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袋鼠宝贝计划”对于申请救助款有门槛要求，骑手需提供自己在外卖配送平台三个月的工资流水方可进行申请。同时，申请分一期、二期、三期等不同阶段，患者家属需要根据公益计划的要求分阶段进行申请。这一要求的设立应该是考虑到骑手的高流动性。只有持续在骑手岗位上的家属，方可得到救助。到2021年9月，大刚已经跑了半年外卖。拿到第一笔救助款时，他很欣慰。“有这个钱总比没有强。亲戚朋友都借光了，能拿到（救助款）自然是好。”救助款的获得需要骑手与平台方的负责人进行密切的对接和交流，提交医院的病情诊断书和报销单，并按照要求分阶段接收救助款。前期，繁复的材料提交让大刚感到十分头疼，但不到半年的时间，他已然变成了一个精通各种手机应用的专家。吃饭的时候，他熟练地打开医院 App，找到各种化验单、医药单的数字单据给我看，并给我展示如何把一些单据转化成对方要求的格式进行提交。“以前咱都不会使，现在孩子生病，都会了。”
2021年，趁着疫情解封的空档，我和苏春艳老师与大刚、小袁师傅一起在站点附近的一家米粉店吃饭。大刚带着浓重的东北口音，中午的米粉店往来人多，在嘈杂声中勉强可以听清他的话。他说自己以前是鞍山一个县里的焊工。刚来跑外卖，他显得不太适应。“高峰时段太着急，喘不过气来”。
小袁是大刚的同事，内向腼腆。吃饭的时候，他不怎么动筷子，我和苏春艳老师只好不停地招呼，他连连点头。小袁的孩子在2020年被诊断出白血病，一家人辗转来到陆道培医院，并在医生的指导下做了骨髓移植。2021年9月，我们去燕郊找他们吃饭，其间得知他的孩子与大刚的孩子竟然同一天出院。这一天，两个人的心情都不错。小袁笑着回忆当时自己得知儿子病情时的情景：
治了一年多，钱也花得差不多了。刚来的时候带了三十多万吧，又问亲戚借了二十多万。没多少了。听人说，当骑手可以申请（一笔钱）。怎么说，咱都是农民家庭，没什么大钱，都是自己省点儿。我寻思着，孩子的病也稳定了一些，（我）出来跑个骑手，也能挣点钱补贴家用。
当时医生说了一个什么词，反正不是白血病。我就以为，只要不是白血病，那就没事吧。结果第二天，医生让我准备两百万，然后给孩子转院。我当时心态崩了，后来才知道，那个病就是白血病，白血病只是一个统称。哎，没学问真不行。
2020年底，大刚与家里人经过反复商量，决定破釜沉舟，全家搬到陆道培医院旁边以帮助孩子治疗。孩子进仓治疗后，大刚在病友的推荐下得知了这一公益项目，他想着自己平日只给孩子做饭，也没有别的收入，索性就加入东贸站点，成了一名专送骑手。
最缺钱的时候，小袁带着妻子和孩子，身上只有三千块，而孩子的治疗费一次就要一万多。同样是为了获得救助，小袁以最快速度加入了外卖队伍。前期的花费已经非常之大，跑外卖获得救助款成为小袁一项很重要的选择。在申请第一期救助时，为了不停药，在孩子做完检查或者化疗后，小袁会第一时间把所有资料都发给公司的审核方。
孩子总是说自己累，我们也没当回事。后来就是四肢比较细，肚子大，脸色发黄。去县医院，医生不敢定，让去市里。市里住了两个星期，说不行，让转院。我没办法，打听人，找到这儿。
一天的时候，发几十个微信，经常催他们。确实没钱了。
大刚来自辽宁鞍山，孩子在六岁时被查出白血病。平日里他温和少言，待人平和，在聊天的时候会笑起来，让人很难看出是一个家里有白血病患者、负债几十万的人。用他自己的话说，可能是“以往的经历沉淀了，慢慢习惯了”。在访谈的过程中，大刚讲述了从孩子被确诊为白血病到全家搬到燕郊治疗的过程。过去的两年间，大刚的整个家庭陷入了“治病救人”的经济危机和精神压力中。
家属催得着急，公司的转款流程也会提前几天。做骑手半年的时间，小袁一共拿到了五万元的捐助。对此他很欣慰。
随着田野的深入，我的疑问得到了解答。小白骑手来这里并不仅仅是寻求一种跑外卖、打零工的过渡，而是希望借此得到更多的社会救助。2019年，“美团”上线了“袋鼠宝贝计划”的公益帮扶项目，针对骑手子女患大病、资金缺口较大的情况进行资助和公益筹款。根据患者病情严重程度的不同，其骑手家属可以获得5000—100000元不等的救助款。这一项目的落地很快得到了燕郊白血病患者的关注。对于四处求医、负债累累的白血病家庭来说，争取资助款比任何事情都更加重要。大家争相传递消息，希望能够得到尽可能多的社会救助。燕郊陆道培医院这一区域已经形成了围绕白血病救治的多元的社会成员和救助力量，包括基金会、企业组织、同乡会、病友会、高校等，他们之间也形成了彼此合作或者竞争的关系。依托盘根错杂却又相互扶持的社会关系网络，病患家属得以建立关系，寻找合适的帮助。“美团”设立公益帮扶项目的消息在患病家属的微信群中迅速传开，一时间，是否要去“跑外卖”成为白血病患者家属们热议的话题。一些迫于经济压力的家属，率先做出了尝试，其中包括来自辽宁的大刚和来自天津的小袁。
对于燕郊一带的白血病患者家属来说，获取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的需求加快了他们自我身份的转变。为了获得更多的资源和支持，他们往往需要灵活地转换身份，如变成“小白骑手”或“志愿服务者”，以此来获取一些社会资源。这种对于“过渡性”身份的利用，每时每刻在燕郊的这一区域都在上演。治疗白血病是一场持久战，即便进行了骨髓移植，后续的排异反应和病情反复，都是一道道难过的坎儿。患者“脱白”的时间一般在3-5年，为了随时处理可能出现的问题，很多家属患者选择定居在此。虽然居住条件比较差，但在燕郊陆道培血液医院附近，小白骑手们感到很安心。大刚说：“很多人（为了给孩子治病）已经倾家荡产，老家的房子已经卖了。也回不去了。有孩子的地方，就是家。”
在了解到白血病患者的高额医疗费用后，我的一个主要疑惑是：骑手如此不稳定的工资收入如何支撑白血病患者的高额花费？正如张飞宇所言，“百万宝宝”动辄几十万、上百万的治疗费用很难靠“跑外卖”这样一份工作来支撑。那么，众多的小白骑手来到这里，仅仅是为了寻求短暂的过渡吗？他们在此之外是否还有别的考虑？
中间人
每到中午时分，陆道培医院的门口便陆续聚集起前来送餐的骑手。他们并不是给顾客送餐，而是来给自家孩子投喂“无菌餐”。由于白血病患者对于餐食的卫生条件要求极高，因此必须由家长亲自送餐。在午晚饭时间，“小白骑手”需要得空给自己孩子做好饭，并送过来。远远望去，陆道培医院的门口设有清晰的送餐区，这些区域主要是为白血病的患者家属送餐提供便利的。通过一旁的铁栅栏，整个医院门口的送餐区被划分为移植病区、血液病区、移植仓等不同的窗口，不同的窗口由不同的数字命名。“小白骑手”骑着电动车一个个出现，他们大多身背一个方形挎包，里面装好了刚做好的汤和菜。停下电动车，他们小心翼翼地把挎包取下来，拎到门口。这时会有陪床家属（一般是孩子的妈妈）前来接应，他们把餐食通过送餐窗口递进去，再接出上一餐空出来的饭盒包，骑车离开。
2021年 10月一个晚上的7点58分，我们和李达坐在饭馆里，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的手机屏幕。
白血病与救助款
“还有两分钟！准备倒计时。念到‘一’的时候，大家就点，使劲点！”李达大声说。我们一致点头。
概言之，围绕着陆道培医院的周边，“小白骑手”的人员往来和高流动的问题周而复始，给张飞宇带来了不小的挑战。对于小白骑手来说，单向度的劳动收入和劳动过程并没有办法完全解释他们参与其中的动因。除了劳动面向，他们有着与常人不同的作为“病患家属”的独特身份，这让他们成为骑手的历程和故事变得复杂。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好，点点点！”
所以，一到夏冬季人手短缺的时候，张飞宇和副站长就会使出浑身解数来招工。张飞宇目前有三个策略，一是用“58同城”招聘网站。网站与所在的外包公司进行合作，招到人就会将其分配到张飞宇手里。二是采用“老带新”的方法，利用骑手们的社会关系招人。为了鼓励大家招工，张飞宇的站点规定，凡是引荐了新人的骑手，引荐者和被引荐者各得1500元奖金。这笔奖金被称为“人头费”，一些骑手为了赚得这笔可观的费用，会把自己的老乡、朋友拉到站点里。只是燕郊毗邻北京，在这里招工并不具有优势。三是利用骑手的餐箱张贴广告。餐箱广告我曾在第一章描写过，这里不再赘述。
“哇，我抢到啦！”“哎呀，我这个怎么不显示，卡住了！”“我也抢到了！”“哎，我没有！”
一个骑手，从啥也不会到熟悉这片地的所有小区、楼层、商家，怎么也得一个月。另一方面，骑手的流转率很高，半年就会走掉三分之一。费劲找到、培养起来的骑手，很快就走掉了。
在紧张的时间节点过后，饭桌前爆发出一阵阵议论声。当天晚上，我们调研小组的老师和同学在帮助小白骑手李达做“99公益日”的配捐。2015年，腾讯公益联合多家公益组织在9月 9日发起了社会捐助的主题活动，倡导网民通过小额现金、步数、声音等为需要帮助的人群提供捐助。这一活动延续至今，并逐渐变成白血病患者家属争取社会援助的一个重要渠道。“配捐”是公益平台企业的一项捐助规则，为了扩大平台捐助活动的影响力，平台企业会通过公益资助的形式给获得受益人按一定比例额外资助一部分资金。举个例子，如果张三在公益日通过网络众筹的形式获得了一万元的社会筹款，那么按照“配捐”的规则，平台企业也会配捐一万元，这样张三的筹款就变成了两万。
一天，副站长跑来跟张飞宇抱怨，说其中一个骑手送单“不给力”。“别让小吕跑单了。入职十天，车坏了七天”。张飞宇听了，抿了一下嘴，没说话。他舍不得。
“今年配捐的比例尤其低，配捐只有5%—10%，大不如从前，”李达边看手机边抱怨说，“唯一的例外就是‘99公益日’的三天活动，即9月7、8、9号，在这三天的晚上八点获得的捐助款，企业会按照50%进行配捐。”
面对骑手的流动，张飞宇表现得十分纠结。一方面他知道对于来到这里的很多病患家属来讲，跑外卖仅仅是一个过渡；另一方面，自己的站点又需要源源不断的人力来补充。在东贸站点的这四五年里，张飞宇见证了太多的道别和离去，“半年下来，怎么说也会有几十个人走吧”。一个白血病患者的家属来这里，带着这样那样的艰辛苦楚，希望寻求一份工作，这让张飞宇难以回绝。而他们的间歇性停班和突发情况经常发生，有时候也会使张飞宇陷入被动。稳定的运力难以维持，张飞宇不得不时常想办法努力招聘。
对于小白骑手来说，这样的配捐比例十分具有吸引力。因此在临近8点时，李达请求在座的全体人员帮着他“抢配捐”。一桌8个人，有前来调研的老师、同学，也有做公益的志愿者。李达看上去十分有经验。他有条不紊地加了我们的微信，先给我们每个人微信转了两千元，然后让我们在7点59分59秒时把钱捐到他的筹款账户。“没人捐款，就自己给自己捐，嘿嘿！这几天，站里的骑手都无心跑单，全在抢配捐！”李达说。
张飞宇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初中毕业后，他来北京当保安。半年后，回老家帮哥哥跑车，骑着三轮给当地建筑商送板砖、建材。“我跑单快，就因为以前老骑车”。送货让他拓展了自己的社交圈。他瞅准商机，开始利用送货的机会给当地的餐馆送涮羊肉和火锅所需食材，并用这笔积蓄开了自己的建材厂。2015年，赚了钱的张飞宇在河南沙河开了自己的水果城。2016年，水果城一度被扩展成一个两层的购物商城。张飞宇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老板，还给当地的幼儿园和小学捐过款。但也是这一年，国家开始整治环境污染，房地产建材生产被管制，上游产业链断了，张飞宇的钱款被拖欠，厂子破产了。“到现在，还有几十万要不回来。都找不到人。”一无所有的他，重新回到北京，成为一名骑手。由于之前送货经验丰富，半年后，张飞宇就成了站点的“单王”，并决定“挑战一下自己”，当了东贸站点的站长。
为了抢配捐，小白骑手们发现并使用了各种各样的策略，包括跟亲朋好友借款以及向银行贷款，有些骑手甚至借了高利贷。后来，我听在此处做调研的学生偷偷跟我讲，有三个小白骑手为了配捐，竟然一起借贷，金额高达七十多万元。因为涉及个人的隐私问题，我们也无从跟踪后来配捐的结果如何。随着配捐比例越来越低，很多小白骑手可能选择铤而走险。
咱们都是人，你配合我，我也配合你。你请假的时候，我都准了，所以，我用上你的时候，也希望你尽量配合。你们也知道，我求你的次数肯定比你求我的少得多。该上线的时候立马上线，别支支吾吾找借口。
李达是陆道培医院病友圈的“名人”。他只在每天上午9—12点跑单。下午的时候，他需要“去忙自己的事情”，包括接待新来的病友、对接平台公司的媒体采访、参加志愿活动、联络基金会等。按照他的说法，因为事情太多，他在东贸站点已经由一个全职骑手变为“游走型”骑手。尽管李达非常谦虚，但是在采访时，当我问及为什么他只干半天骑手时，他还是很自豪地对我说：“怎么说，我也算是在这一带混得比较熟，小有名气吧。”
遇到大雨或者恶劣天气，张飞宇的压力会变得空前大，因为骑手都躲在家里，不愿上线跑单。后台系统的订单猛增却派不出去，就会出现“爆单”的情况。应对这种情况，张飞宇有自己的办法。一到雨天，他就会带上伞离开办公室，骑上电动车，去骑手宿舍一个一个敲门。“看我来了，也都害怕，就换上衣裳去跑了。”他也多次在早会上对骑手说：
此话不假。李达确实是一个大忙人。他2017年带着妻子、儿子来到陆道培医院，在五年的时间里，他已经十分熟悉周边的人际网络。光是病友微信群，他就加了十多个。同时，他还创建了两个病友群，一个叫“移植八楼”，里面聚集了在陆道培医院八楼白血病移植区治疗的病友及其家属。“一群现在有五百人，已经满了。然后有个二群，现在已经一百几十人啦。”另外一个叫“川渝群”。李达的老家是重庆，“川渝群”是一个老乡群，专门用来对接和帮助来自川渝地区的治病老乡。
站里的一些“老骑手”倚仗自己留站时间长，不愿意听站里安排，时常不来早会、出勤迟到、不服从调度派单。这时候的张飞宇像换了一个人，变得十分厉害，经常在电话里破口大骂：“爱干干，不干给我走人！”“还能不能干了？不能的话，马上过来办离职！”大家都心知肚明，这是张飞宇的气话。骑手离职的后果比较严重，一旦自己的账号被站长拉黑，就意味着从今往后再也不能来站点上班。
除此之外，李达还要帮助基金会做些事情。陆道培医院周边聚集了大量的社会救助机构，包括各种基金会，如1743、新阳光、情暖中国、中国人口福利等。按照李达的说法，这些基金会驻扎于此，一方面是为了帮助白血病患者和家属，另一方面也要“完成自己的KPI”，这个 KPI主要指的是救助数据：
跟李达聊起站长张飞宇时，我说他是一个腼腆的人，李达不以为然。“那是因为你没看到他的另一面。他守着你们女孩子不好意思，骂起人来可凶呢！”此言不假，在后来的接触中，我们逐渐看到了张飞宇彰显站长威严的一面。
你要明白，基金会与基金会之间也（是）会有竞争的，每一年帮了多少人，有多少人注册等。他们之间竞争得挺厉害的，需要我们这样的人去联系。……就比如说，最近他们需要完成一定的求助注册人数，但是他们不直接认识病人。通过我，我给他们介绍病人，就可以帮助到他们。
去年的时候，我回重庆老家看儿子。因为孩子病情变化，待了三个多月。本来公司要求，超过三个月不跑单的系统都封号。结果他一直给我留着。要是封了号，我数据全没了，得重新干。……他是顶着很大压力帮了这些骑手。
由于能够对接到很多的病友，李达成了基金会和机构的“中间人”。除了基金会，李达也帮助众筹公益平台做推荐、联络等事情。游走于这些帮扶机构和病友的社会网络之中，李达渐渐觉得自己找到了新的人生角色和定位。“回工厂，没有什么技能；回老家，也就是打打零工。在这里认识这么多人，大家联络着，我自己也做些帮扶，挣点生活费，挺好的”。来北京之前，李达曾经是一名厨师，他炫耀自己做的辣椒酱很好吃，现在空闲之余，也会做一些来卖。
东贸站点因为许多“小白骑手”的存在而变得特殊，对“小白骑手”的管理也成了让张飞宇头疼的问题。“小白骑手”经常请假，高峰时段不在岗，致使东贸站点在外包公司六十多个站点的绩效排名中总是垫底。提到张飞宇，一个骑手跟我讲：“城市经理总是骂他（指张飞宇），当着我们的面，骂得难听着呢。绩效上不来，天天挨骂。”尽管如此，张飞宇对于小白骑手的宽容始终都在。只要骑手因为照顾病患需要请假，张飞宇二话不说，都会准假。李达是张飞宇站点的一名骑手，他因为自己儿子的事情十分感激张飞宇。
以前都是在小区门口。现在在朋友圈一发，就没有了。生意可好啦！
对于站长张飞宇而言，管理骑手不容易，管理“小白骑手”更加困难。用他的话来说，“‘小白骑手’是一群有心事的人”。他们既要跑单挣钱，也要照顾生病的家人。这里的家人，大部分指他们的孩子。张飞宇把这些孩子称为“百万宝宝”，因为白血病患儿的医疗费用十分昂贵，动辄几十万起，“花几百万的也大有人在”。由于白血病的排异反应强烈，患者对饮食和周边卫生条件要求极高，患者无法在医院食堂吃饭，而是需要家属专门送饭。一个患儿至少需要两人照顾，一人负责在医院陪护，一人负责在家做饭、送饭。“高峰时段很多骑手不在岗。都在给孩子送饭。”张飞宇说。
李达的儿子是一名白血病患儿，2017年转院来到陆道培医院。从确诊到进仓、移植，前前后后花了三百多万。经过多方求助和捐款，李达现在仍然负债120万，但是他十分乐观。在燕郊这么多年，他从焦虑万分到垂头丧气，再到逐渐接受。跟着儿子在鬼门关来回走了好几遭，他似乎更加明白了活着的意义，也算是“混了出来”，积累了不少经验。
那天是2021年9月9日，我与同事苏春艳一同前往。张飞宇坐在桌子前，边应付系统，边跟我们聊天。他面带笑容，不怎么说话。作为站长，张飞宇的站点有些特别。在这个有着136名专职骑手的站点里，有54名外卖骑手是“小白骑手”。这里的“小白骑手”指家属或亲人患有白血病或相关病症的骑手。我并不清楚这个名字从何而来，听到在此地调研的老师和同学们都这么叫，我也索性跟着这样称呼。张飞宇所在的东贸站点毗邻北京陆道培血液病医院。根据医学人类学家苏老师的科普，我得知陆道培医院是一家专门治疗白血病的民办血液医院，也被称为白血病患者的“最后一站”。很多被公立医院“判了死刑”但仍旧不想放弃的患者，最终会流转至此。走到这里的家庭来自五湖四海，他们一方面需要照顾患病的家人，另一方面也需要努力维持生计，跑外卖因此成为一个重要的过渡性选择。
我让他讲讲自己的故事。他跟我分享了第一次给医生送礼的情景。由于儿子病情不稳定，着急进仓，李达认为有必要打点一下关系。但是初来乍到的他，人生地不熟，对熟人介绍的医生也并不完全了解，因此十分紧张。送礼那一天，他预先算好时间，悄悄地把医生叫到楼下，塞给医生一些家乡特产。后来才发现，这里的医生并不避讳收礼物，反而因为这种场面见得太多而十分自然。医生谢过他，让他直接把特产放在办公室，说这样，往来的同事和病友也都可以分享。让李达意外的是，陆道培医院的医生不会收取贿赂，也不会找病患要钱。“这与之前咱们的经历非常不一样”。他一度十分感动，觉得医院“很有关怀精神”。
第一次见张飞宇是在他的办公室，一个燕郊的东贸站点。这里靠近北京，但已经属于河北廊坊三河市。沿着通燕高速下来，往北走几公里，就是站点所在的位置。站点在一个小楼的二层，楼道漆黑，看装修像是一个弃用的饭馆。走上去的时候，在1.5层的地方还开了一个剧本杀的场馆，五彩霓虹灯四处闪烁，像晚间的KTV。
对于未来的打算，李达没有像其他骑手那样勾勒一个“宏图大愿”，而是更希望保持现状。经过四五年的治疗，李达孩子的病情已经稳定，他也可以继续在这里工作，挣钱还债。这些年，李达似乎已经开始习惯常年在医院旁的“悬浮生活”，甚至对这里充满了认同感和建设感。他向我描述，一方面，病患和医生的关系很好，不需要送礼塞钱；另一方面，病友之间也特别团结，大家相互帮助，让他觉得很有归属感。对于大多数小白骑手而言，跑外卖这份工作形式大于内容，因为依托这份工作所达成的社会资本的桥接比工作本身更重要。通过这份工作，来自异乡的骑手得以获得救助款，认识一些资助人，并由此认识更多的病友家属，逐渐形成围绕白血病患的互助社群，这是他们通过跑外卖联结到的对于家庭再生产十分重要的生存空间和生存资源。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机会主义策略，利用过渡性来救助自己悬浮的生活状态。围绕燕郊东贸站点，骑手、站长、平台、救助机构和其他参与者共同建构了一个救助场，努力延续救治的希望和可能，充分展现了社会关系和数字化之间的张力。
“小白骑手”和站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