理论的紧箍咒’”。相反，作者想大胆一点，用书写的开放性去看到一个生动的、自主涌现的社会动态，一个复杂流动的脉络图谱。因此，在这个研究中，作者努力地让自己舍去一些宏观、漂亮的“外衣”，去关注个体劳动者鲜活、热烈的劳动和生命体验。她努力不去把他们框在一个成形的理论框架中，不去“削足适履”，她希望鲜活的经验材料能够引导自己，慢慢看到一幅模糊却令人欣喜的劳动生态图谱。孙萍真的看到了。这种“看到”是将现有理论框架“悬置”的结果，其表现就是从田野资料中产生概念。
第二，盖伊·斯坦丁曾提出“朝不保夕者”这一概念，来阐释千禧年之后借由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生成的一个庞大群体。伴随着全球零工经济的迅速崛起，“不稳定性”也成为所有劳动批判研究的通用词汇。但孙萍并不想简单地借用“不稳定性”这样概括性的概念来阐释外卖劳动。她分析说，过往关于不稳定性的讨论局限于“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有劳动关系”与“无劳动关系”的二元分析框架之下，却未能有效地关注劳动者总体的生活世界。这里的生活世界不仅指生产，也指再生产，流动、性别、家庭、认知等都含括在内。劳动的不稳定性从来不指向单一的划定标准，恰恰相反，它有着诸多情境的不同和解释视角的差异。孙萍指出，“对于外卖骑手来说，简单的‘不稳定性’无法阐释他们与平台资本、组织、技术、社会、文化传统之间丰富而充满张力的互动。对不稳定劳动的讨论不能仅仅局限于劳动关系的维度，而是需要拓展到生产与社会再生产的意识形态领域”。
于是，作者的唯一选择是“去田野”（注意不是“下田野”）。这种从田野中探索问题的学术理想以及要从外卖骑手的视角来展示其生活世界及其社会政治意义，确实只有“去田野”这种人类学方法可以选择。这要求作者将所有学到的、读到的理论“悬置”起来，在向外卖骑手学习中、在与外卖骑手互动中不断建构和反思自己的研究问题及其相关理论。
至此，孙萍将外卖骑手的劳动描述为一种“过渡劳动”的状态。希望从田野调查中一个基本却又十分现实的疑问出发，看到并阐释劳动者的“过渡性”这一问题，并以此勾连“过渡性”背后更加宏大的社会性原因、过程和机制。
在这种情况下，视角就至关重要。孙萍是从外卖骑手的视角来建构人—机互构所涉及的劳动及其生活的。作者在导论中说：“关于本书的视角，首先，我希望专注于劳动者个体生命的整体性。本书采用一种韦伯式的研究方法，先了解研究对象的生命世界，再利用学术概念进行阐释。在关于外卖骑手的描述中，本书希望看见关于骑手立体的生活‘构型’，这里的‘构型’不仅涉及他们的劳动状态和工作轨迹，也涉及他们的生活、家庭、交友、思考等。它们交杂在一起，而我无意将其分开，也无法将其分开。外卖骑手的‘过渡劳动’体现在其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许多地方可能显得细碎、重复，甚至无聊，但对于本书的分析来说，它们构成了劳动意义和生活本身。”虽然作者是从外卖骑手的生产劳动入手，但希望自己能跳脱“生产”框架，用“整体化的方法”去关注人、劳动和流动的问题，并以此去理解社会的、空间的、性别的现代化社会场域和社会关系。
孙萍在导论中说，“在写作的过程中，我不得不时常抵抗一种压力，那就是把外卖骑手苦情化、扁平化的压力”。“并不是说骑手不值得赞美，而是这么做让我无法看到对劳动或者劳动者真正的尊重与敬畏”。孙萍去追问，他们从事外卖骑手的工作，到底在“逃离”什么，在追求什么？“什么是外卖骑手所创造的意义？”虽然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但是如果非要有一个答案，孙萍想“那应该是他们在不确定中、在过渡中如何抓住机会、塑造生活的经验与勇气”。这样的讨论涉及研究伦理的问题。
研究者要对研究问题及其来源进行反思。这就意味着研究者要对研究问题的提出视角和立场采取一种质疑的态度：这个研究问题反映的是谁的视角？什么是研究问题背后的假定？这种假定是依据谁的经验得出的？谁被展示在这个研究领域中？目的是什么？他们是行动者，是对象，还是根本就没有出现？如果出现了，是否以他们的视角和经验来定义和叙述事实？从谁的视角出发定义了研究的基本概念和基本问题？研究过程和结果有利于谁？等等。说到底，社会科学是一种植根于政治与伦理语境中的社会现象。其探索者以及如何探索，很难避免或者再现或者挑战存在的社会条件。因此，研究者的解释与理论设计不是中立的，而是政治与意识形态条件的一部分，并参与其建构。研究者的任务不是在西方框架中填充数据，修正西方情境下的理论，尽管这更容易发表，更有利于增强个人在其他情境而非中国情境下研究问题的建构。当研究者去主动适应学界主流“最大共性”的时候，可能会扩大研究与实际之间的鸿沟。研究者的正当任务是要根据中国的发展实际探讨理论并致力于让这些理论能够在改变社会中发挥作用。这正是孙萍努力去做的。
不仅要克服“苦情化”的问题，还有所谓“情怀”的误区。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由于阶层地位不同、所掌握的资源不同等，同样处于一种权力关系中。在大多数情况下，研究者面对的是阶层地位较自己低下的群体。研究者不仅掌握着一定的知识资源，也掌握着在研究中可以分配给研究对象的若干资源（包括再现谁、如何再现的资源，也包括资金等资源），再加上在社会等级制度中，研究者大都“从上面来”等因素，研究者就不可避免地与研究对象处于一种权力关系中。研究者必须对这种权力关系保持敏感，不仅是因为这种权力关系会影响研究，更重要的是，这种权力关系可能会对研究对象造成直接的或潜在的伤害。
这里不得不讨论“研究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research）。“研究的政治”指的是学者的研究工作不可避免地受到资助方（经济）、专业领域发展、政府机构及其意识形态和行业内竞争等方面的影响。这里面渗透着各种权力关系，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学者的研究设计、研究进程和研究结果。其中，资助来源因其利益关联，都有一定的针对社会问题的立场及其相应的意识形态，也代表着一种等级。孙萍从一开始就没有接受资金委托地去从事外卖骑手的研究，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权力和资源的关系，并不是每个社会群体都会得到研究者的关注，借此改善自身境况——有些社会问题是不可见的。与此同时，有能力提供资助的机构或个体通常处于社会主流地位，委托研究者去研究他们生活世界中的问题；而那些被看作“他者”的人群一般没有能力为研究者提供资助和其他资源去研究他们遇到的问题。研究者要意识到，资助本身也是在设置一种社会议程。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研究者会自觉地在选择研究问题时，审慎地对待这种议程设置，并在可能的条件下寻找出社会发展的真问题进行研究。孙萍做到了这一点。
我特别注意到孙萍在研究中的“尴尬”“惶恐”“困惑”的心态，这是在处于权力关系中必要的心态，需要研究者真诚、平等地去与研究对象相处。我们发现，孙萍在不断访问中与一些外卖骑手成了朋友，同时，并没有站在道德制高点上获得一种优越感。从事这类研究的人通常那种“感动”“震撼”的说辞其实都是自上而下的“慈善”模式的反应，是一种不平等的表现。面对这种权力关系，我们必须保持那种像孙萍一样谨慎且“惶恐”的心态，必须不断反思权力关系对研究的影响。
首先必须提到，在传播学研究领域，特别是新技术研究领域，很少见到以“具体的人为中心”的研究，特别是被视为“他者”的人。多数研究者对社会中优势群体或年轻群体如何使用最新的媒介更感兴趣，认为这是更能带来“先进观念”“先进技术”“强国”和巨大市场以及对主流人群最具影响力的媒介，进而建构了所谓新媒体研究的价值取向以及互联网研究的主流话语。所以，在“媒介融合”“话语权争夺”或“生成式人工智能”“智能时代”等“喧嚣”中，拿到《过渡劳动：平台经济下的外卖骑手》这本书稿，自然爱不释手。孙萍的贡献在于在新技术研究领域中破除“技术中心主义”，扎根于外卖骑手的日常生活，自下而上地成就“以人为中心”的研究，包括人—机互构形成的过程及其社会政治意义。
我们需谨记，研究对象正在向我们让渡他们的个人信息也就是个人的私有财产，“我们并不‘拥有’关于我们研究对象的那些实地记录，我们并不具有毫无争议的正当理由去研究某个人、某件事。研究的主体现在开始挑战他们是如何被描述的……”。
（卜卫，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特聘教授和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传播与社会发展研究，主要包括：女性主义媒介研究、流动人口传播与文化研究、反对针对妇女和儿童的暴力/人口贩卖的预防与干预研究、数字环境与儿童权利研究、残障权利倡导研究、数字素养与可持续发展研究等。她也是上述领域的社会活动家，并为媒体、社会组织等进行了大量有关性别平等、人权、传播倡导等方面的培训。）
总之，研究者必须具有研究政治和伦理敏感性。这就意味着，研究者要意识到，他们对研究对象拥有某种权力。这种权力由证照、专业才能、在当代社会中所承担的角色合法授予，某些伦理议题正是对这些权力的滥用。通过研究，这个社会可能变得平等一些，但研究本身也可能巩固已有的不平等关系或制造新的不平等关系，这就是研究政治的基本议题之一。因此，保护并尊重研究参与者、诚实谨慎地进行研究等都是研究者必须要付出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