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上面提到的曲阜祭孔，改革开放后地方上为求经济上的利益，还只敢小打小闹地当做旅游节目来搞。1989年才开始扩大规模。2005年之前，当地从来都是让演出人员身着清代祭孔服饰表演清代的祭孔乐舞。2005年得到中央批准，正式恢复祭孔，当地马上就不得不放弃过去一直使用的清代乐舞，找出明代乐舞来进行表演。对于这一变动，当地官员的解释是，因为曲阜的孔庙是明代弘治年间形成的，采用明代乐舞和风格，与曲阜古城岁月更加协调。但这一解释显然回避了改革开放以来国人围绕“国服”问题持续了多年的争论，以及众多网民极端排斥满服的重要背景。查一下过往的相关新闻就能发现，2005年前已不止一次地发生过因某地组织的祭祀活动，祭祀人员身穿满服举行大典，惹来网上骂声一片的情况。一些网民声称，这是因为汉人受满人压迫二百六十多年，看到今人竟然还会身着“丑陋”的满服来祭祖祭孔，会让他们备感耻辱。
不过，现代文化与古代文化早已是天壤之隔，真的要把现实同历史贯通起来，在当今不可避免地会存在颇多尴尬与困难。
其实，随便搜检一下这些年来各地为振兴地方经济举办的各种复古祭典仪式的新闻照片，就不难发现，当代中国大陆以复古为特色的祭祀活动，还存在着很多不协调的情况。形式上最不协调的主要是现场的两部分人。一部分是成千上万前往参观或顺便祭拜的民众，他们的衣着五花八门，几乎没有一件是应该穿到这种场合来的；一部分是那些代表政府部门出席祭祀大典的各类官员，他们的服装常常也是让人不明所以。和一般民众不同的是，他们的服装未必不正式，但却是各有各的章程：甲省穿的是所谓“汉服”，乙省穿的是所谓“明服”，丙省穿的是所谓“唐装”，个别地方还会身着所谓“满服”。在这种情况下更麻烦的是中央一级大员。为不致让人误以为有代表中央就“国服”表态之嫌，他们通常一律身着西装出席大典。而这就更显得奇怪了：祭祀中国古代先人，如何能着洋装祭拜？同样奇怪的是，如果穿满服祭拜孔子会让人产生耻辱感，那么，一百多年来中国同样被洋人侵略、压迫过，当今政府大员穿洋人的西装来祭祖祭孔，怎么就不见有人喊耻辱了呢？
这种情况显然也适用于中国。王德威有云：“作为一种文明衍生的过程，‘中国’的驳杂与裂变千百年来未曾停止过。”而作为一种现代国家的政治实体，“中国”的历史更是只有短短的一百多年。在这不长的时间里，它还经历过三次革命性的政权更迭。正因为如此，越是新生政权也就越要宣传历史的延续性，及其自身的代表性。把中国两三千年的古代历史与近百年来的现代历史，通过“自古以来”的历史文化传承延续并贯通起来，对于政权稳固无疑具有极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显而易见，这里的问题在于，满服因为早就成了古董，今天不管谁穿出来，都会让人迅速与过去那段历史发生联想，以至于可能会刺激到一部分敏感者的神经。而西服，包括西式的夹克衫、中山装、T恤、汗衫以及各式裤、袜、鞋等等，因为早就成为国人的日常着装，即使是那些天天在网上反西方的民粹主义者，也感觉不出有什么问题了。这也有点像我们大陆今天使用的，看起来最中国的汉语，不仅早就按西方现代观念实行了白话化，还对汉字进行了简化，基本名词包括日常用语更是大量吸收融合了外来语。可是这种变化潜移默化，今人早就习以为常，很少人还会在意它和传统汉语有什么不同。反过来，如果今天有谁硬要国人都回去用他们基本上已经当做外语来看的古汉语来交流、写作，相信绝大多数国人反而会不知所措，甚至大光其火了。
当今世界上的民族国家，都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现代族群政治和国际政治交互作用的产物，和古代民族及其文化、法统原本扯不上太多关系。但是，由于时代、条件、环境大不相同，相对于欧美建立在公民认同基础上的民族国家，多数后发国家很难完全依靠民主宪政体制下公民政治认同来稳固国家这一现代政治共同体。为了应对来自主权、领土、族群差异、政治合法性以及地缘政治之类的复杂挑战，利用文化民族主义，发掘创造统一的历史文化，建构自古以来民族认同的历史延续性，就成了许多后发民族国家一种共有的特色。
坦率地说，无论今天人们承不承认人类社会历史进化说，想来都无法否认人类行为、举止、观念、习惯是会随着生产生活方式及其条件环境的变化而逐渐变化。以服装为例，古代中外各族群早先都是茹毛饮血而衣皮苇。进入农牧时代，发现葛麻可以结绳织物，才有了最初步的可用于遮身保暖之衣。这种发明不论谁先谁后，因为有用，大家都取“拿来主义”，没谁会去争抢发明权。甚至于进入私有制社会，丝绸或棉织品发明出来，人类服装样式一直也多是长巾一裹，或袍或裙，里面连内衣都没有，也不知裤子为何物。今日流行的西式衣裤式样，公元前几百上千年时有，也只配穷人穿，因为它只方便于劳动者生产生活之用，是人们将服装工具化的结果，富人、贵族是不屑与之为伍的。
中共夺权后虽然“不断革命”又“继续革命”二三十年，一直把孔孟之道视为反动的“封建主义”加以批判，甚至归为“四旧”，不惜从物质形式上加以破除毁灭，至1970年代初还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孔运动。但改革开放后，随着它由革命党向执政党逐渐转变，情况也明显开始改变了。从1990年代起，祭孔活动在中国大陆就已经陆续恢复起来了。
承认这一点的话，中国古人之变通与圆融可还真是值得肯定。因为从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古代劳动者或奴隶的上衣下裳及各种小袖狭身的短衣装束，即能看出中国古代下层民众早就在按照生产、生活的现实需要来制衣着装了。战国时赵武灵王能够推行胡服骑射，连贵族讲究的深衣长袍也曾被改成了便于骑射的齐膝短衣加穷袴、革靴的着装方式，就显示了古代汉人文化观念上的变通与圆融。
孙中山一贯相信欧美现代新文明“比中国进步”，中国要想“跟上世界的潮流”非“仿效欧美”不可。他领导的同盟会、中华革命党以及中国国民党，长期具有反孔倾向。但国民党1928年创立中央政府后，这一态度即日渐改变。1934年更全面恢复了尊孔、祭孔的活动。当年在曲阜孔庙举行的“国祭”，华盖如云，从中央到地方的代表五千余人身着礼服，一同向孔子像顶礼膜拜。
事实上，自商周以来历朝历代中国汉族服装的种种变化都说明，中原民族服装一直受到周边地区各民族或族群的影响，“化”来“化”去，并无固定不变的传统样式。唯一变动不大的只有一点，即上层社会主流着装形式长期不脱袍裙式样。只不过，这又并非只是中国特色，而是前工业时代大致相同的环境及其条件决定的。放眼世界上几乎所有古代民族，包括当今不少国家保留下来的所谓民族服装，大都以袍裙为主，原因也在于此。
辛亥革命成功，革命党组成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初立，曾公开反对继续清王朝的祭天尊孔，明令学校取消读经。换到袁世凯掌权，只过了半年时间，就重申“中华立国，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经”。两年后，他就毫不顾忌地公开颁布《祭礼令》，重新依照明清统治者的办法，身着祭服，俎豆馨香，三跪九叩地祭起孔圣人来了。
由上不难了解，古代技术条件落后，各民族间的交往不比现代，但牲力所达之处，不同族群你“化”过来，我“化”过去的情况从未停止过。只要更适合于当时人的发展与生活，在器物层面上自不必说，即使在文化层面上会有深沟壁垒，就历史的长程看，潜移默化的、自觉不自觉的学习、影响也一样是不可抗拒的大趋势。而这恐怕也正是古代中华文化能够长期生存延续的一条重要原因。或者可以这么说，中华文化之所以较周边发展程度相近的游牧民族的文化更具生命力，甚至能够同化那些入侵民族，未必像马克思说的那样，是因为其农业生产方式较周边民族的游牧生产方式文明程度更高。而是因为，第一，农业民族的文化相对更具包容性；第二，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本质上仍处在同一发展程度上，因而具有相互转化的基本条件。
中国发展到近代，哪怕是进入20世纪末，毛泽东所说的这一规律似乎没有多大改变。
明了了这一层，就不难看出为什么近代以来的中国始终无法以中“化”西，而只会持续被西“化”了。这是因为，一种文化同化另一种文化是有条件的，即两种文化的发展程度不能天别地隔，差距太大。像北美众多印第安人的部落文化，猛一遭遇现代外来者的工业文化，除了你死我活，也就再难找到维系其传统文化的生存之路了。处在农耕文明水平上的中华文化与代表着工业文明的强势的西方文化，发展程度上固然没有部落文化与工业文化之间的差距那么悬殊，但是，纵使清末民初之国人能够像日本人那样迅速调适，自我“西化”，现代国人也注定只会离古代国人越来越远。
究竟应该“中学”化“西学”，还是应该“西学”化“中学”，自打开着炮舰的“洋鬼子”耀武扬威地到来中国之后，中国人自己就始终争个不停。在这持续了百余年，谁也说不服谁的争论中，只有一条规律还是比较明显的。那就是，如果这里的“中学”指的是毛泽东所说的“孔孟之道”，那么，就像他讲过的，历史上凡意欲变革或造反的，大都是反孔的，因为宋明以来的孔教是讲君君臣臣、三从四德、仁义礼智信的，臣不能抗君，子不能逆父，下不能违上。变革者、造反者不违上逆天，如何变革和造反？但反过来其实也一样，凡是掌权当政者，哪怕过去是造反党，最后大都会转去尊孔，因为任何政权都需要讲秩序、守规矩。
对于这一历史发展趋势，马克思、恩格斯有过相当多的论述与说明。比如，很多人应该都读过马克思关于中国注定要被英国征服并被西化的论述。在马克思看来，这原本就是资本主义世界化过程中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恩格斯对此讲得更直白。他在讨论1846—1848年美墨战争的正义性问题时就曾明确讲：“美国和墨西哥是两个共和国，这两国的人民都是自主的。”美国对墨西哥的战争会使西班牙人受到侵害，人类“正义”等道德原则会因此受到损害。但是，同这场战争带来的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种种前景，即更大范围的贸易、更多现代城市、更便利的交通，以及使墨西哥变得更文明等等发展趋势比较起来，“这又算得了什么呢”？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过了一百年，“西方中心”的观点逐渐受到很多人的怀疑，包括很多西方人都相信，西方所代表的现代文明不行了，东方文明，尤其是“中华文明”的时代好像要到来了。当然，这种说法不可避免地又引发了很激烈的争论。
想必当今多数大陆国人大概宁愿接受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也很难接受马克思、恩格斯150年前的上述观点。问题是，今人不论再怎么讨厌“西化”，又有几个人真的想要抵制西人创造的现代工业成果、现代交通工具、现代通讯设施、现代武器装备，以及与之相伴而生的现代管理方法、现代交通规则、现代卫生观念等等，重新回到没有飞机、轮船、汽车、红绿灯，没有电灯、电话、自来水及排污系统，甚至没有抽水马桶和不穿内衣的时代去呢？
1902年梁启超讲过一个观点，说19世纪是资本主义的世界，20世纪将是社会主义的世纪。梁这里讲的“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显然都是西方文明的产物，这也就等于说，人类社会今后注定要走西方人的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