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已知的种种文献可以看出，正是苏维埃革命的惨败，使得1935年以后开始接掌中共最高领导地位的张闻天、毛泽东等意识到“以俄为师”的局限性。抗战爆发后不久，当毛泽东在党内的最高领导地位得到共产国际的正式承认后，他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首度做的政治报告中，就开始提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当然，这个时候他的解释还较为委婉，说：“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必须“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
当然，需要强调的一点的是，在历经了不断失败的十几个春夏秋冬之后，还在中共中央得以落脚陕北延安之际，俄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及其革命的经验和方法，在毛泽东那里就已经不像二十八年前中共成立之初那么“放之四海而皆准”了。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事实是，在莫斯科的帮助和指导下，中共有过成功的发展，但也有过极其惨重的失败。最让毛泽东痛心疾首的一场灭顶之灾，就是导致“白区损失了百分之百，苏区损失了百分之九十”的以俄语“苏维埃”为标志的那场革命。在毛泽东看来，它的失败最主要就是因为莫斯科及其代表不顾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盲目照搬俄国革命经验的结果。
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然不只是把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形式中国化的问题，甚至也不只是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具体应用的问题。1941年春，当毛泽东因为国共冲突问题与莫斯科之间发生意见分歧后，他在党内指示和演讲当中就清楚地揭示了这一提法的要害之处。他明确告诫说：对俄国人的话，“不可不听，又不可尽听”；对马列主义，不能当成死的教条，更不能“言必称希腊”。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首先是民族的，是能够结合中国实际具体解决中国问题的。
不过，细心的读者不难看出，毛泽东此文发出的时间点，正是中共建国前派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首度访问莫斯科，向当时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最高领袖斯大林请益并求助之际。因此，此文明显地带有向莫斯科表明新中国决心向苏联“一边倒”的政治宣言的意图在内。这也就意味着，毛在文中其实是有意要突出强调俄国革命对中国革命的推动和帮助作用，至于其负面影响和作用，因不适于在这种场合谈及，故只字未提。需要如此做的一个主要原因，毛泽东解释得很清楚，即虽然中国革命胜利了，但“帝国主义是要消灭我们的，没有各国无产阶级，首先是苏联的援助，巩固是不可能的”。而且他这时也认定，在世界已经划分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条件下，中国要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特别是要发展经济，也非要靠苏联的帮助不可。
不难想象，随后发生的延安“整风运动”，其重要意义之一即在于改变全党二十多年来唯俄共及共产国际马首是瞻的风气。为此，毛泽东不仅认同树立“毛泽东思想”的做法，而且赞成把这一思想写入党章，规定为全党工作的指导思想。
毛泽东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震动了全世界。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过去蕴藏在地下为外国人所看不见的伟大的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精力，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之下，像火山一样突然爆发出来了，中国人和全人类对俄国人都另眼相看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既如此，毛泽东又为什么不仅在新中国建国前夕写下那样一篇文章，向莫斯科表态“一边倒”，还要重申中国仍将“以俄为师”，宣称不仅中共革命成功根本在于过去“走俄国人的路”，而且今后中共也将一如既往地学习苏联呢？
他写道：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时起，先进的中国人，“为了使国家复兴”，不怕千辛万苦，“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但是，“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从洋务到改良，从洪秀全到孙中山，各种方法都用过了，国家还是一天天坏下去。
对此，读一下1948年9月和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内会议上的相关讲话，可能就会注意到这中间的某些缘由了。
非常幸运的是，在经历了二十八年大起大落的流血牺牲之后，中国共产党人终于成就了自己的“十月革命”。1949年6月30日，亦即中共宣告建国三个月前，毛泽东曾十分感慨地公开发文，对俄国人的帮助、影响，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对于“以俄为师”问题，毛泽东这时曾两度提到。一次是从批评的角度，说我们过去政权的制度，叫“苏维埃”。“苏维埃就是代表会议，我们又叫‘苏维埃’，又叫‘代表大会’，‘苏维埃代表大会’就成了‘代表大会代表大会’”了，“这是死搬外国名词”。一次则是从肯定的角度，在谈到从夺取政权到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时，他和与会者几乎都提到了苏联建国的经验，即俄国从1917年十月革命成功，到1929年实行社会主义集体化运动，再到1936年完成所有制改造，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经过了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花了十二年时间，后一个阶段花了七年时间。大家都承认，中国比俄国落后，所需过渡时间更长；同时也相信，中国会得到苏联的帮助，可能走得快一点。综合大家的讨论，毛泽东还是很慎重。他显然相信时间上还是要留有余地，说，在中国，要实现第一个阶段，即“我国要在经济上完成民族独立，还要一二十年时间”。
相信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最高阶段，既能实现世界大同，又能造就人间天堂，这是早期中国共产主义信仰者的基本信念。而为达成这一目标，他们认定资本主义只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特定阶段，它所带来的罪恶丝毫不亚于古代社会阶级压迫造成的种种恶果。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制度已经全球化的条件下，通过世界革命，落后国家完全可能一步迈过资本主义发展的自然过程，进阶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因此，他们声称，在俄国已经发生的一切，“并不只是俄罗斯历史发展的特征，而且也是全世界历史发展的特征”；中国的革命者必须追随俄国共产党，“孔步亦步，孔趋亦趋”，把落后的中国快速引上人类社会发展的新阶段。这是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早期部分激进知识分子追随俄国革命、参加共产党的主要思想动力。而模仿苏维埃俄国实现世界革命的雄心，也就被正式写入了1920—1921年成立的中共的党纲，这就是：“创造世界的苏维埃共和国，以进于无产阶级的共产社会。”
由上不难看出，这个时候的毛泽东，虽然认定了新中国未来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但对这一发展的进程，他还是谨遵马列原理和苏联经验，准备“孔步亦步，孔趋亦趋”的。1920年代毛泽东对“以俄为师”的方针坚信不移，原因是中国人对共产革命几乎毫无知识和经验，1949年毛泽东重提“以俄为师”（新中国成立后的提法是“学习苏联”），原因也是因为刚刚从农村根据地进到城市中来，初掌全国政权的中共各级干部，对于国家管理及建设同样缺少知识与经验。问题是，有了二十八年成功与失败的种种经验教训，特别是自觉1940年代积累了相当多的自身经验，认定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不能照抄照搬俄国经验之后，1949年后的毛泽东和1920年代的毛泽东其实已不可同日而语。在学苏联的问题上，对俄国革命经验有过严重怀疑的毛泽东，看法和态度可能再度发生变化，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更何况，赶超思想，原本就是落后民族和国家激进党人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心理上的渴望。
中国与苏俄有着七千五百多公里的共同边界线，苏俄革命会对中国发生重大影响，无可避免。还在1920年5月，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湖南学生蔡和森就写信给毛泽东等友人说：资本主义已经走向末路，马克思式共产主义是改造世界也是改造中国的真正“对症之方”，俄国革命所依据的就是马克思革命的共产主义学说，其核心主张就是组织共产党，用阶级战争来推翻资本家的统治，这是“世界革命唯一制胜的方法”。他坚决主张毛泽东等去“准备做俄国的十月革命”。他同时告诉毛泽东：马克思、列宁的革命“有两点应注意而不可游移”：（一）“无产阶级专政”；（二）“万国一致的阶级色彩，不能带爱国的色彩”。
查建国后毛泽东文稿可知，最初几年，他一方面在修订出版《毛泽东选集》的过程中，删去了当年文章报告中所有“苏维埃”一词，并在以胡乔木名义发表的总结中共革命历史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一文中，直接用“土地革命战争”或“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取代了“苏维埃革命”；另一方面，他却在许多场合还会提倡和要求大家要“学习苏联”。
但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族主义浪潮的兴起，掀起了落后民族独立解放和建国运动的高潮。受到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发展阶段论的影响，希望避免重蹈资本主义阶级压迫和阶级冲突的覆辙，直接迈上社会主义台阶或尝试社会主义变革的思想，迅速成为一股沛然莫之能御的思想热潮。而1917年列宁领导俄国布尔什维克成功举行十月革命，宣告以实现社会主义为目标，自然在落后民族激进知识分子当中造成了“以俄为师”的强烈心理。1919年3月，当列宁发起成立“世界共产党”（即共产国际）的时候，仅在欧洲和俄国，就发展了三十多个成员组织。共产国际成立第二年即开始推动东方落后民族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它因此也更容易地赢得了更多的追随者和同情者。孙中山显然是最早与苏俄发生关系，求得援助，并模仿布尔什维克来改造他的国民党的。中国当年许多小组织、小团体，一时间也大都派出过代表前往莫斯科，想要借鉴并学习它的经验。不过十来年的时间，苏俄再创奇迹，用举国之力，把一个落后俄国变成为一个强大的工业国，这一建设成就看似又一次打破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不可超越的观点，苏俄自此更是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几大洲落后民族和国家中的革命党人比学赶超的榜样。
这一情况的彻底改变，发生在1956年。这一年发生了两件具有重大意义的大事件。一是苏共二十大揭露并批判了斯大林的错误，这意味着苏联的经验及其历史上的做法存在着颇多问题；一是中共中央宣告自1953年年中起步的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这意味着中国只用了七年时间就基本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比苏联当年缩短了差不多十二年时间。于是，毛泽东开始在党内公开要求干部们要辩证地看待学习苏联的问题了。他明确讲：不能盲目、教条地学苏联，苏联有些东西是错误的，学苏联要以我们自己的经验为主，“批判地学”，“创造性地学”。
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需要问题，自然也就有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需要问题。相信“工人无祖国”的马克思主义会发生民族化的问题，并不是马克思本人所希望看到的。还在1877年，马克思在给俄国《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就曾告诫说：任何社会发展还没有真正进入到资本主义程度的落后民族的思想家，“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因为，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及其历史环境下，看似相同的历史现象只会造成完全不同的历史结果。没有一把万能钥匙能够轻易改变历史的进程。
这里或许用得上中国的一句俗语：“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有了中国革命的独特经验，再有了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独特经验，中国在赶超包括苏联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历史纪录方面，已经处于领先地位了。对于中共创造性地成就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后一个重要领域的问题，就是经济建设，特别是工业化建设速度问题了。
记得1991年我在一篇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的文章的开篇写了这样一句话，大意是说：作为一种外来的思想文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这块民族土壤上生根、开花、结果的过程，只能是一种不断被“中国化”的过程。文章发表后，很快就有一位学者著文批评，说不该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外来的思想文化”。但这样的意见没有能够在学界，包括中共党史学界引起任何反响，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本土文化观念，这本身是一个无法改变的历史事实，也正是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促成了中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需要与可能。
这一回，毛泽东内心深处力图赶超的目标，已经不再限于排在世界经济强国第二位的苏联了。从1955年底社会主义改造眼看就要大获全胜之际，他其实就已经开始设想，如何立足中国经验，更具创造性地来实现这最具决定性的经济建设的“大跃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