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圳龙岗区的一个“美团”站点里，顾大娟用了两年的时间组建了自己的“外卖娘子军”。这支配送队伍由十几名女骑手组成，并且拥有自己的“抖音”“西瓜”和“快手”账号，可以说是实现了随时随地的女骑手“发声文化”（call- out culture）。2020年的夏天傍晚，我和学生在深圳龙岗区一个城中村的居民楼底商见到了顾大娟。她一米六五上下，眉毛浓密，穿一件紫色的防晒衫，身材丰满，说话直率。我们进去的时候，她正在跟几个女骑手拍短视频。见到我们出现，她把我们从大厅请到旁边的一个小屋。里面大约有四五平米，放着一张桌子，上面杂乱地摆放着茶具和一次性纸杯。桌子旁边有三脚架上面放着一个小相机，还有耳机、麦克风等小设备。顾大娟热情地给我们倒水，并讲述了她拍短视频的经历。
除了线上的媒介化沟通，一些女骑手也十分愿意尝试线下联结。她们努力打破区隔性的平台劳动藩篱，依托在地关系，建立社会生产场域的“小团体”。这样的小团体往往由一两个核心成员负责维持，其他人参与其中。大家相互帮助，彼此照应，共同寻找归属感。
2015年前后，她和老公从快递业转出，加入龙岗的一个“美团”站点，开始跑外卖。当时正值平台的发展扩招期，顾大娟敏锐地发现许多女性既想跑外卖，又不知道如何做，害怕自己做不好。于是，她萌生了用短视频教大家跑外卖的想法。根据顾大娟的说法，女骑手的聚集主要归因于她在“快手”发布的外卖相关短视频。
“外卖娘子军”
她们可能觉得我说话特别接地气，不虚拟，她们觉得这才是真实的。拍视频的时候我就想过我的优势（在哪里）。第一，我是女的；第二，我有的经验是很多人没有的。对于跑外卖，新手经历的（事情）我都知道，我也知道怎么处理，我可以把我的经验分享给大家。
传播学者詹姆斯·凯瑞（James Carey）认为，传播是一种使“现实得以生产、维系、修正和转变的符号过程”。在这一论述中，凯瑞将传播不仅视为一种“传递”，同时也视为一种“仪式”，是人们共享文化、信仰和身份的表征。女性骑手是这种共享仪式的践行者。微信群里的位置分享、“晒单”、天气变化提示等，这类信息沟通并不只是一种传递行为，更是一种共享的“传播仪式”，它帮助女骑手建立了属于自己社群的时间感和空间感，在无形之中形塑了女骑手的群体认同，实现了自我话语的媒介化表达。
顾大娟的短视频账号里发布的内容几乎都跟女骑手相关，其中大部分是分享跑单的策略和送单过程。例如，她会根据自己的跑单经验，教授新入门的骑手如何看导航、如何抢单、如何与顾客交流等。随着粉丝量和观看次数的增多，这些视频慢慢地被周边的一些女性看到，她们开始萌生了跑外卖的想法。一些女性从周边赶来找她，甚至有的坐火车、长途汽车来龙岗，表示自己想在此地跑外卖。顾大娟都热情地帮助了她们。从买电动车、电池到租房子，再到将她们介绍给站点、带她们跑外卖，几乎是“一条龙服务”。接待了三五个人之后，顾大娟发现了其中的商机。她和丈夫商量，借了一些钱，开了一家卖电动车的店。这样，以后来找顾大娟跑外卖的人都可以在店里拿车、换电池、租车。
当然，这个微信群里的聊天内容并不止于配送，也会有养生、育儿、美容、家庭等五花八门的话题。由于大家聊天的频率密集，时常出现上一条还未讨论充分，就被新的话题霸占了屏幕的情况。工作信息的即时分享和告知是这些外卖群的显著特征。在淡季时，骑手等单困难，女骑手们会在群里聊天，并相互通知哪里有单可以接。群里也会有人分享天气预报的信息，在遇到恶劣天气时，大家会相互通报、问候，嘱咐彼此注意安全。
赶上了外卖平台大扩张的时期，店里生意不错。我们访谈的时候，不断有人进进出出，换电池或者修车。顾大娟的丈夫不在，她忙里忙外地招呼前来问询的骑手。根据说话的语气，可以判断来顾大娟店里的人大多是熟人。有时，一些人进来并不是有事情，仅仅是为了打声招呼或者坐着闲聊一会儿。顾大娟也很适应这样的拜访，笑呵呵地与大家聊天、喝茶。说起介绍女骑手跑单，顾大娟自豪地表示：“站点里来来回回有十几二十个女的吧，基本是从我这儿介绍的。有些现在不干了，目前也还有八九个。”随着跑外卖的年岁增加，大娟成了专门带新人女骑手的师父。
午高峰过后，大家忙碌了一阵子，开始在群里“晒单”。“晒单”的意思是，女骑手会把系统派给自己的订单的截图，晒到微信群供大家讨论。一般情况下，大家晒出来的单都是比较特别的单子，如单价高、距离远或者配送物品奇特等。有一次，一名“闪送”的女骑手晒出了自己的订单，一只小狗。她拍了一个视频发到群里，这引起了大家的兴趣和讨论。小狗的主人希望骑手把它送去宠物店美容。还有一次，一位女骑手晒出了一个长达五十公里的订单，配送金额达到了 120元。很多人看到之后，纷纷表示羡慕，说拿到这样的大单需要靠人品。女骑手晒单也构成了一种远程的分享，在猎奇的同时增加了大家的时空参与感。
有一个不会看地图。是真不会。让我们现在说，肯定你觉得不相信。她总是跑错方向，不知道往哪儿拐。有一天，我和她坐在这里，看导航。我发现她不知道导航里那个小三角怎么看，就是那个图标。那个箭头，它不是有三个角吗？她分不清是哪个方向。我说是长的那个角。她（就）慢慢明白了。
首先，女骑手会通过分享位置和派单信息来建立社群认同感。在女骑手群里，大家以姐妹相称，如“大姐”“小妹”“姊妹”等。从每天早上6点左右开始，群里陆续有骑手发送“早上好”的问候或“美好的一天”表情包，这些表情包形式多样，色彩鲜艳。九十点钟是骑手上岗的高峰时段，这时群里的女骑手纷纷开始发送自己的定位。我曾经感到过疑惑，在一个有诸多陌生人的群里发送自己的定位，按道理讲应该是一件比较危险的事，尤其对于女性而言，但是她们似乎并不如此认为。我问了几位女性，她们并不在意，并且表示这样可以证明自己“已经开工”。同时，一些女骑手表示，由于“工作起来会到处跑，发定位也没什么关系”。对于流动的外卖工作来说，“发定位”可能是她们创建一种共在感空间的方式，用亨利·列斐伏尔的分析来理解，这是一种创造共同空间的尝试，基于工作的流动性，通过去地域性的、情境性的空间，她们创造了一种流动化的空间。
随着女骑手在这个站点越聚越多，顾大娟的素材变多了，可以更频繁地制作和发布短视频。除了讲述日常的送单劳动，顾大娟和姐妹们开始尝试一些带些表演性质的内容。例如，顾大娟会和大家一起策划整齐规整的动作，认真排练，在镜头前表演，然后在后期配上精心挑选的音乐，以此在镜头前展现女性干外卖的不易和坚强。她们在视频里自称“外卖娘子军”。这些视频的发布很有效果，它进一步触动了很多想要尝试当骑手但又有些犹豫的女性。
我加入的其中一个女骑手微信群大约有五十人，这个群的特别之处，除了全部是女性骑手，还在于它的活跃度和紧密性。群里面每天会更新大量的交流内容，每次打开这个群，都会显示有几十条甚至上百条的未读信息。
顾大娟在视频里时常以“亲人”“家人”“姐妹”称呼观众，鼓励女性走出家门，参加工作。顾大娟的女骑手小组常年保持在十人左右，以一种零散却有吸引力的方式组织起来。小组里的女骑手会定期参加视频录制，遇到忙的时候也会请假。当一些视频发布后赚来了流量，顾大娟会组织聚会，邀请小组里的女骑手一起吃饭、唱K、爬山。同时她们把这些共同的经历当作一种媒体创作的素材积极使用。例如，大家参加活动之余会进行录制和拍摄，并将其做成电子相册和短视频，同时发布到各个媒介渠道。在顾大娟发布的一条视频中，她将自己与其他女骑手送餐、聚会的照片拼在一起，用《从头再来》作为背景音乐，以PPT演示文稿的方式呈现。同时，在照片上，顾大娟添加了诸如“努力工作，开心生活”“没有什么阻止你，除了你自己”的字幕。
社交媒体为女骑手的联结提供了可能。在前文中我已经提及，外卖骑手是强烈依赖社交媒体的一群人。一方面，他们的排班、工作安排等信息会通过组建的骑手群进行散播；另一方面，社交媒体也成为他们丰富娱乐生活、延展社会关系、积累社会资本的重要渠道。田野中的大部分女骑手会在劳动实践中积极参与社群组建，充分利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聚集在一起，从而结成自称“姐妹”“大家庭”“一家人”的亲密社群关系。这一部分想要展现的就是基于社交媒体所呈现出来的女骑手关系网络的建立。这样的网络往往呈现出基于“女性”和“骑手”相结合的社群文化特点。群里丰富的内容时常让我目不暇接，并惊讶于女骑手如此强烈的表达欲。
我问顾大娟为什么会做短视频，她的回答包括两个原因，从最开始希望帮自己和丈夫的电动车店招徕顾客，到后面希望鼓励与她一样的女性参与工作。顾大娟也表达了自己希望姐妹们能够全心投入、配合组建社团的希望，但是由于女骑手的流动性较大，她组建的社群也在不断经历流失、补充和过渡。顾大娟努力与曾经认识的姐妹保持联系，因为她觉得这是一份“难得的情义”。
平台化的外卖劳动是原子化和过渡性的，大家相逢在街头，偶有交集，说笑一阵，单子来了，又很快散开。这样的流动性交往使外卖工作丧失了工业化大生产时期的集体认同和集体归属，骑手们没有流水线、宿舍等集体生活的经验，工作的节奏和时长全凭个人把握，转而变成了非常个人主义的行为。为了抵抗这种边缘性和个体性，女性骑手会积极寻求社群的组建和联结。用其中一位访谈者的话来说，就是“能有一个说话的地儿”。
“外卖娘子军”形塑了超越传统家庭再生产的性别话语。在这个小社群的集体展演中，女性传统的勤劳、顾家、隐忍等性别规范不再被强调。相反，独立自主、敢于挑战、团结一体的女性形象开始出现。正如顾大娟自己所说，她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她相信“爱拼才会赢”。在访谈中她不止一次地提到女生要独立，不能依附别人，“要自己找到路，活出自己的精彩”。沿着这样的理念，她在自己的微信签名中写道，“我要像鹰一样展翅上腾，自由地飞翔在天空中”。诺曼·费尔克劳（Norman Fairclough）认为，话语即行动，话语本身阐释了社会性、结构性因素如何与个体的能动性交互。说回到顾大娟和她的女骑手小组，她们基于性别的媒体展演和线下社群的建立，成功地塑造了“女性独立”和“姐妹情谊”的社会话语，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己作为劳动女性的可见性。在此过程中，女骑手有效地利用了工作服、头盔、外卖餐具等符号化的道具，在男性主导的劳动场景中独辟蹊径，建立了属于女性且不具有依附性的社会话语，这十分难得。诸如此类的女骑手小社群，虽然不是基于血缘纽带所形成的紧密关系，但是她们组建社群、实践群体发声的性别抗争对其自我实现起到了重要作用。
女骑手群
需要指出的是，平台劳动下女骑手的社群联结与通常意义上以男性为主导的骑手社群有着明显的差异。外卖骑手多为男性，这使他们建立线上社群变得更加简单易行，但这种“简单”也会成为社群凝聚的阻碍。调查发现，男骑手会加入很多外卖群，但这些群多承担“工具型”功能，如二手车和电池的买卖、招工、找住处等，骑手们很难在这种微信群建立在场的、深度的社交关系。但是，女骑手的社群却不同，它利用平台劳动进行联结，反而努力促成了原本边缘化的小团体建立起具有紧密性的关系。这里的紧密性一方面体现在线下的联结，另一方面也体现在群组中个人情感、信息交流的密度与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