汾哥：现在不是没单子吗？你帮我下一个，我来抢。
我：下个单？为什么？
我：放在“抢单大厅”，你能保证抢到吗？
汾哥：没什么。就是用你的手机，帮我下个单。买什么都行。不会花你的钱，放心。
汾哥：放心吧。这点本事我都没有，还玩什么。
我想知道他的心思，于是答应下来。他顺势接过我的手机，打开订餐 App，开始一顿操作。我问他是要干什么。
汾哥熟练地操作着 App，在附近挑了一家超市，下单买了两箱水。一共27元，我付了钱。这时，他立马拿起自己的手机，点进“抢单大厅”，开始以很快的频率刷新。过了大约两分钟，里面果然出现了我的订单，汾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抢到了手。这让他开心得哈哈大笑。我仍旧不明白其中的原委。他故作神秘地告诉我：
2023年早春的一个下午，汾哥和很多骑手一样，倚在自己的电动车上刷订单。令人惊讶的是，“抢单大厅”里一个订单都没有。原来，疫情放开后就业回潮，大量人口涌向外卖，春季又是外卖的淡季，外卖业因此出现了僧多粥少的场景。外卖订单量总体下降，骑手的数量却显著增多，大量骑手无单可送。汾哥说：“一些平日里我连看都不会看一眼的订单，一出来也会立马被人抢光。”汾哥所说的这些不受青睐的订单，指的是距离远、价格低、需要爬楼梯、配送路程不好走的单子。他一边嘟囔着，一边不停地上下滑动手机屏幕。看见我一直站在身边，他忽然抬头看向我，笑着说：“有空？帮我个忙？”
就是说呢，这些订单，后台会尽量按照路线给你安排。比如我这儿现在有你一个订单，时间也充足。那系统就会陆续把顺路的单子都派给我。我走一趟能送好几单。就是这么样。是个设置问题，具体的我也不懂。不懂就不懂吧，反正管用！（大笑）
第二个要分享的故事来自汾哥。他是北京大兴区的一名美团众包骑手。汾哥一米七左右，早春的时候就已皮肤黝黑。他说话声音洪亮，喜欢表达，是骑手群里最活跃的一个。
又过了几分钟，汾哥在自己手机上选择了骑手已到店，并让我取消订单，说系统审核后就会退款。接着，他就坐在电动车上等待。果然过了几分钟，汾哥的手机开始叮叮响，系统接连派了三个订单给他。如他所料，都是去往之前订单的所在地及其途经区域。汾哥十分开心，接连说谢谢。同时也叮嘱我，不能再这么做了。汾哥和周边几个要好的骑手都知道这个，并给它起了一个代号，叫“引虎出山”。在等了许久还没有订单的时候，他们会彼此帮忙，用这种方法“招徕”订单。
有时候，骑手会在长期的劳动经历中摸索出一些奇特的、难以捉摸清楚的算法“民间理论”。他们并不知道背后的机制是什么，但是却发现特定的招数对于算法派单的机制有特殊的效果。这些摸索出来的“反算法”招数好比民间偏方或民间理论，虽然无法弄懂它的内在机理，但在应对实际遇到的问题时可能十分有效。
这个只能用一两次，多了对你账号不好。系统能查出来。用过之后就不能再用了。后面有人找你，别弄了。
“引虎出山”
在平台的拓展业务中，有一项“帮买单”业务，即由骑手帮助顾客挑选物品并配送。相较于送餐业务，“帮买单”的单价更高，广受骑手欢迎。旺季时候，“帮买单”一单的配送价格在10.5—11.5元之间，而餐品配送则只有7—8元。为了让自己获得“帮买单”的订单，房山的骑手在此花了不少心思。在送餐的过程中，汾哥和周边的骑手偶然间发现了这个系统漏洞。如果骑手接到一个“帮买单”，那么与此顺路的订单业务也都会随之而来。于是，经过多次研究，他们找到了一个“引虎出山”的窍门。那就是，先给自己下个订单，借此去往目的地的路上，接收系统后台派来的“帮买单”顺路单。如此循环，高峰期的时候，一些骑手可以在送单周边区域接到不少“帮买单”。
每到下午五点，骑手们登录上线，三五成群，拉开架势，开始抢单。根据长期积累的经验，论抢单速度，苹果手机不如安卓手机，联通信号不如移动，空手划单不如戴触屏指套。大强哥掏出手机，打开抢单页面，左手托着机身，拇指不停地快速点击屏幕下方的刷新按钮，两眼死盯着屏幕，右手的拇指拉开，随之准备看到订单进行右滑。“抢单分为三点：手速、注意力、眼神。”大强哥像导师一样解释说，快速点击刷新按钮能够保证订单出来，当订单出现在抢单页面上之后，要通过看地址的前几个字来判断这个单子好不好，如果好就迅速右滑，不好就不要抢。因为长期保持紧盯屏幕的习惯，大强哥变得近视，特地配了一副100度左右的眼镜戴着抢单。
骑手之所以喜欢“帮买单”业务，除了订单配送费高，还因为“帮买单”的许多订单有利可图。帮买单主要是根据顾客下单所需，由骑手自行购买相关商品。一些骑手发现，可以利用其中的部分商品“赚差价”。例如，蔬菜、水果、肉蛋奶等日常消费品通常采取浮动价格制，骑手可以从中赚取小额利润。汾哥对其中的猫腻了如指掌：
对于集体抢单的回忆，大强哥充满自豪。那是他带领兄弟们实现集体收益的辉煌时刻。虽然后来平台系统堵死了集体抢单、集体调派的路，但是为了保证订单能够流转，平台保留了转单功能。每个骑手一天可以有几次将订单转出的机会。因此，小规模的集体抢单仍旧存在。
（帮买单）现在少了，客人被坑得太狠了。……之前美团跑腿那些，顾客让捎烟或者水果、烧鸡，很多（骑手）都骗人，多要钱。好比，一盒烟15跟你要20，一个果篮120跟你要200。你让我捎的就这个价钱，顾客看了也没辙。点一次两次还行，后面就不信任了。……这几年不多，前几年还是很多的。我周边就有。
封控之后就是说，无论取餐还是送餐，没有轨迹的直接就封号。现在它有系统，不管是去商家取餐，还是去客户那儿送餐，都必须有行程记录轨迹。没有轨迹属于违规、属于虚假。
这跟我田野调查的发现一致。跑腿的骑手会随身准备一些收据，遇到无法使用机打小票的情况，便会利用这样的机会手写收据并赚取差价。后来，平台和消费者慢慢发现了这一情况，开始对跑腿业务进行限制。“帮买单”也就变得越来越少。但是，不少骑手发现，“引虎出山”的算法机制仍然存在。因此，在后续“帮买单”业务萎缩后，他们将其挪用至普通的送单业务。根据他们的反馈，这项策略属于“瞎子摸象”的民间理论，有时管用，有时不管用。有一次，汾哥受不了长期无单的状况，用了一位朋友的账号下单，但是等了一个多小时，一个订单也没有来。
那个时候的单，你想怎么拒怎么拒。你想接就接，不想接（就）拉倒。不是那么严。第二年（2020年），公司估计已经发现了，在后台纳闷，天天这些没有轨迹的配送是怎么送出来的。他们就开始封控，不让我们这么干了。但是我们把它当成耳旁风，没当回事。后来也不知道是谁投诉的，公司查得严了，发现了就直接给你来个永久封号，谁也给你解不开的那种。我们有几个（骑手）就“中标”了，所以我们就老实了。（笑）
与工程师对代码或程序语言的直接操控不同，外卖骑手通过日常的劳动实践得以部分了解、熟悉后台算法的运行规则和规律，并有机会在劳动过程中发现系统漏洞。一旦发现这样的漏洞可以增加其收益，他们便行动起来，通过“打擦边球”来实现自我权益最大化。只是，由于无法看到技术系统设置的全部面貌，此种策略和实践往往带有暂时性和不确定性。
大家之间各种帮忙。那时候可厉害，良乡抢大学城的，大学城抢良乡的。乱抢单，一块儿挣钱。但是你要是之前没干过，刚开始干，你都看不懂那些单是怎么抢出来的。我们这么干的时候，进来的新骑手几乎抢不到、没饭吃，我们就不给他们这个机会。后期公司对我们封控，就是怕我们这些老骑手玩套路，新骑手根本没饭吃。2019年这一年，我挣了12万。
“老鼠打洞”
最后我就建了一个（微信）群。（骑手之间）靠微信群联系。（微信群是）我建的。最开始八个人在这个群里面，我们开始集体抢单，反正抢到哪里就送哪里。大家都一起抢。（微信）群慢慢变成三四十人，后期就五十来人，慢慢到现在有一百多人呢。比如说，我抢到了单，就直接在（微信）群里喊一声：“谁在？”如果这个方向正好有人过来，我就把我的账号给他，他登我账号，把那单给我取来。然后顺路帮我送来社科大，我就不用送了，直接点送达。这次他帮我送，下次我帮他送，互相帮忙的。
总体说来，集体性、规模化地采用逆算法的策略在骑手群体中少之又少，毕竟，系统的实时追踪和数据更新很容易甄别出算法的问题和漏洞，并在最短时间内通过“补丁”来实现“亡羊补牢”。集体抢单、“引虎出山”这样的逆算法策略都在出现一段时间后被平台发现，并迅速变为骑手管理中的“禁止条例”。在丁未看来，这样的“反噬”做法使劳动者的“逆算法”实践变成了平台资本的免费劳力，即劳动者“自愿”成为平台技术的测试者，寻找各种BUG。但在为期七年的田野调查中，我也发现，算法体系的日臻完善并不意味着骑手“逆算法”实践的结束。相反，骑手与平台系统的斗智斗勇始终存在。算法的发展体系更像是一场随机游戏，在既有的游戏规则之外会不断出现偶然问题，这些偶然问题则成为骑手可以有效利用、开拓出路的“洞口”。这样的“猫鼠游戏”一直存在，骑手的策略更像“老鼠打洞”，他们奔跑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并不断地利用流动性与庞大的算法体系进行博弈。这一部分主要记录了我在田野中有意无意间发现的一些骑手对抗算法控制的小策略。
后期的时候，这些骑手都信了，发现真的管用。他们发现我不干活，就说：“不行，我们老给你帮忙送单，你也得帮我们去干。”（大笑）我就也开始跑单了。
首先，骑手会形成“站点社群”并以此对算法进行利用。这些“站点社群”多以线上形式存在，也就是以物理空间为基础，围绕商圈、站点、片区等组建微信群。骑手们拉彼此入群，以此方便互动沟通。这些微信群成为送餐信息的“集散区”，外卖员在群里即时转发和分享各种信息，包括“转单”请求、订单情况、交通路况、天气信息等。信息灵活的骑手会密切关注这样的工作社群，在高峰时段相互“转单”、帮送，提高送单效率。例如，有骑手会在群里公布自己即将去往附近哪个位置，有同一时间订单的骑手可以“搭顺风车”，即送给前一个骑手或者两人合成一人送单，对算法的规划实现“再整合”，省时省力。有的时候，全城送的众包骑手发现特定区域因为天气、交通、偶发事件等原因订单价格上涨，就会在群里告知，一些空闲无单的骑手便会赶过去，先于算法实现运力的调配，并抢先得到高价单。小崔是“饿了么”的众包骑手，也是一名“换单高手”，在送单过程中，他会有效利用外卖的微信群与其他骑手交流，借此应对高峰时段系统派单混乱的状况：
发现了之后，我挺开心的，就告诉别的骑手。我给他们传播这个事情，他们不相信，说：“你这不是作假吗？”好多人都不相信我。但这之后，我挣钱变轻松了，压根就不用送单。我就远程调度，我抢单，控制他们几个跑单。你们不是不相信吗？不相信，我今天让你们相信这个事。那段时间，有一个多月，我天天到美食城那儿坐着玩，我只负责抢单就完了，抢完了，告诉他们怎么做，帮我顺路送单。一个月轻松上一万。
（高峰时，）尤其每个人身上都挂了很多单，系统容易乱，开始出现乱派单。乱七八糟，东一锤子西一榔头。有一次我八个单，全在不同的方向，整个乱了……我就和队友商量，相互捎单，换一下，你帮我送这个，我帮你送顺路的。
我第一次还不相信，你知道吧。第二天的时候，我就故意这么试了一下。当时我想，大不了这一单我就白送，一单也没多少钱。就是想试一下。我又跟这个哥们说，“你把这个餐给我带走”。正好他去那个方向，那一单他给我带走了，我说，“你到地方给我打微信”。他到了给我打电话，我告诉他我的账号。他拿我账号登了，点了送达，就完成了这一单。因为手机后台账号有定位系统，必须在送单点周边才能点送达。我就这么发现了（这个系统漏洞）。
起初，骑手对后台算法“乱派单”不满，但时间久了大家开始慢慢习惯，并主动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通过虚拟社群进行实时交流以实现转单、帮送，有效地对算法进行了纠正，这种通过线上交流与线下流动所形成的“算法再整合”被诸多骑手使用。小崔反复说：“算法乱派，但人不能乱送，得动点脑筋。”
（这个漏洞）一开始谁也不知道。2018年干的时候，慢慢发现了。当时一个朋友让我带着他弟弟干外卖。我说行。我把他拉过来，带他干。2019年的时候干了一个月，那天他跟人碰车了，出了事故。他说有餐还没送。我去了把他的餐拿下来，我说：“我帮你送，你在这儿等交警来处理这事。”他说手机压碎了。我当时想拿他手机去送餐，他手机碎了，也看不到内容，这怎么办呢？我只能拿他账号登到我的手机上，我才发现这个系统有漏洞：可以登录别人账号！实践出真知，最后我就拿自己手机登录他的账号送了餐，才发现这样也可以。
其次是“活地图”行为。一个总体的观察是，跑单时间越长的外卖员对派单系统的地图的信任度越低。相较于系统推荐的路线，有经验的老骑手更愿意相信自己的判断。尤其在高峰时段，负责配送老城区的骑手从来都是相信自己而不是算法给出的路线。老城区街道狭窄，人流量大，建筑和道路错综复杂，会延长送餐时间。老骑手通过抄近道、走小路，能够省下相当一部分时间。这为他们高峰时段配送更多订单提供了可能。方吉是一名“饿了么”的驻店骑手，在北京西城一个星巴克店里负责咖啡饮品的配送。在店里待了不到一年，他已经对周边老城区胡同十分熟悉：
怎么送？大家抢了单之后，看一下（配送的）方向。别人抢到我（这个）方向的单，他们就把账号给我，我登录他们账号，顺道去送。我抢（到）他们（那个）方向的单，我（就）把餐给他们，让他们给带走，登录我的账号，帮我把单完成。我们这个钱就这么挣了。
这机器人的、电脑的，肯定没有人的大脑好使。我跑这么长时间了，我不就是活地图了吗？我不靠它（算法推送地图）。因为刚开始跑单的时候，我师父就带了我一个半小时。我就靠自己，天天骑着车跑，瞎溜达。哪里远去哪里，哪里难跑哪里。
我们抢单不管三七二十一。咱们这帮骑手混得比较好，把关系搞起来之后，不管是哪个方向的单，就尽管抢。方向抢错了都无所谓，大家商量好，会有别的骑手替你去送。
再者，一些骑手会利用抢单软件来帮助自己获取更多订单。对于抢单软件的使用，骑手们大多讳莫如深。“抢单神器”“抢单软件”被骑手们统称为“外挂”或者“枪”，是一种植入式的作弊软件，能够帮助使用者更快地抢到订单。使用外挂造成的影响是双面的。一方面，作弊软件能够帮助一些骑手在没有订单的时候更快地抢到订单；另一方面，如果大量骑手使用作弊软件，就会出现过度内部竞争，破坏公平竞争的氛围。因此，骑手对作弊软件又爱又恨。
刚开始干这个行业的时候，单价高，人员少，我们能赚到钱。那时候是抢远单，不跑近单，（大家）都是抢几十块钱的单。小单根本不放在眼里。全是手动抢的，系统不派单的。（订单）最少15块钱起步。跑远单的话，一公里最少加三块钱。那时候轻轻松松地一个月（收入）上一万五。
使用作弊软件的骑手基本不会在其他骑手面前提起，使用的时候也会小心翼翼地避开人群。多数骑手知道此类软件的存在，因为各种原因并未使用。抢单软件费用很高。首先是装机费，即帮助使用者将特定的软件嵌入手机系统。其次是使用费，使用费每个月都要交，按照使用者的要求，可以分级收费。使用者可以对所抢订单的距离、费用等做设置，软件会依照所设标准进行抢单。“装机费就好几百，使用费又几百，一个月多挣的那点钱，都挂机了。”抢单软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对抗后台算法的分发机制，帮助一些骑手拿到更大、更好的订单，但是这些软件的竞争对手其实是其他手动抢单的骑手，这样便造成了骑手内部的不平等。一些骑手对使用抢单软件的人十分气愤和鄙视，认为这样的人破坏了“抢单环境”。
第一个故事来自北京房山区的“意见领袖”大强哥。在跑单的过程中，他偶然发现了一个远程切换账号的系统漏洞，并将这一发现在外卖骑手群传播出去。通过微信群的联络，大强哥带领房山地区众包骑手集体抢单、相互捎单，提高了工作效率，也赚到了额外收益。平台后来发现了这一漏洞并对相关骑手进行了封号，但大强哥不以为意，而是将其作为一种值得传播和铭记的事件。大强哥的个人讲述十分精彩，我不忍删减，因此全部记录在此。
有一次，驴哥和小王在房山一家购物中心的奶茶店等单。他们四五个骑手围坐在一起聊天，等了两个多小时却没有一个订单。这时，旁边来了一个陌生面孔的骑手，也坐在附近等单。不到十分钟，这个骑手的手机开始叮当作响，一连接到了四五个奶茶订单，这让大家十分惊讶。驴哥眼尖，凑上去一瞧，发现这个骑手悄悄地开了“外挂”软件。剩下的骑手十分气愤地站起来把他轰走了，并警告他不准再回来。也有一些骑手为了多挣钱偷偷使用外挂，但是过了一阵子发现这样会影响周边骑手的抢单数量，而且招致大家的猜忌，为了不影响周边骑手的团结，就主动删除了软件。
值得一提的是，很多时候，“逆算法”的劳动实践不一定正确或者可取，甚至有时会违背劳动者之间的公平竞争。但是这些行动的存在仍然十分重要，这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的考虑：首先，它生动地展现了人与技术的互动关系，其中充满了猫鼠游戏和斗智斗勇；其次，它在很大程度上彰显着劳动者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这些能动性并非停留在话语层面，而是彰显了他们丰富的劳动实践和争取自我赋权的努力。与技术作对，存在被“反噬”的可能，但也有许多劳动者坚持不懈，靠着这样的“逆向工程”获得收益，争取主动权。他们对数字技术的利用和再创造值得我们记录和关注。
无论是集体抢单、送单，还是通过各种手段躲避、引导算法的规制，外卖骑手“逆算法”的劳动实践始终存在，而且形式多样，这一系列的“逆向社会工程”也充分地展现了骑手的主体意识和能动性。只是，相较于工厂大生产时代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零工劳动者的抗争形式和抗争逻辑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马克思在论述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问题时，曾经鲜明地指出过联合与工人同盟的必要性。在每一次社会改造的过程中，战斗的姿态十分重要。一百多年前，工人的抗争运动以结盟、革命的形式进行。通过砸烂资本家的工厂和机器，也就是捣毁和破坏生产资料来抗议，这样的抗争方式激烈而直接。而零工时代的劳动者，经历了过去几十年劳动灵活化、个体化、数字化的渗透变迁，其抗争的方式也已经由直接挑战变为诸多难以察觉的迂回战术。
相应地，劳动者的抗争形式也在慢慢发生转变。当发现控制和监视自己工作的是一整套智能化的算法体系时，骑手们开始琢磨如何应对这样一个没有实体、不会说话的技术性家伙。在长期的送单劳动中，骑手“以身试法”，通过劳动实践一点一点地发现算法系统的漏洞，加以利用，并进行再创造。这样的行为被一些学者称为“算法行动主义”（algoactivism）。如果我们将算法技术在当今社会的使用看作一项宏大社会工程，那么，骑手针对算法规则进行的“利用”和“再创造”就是一种“逆向社会工程”（reverse social engineering）。在此过程中，身体、劳动、手机成为他们的坚实武器，流动、社群和交互成为他们协同的重要方式，对于算法知识的了解和掌握成为他们与平台协商和追求自我利益的关键因素。逆向的算法实践与计算机的编程逻辑不同，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社会实践，即劳动者在对算法黑箱一无所知的情况下，通过自身特定的劳动实践摸索出的、能够绕过系统规制来实现自我利益最大化的方式和方法。这一节主要来讨论骑手们“逆算法”的劳动实践。
在数字化的语境中，一百年前的厂房和机器等生产资料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无法被砸烂和夺走的虚拟算法体系。它的可变、迭代、预测、分类等复杂功能与骑手的劳动、身体和自我意识正紧密地绑定在一起。当势均力敌的技术性颠覆变得越来越不可能时，斗争的方式也显而易见地由“破坏重建”变为“协商利用”。骑手对于算法的认知和想象内嵌在他们的劳动实践中，这些“逆算法”的劳动实践包含争取自我利益的意涵，也展现了他们如何一点点挖掘主体性空间。如果算法是一条长长的堤坝，那么骑手便是在堤坝上来回奔波的蚂蚁。他们在奔走之余发现这坚固大坝上的裂隙和缺口，并以此为基础一点一点开辟出自己的另类生存空间。就这样，“千里之堤”与“溃于蚁穴”的风险矛盾一直存在，成为骑手与平台既合作又抗争的一个重要切口。
传统的劳动研究在描述劳动时，会重点强调资方与劳动者不可避免地存在“控制-反抗”“管理-抗争”等不可调和的矛盾。资方总是千方百计地控制劳动者，压榨他们的劳动时间。与此相对应，劳动者会通过罢工、游行、革命等方式谋求劳动权益的提升。这些在英国的宪章运动、法国的巴黎公社运动，以及美国的芝加哥工人罢工等历史事件中均有体现。进入21世纪，消费资本和数字资本崛起，资方与劳动者的关系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劳动的自由化程度逐步提升。尤其是在零工经济的语境下，个体劳动者不再被强迫劳动，而是成了能够自主选择的个体，可以自己决定是否劳动、如何劳动、何时劳动。在平台经济中，互联网技术日益取代传统的人力监管手段，原有的面对面、对抗性的劳资矛盾因为技术中介的出现而开始慢慢隐退，转而迁移到“数字中介化的劳动”这一场域下。“控制-反抗”的框架依旧在，但这之间似乎又多了很多的中介因素。控制的手段变得隐蔽、柔性，甚至带有更多的“人情味儿”。技术的分化和重组打破了传统的集体行动框架。可以说，劳动者无法找到一个可以诉说愤怒、表达抗议的具体对象，回应他们不满的只剩下时断时连的客服、手机上不听指挥的后台系统，还有一个抽象模糊的资本代言者——数字平台。
当然，在骑手日常劳动的“逆算法”实践之外，也会有公开叫板和挑战的劳动抗争形式。这样的案例并不多见，但也为我们重新看见劳动者的数字韧性提供了一个个小窗口。接下来的一节，我想分享“逆算法”实践之外的骑手抗争策略，并讨论媒介技术在其中的作用。
集体“抢单”与“捎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