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国人当年的“国民性”和“国民意识”，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有一点不应忽略，即“国民”一词最初其实是英文citizen/法文citoyen一词的日译，不过这个概念却和现代西方citizen/citoyen的概念有很大的差异。
有关这方面的讨论和反思很多，比较重要的看法大抵有两种：一是认为中国人的“国民性”有问题，说中国的教育、历史、文化只教人忍耐顺从，鼓励以德报怨、逆来顺受，用暂时的牺牲来换取生存的机会，从不教人怎么强硬与反抗，以致养成了国人中庸调和的屈从性格，不能勇敢面对强权；一是认为中国人的“国民意识”当时尚未形成，依旧还是传统的臣民观念和奴隶思想，只习惯于从家族和个人的角度考虑问题，面对统治者或侵略者总是本能地以弱者自居，相信改朝换代之类的国家大事与己无关。
现代citizen/citoyen一词实际上形成于18世纪，它指的是英、法、美各国那些享有个体自主性和参政权，并结合为一个政治共同体的公民。用拉吉罗（Guido de Ruggiero）和雅诺斯基（Thomas Janoski）的说法即是：“在公民意识产生之初，所有束缚人的自由平等的社会障碍都已被清除。”公民意识的萌发是一个与公民们在政治、经济、司法和文化上具体实践同步的过程。
自20世纪初以来，中国的民族主义宣传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有不少知识分子投身政治，也出现了不少以民族革命为己任的革命团体。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国民革命运动，以及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等，闹得轰轰烈烈，几乎没有停歇过。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国人的反日运动也是此起彼伏，北平尤其不安生。何以到了1937年“七七事变”，这里的多数居民还只是在操心自个儿的家庭安康，甚或个人的福祉呢？
与之有所差别的是，后起的德国更重视血统和集体精神。citizen/citoyen一词到了德国，如果要突出强调原词的政治性，在德语中通常就要用volk一词来表达，而volk实际上相当于英文的nation，指的是具有血统关系的人民全体，抑或民族的意思，这就与强调个体自主性的公民概念有很大不同了。
老舍讲述的这个故事，与姜文那部叫《鬼子来了》的电影，反映的问题颇为相似，但背景条件却大不相同。姜文电影反映的是抗战期间黄河流域交通闭塞、大字不识几个的落后村民的求生心态，老舍这里写的可是皇城根儿下这个中国文化程度及政治敏感度最高的地方，人物中有好多位还是受过一些教育、见过大世面的城市居民。尽管时代变了，和英法联军、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时，市民大量围观瞧热闹，甚至用各种方式协助洋人的情况已经有所不同了，小说中出现了钱先生、瑞全这样有民族国家意识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出现了像孙七、小崔、长顺等反感日本入侵的体力劳动者，但是，和《鬼子来了》一样，老舍同样揭示出一个严酷的事实，即日本当年能轻而易举地占据并统治中国，其实是有重要的社会条件和原因的。北京城里的市民尚且如此，又何况中国其他地方？
日本比德国还要落后。明治初期，日本启蒙思想家已经从英、法、美引入了citizen/citoyen的概念，虽然译为“国民”，强调的也是“天赋人权”、“四民平等”、“民为国本”和人人有参政权的思想，但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开始进入产业革命时期，再加上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自由、平等、博爱的和平崛起观念受到了严重冲击，大批政治精英从德国强势成长的经验中看到了与列强争雄的发展前景。于是，citizen/citoyen等概念开始被扬弃，“国民”一词转而与德语的volk和英语的nation相对接，主张国主民从的“国民主义”开始泛滥，血缘、文化神圣的观念和国民与国家同体同构的“国民共同体”思想急剧膨胀，最终建立起以“忠君爱国”为原则的绝对主义政制，并一步步拥有了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强大动员能力。
当然，更极端的，是那些邻里邻居的冠晓荷、大赤包、蓝东阳等等。处此关头，他们要么摆出一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态度，要么就是想着法儿地谋划着怎么发国难财。在他们眼里，“没有什么不可以作的事”。
国人最早引入“国民”一词的时间，恰逢日本主流政治观念开始发生转变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时日本人对中国的看法也在急剧转变中。经过甲午战争、庚子之变，许多日本思想家都已经在主张“脱亚入欧”，并认定中国不可救药了。日俄战争以后，日本更是“产生了作为军国称雄世界的自负心理，视支那等为狗屁不如”。日本著名思想家德富苏峰就明确认为，中国人不仅无国家观念，且无独立资格。
邻居钱先生跑去找帮会的人宣传抗日，却发现不论黑门、白门，这些人只讲自己的“道”与“义气”。“他们说日本人很讲义气，没有侵犯他们，所以他们也得讲义气，不去招惹日本人”。
由此可知，中国人使用的所谓“国民”，或“国民意识”的概念，其实具有两种含义：一种是现代西方的观念，指的是享有个体自主性和参政权的公民；一种是军国主义日本的观念，指的是绝对服从国家需要的臣民。很显然，即使是处处以“国民”代表为标榜的孙中山国民党，也不会有谁认同日本人这种“国民”观。但是，英、法的公民意识和公民权利的兴起，是建立在高度工业化和城市化基础上的，其公民身份是由市民身份发展而来的。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程度，具有自治能力的市民阶层尚未形成，公民意识及其权利又从何而来呢？
日本兵刚一进城，李四爷就立在胡同口的槐树下开始“声音凄惨的”吆喝称：“预备下一块白布吧！万一非挂旗不可，到时候用胭脂涂个红球就行！庚子年，我们可是挂过！”
面对列强各国，特别是日本的扩张，中国的一切问题首先都与经济落后联系着。据施坚雅、姜涛等估算，中国的城市化比例从1840年到1937年一直没有多大改变，始终在百分之六七上下。而日本1895年就已经有12%的人口生活在超过一万人的城镇中了。1897年，其农业人口已减少到68.5%。1902年，日本初小入学率已超90%，基本上普及了小学教育。到1935年前后，日本全国有超过1/4的人居住在十万人以上的城市中，城镇人口基本上达到了全国人口的半数。
三孙子瑞全向大嫂讲抗日道理，大嫂却劝他：“反正咱们姓祁的人没得罪东洋人，他们一定不能欺侮到咱们头上来！”
城市化水平低，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不仅意味着工业化尚未到来，而且意味着国民教育水平、知识水平、卫生水平等等一概很低，整体文明素质很差。这也难怪梁启超等人在20世纪初就认定，国人不仅“腐败堕落”，而且多自私、奴性、卑屈、依赖、怯懦、保守、巧滑、畏葸、肮脏、缺乏群体观念和公德心，国家意识尤其薄弱。
小顺儿他妈想的是：患难总难避免，一个人想活下去，就要设法在患难中找缝子，“把受委屈当作生活，而从委屈中咂摸出一点甜味来”。
全国人口绝大部分是农民的结果，影响到受过些教育、能够出国留日的青年学生也不可能好到哪里去。他们中一些人常因“放纵卑劣”，如在宿舍高声喧哗，乱扔垃圾，随地吐痰、擤鼻涕，长时间不洗澡，打架斗殴，而倍受日本舆论指责。1905年，对此痛心疾首的陈天华甚至不惜以死发出劝告。他在所留遗书中慨叹道：吾国不少同学“以东瀛为终南捷径者，目的在于求利禄，而不在于居责任。其尤不肖者，则学问未事，私德先坏，其被举于彼国报章者，不可缕数”，自己的死能否对这些人有所警醒呢？
二孙子“瑞丰和他的摩登太太一向不注意国事，也不关心家事；大门既被祖父封锁，只好在屋里玩扑克牌解闷”。
有着多年留学日本经历的不肖生也记述称，东京神田区有中国留日学生千人左右，平均每天就有一件犯罪案发生，每月警署至少会抓到十来件赌博案和二十几件嫖娼卖淫案。中国人的形象和名声正因此而愈遭污名化。
长孙瑞宣想的是“一家老少的安全与吃穿”问题。自己是当家的，这个时候能甩手一走了之吗？有没有可能“过几天‘和平’解决了”呢？
相比之下，当年凡赴日本考察或留学者，多对日本印象颇佳。1907年清廷兵部主事杨芾在日本各地走了几个月后看到的，就是日本人教育程度高，做事认真、规矩并守法。其记述称：“东京电车络绎，自晨至夜半，来往不绝，行人称便。车有黄色绿色紫色区别，各行地段，沿途设无数红柱，粉笔标明某处停留场，以便陆续上下。登车买票，无论远近，每人五钱……如拟往某处，而本车不能径达，本车另给一单，在拟到之地名上，剪一小洞，可持此换坐他车，不再取钱……如不识路途，询之路旁警察，无不详晰指示。仍有电车案内人，在轨道旁指点。东人办一事，即尽一事之责，大率类此。”遍游日本，“目不睹悖义之事，耳不闻非理之言，问何以故，曰：法律严而一也。问尽人知守法律，又何以故？曰：教育普且早也”。
大儿媳妇这时关心的是，“万一自己在这两天病死，而棺材出不了城”！
对国人的文明开化程度，人们当年看得一清二楚。问题是，现状如此，如何能一步把国民变为公民，并承担起爱国、建国的责任呢？
这是老舍名著《四世同堂》一书开头的一段文字，写的是“七七事变”前夕住在北平羊圈胡同七十五岁的祁老太爷的心态。住在北平城里的人，改朝换代的事看多了，日本人来了又能怎样呢？小说中有着类似心态的人一大把，真有民族国家观念的人却不多。
在这方面，梁启超主张循序渐进，先行“开明专制”。康有为主张学欧美，先按财产及教育水平实行公民资格制。孙中山则想出了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路线图，主张通过训政训练人民的政治能力，完成选举县官、议员，再推及各省选举省长、省议员，最后选举跨省的国民大会，颁布宪法，举行全国大选，成就建国大业。
“祁老太爷什么也不怕，只怕庆不了八十大寿。在他的壮年，他亲眼看见八国联军怎样攻进北京城。后来，他看见了清朝的皇帝怎样退位，和接续不断的内战；一会儿九城的城门紧闭，枪声与炮声日夜不绝；一会儿城门开了，马路上又飞驰着得胜的军阀的高车大马。战争没有吓倒他，和平使他高兴。逢节他要过节，遇年他要祭祖，他是个安分守己的公民，只求消消停停的过着不至于愁吃愁穿的日子。即使赶上兵荒马乱，他也自有办法：最值得说的是他的家里老存着全家够吃三个月的粮食与咸菜。这样，即使炮弹在空中飞，兵在街上乱跑，他也会关上大门，再用装满石头的破缸顶上，便足以消灾避难。”
现实是，中国的一切都还没有变。祁老太爷从晚清到民国，一辈子只是纳税完捐，尽了一个国民应尽的责任，但国家一会儿换一个总统，一会儿复辟一个皇帝，一会儿成立一个国会，一会儿推翻一个大元帅……即使是南京国民政府北伐西讨，渐渐削平了武力反抗的各地军阀，大张旗鼓地宣布通过了一个什么“五五宪草”，一样还是与他这个平头百姓毫无牵涉。不管是孙中山一再许愿过的国民权利，亦或是实行民主宪政理当具有的公民权利，祁老太爷等一点味道都没闻到过。如今连政府都跑了，日本人来了，他不顾自己又有谁来顾他呢？