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使用的有限性时常让骑手陷入无处等单的尴尬境地。在夏天与冬天，酷热或严寒让他们无法长时间待在室外，但是诸如餐厅、咖啡店等出单的场所常常需要接待堂食顾客，骑手无法长时间待在那里。等单的焦虑和时间的碎片化让他们变得不耐烦，对于时间的掌控几乎为零。很少有骑手表示能对等单的时间加以有效利用。2022年的问卷数据显示，66.63%的骑手在等单之余选择刷短视频，69.94%的骑手选择聊微信/QQ、浏览微信公众号，35.70%的骑手选择看电视剧、电影，26.75%的骑手选择打游戏。尽管外卖平台一直在尝试建设线上大学，企图让更多的骑手在等单之余学习知识，但实际情况是，很少有骑手愿意在等单之余进行线上学习。诸如媒体所歌颂的外卖小哥获得《中国诗词大会》冠军这样的情况少之又少。
保安与骑手的矛盾持久地存在着，它折射出来的是阶层的区隔化。物业和房产公司需要宣告自己对于城市空间的占有权和管理权，这些权利经由商业化的包装和社区治理的运行逻辑转变为一种高档性和优越性。而这种高档性和优越性往往需要通过对比得到确证和生产。物业公司的保安承担了进出人群的管理任务，也掌握了区分人群阶层的权力。骑手与保安之间的冲突看似是两个小群体之间的冲突，其实背后是更大的阶层与社群之间的矛盾。
于是，在骑手身上我发现了霍加特在《识字的用途》中所描述的现象，即劳动者一方面十分认同知识和有效的学习可以改变命运，对于自己一直跑外卖、没有未来规划而焦虑。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对于这些枯燥的知识不感兴趣，对于学习的畏难情绪很重。他们认为线上的学习过于枯燥，“离实际太远”，也说没有太多时间拿出来学习。由于经常接触餐厅，他们对于技能以及未来自身发展的认知往往设定在“开一家餐馆”这样的目标上。一位曾在外卖平台负责骑手职业发展的工作人员说：
例如在疫情期间，社区的网格化管理为送餐骑手的流动增加了挑战。最常出现的是外卖员和小区保安的矛盾。随着防疫需求的增加，社区保安的“权力”也在增大，除了例行进出社区测量体温、出示健康码、进门登记等职责，社区保安还会对外卖员的进出进行人为限制。每次提到保安，骑手都变得有些激动，认为一些保安是为了彰显“自己的存在感”而故意为难他们。
我们的骑手转岗就业的不少，其中大部分都会想开饭馆。这可能跟他们常年接触餐饮有关系。他们往往跑了几年外卖，拿着积攒的钱，一下子砸上十几万甚至几十万开个餐馆。发现不赚钱。餐馆倒闭了，他们欠了钱。没有办法，又出来跑外卖。
外卖劳动是一份几乎完全脱离集体化劳动模式的工作，这就意味着，在劳动的过程中，外卖骑手经常会遇到这样或者那样的情况不知道如何是好，一时也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回复与帮助。在工厂的流水线上，工人可以问询师父或者组长，而奔跑在路上的骑手，只能着急地看着手机等待回复，有时候“远水解不了近渴”，骑手不得不自己想办法解决问题。尤其是刚开始跑外卖的骑手，他们不熟悉周边环境，往往十分焦急狼狈，不得不随时停下车找人打听，急得满头大汗。也有的骑手处于“城乡两栖人”的状态，到了秋收的时候需要回老家收庄稼，但是并不好请假。而且请假意味着系统排名的降低，回来之后等级下降，无法抢到高质量的订单，收入也会大大减少。我将骑手在送餐过程中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称作“碎片式无助”，这些困难和无助的时刻经常出现，而且种类多样，包括但不限于系统操作问题、与周边的人发生冲突、请假困难、交通事故、被偷车或偷餐、客服无人回复、电动车抛锚、小区无法进入、转行和创业困难等。
很多骑手都是这样陷入一个恶性循环之中。“破产”往往是他们生活中的常见风险。其折射出的是诸多社会结构性问题，但大多数时候，它却以十分个人化的方式呈现出来，似乎骑手作为当事人是唯一需要为其买单或承担后果的人，这使骑手变得焦虑、抑郁、愤怒。在骑手的劳动过程中，有很多的无助瞬间会刺激到他们，让他们心生去意，决定离开。
贝克在《风险社会》中曾说过：“在不远的将来，为了应对大规模失业和经济危机，社会与技术创新将会为给个人化的进程（inpidualization processes）开创新的机会，尤其是一个更加灵活的劳动市场关系和工作时长管理。”三十年后的今天，这句话已然成为现实。数字平台下的零工劳动沿着个人化的轨迹不断前行，解决了很多的就业燃眉之急，却也带来了新的问题。个人化的劳动与生活方式意味着个体要比以往承担更多的社会风险。这越来越成为一个趋势。
这是一个过渡的时代，个体经验和社会结构从来没有如此紧密地捆绑在一起。在“努力就能成功”的励志格言背后，外卖骑手不得不面对阶层、性别、结构、关系等形成的种种困难和挑战。在此过程中，固有的坚持和残酷的现实让个人变得摇摆不定。过渡劳动也由此产生。加入并不是目的，离开也不是终点。过渡劳动的“过渡性”正在延展成一种永恒的状态。正如卢梭所言，“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